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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吴越国和平海军（漳州、泉州一带）主动归顺后，赵光义在翌年对北汉发动了入侵战役。辽派兵南下，但是被郭进指挥的宋军在白马岭击退。经过惨烈的太原攻防战，北汉灭亡。 太祖英年早逝，当时自己在场；越过两个名正言顺的皇子而继位，皇位可以说是来得不明不白，那些早年追随太祖的老部下也一定心怀不满。平定北汉、收复燕云十六州、从而证明自己比哥哥强的心态，也不能说是没有吧。况且祖父赵敬以上三世祖宗的陵墓也在幽州地区。
宋太宗赵光义 怀着这样的心情，在平定北汉之后，赵光义亲自统帅军队，从已经被毁为平地的太原城出发，穿过太行山东进，展开了对辽的进攻。一路上，颇多守城的辽将向宋军投降，总管南京（幽州）的总督耶律学古向内陆求援。当年七月初六，宋军和辽军在幽州城北边的高梁河，也就是今天的紫竹院、北京动物园一带展开激战，辽军败退。黄昏的时候，辽国北院大王耶律休哥带领增援部队赶到，宋军停止追击，在高梁河畔列阵。接下来的混战中，宋军惨败，连赵光义都在大腿上中了两箭，没有办法骑马，只好坐驴车落荒而逃。 乱阵之中，赵光义有一阵行踪不明。外征之际，不能片刻无主，众人有了拥立随军从征的武功郡王的想法。武功郡王就是太祖的长子德昭。虽然不久赵光义露面，此事不了了之，但是拥立之事还是传到了皇帝耳朵里。赵光义知道，只要哥哥的两个儿子还活在世间，他继承皇位的正统性就一定会受到质疑。 回到东京之后，光义心中不快，迟迟没有犒赏攻汉的有功将士。赵德昭受大家的托付，在皇上面前提到封赏这件事，光义怒气冲冲地说：“要封赏士兵吗？等你自己当了皇帝再去办吧！”这话很重，等于公然说自己有推倒叔叔的野心，说不定哪天脑袋就要搬家。与其让叔叔来砍自己脑袋，不如自己死了痛快，所以赵德昭回去之后就自杀了。一年半之后，德芳也突然死去。接着，赵光义又想法治死了弟弟廷美，名正言顺地把帝位传给了自己的后代。这事连赵光义自己的长子德崇（元佐）都看不过去，廷美死讯传来后，元佐竟然疯掉了。 天日昭昭。靖康之变，赵光义的后代基本上被金军一网打尽，统统运到了凄苦寒冷的北方；德昭和德芳的后代反而因祸得福，在南宋相继成为皇帝。德芳的第六世孙成为宋孝宗，德昭的九世孙成为宋理宗。 第一次攻辽失败八年后的雍熙三年（983年）正月，以曹彬、田重进、潘美三个人为主要统帅，宋又发起了对北方大国的进攻。这时候的大辽帝国，已经将国号重新更改为大契丹，国主是15岁的耶律隆绪，也就是后来在位五十年、英武过人的辽圣宗，当时的实际统治者则是太后萧燕燕一族。 由契丹而辽、再由辽而契丹，国号的更改，似乎反映了契丹贵族内部“民族国家”派和“天下国家”派的对立抗衡。根据宋国边将贺怀浦的报告，契丹的国内状况似乎是主少国疑，母后专政，任用佞臣，政局不稳。这时候似乎是出兵收复幽、蓟的最好时机。 三月，曹彬统领的部队占领了涿州，田重进在飞狐岭（今天河北涞源的黑石岭）打败了契丹守军，潘美占领了寰、朔、应、云四州。攻契丹一战似乎很顺利。但是在五月，作为主力的曹彬部队孤军深入，在涿州西北的岐沟关败于耶律休哥统帅的契丹精锐部队，一直退到宋本国的领土雄州才站住脚，正在进攻的田重进、潘美部队也不得不从契丹领土上退兵。潘美的副将杨业在掩护当地汉人撤退到宋帝国时，在山西朔州附近的陈家峪被契丹军队孚虏，三天三夜不食而亡。 两次攻辽失败，腿上的箭伤长年不愈，磨灭了赵光义收复燕云的锐气。从此宋帝国对北方专守防御，在边境地区种植树木，开挖河渠，以限制契丹骑兵的活动。1004年，三十三岁的耶律隆绪亲自带领军队对宋展开报复性进攻，一直打到黄河边的澶州（河南濮阳），在那里和宋签订城下之盟，宋帝国从法律意义上正式放弃对燕云地区的领土要求，宋辽两国的东部边界从此也就稳定在今天河北省境内的白沟河一带。 神宗和哲宗父子二人，是要说到的第三和第四个人。之所以把他们放在一起，是因为父子二人都牵涉到一桩剧烈而深远地影响宋帝国政界的事件中，这件事就是王安石变法。 澶州的和约，改善了北部边境的状况，西北边境却又发生事端。党项族的定难节度使最终脱离与宋的臣属关系，自立为大夏皇帝。除了以前归定难军管辖的夏州、银州、绥州、静州、宥州等五个州以外，连宋朝的重要军事基地灵州也被夺去。幽、蓟之外，宋朝的失地又加上了灵、夏。 对夏战争让宋损失惨重，连辽也趁机要求重新审议澶州和约，每年宋交给辽、用干购买和平的十万两白银和二十四万匹丝绸被加码到银二十万两、绸缎三十万匹。签订对夏和约后，每年交给西夏政权的还有绸缎十五万三千匹、银七万二千两、茶叶三万斤——宋帝国的庞大财政经济，不但养活着本国的国民，还养活了对手辽和夏的国民。 白银和丝绸买来的和平并不安定，宋帝国在军备上还是不得疏慢。 开宝九年（976年），赵匡胤巡幸西京洛阳的时候，曾经想把首都从地处平原、无险可守的东京迁到这里，同时避开在东京根基深厚的赵光义派势力。大臣们对此纷纷反对，赵匡胤则置之不理，说洛阳可以据山河之险，裁去冗兵。这时晋王赵光义来了一句“在德不在险”的话。赵匡胤默然良久，无话可说，最后幽幽地丢出一句“不出百年，天下的民力必然因此而耗尽啊”，然后返回了东京，几个月后就辞世了。此后，由于东京四周无险可守，宋帝国不得不在首都的周围布置了号称八十万的禁军，国力也果真为此耗尽。 实施文官治国战略的宋，养活着一支庞大的文官队伍。到赵光义的儿子真宗时代，无所事事的冗官已经达二十万之多。这些人不仅在位时领取优厚的俸禄，而且退休之后也继续从国家领取薪酬。此外，由于优秀的人才都成了文官，武将和军官的素质相对降低。为弥补这一点，也要花费巨额费用。太祖时代，全国兵额为三十七万，到仁宗时期竟增加至一百二十五万，每年的军费支竟达岁入的六分之五。此外，除了每年要向辽和夏输出大批岁币之外，皇室也日渐奢靡，仁宗祭祀一次天地祖宗，花费竟达一千二百万贯。 国家预算开支增加，只有靠增加税收来弥补，代价是庶民受苦。为了逃避税收，不少农民拋弃土地，从自耕农变成佃农。自耕农拥有自己的土地，缴纳完税收后，剩下的收成都属于自己，因此对土地甚为爱惜，披星戴月地在土地上精耕细作。佃农是为别人打工、领取工资的劳动者，在耕作效率上自然比自耕农大大降低，产量也下降。此外，兼并大量土地的士大夫阶层，在朝廷中是文官，在民间则是地主豪族。他们享有种种特权，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三四的人数，竟垄断了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土地财富。 国家税收来源逐渐下降，支出却不断增加；享有特权的官员阶层占有大量土地财富，逃亡农民不断增加。自太祖和太宗时代起蓄积多年的脓汁，在仁宗、英宗时代终于溃破。英宗的儿子、19岁时即位的神宗皇帝赵顼，决定实行变法。
宋神宗赵顼 推行变法的主要人物是王安石。他所推行的新法，包括国家向农民提供春耕贷款、清查漏税耕地、确立预算制度、建立平抑物价制度和不分贫富的公平劳役制度等等，此外还针对当时同西夏之间迫在眉睫的边境危机，加强国防军训练、淘汰老弱残兵，建立兵工厂、研制新武器，准备实现国防现代化。 因为祖宗制度而富得流油的士大夫阶层，对如此剧烈的变法自然心怀不满。其中，以国家提供春耕贷款的青苗法遭到最多的攻击。向农民提供高利贷，本来就是士大夫豪族兼并土地的重要手段，如今被国家剥夺，怎么能不心生怨恨呢？就连较为清廉的士大夫，比如司马光等人，也从“祖宗之法不可变”和“国家怎么可以违反尧舜之道，做贷款业务、向农民收取利息呢”的角度，对新法进行了猛烈攻击。 这些人，还有他们的亲戚和朋友，以及一些只是因为对王安石本人有反感而处处与他对立的人，组成了号称“旧党”的集团。这些人中的著名人物，有司马光、韩倚、富弼等元老重臣。 另一方面，王安石受到赵顼的坚定支持，一些认识到国家危机的人聚集到他的周围，组成了“新党”。还有一些喜欢做政治投机的人，看到攀附王安石会给自己带来向上爬的机会，也加入了“新党”。 新党和旧党的政治争斗，从此成为使宋帝国政界纷扰不宁的祸端。本来是要使国家恢复活力的变法，却导致了使国家丧失活力的党争。中国历史上的激进改革，结果往往如此。 赵顼被新旧党争搅得心力交瘁，对西夏的战争也因为太祖时代传下来的“文人领兵”方略而遭到惨败。元丰五年（1082年），几十万宋朝军民在陕西米脂北边的永乐城被夏军杀死。赵顼在深夜得到消息，十分震惊，在床前转来转去，直到天明。受了这场惊悸，赵顼一病不起，38岁时就早早离开了人世。 旧党的影响力，最后甚至渗透到皇宫中。赵顼死后，10岁的皇子赵煦即位，也就是宋朝第七位皇帝哲宗。此后赵顼的母亲高太皇太后垂帘摄政达八年之久。高太后被后人称为”女中尧舜”，实在是名不副实的溢美之辞。她任用年老后变得偏狭固执的司马光为宰相，旧党得势，新党被流窜一空。此后新旧两党互相打击报复的手法上了一个新的层次，神宗时期的党争和这比起来，简直可以说得上是温良平和了。 令高太后忧郁的是，赵煦在少年时代就十分推崇他父亲的变法事业，太后为此在旧党大臣的配合下迟迟不肯撤帘还政，这又反过来刺激了赵煦对旧党的怨恨心理。元佑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临终时对旧党领袖范纯仁和吕大防说：“老身没后，肯定有人调戏官家。你们也该早早退休，让官家任命新人。”赵煦亲政后，果然把旧党官员全部清除罢免，新党的章惇、蔡卞等人被召回朝中，担任要职。 这些新党在遭到旧党残酷迫害的时候产生了扭曲变态的报复心理，甚至要挖开司马光等人的坟墓、把已故的高太后废为庶人。到徽宗年间，主持朝政的新党成员蔡京甚至把哲宗元佑年间当政的司马光、文彦博、吕大防、苏轼、秦观、黄庭坚等120人列为黑名单，由徽宗亲自撰写人名，刻成”元佑党人碑”，立于皇宫端礼门和全国各地。在这个过程中，新党官员不断把自己的私敌加进去，最后名单竟达309人之多。凡是名字刻在党人碑上的，本人及其子孙永远不得为官。 哲宗推行新法仅仅七年，除了打击报复旧党外，没有来得及取得任何值得一提的政治成果，就去世了。当时他的年龄是25岁，唯一的儿子赵茂在他死前夭折了，没有留下其他儿子。 神宗有十四个儿子，头五个和第七、第八、第十子幼年夭折。老六是哲宗，他死时有六个弟弟在世，分别是神宗的第九子申王赵佖（后来改封吴王）、十一子端王赵佶、十二子莘王赵俣（后改封燕王，靖康北上时饿死）、十三子简王赵似和幼子睦王赵偲（后改封越王，靖康北上时病死）。 哲宗去世当天，向太后在内宫召见大臣。 “国家不幸，皇帝无子。必须立皇弟为帝。天下事需要早做定夺，不知选择何人为宜？”帘子后面的太后哭着说。虽然哭，脸上却不见得有眼泪。皇帝不是太后的亲生儿子，哭是礼法制度的要求。 “按照母以子贵的原则，应该立先帝的同母弟简王”，宰相章惇说道。年轻的简王为人中平端正，是个适合做君主的人选。 话刚一出口，章惇就知道事情不好。哲宗的母亲是朱太妃，如今说出“母以子贵”这句话，岂不是等于要搬出太紀来压制太后么？ “宰相岂可说出‘同母弟’这样的话？”隔着帘子，向太后果然目光炯炯地瞪着章惇。 “臣不胜惶恐。”宰相连头都不敢抬起来。 “神宗诸子，不都是哀家的儿子吗？”倘若向太后当初生有儿子，那么自然无论排行第几都是要被立为皇帝的，可是神宗的孩子全是皇后以外的其他侧室所生，所以在向太后看来并没有区别。、 “太后所言一点不差！”章惇说，“既然不能立简王，那么按照长幼顺序，应该立岁数最大的申王。” 但是申王有眼疾，双目失明。选择一个连奏章都没法看的盲人做皇帝，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没有过的事。宰相的这个意见马上被太后否决了。 按照长幼顺序，接下来就该是19岁的端王了。不好不好不好，章惇在心里嘀咕着。 传说在这位十一皇子出生之前，神宗曾经到秘书省观看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看到画中的这位人物风流儒雅，“再三叹讶”。当天晚上，神宗梦见李煜来拜谒他，随后赵佶就出生了。口后，其风流文采，“超过李后主百倍”，笔墨丹青、骑马射箭、踢球召妓无不擅长，一副轻佻放浪的花花公子习性，大臣们无人不知。在向太后眼里，赵洁却是既聪明又孝顺的好孩子。 “那么就应该立端王了。”太后在帘子后面说道。 “端王轻佻！不可以君临天下！”章惇急得连宫廷礼仪都顾不上了，大声同太后争辩。 话音还未落，同僚曾布就连忙插嘴：“宰相这番话并没有与微臣们商量。太后的圣谕极为妥当。”尚书左丞蔡卞、中书门下侍郎许将也说“应当依圣旨办”，向太后这才平息怒气，让人把端王赵佶传进来，就在灵柩前即了位。这就是宋徽宗。 简王后来被赵佶借“谋反”的诬告交给大理寺审判，虽然没有证据，但最后还是辗转发配到荆南、武宁，郁郁而死。章惇那句“端王轻佻”的话也成为祸根，这位宰相最后被贬死在离首都千里之遥的睦州。 赵佶的即位，是宋帝国及其子民的不幸，是赵氏皇族和他自己的不幸，也是辽帝国的不幸，但却是新兴的金帝国的大幸。宋的第一次亡国惨祸，就是在这一声“端王轻佻”的断喝中拉开序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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