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中华民族融合的纽带

文化龙乡 2015-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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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中华民族融合的纽带

摘要：大运河是中华民族融合的纽带。她是民族大迁徙的通道，为民族大迁徙和大杂居提供了便利；她吸引了大量人口汇聚于沿线，使沿岸城市成为各民族交流杂处的场所；她推动了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促进了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经济文化和物资技术的交流和交融。她在民族大融合过程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为民族融合作出了不朽贡献。

关键词：大运河民族融合交流

中图分类号：K92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古代运河本是各王朝为大规模向京城输送粮赀而组织开凿的人工河道，是王朝政治经济活动的产物，所以论者在讨论运河的作用与影响时，多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入手，鲜有把它与民族融合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运河不仅是经济联系的命脉和维护统治的工具，而且还是民族融合的纽带。自运河开辟以来，就在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过程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它促进了南北方乃至全国各地之间经济文化和物资技术的交流，推动了人民之间的交往。各民族人民常年来往于运河之上，“转帆春秋入，行舟日夜过。兵民杂居久，一半解吴歌”[1]。长期的民族交往、迁徙和杂居，必然是民族的大融合。运河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有莫大影响，故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一、大运河是民族大迁徙的通道

民族融合是不同民族间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互交流和吸收，最终演变为同一个民族的过程。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就是在长期民族融合过程中形成的多民族共同体，而民族融合的前提条件就是民族人口的迁徙和杂居。大运河以其特有的沟通功能为各民族提供了大迁徙的通道。运河产生于春秋时期，至秦汉时已初步形成了沟通全国的运河体系。运河一经开凿，就极大缩短了各流域之间的空间距离，便利了各流域居民之间的频繁交往，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进而加速了民族融合的步伐。运河在民族融合过程中的作用突出地表现在几次大的民族人口迁徙过程中。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民族大迁徙、大流动的高潮。即由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和靖康之难引发的三次移民高潮。

晋永嘉年间(公元307—313年)的战乱,以及此后西晋政权的最终灭亡,导致中原人口的第一次大规模流迁,其中又以南方为主要流迁方向。从永嘉之乱爆发直到刘宋泰始年间(公元465—471年),大规模移民浪潮持续一百多年。永嘉乱后,“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2]。“由冀豫青并兖五州及徐州淮北流人，相率过江淮”,“及胡寇南侵，淮南百姓皆渡江。”[3] 中原人民流徙南下,集中在荆、扬、梁、益诸州。具体而言,主要分布在今江苏长江以南的南京、镇江、常州一带。北方流民首先是沿着古代交通路线南下,谭其骧先生指出:“中原人民南迁,其所由之途径,颇多可寻。……时邗沟已凿,穿通江、淮,故沟南端之江都及其对岸之镇江、武进,遂为山东及苏北移民之集合地。淮域诸支流皆东南向,故河南人大都东南迁安徽,不由正南移湖北也。”[4] 胡阿祥先生考证认为:“洛都王公大臣及司、青、兖、并、幽、冀诸州流人,多由汴水、菏水会于彭城,或由汴水、濉水经相县至濉溪,或由沂水、沭水,南达下邳、东海；再由泗水抵淮阳,过淮,栖息于山阳、淮阴一带,若更南迁,则例沿贯通江淮之邗沟(中渎水),经安宜、三阿达广陵,渡江至京口,分寄晋陵郡境及江乘、建康诸处。此……侨置最为密集之地。”[5] 东晋南朝时期,淮河中下游及其支流(包括入淮各水)汝、颍、沙、涡、濉、汴、泗、沂、沭等水之水道,流向上总体偏向东南,辅之以沟通江淮的邗沟,即构成了北方流民南来两条重要的移民路线。以现在行政区域而论,便是今河南、山东大部和江苏、安徽北部,甚至包括部分山西、河北的流民在渡过黄河后,顺着地势,渐次迁移到今安徽南部及江苏南部一带。沿着这条地理路线南迁的流民,除少数居留于中途如淮南一带外,多数流民最终抵达江南即晋朝新的政治中心———建康及京口、晋陵一带。即江南运河沿线的南京、镇江、常州、无锡一带。尤其以淮阴、扬州、南京、镇江、常州一线为最多。而这一线正是运河流经的地方。

安史之乱引发了第二次移民高潮。从安史之乱(755- 762年)到五代十国(907-960年),历时两个世纪,中原人口第二次大规模南迁。大批中原士民纷纷避乱江左。是时，隋唐大运河是南北方主要交通干线，加上汴河、泗水等河流，构成一条宽阔的西北——东南向的水运交通带，将中原地区与淮南、江南连接起来，并向南延伸到江西、福建等地。大批难民沿大运河南下，涌向淮南、江南、江西，以今苏州为中心的江南运河一线为移民集中分布区。当时吴县为唐代苏州治所。梁肃《吴县令厅壁记》记载:“当上元(760-762年)之际,中夏多难,衣冠南避,寓于兹土,叁编户之一,由是人俗桀杂,号为难治。”[6] “叁编户之一”,即当时吴县人口的三分之一是北方难民。据推算，在这次移民高潮中大约有400万北方移民定居在南方。

1126年,金兵侵宋,开封城陷,史称“靖康之难”。1127年,赵构即位,是谓高宗。1132年，宋高宗定都杭州,改杭州为临安。南宋初年,金兵数次南侵,引发了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移民浪潮。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其几千万人” [7]，乃至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连偏僻的海南岛地区“多有西北流寓人民”。迁入的移民数量极多，仅在绍兴和议签订以前的10余年中，便有约500万左右的北方人口迁入并定居在南方[8] 。移民自今豫、鲁、冀等地经大运河及其两侧南下，渡长江后，在镇江、建康、太平州、池州、江州等地上岸，分别进入江南、江西。再分若干分支，主要一分支经浙西盆地入江西，再经建昌军入闽江各地；另一分支则溯赣江而上，翻越南岭到达广东。所迁地域以江南路最为集中，包括苏、皖二省的长江以南部分和沪、浙地区。

人口迁徙从来都是双向的，历史上持续不断的北方少数民族的内迁和中原人口的南迁是人口迁移的主体流向，也有南方人口回迁中原和中原人口迁往西北和东北者。北魏孝文帝时，就有大量南迁人口纷纷北渡，迁回中原。大规模人口迁徙,对于各民族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统一体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因为这种动态的民族迁徙和流动,总是不断地冲破民族界线，打破民族间的隔绝状态，为各民族深层次交往和真正的文化沟通，以及各民族间的相互融合与同化创造了条件，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进程[9]。大运河为人口的大规模迁徙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方便，成为南北方移民的主要通道，凭借大运河和其他自然河道，移民走得更远，散布更广，各民族杂居的情况更为普遍。就三次移民高潮而言，大规模人口南迁，不仅为南方带去了大量劳动力和先进农业生产技术，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而且北方汉人南迁，促使中原地区的语言更广泛地流行于江南地区，洛阳话变成了南方官场和土大夫普遍通行的语言，成为南北汉人共同的民族语言。在抗击胡人政权的压迫和进攻中，南北汉人的民族意识也都进一步强化，同宗同族的民族认同感远远超过了地域的隔阂，这又促使汉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得到进一步加强。所有这一切，都使汉民族的稳定共同体变得更加壮大了[10]。频繁而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能够形成各民族杂居的局面，从而创造出民族融合最佳的地理环境和条件。这样就使各族更加接近，接触更多，使各族原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联系更为密切，差别尽快地消失，从而使民族间的共同性日益增多，差别性日益减少，加速民族融合的进程。北方汉人的大量南迁，使南北的地域界限被进一步打破，促使了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更加牢固地形成一个共同的地域[11]。南迁汉族人口大批迁到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蛮、俚、僚、越族居住区，许多少数民族也不断迁徒到汉族聚居地，蛮人由偏僻的山谷中移徙到江、汝、淮、颍水等地区，与汉人共同生活。居于广西、贵州地区的僚族移居到巴蜀，再迁到陕南、湖北西部。民族大迁徙造成各族人民交错居，各民族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大量的少数民族融合到汉族中去，也有汉族人融合于少数民族的，从而加速了南方各民族融合的进程。

二、大运河沿岸城市是各民族交流杂处的场所

大运河的开辟和通畅，对人口集中和沿岸城镇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各民族交流杂处提供了良好场所，从而促进了民族融合的发展。历史上没有那种媒介能够像大运河那样为各民族各地域人民大杂居大交流提供如此方便的场所。大运河带动了人口的大流动、大聚居。每年上万艘漕船、商船往来穿梭于运河之中，带来巨大的人流、物流，运夫走卒、劳力纤夫、商人客旅、官私民人构成了沿运地区的人口大流动、大聚合。大流动带来了沿岸城镇的兴起，带动了沿岸工商业的发展,也带来了各民族的杂居，。

运河沿岸地区历来都是各民族杂处居住的场所。自大运河开辟以来，运河地区社会经济的繁荣与文化的发达，吸引着各少数民族以及国外商旅大量内迁与留居，因而使运河区域逐渐成为各民族杂居最集中的地区，其中有大批内迁的回回人、犹太人、蒙古人、也里可温人、契丹人、女真人等等[12]。最典型者如犹太人和回回人。犹太人来华始于唐而盛于宋，运河中心城市宋都开封最为集中。犹太人多以经商为业，其中一部分因为在运河区域经商获利颇丰，便长期留居下来，在运河区域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居住群。宋代开封约有犹太人2500户，泉州等地也有少量分布。宋代以后，又有大批犹太人从陆路、海路来华贸易。元代，犹太人来华数量大增。元代来华的犹太人，除一些被编入军旅外，多数是商人，经商贸易是他们主要的生活内容。为了经商的便利，他们大多居住在经济文化交流广泛的运河区域[13]。宋时，就有一些回回人归附中国。如熙宁三年（1070），西域天方国布哈国王所非尔，为逃避战祸，率部下5300多人，入贡京师，宋廷将他们安置在江淮运河一带。元代，回族人数大幅度增加，主要是蒙古西征时从中亚、波斯、阿拉伯等地掳掠来的工匠和其他平民，签征来的军人，入仕元代的官员和学者，来华经商的商人，以及前代已定居中国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后裔[14]。这些中亚各族穆斯林被蒙古帝国大批签发或自由东徙来华的回回人，经过长期与汉族和睦相处，互通婚姻，文化互相渗透，于元朝末期，便形成了仍保留着自己独特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的回族。回族继承了许多优秀的商业传统，以商贾为第一要业，大运河就成了他们经商逐利的通道。通州、天津、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淮安、扬州等运河沿岸城市，都成为回族人从事商业活动的重要商埠。包括回族人在内少数民族大量居住在运河沿线地区，据《至顺镇江志》记载，元代镇江路有主户16万余户，61万余口，其中“侨寓户”即达3845户，10555口，包括了蒙古人、回回人、也里可温人、契丹人等，比较典型的反映了当时运河区域尤其是运河城市中各少数民族留居的情形[15]。蒙古族、回回、维吾尔、扰太人等大批少数民族内迁运河地区，把北方等地少数民族的习俗带来内陆，使得运同地区各种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共存发展 [16]。各族人民互相穿插着杂居，强了相互间的接触和联系，能够在共同生活中取长补短，互相学习，生活习俗和民族特征方面的差异逐渐消失而汉化。汉族语言逐渐成为各族通用的语言。杂居通婚，使各族在血统上也融为一体，夷夏观念电淡漠了。民族大融合有多种形式：有内迁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内迁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也有汉族融与其他少数民族的融合，各种融合交织在一起，但从整体上，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大融合[17]。

大运河带来了人口的大聚合，新兴的运河城市就是聚合点。这些城市包括通州、天津、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徐州、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杭州等，它们都是因河而兴的城市，各民族交互杂处，共居一城，成为一个个民族融合的节点。通州是北京的门户，京杭运河最北端的漕运码头。通州居民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民族杂居。其中回民占相当比例，明清时，在城内的东南隅形成了一个回民聚集区。在4万多的常住人口中，回民有4千多人[18]。天津为河、海漕运的交通枢纽，元代重开大运河和开展海运，使天津一跃成为京师门户。漕运、海运相汇集，使其呈现出“晓日三岔口，连樯集万艘”的壮观景象。到明代中期，天津由漕粮转运枢纽发展成为近20万人口的北方一大都会。德州是大运河上的交通要道。在明初永乐年间，德州成为四方商旅聚集之地，人口也是急剧增加，人口一度达到了11万众之多。济宁向来为朝廷治运中心所在，人口众多，是多民族聚集之地。清朝时，济宁人口约10万多人。淮安地处运河与淮河交接之处，居南北水运交通要冲，商贾云集，五方杂处。淮安河下一地，聚集了大量的外籍商人。清乾隆时期，人口曾一度达到了54万之众。扬州地处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商业繁荣，《唐会要》中称广陵是“百货所集”、“列置邸肆”、富商大贾，动则百万。宋元之时，扬州号称东南一大都会。至清代,“四方豪商大贾,鳞集麇至,侨寄户居者,不下数十万”。苏州历史上长期是吴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着大运河的开发，明清时期，苏州的商贸市肆更是兴旺，不独是江南的重要商贸中心，在全国的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清朝康熙年间，苏州的商业更是发达，“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苏州的人口总数当在50万左右。

各民族交错杂居运河城市，使运河地区成为各民族相互融合的节点。大运河及其沿岸城市为各民族间的广泛接触和交流提供了一个适宜的场所，为民族杂居提供了一个院落，为各民族展现自己的才智提供了一个舞台。大运河成为各民族联系的纽带，文化交融的媒介。她的特殊功能和区位条件，为吸纳和汇聚各族人口提供了一个理想场所。各民族人口汇聚运河沿线城市，无论这种汇聚是主动，还是被动，都会密切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为民族融合铺平道路。各民族共居一城，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彼此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不断加强。正如列宁所说：“只要各个民族住在一个国家里，他们在经济上、法律上和生活习惯上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生活在一个区域之内的民族更是如此。共同的地域，广泛的交往，密切的社会联系，生活习俗的接近，民族文化的交融，必然会磨平各民族的畛域和差异，最终融合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

三、大运河增进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融

文化认同在民族融合和国家统一中具有特殊意义，而文化认同的前提条件则是不同文化的接触和交流，大运河则起到了这种文化接触和交流的作用。她把南北方各地区各民族经济文化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为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和交流提供了便利。从某种意义上说，运河是一条流淌的文化之河，她汇聚了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支流，并把这些文化支流整合成一个整体，从而为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的形成作出了贡献。正如梁启超所说，中国南北两大河流，各为风气，不相属也。自隋炀浚运河以连贯之，而两河之下游，遂别开交通之路。夫交通之便不便，实一国政治上变迁之最大原因也。自运河既通以后，而南北一统之基础，遂以大定。此后千余年间，分裂者不过百年耳[20]。大运河奠定了国家统一的基础，这种基础既表现为各地区经济联系的加强，又表现为各民族文化方面的交融。大运河不仅在两大东西向水系之间架起了一条沟通南北方文化的桥梁，而且也通过水路把全国版图连在一起。千百年来南北方各民族就是利用了这条文化河流频繁交往，相互了解和学习，最终导致融合、进步。在长期交往中，民族差异和等级观念逐步淡化并最终达到融合。正是运河特有的以交流、开放、融和、进步为特点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奠定了全国各民族大统一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2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行动指南》中指出，运河遗存“代表了人类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就是说，运河文化遗产是在具体的时空架构内，以流动的运河为载体而形成的类型多样、特色鲜明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历史积淀[22]。中国的大运河正是这样，她代表了各民族各地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和相互交融。大规模的漕运，跨流域商贸经济带的形成，吸引着汉、回、蒙、满等数十个不同民族，大量河工、船户、水手、搬运工人、手工业者、官僚、衙役、军兵、商贾、僧道教众等不同阶层与当地居民杂居共处于运河沿线，从而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良好条件[23]。大运河在促进各地货物流通和人员往来的过程中，扮演了文化传播使者的形象。她把此处的文化带到彼处，使它们互相渗透，潜移默化，最终交融在一起。如北人大量南迁，给南方文化注人了新鲜血液，使之获得迅速发展的契机，两地文化相辅相承。再者，运河两岸，生机盎然，不断地有城镇兴起；夜市灯火明亮，喧闹声远隔数里仍能依稀听到；各河口码头上，船只靠岸了，货挤货，人挤人，叫嚷声直冲云天。运河水日夜奔腾，为人们带去的不仅仅是远方的货物，还有新的习俗、新的观念[25]。南方的粮、盐、茶、帛等物资向北、向西运送，“多士奔吴为人海”；北方的人才向东、向南迁徙，北方的先进技术也不断南下。凭借着舟揖之便，运河成为文化交流的载体，使运河文化带有鲜明的融合性[26]。

大运河在促进南北(包括东西)文化和中外文化大交流的同时，也创造出更具包容性、开放性和先进性的运河文化。运河文化以其博大的包容性和统一性、广阔的扩散性和开放性，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仅加强了各地区的文化交融，而且也在沟通各地商品交换的同时，大大削去了地域文化的不平衡，以黄河文明为中心，同化融合了多民族文化差别[27]。由此，把吴越文化、岭南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江淮文化、黄河文化、燕赵文化等，融入大一统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更把以汉唐的长安、洛阳，两宋的开封、杭州和金、元、明、清的北京为首的文化中心联为一体，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

[1] 傅若金.傅与砺诗文集（卷四）[A].直沽诗[C].吴兴刘氏嘉业堂本.

[2] 晋书·王导传[M].

[3] 晋书·地理志[M].

[4] 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民族迁徙[A],长水粹编[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295-296.

[5] 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 1987.

[6] 全唐文[C].卷519.

[7]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C].卷86.

[8] 吴松弟.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变迁[M].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136.

[9] 黄小荣.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杂居与民族融合[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3).

[10] 陈梧桐，陈名杰．黄河传[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188．

[11] 陈梧桐，陈名杰．黄河传[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188．

[12] 安作璋.中国运河文化史（中）[C].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