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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年）算起，榆林堡设立的驿站至今已经有750余年的历史了。驿站在北京周边地区现在还遗存的不少，通县有“潞河驿”、“和合驿”，房山良乡有“固节驿”，昌平有“榆河驿”、“居庸关驿”，然而在岁月的更迭变幻间，这个位于延庆县康庄镇的西南2.5公里处的榆林堡，已经成为迄今北京地区唯一仅存、规模最大的古驿站遗址了。 春秋战国时，由蓟城（今北京）经关沟居庸关、八达岭、榆林堡通往沮阳（今河北省怀来县大古城，时为上谷郡治所），这条要道上车马不断。至秦汉两朝，此路不断拓修，延伸至内蒙古的这条蓟城西北的干线，逐渐成为帝王巡边和长城内外经济交流、民族往来的通道。 元代，榆林驿就是出居庸关后通往内蒙的主要驿站。
早在3000多年前，商周时期我国就有了驿站的雏形，用快马传递消息，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最古老的邮递方式之一。马的体力和奔跑的距离有限， 要完成数百里的传送，不得不中途换马，这样沿途就建立了许多驿站。邮驿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 并且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从而也形成了一种文化。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原后，在辽阔的国土上， 建立了严密的“站赤”制度，使邮驿通信十分有效地发挥效能。所谓“站赤”，是蒙古语“驿传”的译音。专家们考证，这个“站赤”原是指人，指管驿传的官员，后来也就通称驿站和驿传了。严格地讲，“驿站”这个词，始自元代。根据波斯史家拉施特在《史集》中的记载，元朝的驿路分为三种： 一称帖里干道，蒙古语意为车道；二称木怜道，蒙语意为马道；三为纳怜道，蒙语意为小道。
《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七“站”字门“站赤”载：“中统四年（1263年）五月十二日，中书右丞相安童、平章政事忽都答儿奏中都至上都站赤以聚会故，递运系官及投下诸物数多，滞不能发，至甚劳苦，臣等与枢密院制国用使司、御史台宣徽院，及四怯薛官同议，洪赞至独石四站，各增车驴三十具，榆林站增牛驴十具，总计价钞一百五十六锭。” 榆林驿所属当为帖里干道，可通车马。史家认为，元朝驿站制度之盛是我国历史上少见的，它是“元朝政府的神经和血液网络”，对维持政府在全国广大地区的统治具有重大的作用。站赤制度，是一种系统而严密的驿传制度，忽必烈曾制定了《站赤条例》，对元代邮驿发展起了保证作用。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明军占领大都（今北京），元朝统治宣告结束。榆林驿在接待仓惶北逃的元惠宗妥欢帖木儿及其后妃、太子等后， 即在战乱中失去其昔日的地位和作用。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朝廷“命兵部遣官至北平布政使司，议置驿传”。在西路北平至开平一线设置了榆河驿、居庸驿、榆林驿等十三驿，并在榆林驿与土木驿各筑堡城一座。 “土木之变”后，由于瓦剌南侵，从居庸关至大同、宣府的驿站屡遭劫掠，馆舍残破，城堡圮毁。为了防御瓦剌铁骑，总督军务兼兵部尚书于谦主持整顿和重建驿站，重整北方防务，于是在榆林驿修筑城堡。今日现存的榆林堡城就是在于谦等人的领导下营建的。《宣镇图说》亦载： “榆林堡城，正统已巳年（即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筑”。
史书所载，砖城周长二里，高二丈五尺，正与今榆林堡城相符。 县城灵照寺内收藏有榆林堡南城东孙家房基地出土的榆林堡城石刻城门匾一块，其正文为楷书“新榆林堡”四字。上款为“钦差分守居庸关等处指挥同知孙（玺），委官千户吉宗文”。落款为“大明正德十三年夏六月吉日立”。 依据碑文和文献，可以勾勒出榆林堡修建的大致轮廓，榆林驿隶属隆庆卫，榆林堡城建于明代宗景泰五年（1454年），明武宗正德十三年（1518年）， 扩建榆林堡南城完工，并在市城东门嵌“新榆林堡”石匾。明穆宗隆庆三年（1569年）砖包榆林堡北城竣工。明神宗万历四十五年间（1617年）重修榆林堡城。
明代，北方边患不息，明中期以后，榆林堡不仅是京北一线的重要驿站，同时也成为京都北线拱卫皇陵和都城的重要军事城堡。 清代定都北京后，基本上承袭了明代的驿站制度。康熙七年（1668年），裁万全都司。为平定准噶尔叛乱，康熙加紧在蒙古地区建立驿道和驿站， 康熙专门下旨： “今设立驿站，虽费用国帑，日后于蒙古裨益良多，亦不致迟延误事，最为紧要。”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改宣府等卫为府县， 其同知、千户等官俱裁。改怀来卫为怀来县。榆林驿遂属宣化府怀来县管辖。康熙三十二年（1693 年），设榆林驿驿丞管理。 清朝末年，京张铁路开通，现代邮政兴起，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刘坤一、张之洞条陈新法， 谓： “驿站耗财，不如仿外人之邮政。邮政速信速， 驿政文报迟。弊由有驿州县马缺额，又复疲瘦，驿丁或倚为利薮，因致稽延。请设邮政局，推行邮政，俾驿铺经费专取给邮资，即三百万岁耗可以省出矣。时韪其言。” 自大清邮政正式开办后，驿站日益衰落，驿马渐裁，驿递渐停。1913年，北洋政府宣布裁撤全部驿站，榆林驿的历史遂告结束。榆林驿的地位也被紧靠京张铁路的康庄镇所取代，逐渐走向衰落。
堡中也有一些较好的民宅，南城西街现遗存一处前后两院，具有清代建筑特点的院落。窗户已经改作玻璃窗，檐下挂着灯笼，廊柱上的雕花很精美。从院中房屋的整体布局和讲究的装饰上，看得出这户人家可称得上是榆林堡中的富户。1900年，“庚子之乱”八国联军进入京城，慈禧太后仓惶出逃，经过榆林堡时曾在这处唯一像样的民宅里吃了顿饭。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时任怀来知县，收到延庆州知州秦良奎的亲笔信，赶往榆林驿接驾。据吴永口述《庚子西狩丛谈》记载，他任职的怀来县非常贫瘠，加之当时兵荒马乱，鸡蛋、小米粥就已经是倾其所有了。尽管十分简陋，但饥寒交迫的慈禧仍然非常高兴，加之吴永在李鸿章幕府的长期历练，确有才能，见驾时应对从容，得到了慈禧的赏识， 从此平步青云。村民们说这间房子就是当年慈禧喝粥的地方。如今的这家院落已经成为当地村民的普通民宅，院落外墙壁上大跃进时期的标语依然清晰可见，各种不同时期的历史痕迹使得这座古老的院落更加沧桑。
据清代《延庆卫志略》记载，明永乐年间榆林驿有走递甲卒421名、马120匹、驴60匹。据清《怀来县志》记载，到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榆林驿共有马94匹、马夫97名、每年支出白银511两、豆1209.6石、麸345.6石，工食银1400两，每月支米248 石。如按每石200斤计，则合每年豆241920斤、米595200斤，每天则合豆662斤、米1631斤。由此算来，每天光在榆林驿吃饭的就有上千人。这数字不仅说明了当时榆林驿过往的车多、差役多、驻军多，同时也说明了榆林驿当时所处的重要位置。 另据《怀来县志》市集卷记载：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 始，榆林驿每月一、三、五、七、九日在人和街开设永兴集。
当时，南城东大街至西门外布满店铺，现榆林堡东西大街中部的一号铺仍保持古貌，相传此乃榆林堡第一家店铺，从东至西还有：王家店（王殿选）、宋家店（宋合宝）、吕家车马店（吕永德）、德丰恒（吕全、吕瑞）、永升隆（赵文升）、油房（曹天恩）、缸房（酿酒）、副食店（王志佑）、药店（赵存）、当铺、奚家店（奚存仁）、杂货店（刘增荣）、孙家店（孙连湘）、仁合店（吕恺）、羊店（李秀）等等（括号内的人名有的是店主，有的是房主，时间为1937年—1948年）。除此还有很多挑担、摆摊的流动小商贩。每逢集日，榆林堡更是热闹非凡，南城东西大街人山人海，十里八村乡亲们来赶集交换林、农、牧、工、副、鱼各类商品。 榆林堡的文化繁盛主要反映在读书人多和民间花会多。清代， 南城东孙家、西孙家都曾有人中举做官。解放前，就有赵维城、赵维平、赵健民、丁善友等人担任学校教师，村里的小学校，从日伪统治时期到1948年这十余年，始终未间断过，由于有了文化人，解放后一大批人从这里走出，参加了工作。
解放前，榆林堡仅二百余户的小城，就有高跷、小车、旱船、二鞑子摔跤、老汉背妻、灯山会等六七档花会，每年上元节正月十四到十六日三个夜晚，不仅榆林堡当村的男女老幼都出来看各种花会表演，连十里八村的乡亲们也来观灯及各档花会，整个榆林堡街头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十分热闹。 据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怀来知县许隆远编纂的《怀来县志》记载： “上元张灯三夜，演戏祭三官神，旧有灯山楼，高三四丈，中作木架撑之，用小灯数千盏作‘天下太平、民安物阜’等字，楼在西关马神庙侧，今废。土木、榆林堡楼仍存，灯废。”
“榆林夕照”是明清时延庆的“妫川八景”之一，《妫川八景诗·榆林夕照》云： “阵阵牛羊下远坡，疏林返照夕阳多。数声牧笛归村疃，几缕炊烟出薜罗。”（郭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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