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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术馆人都愿意在艺博会上寻找能够成为展览观念的奴役的作品，艺术记者们也憋足了劲在其中寻找和总结艺术的趋势，并在这个过程中被各种形式、各种材质的艺术刺激得心神难定时，对艺术买卖的蔑视，似乎只是一种清高而无奈的措辞。
2015年香港巴塞尔艺博会的入口 在去湾仔的地铁上，我刚好读完了帕科·巴拉甘(Paco Barragan)的《艺博会时代》。书中的大部分文章，适合出现在一些二流艺术网站上以如此的标题如“收藏的十大规则”、“优秀顾问寻找指南”来吸引用户点击。而这都是网站讨巧用户的手法。 帕科·巴拉甘是一名独立策展人，也是一名杂志编辑和艺博会策展人。没错，他是这么写的——艺博会策展人!如今，策展人已经不只是属于美术馆了，他们游走于画廊、艺博会、官方画院、购物中心、会所，甚至还包括饭馆。就像在香港巴塞尔艺博会(Art Basel HongKong)和K11基金会承担策展工作的李振华、王春辰，他们为不同背景的雇主工作，在不同的场景中充当“展览活动的观念组织者”。如果将他们所做的群展与艺博会相比，两者之间在形式与内容上的差别已经微乎其微了。 由于画廊在艺博会上要支付不低的租金，与美术馆大型展览、双年展中那些被各种原因冷落的寂静空间不同，艺博会的空间安排和使用要更讲求效率，也更能体现商人的智慧与精明。 这也就不难解释我们走在香港巴塞尔艺博会的展场湾仔会展中心时，所感受到眼花缭乱和刺激会胜于美术馆，出于市场效率进行的空间安排和出于学术进阶的空间考虑，前者会更野生和刺激。 帕科·巴拉甘在书中提出的“新博览会主义”的观念，就是他对艺博会双年展化和双年展艺博会化的概述，它道清了香港巴塞尔艺博会恍若美术馆/双年展的体验由来。 “新博览会主义”被认为是理解和重构艺博会作为一种体制和艺术结构功能的新方式，它关注的是如何让艺术博览会部分是市场，部分是集合地，部分是实验室，部分是教学用的工作室，部分又是策展的平台。 像香港巴塞尔艺博会这样的博览会，致力于成就交易当然是它的功能和诉求，但它也提供了综合性的体验(就像大商场一样)，吸引了大量社会阶层“以更加民主的方式匿名接近不再那么咄咄逼人的最新生发的艺术”(新闻稿一般会称这是一场“艺术盛宴”)，这与“无墙的美术馆”似乎没多大差别，用帕科·巴拉甘的话说就是：艺博会不正是把艺术从一个城市带到另一个城市的“文化房车”?
人们拥挤在艺术作品前，2015年3月15日，香港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公共日开放第一天，摄影：Zoe Li 当美术馆人都愿意在艺博会上寻找能够成为展览观念的奴役的作品，艺术记者们也憋足了劲在其中寻找和总结艺术的趋势，并在这个过程中被各种形式、各种材质的艺术刺激得心神难定时，对艺术买卖的蔑视，似乎只是一种清高而无奈的措辞。 瓜蒂莫金·梅迪娜在《失败理论》说：“策展是对追求资产阶级望族赞助、逗惹国家官僚机构的合法性与文化自净的创造性提升……”，如果依照这条逻辑，艺博会中的策展就表现得更加透明，它并不是在通过改变利益和意识形态来成全一种颠覆无情市场逻辑的行为，它倒像是“在商业艺术的凡士林里撒沙子”。 作为艺博会策展人的帕科·巴拉甘，不断强调自己的职业的重要性，艺博会以消费(买和卖)来推动艺术的发展，使香港这个从来都不是艺术中心的城市成为艺术品交易的热门城市和艺术社交的目的地，倒是一个可见的事实。当一些北京的朋友在香港巴塞尔艺博会期间在朋友圈晒出他们对香港的喜爱时，这座在陆港冲突中的“失落城市”，分明还有着强大的魅力。毕竟望着窗外的维多利亚海景谈谈艺术与生意，仍会是一个让人感到舒服的安排。相比北京，香港是一座适合消费(比如艺术品买卖)的好城市，它充分体现了“除了消费，资本主义固有的进程中再没有别的信念可言”的社会本质。 消费的信念与威力，比挥霍无影的文化扶持更能让他的市民接触到最生鲜、更民主的艺术。但我们也不会不明白，艺博会的使命是掀起的彻底经济化的浪潮，一个只看效率和效益的社会，一定会忘记了文化、艺术和知识领域的运作是可以根据其他尺度进行的，如果资本主义价值之外不再存在其他的对立价值秩序，艺术可能就不会存在了。 正如前面写到的，受雇于资本方的新博览会主义下的策展人承担起了独立工作的使命，他们被寄予厚望，但帕科·巴拉甘给这本书收尾的一句话恐怕会让很多人失望了。他写道：参加艺博会是件有意思的事情，艺博会能在一个时髦轻松的环境里为你提供绝佳的社交机会，在一个被社交网络充斥的时代，“私交，将成为更受欢迎的高品质社交方式”---也许，艺博会策展人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不被精明的商人们感染，变得过于世故和投机。不过，也得承认，这是一个消费社会相当“蛮横”的苛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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