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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〇六篇 逆向工程
通过冢宰宗伯司土司马司寇司工职能可求《周官》真相
唐前认同 宋后张载程颐苏辙胡宏洪迈罗璧等等批驳“刘歆”作伪
上一篇里辨析说明，司空实际是为“司工”，原本乃是国家对于各类各行各种所有“工匠”，实施统治管理的机构系统。很遗憾，主要是由于西汉末期，刘歆整理的《周官》里，没有原本“冬官司空”一篇内容，假借代替是为《考工记》。兼之宋国因为宋武公名司空（原本是司工），避讳将司空职务，改称成为“司城”。故而后世学士谬讹将司城，当成是主持城堡建造的职司职务，《左传·庄公二十六年》里，就是记载有：“春，晋士蒍，为大司空。夏，士蒍城绛，以深其宫。”似乎证明，司空确实就是主持城堡建造的职司职务，即被说成为“掌管工程”，当是《辞海》“司空”词条解说“掌管工程”的所由来。
现在，笔者不仅要向读者解说并且证实，司空被解释“掌管工程”，是错误。而且笔者还要向读者们解说证实，自从刘歆校书整理出《周官》，直至现今，包括古代学士大师们研究证说：《周官》不是周公姬旦著作，是刘歆的伪作。或是认为出于春秋；或是认为出于战国；或是认为出于西汉初；或是认为出于王莽时；不能定论。亦如近、现代学者专家们认为提出：《周礼》既非周公所作，但也不是伪书。至于何人何时所作，大多认为具体的作者不可详考，而其成书年代，或认为在战国，或认为在西汉。等等，都不正确。笔者从《周官》里记载的各个部门的“职能”，这一基础上进行破解，终于得以发现到：《周官》在西汉早期，原本是为“善本”存在。
可是由于西汉晚期，《周官》等等很多简策，在皇家府库里没有能够被正常更新换代，刘向、刘歆等人校书时，《周官》原有卷策破损严重，许多简支由于编绳朽断，失却篇次序位，大量的简支也因为霉变虫蛀损坏，成为缺字少句，连刘歆也无从确认它们原本的位置，以及原有的完整内容。加上刘歆不能够知晓“司土”，实质是对生活居住在城外“农耕”人群的管理机构体系；“司工”，则是对生活居住在城内“工匠”人群的管理机构体系。故而刘歆实际是将原本“司工”篇残尚且存有的少量简支，整理入“司土”篇里。除此之外，各篇还存在有“错位”，即原本不是本篇的内容，却被整理入本篇里。也就是说，现在我们通过“逆向”工程，不是以现存《周官》的每一篇内容，来确切认定其职司职务部门的职能，而是反向过来，以《周官》每一篇，即“冢宰”、“宗伯”、“司土”、“司马”、“司寇”、“司工”原本应该具有的“职能”，来辨识《周官》每一篇存有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再结合各个职能部门之间，原本应该具有的上下级“隶属”关系，以及等级制度，也就可以正确如实“破解”出，《周官》包藏的原本历史真实面貌。
古代大师们和近、现代大家们，都对《周官》深刻细致研究考释颇多。邓瑞全、王冠英先生主编《中国伪书综考·周礼》里（经部撰稿者为张尚稳、余敏辉先生），对这些有着精辟系统完整详尽的介绍阐述，所以笔者详细引至如下，以使对此历史话题感兴趣者，得以管中窥豹，了解知悉其情况：
“《周礼》又称《周官经》，是有关两周时期政治典制的一部重要文献。它内容丰富，范围广泛，对两周时期的国家大事做了比较详尽的记载。它又按照天地四时的观念设置六官（其中《冬官》亡佚，后人有以《考工记》补之），分掌国家政权，对六官的职能和设施也作了全面的规定，比较系统地体现了作者的政治观念。《周礼》全书共六篇，其篇名与内容是：《天官冢宰》——为百官之长，以六典（政典、教典、礼典、治典、刑典、事典）辅佐王朝，以太宰为最高官职统领下属；《地官司徒》——掌管土地和众民，保庶政富，发展生产，安民防奸等，以大司徒为最高官职统领下属；《春官宗伯》——掌管祭祀、礼节和礼乐，以大宗伯为最高官职统领下属；《夏官司马》——掌管军权及军队给养，制外备内，安邦国，以大司马为最高官职统领下属；《秋官司寇》——掌管刑法，尊三典，制五刑（墨、劓、宫、剕、大辟）及民事诉讼等，以大司寇为最高官职统领下属；《冬官司空》——掌管工程制作，以大司空为最高官职统领下属。（《冬官》一篇早亡，河间献王以《考工记》补之。《考工记》主要记载先秦时期的一些手工业制造过程中的操作和管理规章。）总之，《周礼》一书之要在六官，六官之要在大宰之六典、八法、八则、八柄、八统、九职、九赋、九式、九贡、九两等十条官法。这是全书设官分职、经邦治国的总纲。其中八法、八则、八柄为治官之要；八统、九两为治民之要；九职、九贡、九式、九赋为理财之要；六典则为统三者。
“在儒家的经典中，对《周礼》的真伪与撰者，历来说法不一，有的甚至以为它是刘歆所作的一部伪书。关于《周礼》一书的来源，据班固的《汉书》记载，和《礼古经》等一样，得之于孔子旧宅，由河间献王献之，但因巫蛊之祸而未流传，沉入秘府。直到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在校理群籍中，才于秘府中发现，……《艺文志》载《周官经》六篇，自注云：‘王莽时歆置博士。’颜师古注曰：‘即今之《周礼》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记》充之。’荀悦也以为《周官经》即《周礼》……从王莽以后，《周礼》就并为儒家经典之一，后世也公认为是周公姬旦所作。……（马融）说：‘秦，自孝公以下，用商鞅之法，其政酷烈，与《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绝灭之，搜求焚烧，之独悉。是以，隐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既，出于山岩壁屋，复入于秘府，王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刘歆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唯歆独识，其年尚幼，务在广览博观，又多锐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周公致太平之迹，具在斯。’贾公彦《周礼注疏序》引《马融传》。孙诒让《周礼正义》谓即《周礼传序》之佚文）……
“自东汉迄隋唐，儒家学者几乎都以此书为周公所作。至宋朝，人们才开始怀疑，不过一开始也只是怀疑有后人羼入的可能，并未完全否定是周公所作。但到后来，随着材料和证据的累积，周公所作之说显然站不住脚。当然，在这样情况下要找出《周礼》一书的所谓真正作者是十分困难的。于是一些学者又纷纷从不同角度去推测它产生的时代，或认为出于春秋，或认为出于战国或认为出于西汉初，或认为王莽时。同时，否定了认为《周礼》是伪书说法。
“从现有材料来看，最早对《周礼》提出怀疑的是宋人。宋代哲学家张载曾说：‘《周礼》是的当之书，然其间必有末世增入者，如盟诅之类，必非周公之意。’程颐也说：‘《周礼》不全是周公之书，亦有后世随时添入者，亦有汉儒撰入者。’（并见《经义考》所引）苏辙对《周礼》中的行政区域作了考察，认为《周礼》的记载与当时史实不符。胡宏又对《周礼》的六官建置作了研究，认为‘太宰之属六十有三，考之未有一官完善者，则王卿之属可知矣。’又说：‘刘歆乃以为太宰之属，置于王宫，其诬周公也，甚矣！’‘世传《周礼》缺《冬官》，未尝缺也，乃刘歆妄以《冬官》事属之地官。’（《经义考》引）以为《周礼》是刘歆的伪作。认为是刘歆伪作的还有宋人司马光、洪迈、罗璧，清人康有为、廖平等。
“洪迈的推理大抵是从《周礼》的授受情况入手的，他说：‘《周礼》一书，世谓周公所作，而非也！昔贤以为战国阴谋之书，考其实，盖出于刘歆之手。《汉书·儒林传》尽载诸经专门师授，此独无传。至王莽时，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且置博士。而河南杜子春受业于歆，还家以教门徒。好学之士郑兴及其子众，往师之，此书遂行。歆之处心积虑，用以济莽之恶，据以毒癁四海，如五均六筦，市官赊贷，诸所兴为，皆是也。’（《容斋续笔》）
“罗璧以该书的来源及与《尚书》的矛盾为据，认为此书是刘歆的伪作。其言曰：‘《礼经》，古今议其杂。《周礼》，则刘歆列上之时，包周、孟子张、林硕，已不信为周公书。近代司马温公、胡志堂、胡玉峰、苏颖滨、晁说之、洪容斋，直谓作于刘歆。盖歆佐王莽，书与王莽苛碎之政相表里。……意：其果周公之遗，不知孔子于礼，多从周，使周公书如此精详，当不切切于杞宋，求夏商遗礼，与夫逆为继周损益之辞？！又自卫反鲁，删《诗》，定《书》，系《易》，作《春秋》，独不能措一辞于《周礼》？！即孟子时，周室犹存班爵之制，已云不闻其辞，而谓秦灭以后，乃《周礼》粲然完备如此耶？兼其中言建国立制，与《书·洛诰》、《召诰》异；言封国之制，与《书·武成》及《孟子》异；设官之制，与《书·周官》、《六典》异；周之制作，大抵出周公，岂有言与行，自相矛盾乎？’（《经义考》引）
康有为说：‘盖歆为伪经，无事，不力与今学相反。总集其成，则存《周官》。今学全出于孔子，古学皆注于周公。盖阳以周公居摄，佐莽之篡，阴以周公抑孔子之学，此歆之罪不容，诛者也！’又说：‘其本原出于《管子》及《戴记》。’廖平又以为是刘歆本《佚礼》而作：‘此书乃刘歆本《佚礼》，羼臆说揉合而成者，非古书也。何以言之？此书如是古书，必系成典实，见行事者。即使为一人拟作私书，亦必有首尾相贯，实能举行。今其书所言制度，惟其本之《王制》。今礼者，尚有片段。至其专条，如封国、爵禄、职官之类，皆不完具。不能举行，又无不自相矛盾。（如建国五等、出车三等之类。）且今学明说，见之载籍者，每条无虑数千百见。至《周礼》专条，则绝无一证佐。’（《古学考》）
“综观以上诸人所论，他们之所以对《周礼》深疑不信，斥之为伪作，张心澂先生总结其原因有六：（1）来历不明。这又表现在以下三方面：①《史记》中没有言及，传授情况又不清，至刘歆时才出现；②《汉书·艺文志》虽有《周官经》六篇，但《艺文志》是本之于刘歆的《七略》；③关于以《考工记》补《冬官》之事，众说不一。《汉书·马融传》以为出自刘歆，但《南齐书》又言建元时（南齐年号，479——482年），才得《考工记》于楚王冢。《隋书·经籍志》又说，是河间献王以《考工记》补《冬官》。而孔颖达又以为是孝文帝时，使博士作以补之。因此，张心澂认为：‘综上种种，可见此书来历不明，已足为非周公所作之一证。而刘歆颇有作伪之嫌疑。’（2）先佚而后详。孔孟之时，对于先周之制，已不能详言。而经战国秦火以后，关于有周王朝典制大观的《周礼》，反而又在汉末出现，‘此，是为非周公书，之上证也。’（3）初出及推行时，有反对。也就是说，当时就有人怀疑，如：林存有以为黩乱不验之书；何休以为六国阴谋之书。（4）所言制度，与周初不合。（5）所言，与他书不合。（6）三次试验无效：‘一试于王莽；再试于宇文周；三试于王安石；皆失败。’张氏不仅揭示了前人之所以怀疑《周礼》的六大原因，而且又从七个方面对《周礼》成书与作者，作了进一步探讨。其推理程序是：（1）汉武帝以前作品；（2）战国时作品；（3）战国时策士之计划；（4）儒家兼法家、理财家之计划；（5）采两周及春秋时制度参以己意而成；（6）战国前期作品；（7）刘歆之改窜公布。‘综上所考，则《周礼》一书，为战国时期儒家而通法理经济者，所草拟之建国方略，至两汉前期发现而入秘府，及王莽时，刘歆见之，改窜而公布。’
“古人研究《周礼》时，又有人提出一种较为折衷的观点，即认为此书由周公草创，经后人的不断加工而定型，这在前面已经提到。程颐就认为：‘《周礼》不全是周公之书，亦有后世随时添入者，亦有汉儒撰入者。’如宋人陈汲亦曾指出：‘《周礼》一书，国家法令政事所聚，或《政典》，或九州，或司马教战之法，或《考工记》。后之作者纂其典章法度，而成一代之书，有周公之旧章，后来更有续者。信之者，以为周公作；不信者，以为刘歆作；皆非也。’（《经义考》引）朱熹又认为：‘《周礼》规模皆是周公做，但其言语是他人做。某所疑者，但恐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尽。后世皆以《周礼》非圣人书，其间细碎处虽可疑，其大体，直是非圣人做不得。‘（《朱子语录》）现代的研究者，也有认为《周礼》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并没有贯彻在当时的现实政治中。
“关于《周礼》的作者，古人除了以为是周公作，刘歆伪作，周官粗制而后人补缀外，也有人认为是战国或秦汉时根据当时文献材料加以个人理想而成。如宋人魏了翁即曾指出：‘《周礼》、《左氏》并为秦汉间所附会之书。《周礼》亦有圣贤礼法，然，附会极多。’又说：‘《周礼》与《左传》两部，字字谨严，首尾如一，更无疏漏处。疑秦汉初人所作，因圣贤遗言以是，成之。’（《经义考》引）毛奇龄在《经问》中也持类似看法：‘《周礼》自非圣经，不特非周公所作，且并非孔孟以前之书。此与《仪礼》、《礼记》，皆同时杂出于周秦之间，所在稍有识者，皆能言之。’又说：‘歆能伪作《周礼》，不能造为《周礼》出处踪迹，以欺当世。’梁启超认为，《周礼》虽然不是周公所作，但博大精思，在吸收不少战国时的政治观点和规章典制的基础上，加以取舍揉合，参以己意而成，因此当为战国末至汉初人所为。（详见《古代真伪及其年代》）
“现代的研究者普遍认为，《周礼》既非周公所作，但也不是伪书。至于何人何时所作，大多认为具体的作者不可详考，而其成书年代或认为在战国，或认为在西汉。
“陈连庆《周礼中所见的奴隶》（载《史学集刊》1989年第2期）从《周礼》所记的奴隶入手，对文中奴隶的来源、性质、隶属关系、工作等，作了较详细的考察，认为其中的奴隶和战国时的社会情况相适应，因而他指出：‘《周礼》的成书在商鞅变法之后，应该说是毫无问题的。……我认为把《周礼》的成书年代放在秦始皇之世，基本上是可以的。’彭休在《<周礼>的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载《文献》1990年第2期）一文中不仅对过去研究《周礼》的方法作了总结，而且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他指出：‘历代学者大多是通过考证《周礼》中的部分职官或若干制度而立论，……虽然新论颇精，但由于缺乏贯通全书的证据，终属吉光片羽。’‘有些学者用金文材料研究《周礼》，取得不少成绩，但铜器出土很零碎，缺坏也很多，目前还难以完整地重构周代职官系统，所以仅靠金文材料来解决问题是有限度的。’‘还有些学者从研究《周礼》的思想脉络入手，推定其成书年代，这种方法有较高的科学性。但各家的研究视角及结论上都有很大差异。’鉴于此，彭林认为：‘应站在全局的高度，研究和把握全书的思想体系，从《周礼》内部寻找成书年代的印记。’于是他分五个方面对《周礼》所含的阴阳五行思想、国家政权模式、治民思想、治农思想、理财思想，作了详细的论述，得出的结论是：其一，《周礼》中所包含的各家思想及隶属关系，证明它不可能成书于西周；其二，在战国百家争鸣时期，各家之说互相攻难，很少互相吸收、转化，而《周礼》已将阴阳五行、儒法等思想融为一体，这种高度的综合，无论西周、春秋，就是战国时也未曾有过；其三，西汉之初，大一统的汉王朝为避免重蹈秦亡覆辙，需要一种多功能的思想体系，不仅要有儒家的伦理观、法家的强制性管理、阴阳家的神秘五行思想，而且还要把它们加以综合概括，融为一体。因此，只有西汉以后儒生才具有《周礼》思想体系的格局。故彭休文章最后认为：‘《周礼》的成书年代，当定在西汉初年高祖至文帝间为宜。’
“总之，综观前人之论，《周礼》非周公所作，可以说是定论，虽然具体作者难详考，但她又不是伪书。当是战国或西汉初人根据当时的文献材料，记录保存了大量的有关两周时期的政治、法律、典制、社会、人伦等许多方面的宝贵材料，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两周史及儒家思想体系的一部极重要的参考书。但对于其中的杂乱和后人的羼入，我们应客观地看待，既不能以偏概全，斥之为伪书；又不能对它字字均信，应征其事，考其实。也正如明人章潢所指出的：‘其体国经野，大典宏纲，未必非周家良法，所仅存者。而捃摭东迁以后，如战国时，制以杂乱乎其中者，岂尽无也耶？况周历八百余载，其礼制，初定于周公，而沿革润色，时异世殊，安知非东周之方策典籍？又安知非汉儒所补辑也耶？噫！读《周礼》者，于其是，而真知其如前代之所流传；于其非，而真知其为后代之所杂乱；师其意，不泥其迹。周公之心法，不即此，而会通哉？！’（《图书编》）
“国语《周礼》的研究专著，除了贾公彦的《周礼注疏》四十二卷外，清代学者也作了大量而深入的研究工作，而其中以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八十六卷，因搜集了丰富的材料并进行细致的考订，最具参考价值。此外还有宋王昭禹的《周礼详解》四十卷、朱申《周礼句解》十二卷、清方苞的《周官集注》十二卷、惠士奇的《礼说》十四卷、江永的《周礼疑义举要》七卷等，亦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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