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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冤案的披露，都会使刑讯逼供成为舆论热议的话题。有专家指出：导致错判的元凶就是刑讯逼供。这无疑是正确的。几乎所有的冤案都与刑讯逼供有关，刑讯逼供在刑事侦查过程中相当普遍。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刑讯逼供屡禁不绝，甚至成为警察的职业习惯？ 我想，大概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刑讯逼供是一种十分有效的侦查手段。在很多案件中，警察能够通过刑讯逼供查明案件真相，获取证明嫌疑人有罪的重要证据；通过刑讯逼供来查明案件也往往最便捷、最经济。不采取刑讯逼供，可能导致相当一部分可以侦破的案件无法侦破，还会大大增加司法机关的办案成本、降低办案效率。 其次，很多警察并不认为刑讯逼供是一种恶行。由于嫌疑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有罪的，在很多人看来，殴打犯罪分子并不是恶，犯罪分子也没有什么权利可言，因此，用严酷的手段对待嫌疑人是理所应当的事。这种观念有相当的民意基础，例如，当有人在大街上抓获并制服一名小偷的时候，旁观者便会发出一片喊打之声，甚至会有人冲上去拳打脚踢，由此可见一斑。而官方的立场也一直强调严厉打击犯罪。例如，我国刑法、刑诉法第一条对立法目的和宗旨的规定都强调“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直到最近的刑诉法修订才在第二条加上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容。我们对司法机关的要求也一直是“从重从快”、“稳、狠、准”地打击犯罪。在这种社会环境的影响下，警察自然而然地把刑讯逼供当成了一种正义行为。 第三，刑讯逼供可以得到上司的褒奖。尽管公安机关一直强调文明执法，禁止刑讯逼供，但事实上，有的公安机关领导并不把把刑讯逼供真正当成问题。党政部门对公安机关工作成效的考查往往是看办案的数量与结果，办案的过程如何则在所不问。多办案、快办案、多抓、重判，才能显示公安机关领导的政绩。因此，在公安机关的内部考核上，办案的数量、效率才是硬指标，办案的文明、规范程度只是软要求，“命案必破”是刑侦警察的目标和追求。采用刑讯逼供手段侦破案件能够得到上级的肯定，获得嘉奖、晋升，即使在程序上出点纰漏，上司也会予以遮盖和掩护。相反，循规蹈矩的办案往往成效不明显，要承担被批评、问责的风险。在这种激励机制下，刑讯逼供逐渐成为警察的职业本能。即使是原本有些同情心的警察，久而久之，也变得习以为常，“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可见，刑讯逼供绝不仅仅是办案人员的道德素质、工作作风问题，甚至主要不是这方面的问题。刑讯逼供的背后，是支撑它的司法体制、社会心理。有人主张对刑讯逼供导致冤案的办案人员进行问责，但在现行体制与社会环境下，我们很难分清刑讯逼供的主要责任在谁。也许，我们每个人的言行都会对刑讯逼供的发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遏制刑讯逼供，一方面需要改善公安机关的办案设施和科技条件，增加侦破手段；另一方面也需要社会公众对尊重和保障人权有更高的要求，对确因客观原因无法侦破部分案件适度宽容。最为关键的，是要改革司法工作的领导体制和内部管理体制，避免瞎指挥和不切实际的办案指标，使办案人员能够切实按照程序规范办案，明确内部责任，让办案人员及其上司能够各司其职，按照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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