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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甄(1630—1704)，字铸万，原名大陶，别号围亭，四川达州人，是明末清初和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颜元等同时的大思想家。唐甄的先世在明代是达州的显贵，至明末而衰落。他在少年时代朴略负气，自命不凡，潜心于先秦诸子百家，摒弃汉代以下学者著作，尤不满汉儒经学和宋代程朱理学，晚年对王阳明学说十分崇拜。顺治十四年(1657)乡试中举，会试不第，后出任山西潞安府长子县知县，任职不满十月即被革官。革职后曾游历河北、河南、山西、湖北、安徽、浙江、江苏等地，但在这些地区为追求一官半职而屡遭打击，连蹇不遇，颠沛流离，潦倒穷困，最后隐居于吴江。在隐居生活中，为了糊口养家，只好坐馆授徒，为达贵子弟的家庭教师，或者著书卖文，过着极端穷困的生活。在饥寒交迫的晚年，唐甄仍安贫乐道，振笔著书不辍。他企望通过他的学说主张影响现实政治，幻想有得以一试其抱负而为“王者师”的机会。然而，他终生鲜为人知，无用于世。 唐甄自述：“吾少不知学，四十而后志于学。窃闻圣人之道而略知圣人治天下之法，勤于诵读，笃于筹策。鸡鸣而起，夜分而寝。”他辛勤著述三十余年，著有《潜书》、《毛诗传笺合义》、《春秋述传》、《潜文》、《潜诗》、《日记》等著作。上述著作，除《潜书》外，均已散佚。 《潜书》（1705）是唐甄遗世的唯一著作，也是他最重要的著作。起初名叫《衡书》，初刻只有13篇，署名唐大陶。后来逐渐增加到97篇，并改名《潜书》，署名唐甄。唐甄在其书的《潜存》篇中说，他撰述此书“历三十年，累而存之，分为上下篇。言学者系于上篇，凡五十篇；言治者系于下篇，号日《潜书》。上观天道，下察人事，远正古迹，近度今宜，根于心而致之行，如在其位而谋其政”。据有关资料考证，《潜书》的刊刻时间是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由唐甄的女婿王闻远刊刻行于世，这是最早的原刻本。此后有1883年的李氏刻本和1905年的邓氏刻本，均是原刻本的翻版。新刻本有中华书局出版的1955年版本，1963年又出版了增订本，1984年又第4次印刷。 《潜书》是唐甄的论文集，在体例上模仿汉代王充的《论衡》。全书的内容不在于引经注典，更不同于汉后诸儒的文字章句之学，而在于针对时弊，吸取明末政治腐败导致农民起义的教训，提出一系列抨击君权专制和倡导以民为本的进步的政教观点和主张，旨在善政养民，摒弃程朱理学，以实学济世扶危，治国平天下。《潜书》97篇，分上、下篇，上篇又分上下两部分，上篇上共21篇，自“辨儒”至“劝学”；上篇下共29篇，自“取善”至“博观”。下篇亦分为上、下两部分，下篇上自“尚治”至“柅政”共24篇；下篇下自“惰贫”至“潜存”共23篇。全书主要是政论文，一部分是教育著作。论述教育的有：辨儒、宗孟、法王、知行、 性才、自明、敬修、讲学、劝学、取善、五经、得师、 太子、 明悌、诲子、博观、用贤、教蚕、全学、审知等诸篇。 《潜书》上述诸教育篇所阐述的教育主张，是以其反对君权专制政治和宋明理学空谈心性学风为基础的，表现出鲜明的民主政治倾向和崇尚尊重个性与实学学风的价值取向。《潜书》教育篇章中，论述的教育主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以“尽性达才”、“明功辨义”的观点重新解释儒家教育的目的与作用。 在《辨儒》篇中，唐甄指出：“圣贤之言，因时而变，所以救其失也”。儒家学说是以明道计功而有用于世治的，“儒者不言功”的观点是对儒学的歪曲。“儒之为贵者，能定乱、除暴、安百姓也”，如果事不成，功不立，儒学及其教育又有什么用呢？他批评宋代以来的所谓儒学家，空事圣人之言，而“树功则无闻焉”。什么叫做功呢？唐甄以为兵、农、刑、谷利于百姓，能治乱安邦，能使百姓安居乐，能“广济天下”，即是实功。针对宋明理学家只讲修心养性，以致“端居恭默”、“无所施张”、空知无行的流弊，指出光知“性德”而不知“性才”是不知儒学真谛的。所谓“性才”就是通过“良知”的“自修”，由道德本体之“心”所焕发并作用于客观事物的才能。“如火有明，明有光”。光的大小和明暗不同，人的“性才”亦有大小，但作为教育来讲，唯在“尽性达才”。他认为：“性统天地，备万物。不能相天地，不能育万物，于彼有阙，即己有阙”。“性之为才，故无不周。何以圣人乃能周世，后儒不能周身？盖善修则周，不善修则不周”。宋明理学只讲“尽性”而不言“尽才”，故无实功可树。他说：“后世之为政者，心不明，则事不达；事不达，则所见多乖，所行多泥。徒抱空性，终于自废，何以性为!”在理论上批评宋明理学的心性修养论是一种未能“尽性达才”的错误教育理论，并指出这种教育实践是弃“仁”之教。相反，阳明的“致良知”之教，“一以贯之，明如日月，涉险履危，四通八辟而无碍也。其见于行事者，使人各当其才，虑事各得其宜；处患难而能全其用，遇小人而不失其正，委蛇自遂，卒保其功”，是“尽性达才”“明功辨义”的真儒学之教。唐甄主张废宋明程朱理学之教，代之以阳明致良知之教，这一主张是对明末清初所奉行的理学独尊文教政策的一个挑战，反映了他对儒学及其教育价值观的改造。 其二，提出“全学”教育内容，把传统学校教学内容由单纯的书本知识扩大到现实生活与生产以及军事知识技能范围，以培养“全学人”为教育目标。 在《全学》篇，唐甄指出：“学者善独身，居平世，仁义足矣，而非全学也”。所谓“全学”，即包括仁、义、兵三方面的内容。仁与义是历来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家所提倡的，但兵则为儒者所不齿。唐甄说：“君子之为学也，不可以不知兵”。“不知兵，则仁义无用，而国因以亡矣”。他批评宋明理学教育只讲仁义而耻于言兵，结果忠臣孝子虽多，但一遇社稷不幸，“君臣震慑”，为“不仁”、“不义”者虏，国破家亡。由此，他说：“所贵乎儒者，伐暴而天下之暴除，诛乱而天下之乱定，养民而天下之民安”。在《教蚕》篇中，唐甄认为三代以下，官吏不知教民田桑，“废海内无穷之利，使民不得厚其生，乃患民贫，生财无术”。 有鉴如此，他主张广教民学习种桑养蚕以及饲缫之法，使“有禾之土必有桑焉”。在《劝学》篇中，他批评后世儒者，将儒家学说裂为文学、事功、道学殊途，“习为迂阔无用于世，是以有薄而不为”，丧失了儒学及其为学的根本。他反复强调学以致用， 应当把教育内容扩大到现实政治、生产与生活中来，不要囿于心性道德一途。他尖锐指出：“国家五十年来，为政者无一人以富民为事，上言者无一人以富民为言”，是不知“立国之道”“惟在于富”，以致“四海之内，日益贫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因此他主张以“生养之道”作为教育内容，移风易俗，使国与家富强。 其三，提出尊师重傅以加强皇太子教育的主张。 在《得师》篇中，唐甄称誉伊尹教太甲、周公训成王，提出“君德必成于学，而学必得师保”的命题。他以为一国政治的好坏往往取决于君王的德智才学，因此皇太子的教育尤其重要。如何教太子呢？唐甄在《太子》篇中系统地阐述了有关教育原则与方法：(1)尊师重傅，即天子以身作则尊重师傅，只有树立师傅的尊严，才能使太子抑尊处卑。在作法上，打破南面临师傅，把师傅作为下属之臣看待的传统，真正使太子处于学生地位，“进退唯命”。(2)让太子接触社会实际，“春使视耕，夏使视耘，秋使视获，冬使视藏”，从而知道生养之道。除了了解农业外，还应当观于桑、牧、牢、泽、圃、山、肆、市、道等，从而知道衣服、车乘、鼎俎、鱼鳖、果蔬、材木、器用等来之不易，知道商人、兵士、劳役等的劳苦。(3)注意教育环境，不要异宫而处，异庖而食，异笥而衣，生活上不搞特殊化，同时还要禁止同宫女、宦官的接触，因为女色伤身，宦官害政，这是明代政治腐败最惨重的两个方面。(4)严格要求，“有过必挞”。唐甄主张如果太子不接受师教，不尊师傅，不敬不礼大臣，知而不行，不知农事农穷，不知物土人劳，受了教育而无实际行动，都应当“挞之”。实行严格教育是使太子成为治国之君的必要条件。在《得师》篇中指出，太子身贵，但“心无贵贱”，“是故天子学同于士，惧而笃学，当百于士”。唐甄打破君权神授的天命论，从建立理想的国家政治目的出发，寄希望于储君的教养，在思想和理论上都有超越前人之处。 其四，提出治化之源在于吏治的政教思想，批评学校教育的局限性。 这一观点是针对明末东林党人过份夸大学校教育的政治作用而提出的。东林党人顾宪成认为兴学校以教天下是治乱之本，学校教育对上有正君正职官的作用，对下则有“洽于乡里”使“民易使”的效果。所以他们主张在野之士广结盟社，兴书院，造成一种以学校议政监政和改变社会的风气。唐甄在《尚治》篇中指出，这种观点虽是“善言”但不能行。原因在于“讲学必树党，树党必争进退，使学者扳援奔趋而失其本心”。认为读书人以讲学来干预政治的想法和行动，在客观上根本达不到目的，相反只能使“议论害治”，“使人尚浮夸而丧其实”。因为国家政权操纵于皇帝一人之手，加之所御各级官吏极力维护君主独裁，所以知识分子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学校教育的政治作用也是很有局限的。在《富民》篇中，唐甄指出人民之所以贫穷，国家之所以不得治，不是教育无功，而是贪官之害不除。官吏之贪有甚于执刃的盗贼，“夫盗不尽人，寇不尽世，而民之毒于贪吏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在《考功》篇中指出；“天下之官皆弃民之官，天下之事皆弃民之事，是举天下之父兄子弟尽推之于沟壑也，欲得治乎？”所以，治国富民的关键在于整顿吏治，除天下贪官。但如何达到吏治呢？唐甄并没有找到什么有效措施，却又回到教育问题上来。他提倡通过教育使上自君主下至百官要以民为本，以身作则，去贪养廉，论功举贤，足食以养民。显然，这些也是一种无能为力的幻想。 总之，《潜书》所散论的教育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政治立场和观点基础上阐发的，带有浓厚的政论性色彩。在上述观点中，提倡实学教育的内容与目的，指陈教育作用的局限性，以及在论述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和批评宋明理学教育流弊等方面，确有朴素的民主主义政治倾向和开创实学教育风气的作用。但在其他篇章中，唐甄反复强调伦理道德教育，特别是在有关家教方面，表现出强烈的禁欲主义、男尊女卑、君权至尚等倾向，加之阶级的局限，看不到劳动者的力量，并且着意贬低士林清议政治的作用，流露出消极悲观的情绪。如果剔除这些消极因素，在今天，《潜书》中的进步教育主张对于启发人们认识和批判中国传统教育是有帮助的。 （司春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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