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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路 王路在隐身
 这是凤凰新闻客户端主笔沙龙第一期的内容。有删节，因为聊及今人的地方不宜公开臧否，所以只留下聊古人的部分。 第二部分聊康有为。康有为是个很有气魄的人。天才很难得，但有大气魄的人比天才还要难得些。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就是个天才，17岁就中了举人，还是虚岁。很多读书人一辈子都中不了举人。康有为跟梁启超见面的时候，还是个秀才，比他小很多岁的梁启超已经是举人了。 梁启超、陈千秋见康有为，上午见面，聊到下午、晚上，梁启超感觉振聋发聩。夜里回到家，睡不着。第二天，把从前所学的一切都抛弃了，来跟康有为学。能让一个天才放弃自己从前学过的一切，说明康有为身上一定有非常有魅力、非常有价值的地方。 但是很遗憾，只过了两年，康有为的学术方向就拐弯了。拐弯的原因是因为碰见一个四川人，叫廖平。他从四川出来，到了武汉，又到广州，和康有为见了一面。见面时，就聊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当时，他的学术还没有发表，古人出书慢，要把很多问题琢磨清楚了再著书。康有为一听，就心动了。廖平之所以愿意跟康有为谈他的研究，我猜测，有两个原因。一是，康有为谈的比较大，廖平觉得不亮出来点自己的学问不足以体现本事。二是，自己研究了那么久，别人要想从头来抢，也没有那么充裕的功夫。就说出来了。但廖平这时候还不太了解康有为，康有为是那种做事特别急功近利的人。别人读书要读半年一年，在康有为这儿，他要求弟子三天读完。所以康有为著书也是这样，只图快。很快，就依据廖平的学说，写出来两本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廖平的书还没来得及出。 然后，康有为就名满天下了。名满天下之后，遭到封杀，书被禁了。但是不要紧，名气已经有了。而廖平也是一个不太有志气的人，他看康有为红了，甚至想要康有为捧捧自己。但康有为很忌讳这事儿，绝口不提。人家都说，康有为赚到了，剽窃了廖平。但钱穆不这么看。钱穆说，要我看呐，是康有为上了廖平的大当了。 这很有意思。这里边有两个问题值得琢磨。第一个，为什么说康有为上了廖平的大当？第二个，为什么这话是钱穆说的，而不是梁启超，或者别人说的？ 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说康有为上了廖平的大当？因为在钱穆看来，康有为手里本来有个西瓜，廖平带了一粒芝麻过来，刚好不小心掉到康有为脚边。康有为心动了，去捡廖平的芝麻，自己的西瓜就丢了。为什么说康有为原来的东西是西瓜呢？你想想，梁启超这样的天才，都愿意放弃自己所学来跟着康有为，他的学问不重要吗？但为什么自己有西瓜却不重视，偏偏看上人家的芝麻呢？是康有为笨吗？肯定不是。是因为时代风气的原因。那个时代，大家都认为芝麻是学问，西瓜不是学问。而康有为的东西之所以是西瓜，就在于他和那个时代的别的学者都不一样。因为不一样，所以才重要。 但是，每个学者都希望自己被时代承认。你领先时代一点儿可以，不能领先太多。领先太多你就很惨。既然流行的学问就是芝麻，芝麻又掉到了你脚边，你就忍不住去捡它了。这一捡，也不是没有好处。该来的名声，都来了。但这个东西之所以是芝麻，就在于它的气魄不够宏大，格局不够开阔。当然，这只是相比康有为先前的思想来说的。他从廖平那继承的一套叫今文经学。今文经学相比古文经学来讲，已经算是宏大开阔了。但相比康有为先前的思想，还是太窄了。 经学有经学的传统，你要懂考据、训诂，然后才能有资格来研究。而且，穷毕生之力不一定能出成绩。因为之前的人已经把这一块研究得很透了。康有为考据、训诂的功夫又不扎实，还不如弟子梁启超。这就是，看到大利当头，放弃了自己的长处，去追随潮流和时髦。《周易·颐卦》有一句话，叫“舍尔灵龟，观我朵颐”，把自己的无价之宝丢了，来看人家大快朵颐，康有为可以说就是这样。当然，这是从历史上看。如果从那个时代看，康有为的名声的确是赚到了。 钱穆说，康有为四十岁以前，成就要比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他们都要大。但遗憾的是，四十岁以后，康有为就一直在走下坡路，越老越不行。而顾、黄、王他们，工夫越老越深，但了晚年，可以说是醇之又醇的大儒。康有为六十岁时完全不能跟他们相提并论了。康有为就像一颗彗星，转瞬即逝。但也曾经亮过。 还要说一个人，是清朝初年的颜习斋，也叫颜元。他是一个反对读书的人。不仅反对读书，还反对著述。到了清末民初，他的学说十分流行。梁启超、钱穆都推崇他。一个人不读书也不著书，学说怎么流传到后世呢？那是因为他有个学生，叫李恕谷。李恕谷跟颜习斋不一样。颜习斋一辈子不怎么出去走动，李恕谷却四处出游，结交天下名人。李恕谷跟学术圈里的人混得很熟。他本来在北方，跑到南方一看，学术圈跟他想象的完全不同。 从前，老师教他少读书，到了南方一看，学术圈里的人都在拼命读书。不仅读书，还考证书的真伪。人家都说，几千年来大家都在读的书，搞不好是错的，是伪书。比如说最有名的阎若璩，就考证出来《古文尚书》有很大的问题。既然，天下学术圈里的人都认为这个才是学术，李恕谷不可能不心动。所有的聪明人都在干这么一件事，你能不跟着干吗？但这时候，颜习斋就给他写信说，你可不要被他们误导了，古来的诗书，只是经世致用的门径，只要你能得到这个门径，书的真伪，可以不在乎。他们就算把书的真伪都搞清楚了，他们的学问依然是有问题的。我们就算搞不清楚书的真伪，我们的学问却没有毛病。 钱穆评价说，这么痛快又斩钉截铁的话，如果李恕谷听进去了，就不至于误入歧途。但是，李恕谷还是受了南方风气的影响。李恕谷还见到一个理学家叫陆桴亭。受了陆桴亭影响，他觉得自己老师的学问工夫也有瑕疵。在外边，人家批评他师父，他极力为师父辩护。但自己回到家里，心里琢磨，觉得隐隐不安，就写信给老师。到后来，李恕谷回到老师身边，给老师提出一些建议，老师也认可，还写在日记里边。而钱穆就说，颜习斋是老了，糊涂了，没有年轻时候的气魄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颜习斋的学问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他和整个时代都不一样。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你看到这一点，整个时代都没有看到，那你对于拯救时代的流弊，就厥功至伟。而你一旦觉得人家的东西也好，也不错，想拿来掺合到自己这里。自己的学问就要打折扣了。 这就像汉朝的经学，讲家法。什么是家法呢？就是师父弟子，口耳相传，我有的东西，别人没有。别人有的东西，我不要。不同家之间的学说相互抵触得很厉害，但各有各的好处。到了后来，有人就想融汇，把各家的学说融汇到一快，反而没有什么价值了。 现在来谈刚才说过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是钱穆，而不是别人认为康有为上了廖平的大当？别人都认为康有为赚了。钱穆是一个读过不少书的人？而颜习斋力斥读书，为什么一个喜欢读书的人会推崇一个排斥读书的人？ 要理清这个问题，得清楚钱穆是什么人，才明白他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人们通常对钱穆的理解是，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如果这么理解，那就没法解释钱穆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在我看来，钱穆首先是个理学家，其次才是历史学家。这你就懂他为什么那么说了。 钱穆有一本书叫《宋明理学概述》。不是他的代表作。在他的所有著作当中，前五都排不上，前十都够呛。学术价值不算太大。但是，书里边可以透露很多消息。比如，序言里说，我自己活到这个年纪，薄有一得，无非宋明儒所赐。要知道，他这个时候已经是学界巨擘了，当时，他分量最重的几本书都已经出来了。第一部是《先秦诸子系年》，讲先秦诸子；第二部是《刘向歆父子年谱》，讲两汉经学；第三部是到北大之后，讲课的讲稿《国史大纲》，是通史。先秦、两汉，和通史，全部都和宋学没有任何关系。那为什么，他要说，他的成就都是宋儒、明儒所赐呢？ 说这话，有两种原因。一种是装。就像有人以画画知名，偏说自己最好的不是画，书法比画好，诗又比书法好。明朝的徐渭徐青藤就这么说。但钱穆不是装，他说的是实话。 金朝元好问有一句诗：鸳鸯绣出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鸳鸯的学问，是一种学问。金针的学问，是另一种学问。像《先秦诸子系年》、《刘向歆父子年谱》、《国史大纲》，这些是绣好的鸳鸯。不是绣鸳鸯的针法。针法跟什么有关呢？跟你看问题的角度有关。为什么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你能看到，你的角度跟人不一样，三观跟人不一样。说钱穆的最大学问在宋学，还不是方法论的问题，而是价值观的问题。有这样的价值观，你才成为不一样的人，梳理出不一样的东西。钱穆受宋学的影响非常深。这里说宋学，指的是是宋明理学。宋学是和汉学相对的，所以能把明儒的学问也包括进来。 宋学如果简单地讲，可以用六个字概括：穷理、尽性、俟命。这六个字的核心，按照我个人的理解，是“尽性”两个字。宋明儒家，认为真正的学问就是尽性的学问。像考据、词章，只是尽性的手段。 尽性，什么叫做性呢？天命之谓性。一个人从上天那里继承来的禀赋，就叫性。这是广义地说。就像一个儿子从父亲那里继承遗产，可以继承很多遗产，这些遗产都是传家宝吗？不是。只有别人没有的东西，才算是传家宝。一个人好色，尽性就是尽你的好色之性吗？不对。因为好色不能把你和别人区别开，也不能把你和动物区别开。动物也爱好交配。一个人要不分场合地交配，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呢？ 人和动物区别在哪？在人交配分对象、分场合。这就是礼。这才是人性。因为人懂得克己复礼，动物不懂，人就和动物区别开了。但这只是就性的第一层意思来讲的。我们今天不聊这一层，不聊人和动物的区别，而聊人和人的区别，这是第二层性的意思。也就是清朝的戴震强调的材质之性。至于戴震为什么强调材质之性，后面也有很多故事，太长了今天不说。也就是说，你的才学，一定要是别人没有的，才体现你的价值和意义。 宋明儒特别强调慎独，强调“独知”。我们也可以借“独知”这个词来谈我们今天聊的学问，虽然这和宋儒的意思有出入。独知，并不是说全天下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而是说，这种学问，必须得自己亲身体会到得力，才算是真的到你身上了。空口谈的学问，不是真学问。就像今天搞讲座，我说了，你们听了，听到的东西，都不是真学问。真学问不是知识，知识可以两个人之间互相传递，甚至智慧也可以互相启发，但知识和智慧都不是宋明儒眼里的真学问。真学问一定是只在自己这儿。自己家里有无价之宝，只是自己不知道。用的所有工夫，就是把自己的无价之宝发掘出来，而不是从别人那里讨。 这也是为什么人工智能始终有它的局限。因为人有“独知”的地方。人工智能没有。人工智能依赖信息的传递。而人的“良知”，永远没有办法通过交流传递来实现共享。 王阳明有个弟子，摘抄了王阳明许多语录，拿给王阳明求印证，王阳明不认可。后来，把自己心里的想法说出来，王阳明认可了。就是这个意思。禅宗也很重这个。所以，理学和禅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禅宗弟子问师父，什么是佛，什么是向上第一机？师父就不回答，或者打一棍，或者说吃茶去。不是不告诉你。和盘托出来，你都不认得。而弟子过了很多年，突然在别的地方，悟了，搞懂了，就遥遥对着师父的方向礼拜，感谢师父当年没有说破。如果说破了，再过八辈子他都悟不了。 宋明理学也讲究这个，要自己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才算是真正的学问。《大学》叫做“自慊”。比如你读书，“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真乐吗？老家一个亲戚，跑到北京，本来跟你没啥关系，八竿子打不着，要麻烦你各种事情，你真感觉到快乐吗？要琢磨这些问题，真正懂了，理会了，觉得千真万确是这样，才是真学问。所以说，学程朱的人为什么大多数是伪程朱呢？因为说程朱的话，不做程朱的事。这样的学问就全盘破产了。 戴震反对程朱，反对对了。他要是跟随程朱，他的学问就会打很大的折扣。因为戴震后来被人发现剽窃，戴震剽窃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的学问不和他剽窃的行为太冲突。如果是朱熹或者王阳明剽窃，他们熹的学问就完全不值钱了。因为朱熹、王阳明的学问是关乎价值观的学问。学问不仅仅落在纸面上，更关系到身体力行。钱穆为什么欣赏颜习斋？不是因为颜习斋排斥读书，而是因为颜习斋提倡身体力行。 总而言之，你的学问之所以有价值，因为这是你独有的。不是你模仿人家。追随和模仿，就一钱不值。比如说，启功先生的字好，卖得贵，也容易模仿。但无论你怎么模仿，模仿得再像，都不值什么钱。因为那不是你的天性啊。人家启功写成那样，是天性使然。你写成那样，是矫揉造作，是模仿人家。这就是关键的差别。 但在这个过程中，必定有你的学问和时代不一样的时候，不被时代接受的时候。比方说章学诚，章实斋。这是今天海内外的汉学家都无法绕过的一个名字，可以说是一座高山。但在他所处的时代，章学诚没有什么名气，以至于人家写书，写个名人录，把他收录进去的时候姓都搞错了，本来是立早章，章太炎的章，搞成了弓长张。还有人写书，提到章实斋，姓倒没搞错，名字搞错了，实际的实搞成了石头的石。钱穆说，这个错误还好点，至少比搞错人家的姓要进步多了。 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什么呢？说明一个人在他的时代可能学术一点都不被认可，却不代表他的学问没有价值和意义。但一般人是判断不出来的。你要有很宏大的视野，很卓绝的眼光才能清楚自己在一个什么位置，时代在什么位置。用韩愈的话说，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全天下的人都怀疑这个，你笃信，有可能你是对的。 就像戴震，他活着的时候名气也很大，但他认为自己最重要的著作是晚年的《孟子字义疏证》。但连他最好的几个朋友都不这么认为。别人都觉得，他研究训诂考据确实是一代宗师，但讲义理他不行。但今天，提到戴震，我们会觉得他最重要的著作就是《孟子字义疏证》，同时代的人都没有那个远见。 不过，今天跟过去也不一样。学术的分工越来越细。在学术圈外的人，很难提出来真正重要的问题。真正有价值的学问，还不一定是看你能解决什么问题，而是看你能不能提出重要的问题。我怕我这一次讲座会造成一些误导，就是让人以为自己只要和别人不一样，就是有价值。因为，是不是真正的不一样，自己往往是没有本事辨别得清楚的。很多人觉得自己跟人家不一样，其实他跟人家一模一样。人家所有俗气的地方，他一点也不缺。可能只是具体的俗法不一样，而俗气本身，却一模一样。 所以，在谈到韩愈的“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论语》里另一句话，“下学而上达”。要想让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一定要有“学”的工夫。 刚才说启功的字是天性使然，但绝对不是说他天生就写成那样，他也是学了很多年王羲之、米芾之后才写成那样。学之前他的字肯定也跟别人的差不多，该有的毛病都有。而工夫，就是要把那些人所共有的毛病去掉，去掉之后，你的本来面目，你不同于人的地方，就愈发显露了。 这个用工夫的过程，就是“学”，就是“格物”、“穷理”。如果不下这个功夫，你的气质就是清浊混在一起，下了功夫，功夫越深，就越能把浊的气质去掉，清的气质留下。这就叫“尽性”，或者叫“复性”。马一浮不是搞了个书院吗？就叫复性书院。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就是尽性，就是下学而上达。 还要说的一点是，不要把“学”字看窄了。《论语》里子夏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并不是说拿学位，发文章，才叫做学。那就把“学”看狭隘了。为了发论文而读书，为了生活优渥而去争取学术地位，没有什么意义。古人是看不上的。很多人做学术当教授并不是因为对学问有兴趣，只是一个职业，和剃头卖烟没啥区别，只是这种职业会让他生活得更好一些，更受人尊重些。 《明儒学案》里，讲了些以砍柴种地为生的人，一辈子的职业就是砍柴，就是种地，却把他们列为儒家，为什么？因为他们“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所以理学家会认同孔子这一句话，“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做学问，一定是要在日用常行中有实实在在的得力处，不是空口大言，不是炫博矜能。 在宋明儒看来，做学问不是非得跑到学校里，也不是非得到庙堂上从政。孔子就说，“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人应当认清楚自己所独有的条件，包括先天的禀赋，后天的际遇。你所处的时代就是一个其他时代的天才永远也复制不来的东西，它就是你“尽性”的一个很好前提。一个人不可能说，我只有做一件事情能出成绩，做别的事情就耽误了天赋。绝对不是。因为“性”是形而上的东西。如果说你可以成为一个学问家，这说明你记忆力不错，逻辑分析能力不错，见地独到，这些素质决定你去做另外一些事情也一样能做得不错。 而最根本的，是在日用常行中分别清楚是非善恶，分清楚义利之辨的细微处。常人很容易误解，以为“三观正”是很容易达到的，其实不是。分清楚是非没有那么简单，这就是为什么“格物穷理”十分必要。一个愚蠢的人三观一定不会正。因为他看得肤浅，只看到近处看不到远处，只看到表面看不到内里。而在发动念头的时候，其实考虑的就不是“是和非”，而是“利和弊”，这么做，是好还是坏？是有用还是没用？这就糟糕了。康有为就是这样子。 所以，不是一个人三观正了，做什么事情都做得好。而是反过来，一个人做什么事情都做得妥当，他的三观才变得越来越正。是这么一个次序。如果倒过来，以为自己先有“正的三观”，那他的三观就不正了。只是自以为“正”而已，那就不是“理”，而是“意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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