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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皇族与贵族的博弈 泪痕春雨 淝水之战后，东晋帝国的首席执政官，终于是由皇族成员担任了。这个人就是司马道子！司马道子向谢安表示进逼，谢安就得只有退出权力中枢。而谢氏家族，再也没人敢与司马道子分庭抗礼了。司马道子要执政中央政府，太原王氏代表人物王国宝（王坦之的儿子），就乖乖给司马道子当部属。 司马道子公然嘲笑桓温，而桓氏家族代表人物桓玄只有跪在地上大气也不敢出。当时最有势力的豪门贵族尚且如此，其它豪门贵族就更不用说了。当时帝国只有一个人能与司马道子分庭抗礼，这个人就是司马道子的哥哥孝武帝。看到这里，我们似乎已发现整个东晋帝国已是皇族的天下了。 关于东晋帝国皇族的崛起，因为历史的记录的太过模糊。使我们在看这段历史时，总感到皇族的兴起有些太过莫名其妙了。因为历史有意无意神话皇权，所以我们总认为司马道子之所以能拥有这种权力，主要是因为他是皇帝的弟弟。但皇帝的弟弟能有几斤几两，我们只要看看东晋帝国前面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在贵族势力巨大的时候，不说什么皇弟了，就是皇帝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如果司马道子，只是凭借一个皇弟的招牌，那谢安肯定不会用正眼瞧他。更不要说对他一退再退了。不要说司马道子，就是司马道子他老爸（简文帝），谢安都懒得用正眼瞧他。谢安是这样评价司马道子老爸的：“这个皇帝，表面上人五人六的，但实际上就是一个白痴。”当然了，谢安说的话，比泪痕说得话要文雅的多、也含蓄的多，谢安是这样说的：“为惠帝之流，清谈差胜耳。” 从谢安对简文帝的这种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如果司马道子只凭着皇弟的招牌，谢安是绝不会对他退让的。简文帝在谢安眼中，都不过是一个白痴，区区司马道子就更可而知了。让谢安对一个比白痴还白痴的人退让，那我们把谢安看成什么人了。 淝水之战后的司马道子，虽然不敢说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但显然已没有一个豪门贵族敢与他分庭抗礼了。现在能与司马道子分庭抗礼的人，只有孝武帝了。 皇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崛起呢？从司马道子兄弟的能力上显然是找不到答案的。因为历史上对他们兄弟的评价，无论从能力还是道德上都也是非常低的。虽然关于他们的评论未必客观，但他们两个兄弟也实在没有什么过人的表现。 皇族势力的崛起，实际上在桓温崛起时就开始了。当时，为了打击、压制庾氏家族，豪门贵族就都支持皇族、桓氏家族。在桓温出任荆州刺使时，司马昱（后来的简文帝，也就是司马道子的老爸）也开始出任帝国执政官了。这两个人物崛起于中央、地方，遂使庾氏家族一退再退，终于丧失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司马昱出任帝国执政官，实际上就是皇族开始崛起的标志。只是皇族的这种崛起在桓氏家族咄咄逼人的攻势下，一直都显得黯淡无光；而且皇族的这种崛起，在那些敢于和桓温公开相争的豪门贵族（殷浩、王述、谢安）映衬下，变得模糊不清了。但司马昱的地位却显然一直不容低估。 后来桓温为了削弱废立皇帝的阻力，更把司马昱推上了皇位，就让皇族势力又上了一层楼。但在桓温咄咄逼人的背景下，司马昱这种权力上升，似乎也无法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司马昱虽然当了皇帝，却是一副自身难保的样子。以至谢安都会说司马昱和晋惠帝一个德性。但司马昱当时的权力与影响，已绝不容人轻视了。 在桓温死前，司马昱就已死掉了。在这种背景下，皇族势力虽然上升了，但司马昱的儿子年龄还小，所以皇族势力一时还不能表现出来；而且当时面对前秦帝国的压力，东晋帝国中央、地方的领衔人物，都是那些有能力、有影响力的豪门贵族代表（比如谢安、桓冲）。在这种背景下，皇族已崛起的事实，遂变得模糊不清了。 在淝水之战结束后，司马昱的两个儿子长大了；而且外部的压力也小了，所以皇族的势力马上就显现出来了。以至我们突然发现，现在东晋帝国最有实力的豪门贵族竟然就是皇族。面对皇族代表人物司马道子的步步进逼，谢氏家族、王氏家族、桓氏家族都也不敢与皇族分庭抗礼了。 皇族的这种兴起，意味着江南贵族政治已走过了它的鼎盛阶段。虽然在此之后，帝国依然是豪门贵族的帝国，但豪门贵族显然已无法自己代表自己的利益了。现在的豪门贵族，只能通过皇权、军事强人来代表自己的利益了。 桓玄最初能轻易打败司马元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普遍豪门贵族不甘忍受日渐崛起的皇族势力威逼，所以都想借桓玄之手，打击一下不可一世的皇族势力。 我们通常总认为桓玄能轻易打败司马元显，主要是因为刘牢之倒戈造成的，但这显然是把结果当原因了。在桓玄攻打司马元显时，刘牢之一直都在观望，他一直都想坐收渔人之利。刘牢之决定投降桓玄时，桓玄已快攻入帝国都城了。从这层意义上，绝不是刘牢之倒戈造成了司马元显的失败，而是因为司马元显的失败，导致了刘牢之的倒戈。（对此以后再详叙，这里只是简单说一句） 桓玄后来可以轻易杀害众多北府兵高级将领，主要原因也是普遍豪门贵族都借桓玄之手削弱北府兵这种异己力量。所谓刘牢之一身三反，所以失去人心的说法，不过是后来的御用文人，为刘裕背叛刘牢之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罢了。真实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普遍豪门贵族都支持桓玄，所以刘裕等人，自然也决定投降桓玄了。在这种背景下，刘牢之自然大势已去了。 不论后来的御用文人，把历史写得如何含糊不清，但有一个事实是无可改变的，那就是在刘牢之最需要刘裕等人的时候，刘裕等人都投降桓玄了。 从这层意义上，当时普遍豪门贵族；都把桓玄看成了可以恢复贵族政治的希望。但桓玄接下来的表现，却让贵族社会彻底失望了，因为桓玄所作所为，比司马元显走得更远。这位老兄，竟然想自己当皇帝了，换而言之，他这是想彻底凌驾于整个豪门贵族社会之上的。于是普遍豪门贵族代表，终于决定抛弃桓玄了。 但江南的贵族政治，显然已走过了他的鼎盛时期，所以贵族社会虽然决定抛弃桓玄了。但他们自己也无力推出一个强有力的领衔人物，在这种背景下，那些出身寒门的、富于冒险精神的北府兵将领遂成为江南的领衔人物了。 因为刘裕率领一群乌合之众（刘裕反桓玄时，并没有控制北府兵），就能把桓玄打得大败。我们总感觉刘裕太神奇了。但只要我们看看陈胜、吴广率领几百手持简陋武器的戌卒，就把强大的秦帝国挑得天翻地覆，并能开国立号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一切只是时也、势也。 桓玄的失败，主要是因为整个贵族社会已决定抛弃桓玄了，所以刘裕等人造反开始后，所过之处自然是势如破竹，因为根本没有多少人真正愿意为桓玄效力的。在这种背景下，简单几个回合后，桓玄就决定全面西撤了。 在淝水之战前，江南地区一直是豪门贵族代表担任领衔主角；但在淝水之战后，江南地区担任领衔主角的人物，却是皇族成员、军事强人、皇帝了。 虽然皇族成员、皇帝、军事强人，都得尊重贵族政治，但所有的豪门贵族代表，都已开始屈居于这些异己力量之下了。贵族政治的衰弱 贵族政治的衰弱，是众多力量共同促成的。第一种力量，就是皇族已崛起了，代表人物是司马道子；第二种力量，是寒人（充其量次等士族）掌控的军队已崛起了，代表人物是刘牢之；第三种力量，就是地方豪强势力已崛起了，后期的代表人物是桓玄。 面对这三种力量，以谢安的能力、以谢安的家族背景、以谢安的功劳，也无法维护自己、自己家族的权力地位了。 谢安的失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自然是因为谢安不能团结其它豪门贵族。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分析过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太原王氏代表人物（王坦之的几个儿子）、琅琊王氏的代表人物（王珣），都一直受到谢安的压制、排挤，而在谢安失势后，这些人都成了帝国举足轻重的实权人物。从这层意义上，谢安失势是因为他不能团结这些豪门贵族代表造在的。 但面对皇族、寒人掌控的军队、地方豪强势力的先后崛起，谢安就是没有这些错误，他也无法维持自己、自己家族的权力与地位了。因为这些利益集团的崛起，使豪门贵族拥有的特权不断受到了挑战。 基于皇权的角度去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帝国权力的分配自然应该以皇权为中心进行分配；所谓贵族的血统、门第都应该靠边站。寒人掌控的军队，自然更想打破所谓的血统、门第偏见，因为在他们眼中，帝国的权力的分配应该以能力高低进行分配。基于地方豪强势力的角度，我的地盘我做主，到了我的地盘里，不论你是谁，你也得给我收敛着。面对这些力量的兴起，江南的贵族政治自然越来越衰弱。 因为这些力量崛起了，所以东晋帝国的权力分配，已不再局限于几大豪门贵族内部进行了。在这种背景下，皇权在扩张自己的势力时，自然能很容易的实现纵横开合。 因为谢安不能团结几大豪门贵族代表，所以司马道子可以很容易的利用那几大豪门贵族代表打击谢安；如果谢安能团结这几大豪门贵族代表，皇权也可以从其它地方寻找力量来打击谢安。因为在帝国的权力现在越来越分散的背景下，在皇族势力已崛起的背景下，谢安做得再好，皇权也可以寻找到众多试图挑战谢安权力的实力派。 以谢安失势为标志，意味着江南的贵族政治，已走过了他的鼎盛阶段。因为豪门贵族代表人物，已无法在帝国权力分配时占据绝对的优势了。帝国最主要的权力，已开始被皇族、寒人、地方豪强越来越多的占据了。 桓玄打败司马元显时，也许是江南豪门贵族政治恢复的唯一机会。因为桓玄在豪门贵族的支持下，把皇族势力、寒人势力都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皇族代表人物司马道子、司马元显都被杀掉，北府兵高级将领（刘牢之、刘袭、刘季武、竺谦之、竺朗之、刘敬宣、高雅之）或被杀掉、或被逼得逃亡。写到这里，我们已可以看出来了，那些威胁贵族政治的力量（皇族、寒人）都已被桓玄打得一蹶不振了。现在掌控中央政府的桓玄，只要他愿意放弃地方豪强的角色，愿意再次溶入豪门贵族主流社会中，那江南地区的贵族政治就又开始恢复了。 但面对已衰弱的豪门贵族社会，桓玄终于忘乎所以了，于是进入帝国都城后没有几天，桓玄就急不耐的爬上了皇位。从这层意义上，桓玄比司元显等人做得更绝。 面对如此不识实务的桓玄，豪门贵族社会自然抛弃他了。在这种背景下，不可一世的桓玄，面对刘裕一群乌合之众（刘裕起兵时，并没有控制北府兵），竟然不能组织起任何有效的反击就退出了帝国中央政府。 因为豪门贵族社会已抛弃了桓玄，所以刘裕起兵造反后，自然不会遇到什么太大的阻力。相反，还可以获得各种形式的支持与帮助。 但不论怎样，豪门贵族政治已走过了他的鼎盛时期。因为豪门贵族代表们，虽然可以强有力的影响政治人物的命运。但豪门贵族的代表们，却已无力自己代表自己的利益了，所以在他们换掉桓玄后，却只能让几个寒门子弟（刘裕、刘毅、何无忌）成为帝国的领衔主角。 在一个豪门贵族的社会中，帝国领衔的主角竟然是几个寒门子弟，这怎么看都是一个讽刺！所以那些豪门贵族子弟，一方面标榜自己的血统、一方面标榜自己贵族的出身；却已无法改变自己必须要屈居于一些寒门子弟之下的事实了。 后世路琼之，以皇亲的身份（他的姑奶奶是当时皇帝的母亲）去见王僧达（王导五世孙）。但王僧达对路琼之却是一脸的倨傲，因为王僧达是头等豪门贵族的子弟，路琼之却是所谓的寒门子弟。 路琼之因为有钱有势，所以就觉得自己能与王僧达平起平坐。看到路琼之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王僧达就问路琼之了：“我们家以前有个养马的人也姓路，不知和你是什么关系？” 王僧达这是在告诉路琼之：“你不要以为你姑奶奶是皇太后、也不要以为你当了个大官，穿了身好衣服，就觉得自己也是什么贵族了？你爷爷从前还是我们家的马夫呢。我身上流的血，那是贵族的血，你身上流的血，不过是一悲贱的马夫的血罢了。凭你这种身份，也想装模作样扮什么豪门贵族，你也太自不量力了！” 王僧达的这种骄傲，似乎是有道理的。但在贵族政治已屈服于皇权的背景下，他这种骄傲实在有些莫名其妙。因为，路琼之的血统卑贱，那当今皇帝、皇太后的血统呢？岂非同样是卑贱的。 在谢安失势后，江南地区的领衔人物，已不再是豪门贵族代表了。虽然豪门贵族代表们的何去何从，可以强力的影响最高权力者的权力、地位。但面对皇权、军事强人，他们已表现得越来越无可奈何了。 但有一点，仍然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时的帝国，依然是豪门贵族们的帝国。谁如果敢否定这一点，那他一定会失败的很难看。司马无显有意无意的否定了这一点，所以他面对桓玄的打击，连还手之力都没有；桓玄后来也有意无意的否定了这一点，所以面对刘裕的打击，他同样也丧失了还手之力。 经过这两次博奕。江南各大利益集团，似乎已达成这样一种默契，那就是最高权力者承认帝国是豪门贵族的帝国，但豪门贵族们也得承认最高权力者已凌驾于自己之上的事实。 司马道子与孝武帝之争 谢安退出政治舞台后，孝武帝、司马道子两人遂成为帝国的领衔主角。但这并不意味着皇族已彻底凌驾于豪门贵族之上了。 因为无论是孝武帝、还是司马道子，他们的主要亲信都是贵族代表。从这层意义上，他们两个人想维持自己的权力，都需要取得各大豪门贵族代表的支持。再换而言之，如果失去各大豪门贵族代表的支持，他们的权力就会无法维持。 那些追随孝武帝、司马道子的豪门贵族代表，他们的权力基础，主是是源于自己的家族背景，而绝非源于孝武帝、司马道子的信任与重用。从这层意义上，这些人都是孝武帝、司马道子的盟友，而非严格意义上的下属。 司马道子兄弟之争，实际上也体现着太原王氏（王坦之一系、王蕴一系），与琅琊王氏（王导一系）之争。当时的豪门贵族代表已无法从正面上对抗皇族了，所以他们就通过支持皇帝、皇弟的方式扩张自己的利益。 按通常的说法是，王国宝之所以拥有巨大的权势，主要是因为他取得了司马道子的信任与重用；王恭、王珣之所以拥有巨大的权势，主是因为得到了孝武帝的支持与重用。但是，这些内容似乎也可以反过来说。司马道子之所以拥有巨大的权势，主要是因为得到了太原王氏（王国宝）为代表的力量支持。孝武帝之所以能控制司马道子，主要是因为得到了太原王氏（王恭）、琅琊王氏（王珣）的支持。从这层意义上，他们之间不过是相互利用与合作罢了。 虽然贵族政治已走过了他的鼎盛时期，但帝国依然操纵在豪门贵族手中。因为无论是孝武帝还是司马道子，他们都也摆脱不了被豪门贵族制约的影子。 在这种背景下，司马道子与孝武帝之间的相争，一直进行的比较温和。因为他们兄弟之争，实际上就是各大豪门贵族之间的利益争夺。这种争斗本身就不是什么你死我活的争斗，大家争来争去，都不过是为了能多瓜分点权力资源罢了。而且大家都也清楚，帝国依然还是豪门贵族共同控制着，谁想独霸帝国都是不可能的。 争夺的结果，皇帝是货真价实的皇帝；司马道子也是货真价实的执政官。而各大豪门贵族代表，都成为帝国主要军政长官。 如果一切停留在这种状态中，那东晋帝国在皇帝、皇弟的领导下，正渐渐步入稳定与成熟中。不知道我们发现没有，在孝武帝时期，东晋帝国的皇族虽然崛起了，但东晋帝国的统治基础却比任何一个时期都宽广。对此，只要我们看看东晋帝国当时的权力分配就可以知道。 皇族出了孝武帝、司马道子；王坦之一系出了王宝国、王忱、王绪；王导一系出出王珣，谢安一系出了谢琰，王蕴一系出了王恭、殷浩一系出了殷仲堪；庾氏家族出了庾楷，桓氏家族出了桓玄；甚至寒族成员都留了一个重要的席位，他由刘牢之等人来代表。从这层意义上，现在的东晋帝国，是一个社会基础最为广泛的时期。 我们常常因为司马道子与孝武帝拉帮结派相争，总感觉帝国在这个时期一直不稳定。但泪痕以为，这只是人们的一种错觉，因为当时是东晋帝国少有的稳定时期。 在贵族政治为基础的东晋帝国，什么时期曾真正稳定过呢？显然是没有的。从前王敦两次率军进攻中央政府，苏峻也曾率军进攻中央政府，陶侃、庾亮也都曾试图率军进攻中央政府，至于桓温崛起后，就不用说了。现在帝国只是在两大皇族代表的领导下，拉帮结派的争权夺势罢了，既没有因此引起战争，也没有因此引起大面积的不满，这怎么能说当时政治不稳定呢？ 历史书中，常常因为殷仲堪在地方受制于桓玄、杨铨期，王恭在地方受制于刘牢之，而感觉孝武帝不会用人，好像孝武帝能让两个强有力的人物出任荆州刺使、徐州［注1］刺使，那才叫成功了。泪痕以为，这不过是把政治当童话去讲罢了。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殷仲堪到达荆州后，能把桓氏家族主要成员逼到边缘地位，那孝武帝才叫失败呢！因为这样的殷仲堪，不过是从前的桓温翻版罢了。如果桓温进入荆州后，一直无法把庾氏家族清理出局，那桓温也就只有一直乖乖听命于中央政府了。如果殷仲堪进入荆州后，真能把桓玄清理出局，那殷仲堪也不会乖乖听命于中央政府的。 一个能独霸荆州的军政长官，随时都会脱离中央政府控制，并成为中央政府的最大威胁者。从这层意义上，殷仲堪在荆州地区与桓玄、杨铨期三足鼎立，本身就是中央政府控制荆州加强的表现。如果荆州一直停留在这种状态，那中央政府就可以很容易驾驭荆州了。 王恭受制于刘牢之，也是如此的。 皇帝派人当刺使，绝不是去让他们独霸地方的；而是让他们代表中央政府管理地方。从这层意义，殷仲堪、王恭不能独霸地方，只能证明是他们自己的失败，却不能证明是皇权的失败。 无论谁独霸地方，对皇权的威胁都是一样的。王恭受制于刘牢之，却动则就敢率军进攻中央政府。如果王恭独霸徐州，那他岂非更无法无天了。殷仲堪受制于桓玄，都敢公然率军进攻中央政府政府，如果他独霸了荆州，岂非同样更会无法无天了。所以这两个人的权力受制于地方实力派，本身就是符合皇权利益的。 殷仲堪、王恭后来的失败，绝不是因为他们权势太小了，而是因为他们都高估自己了，他们在受制于桓玄、刘牢之的背景下，都敢率军进攻中央政府，如果失去了这种制约，这两个人岂非更无法无天了？这两个人能控制桓玄、刘牢之，主要是因为有中央政府在背后支持他们，当他们公然挑战中央政府后，自然无力应对来自桓玄、刘牢之的进攻了。 当然地方权力的分散，应该不是孝武帝有意促成的。但它却是东晋帝国各大豪门贵族博奕出来的结果。因为帝国中央政府处于皇帝与皇弟相争之中，所以孝武帝想让自己亲信彻底控制地方时，自然会受到皇弟一系的种种阻碍。但不论怎么说，晋帝国地方权力的分散，并不意味着东晋帝国的统治衰弱了，恰恰是意味着东晋帝国统治加强了。 如果帝国的权力之争停留在这种状态，那意味着帝国处于一种动态的稳定中。但是因为这种稳定是建立在各大豪门贵族势力均衡的基础上，所以只要有一个贵族势力发生变化、或是一个贵族做出不切实际的想法，就会引起帝国的权力分配发生变化。当然了，东晋帝国在过去的近百年，一直都是在这种内哄、争斗的平衡之中渡过的。 从这层意义上，孝武帝时期，帝国的拉帮结派，并不是孝武帝执政失败的结果，恰恰是孝武帝统治成功的结果。因为这种权力争斗是贵族政治的必然产物，只要他能保持表面的稳定、统一，本身就是成功的。 但帝国的这种稳定，随着孝武帝的死亡而突然结束了。 ［注］：我所说的徐州，是指以京口为军政中心控制的淮南地区。在淝水之战后，这个地区在行政上已不属于徐州了，只是为了与前面的内容连贯，所以依然还用徐州表示这块地方。 孝武帝之死 孝武帝的死亡很离奇。据说孝武帝喝醉酒后，和自己宠爱的女人开玩笑说：“你已经快三十岁了，可我喜欢更年青的女人，所以我以后不想理你了。”就是这样一句玩笑话，让那个女人动了杀机，并且真因此杀了孝武帝。 这个故事，是标准的宫廷秘闻。因为这个故事说得有鼻子有眼，但凶手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因为这个故事的所有来源，都是源于小道消息；虽然这个故事在后世广为流传，但在当时却未得到官方任何形式上的证实。 对于这种历史上的宫廷秘闻，我通常都是报着姑妄听之的态度。而这个宫廷秘闻本身，更有着许多不符合常理的地方。 谋杀需要足够的动机与勇气。张贵人谋杀孝武帝的动机、行为，本身就是离奇的；至于她同谋者（心腹宫女）的动机、行为就更难以解释了。因为我们实在看不出她们不谋杀皇帝，会有什么显而易见的危害；也看不到他们谋杀皇帝后，会有什么显而易见的利益。而且我们也实在看不出张贵人有什么控制局势的能力，换而言之，她们谋杀皇帝好像是难以逃脱惩罚的。 更主要的是，如果孝武帝真的死于这种谋杀案，而且被说得有鼻子有眼。那司马道子对此不闻不问，他的政敌为什么不拿这件事去大作文章呢？从这层意义上，这个故事应该只是一个故事。 我们把孝武帝的死亡，理解为正常死亡，也完全无损我们解读这段历史。相反如果采用了这个故事，历史反而更象小说了。从这层意义上，孝武帝应该是正常死亡的。 晋灵公死后，董狐在史书写：“赵盾弑君。”赵盾的确没有参与杀害晋灵公的事。但董狐说了：“晋灵公被人杀害了，你作为晋国的执政官，你有能力也有机会惩罚凶手，却让凶手堂而皇之的生活在晋国。弑君的主谋不是你，还能是谁？” 董狐的推论是完全成立的，赵盾有能力、也有机会惩罚杀害晋灵公的凶手（赵穿），但赵盾却让赵穿堂而皇之的生活在晋国。这本身证明赵盾是默认、默许别人杀害晋灵公的。而赵穿敢杀晋灵公，显然也是考虑到了这种原因。因为有这种原因存在，赵穿才敢放胆杀害晋灵公。 我们再看看东晋孝武帝之死。孝武帝死后，虽然外界都认为他是被张贵人谋杀的，但司马道子却并没有追究张贵人的责任。不要说别的，如果孝武帝真是张贵人谋杀的，那仅凭这一点，司马道子也难逃弑君的嫌疑与罪名。但这个宫廷秘闻的可信度并不高。因为张贵人及其心腹宫女，谋杀孝武帝的动机本身就很难让人信服。 更主要的是，如果孝武帝真的是死于非命，那司马道子对此不闻不问，王恭等人用武力挑战他时，为什么不拿这件事大做文章呢？从这层意义上，孝武帝死于谋杀，恐怕只是后世才流传出来的宫廷秘闻罢了。如果在当时就有这种传闻，王恭、殷仲堪、桓玄等人在挑战司马道子，没有理由不在这件事大做文章。 司马道子与王恭之争 孝武帝死后，孝武帝的儿子司马德宗继承了皇位。据史书上说，这位新皇帝是一个白痴，他的智力水平恐怕比两三岁的婴儿都低。从这层意义上，在孝武帝死后，晋帝国的皇位就等于放了一个木偶。在这种背景下，帝国大事小事都开始由司马道子说了算。 但实际上，孝武帝死后，司马道子依然无法真正控制帝国中央政府。因为支持孝武帝的豪门贵族，之所以拥有巨大的权势，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有着强大的家族背景；而绝不是单纯的因为他们得到了孝武帝的信任与重用。所以孝武帝死了，孝武帝的亲信依然拥有着巨大的权势。 从这层意义上，孝武帝死后，只是使东晋帝国的力量均势发生了一点点偏差。绝不是意味着孝武帝一系的势力，从此就要一蹶不振了；更不意味着整个东晋帝国，就将成为司马道子的天下了。但司马道子一系却显然错误的估计了形势。 孝武帝死，因为司马道子错误的估计了形势，所以他只愿意对王恭等人表示友好，却不愿意给王恭等人为代表的利益集团，在中央政府留一个重要的、货真价实的职务。 《通鉴》是这样记录这段历史的：司马道子想使朝廷内外团结，于是对王恭用心结交，希望消除旧日的矛盾；可王恭谈到当时朝政，总是声色俱厉。司马道子知道王恭不能合作，就产生了除掉他的想法。 为什么司马道子与王恭无法谈拢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他们在权力的分配方案上各有各的想法。基于司马道子的想法，等于对王恭说：“我哥哥死了，你以后就跟着我混好了；我不会亏待你的。”基于王恭的想法，等于在对司马道子说：“你司马道子是当今皇帝的叔叔，我还是当今皇帝的舅舅呢！你想让我以后跟着你混，你也太高估自己了！” 司马道子的确有些高估自己了！但司马道子高估自己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从前司马道子一直与孝武帝分庭抗礼，而王恭却一直听命于孝武帝。所以司马道子认为孝武帝死了，新皇帝又是白痴，王恭以后不跟着他司马道子混，又能跟着谁混呢？ 王恭不愿意臣服司马道子，自然也有足够的道理。因为司马道子是皇帝的叔叔，王恭还是皇帝的舅舅呢。王恭从前听命于老皇帝，那是因为王恭忠君爱国，司马道子从前与老皇帝分庭抗礼，只能证明司马道子是个乱臣贼子。如果想以此证明王恭应该臣服司马道子，那不是没事开玩笑吗？ 既然司马道子与王恭各念一本经，那他们之间就只有通过火并的方式来解决争端了。 在当时背景下，无论谁处于司马道子的位置，恐怕也会想要凌驾于王恭等人之上。因为从表面上看，孝武帝一系的力量现在实在不堪一击。殷仲堪在荆州受制于桓玄、王恭在淮南受制于刘牢之，王珣在中央政府受制于王国宝。在这种背景下，不要说利益当事人了，就是后世的读史者也会认为，司马道子实在没有理由对王恭等人妥协。 但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显然忘了一件事；那就是东晋帝国还是豪门贵族共同的天下，司马道子想凌驾于各大豪门贵族之上，他也实在把自己看得太了不起了。 孝武帝死后，只是意味着东晋帝国的力量均势发生了一点点偏差。现在想让帝国恢复平衡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让一个王恭、殷仲堪都认可的贵族代表，出任帝国中央政府的主要军政职务，而且必须是货真价实的。最理想的、最现成的人自然就是王珣。但司马道子一系显然不想做出这种让步。既然如此，王恭等人自然不会客气了，于是他们马上就对此采取了武力措施。 面对这种结果，顿时把司马道子、王国宝吓傻了。因为他们实在没有想到，区区一个王恭振臂一呼，竟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威力。 王恭是太原王氏的代表人物，他坐镇京口背后有强大的北府兵为后盾；而且王珣（琅琊王氏王导一系的代表人物）还在中央政府默默支持他。更有殷仲堪（荆州刺使）、桓玄（桓氏家族代表人物）在西部摇旗呐喊，随时可能率军前来。 面对如此强大的反对力量，司马道子终于发现自己从前真的是高估自己了。于是他决定向王恭等人表示妥协。 因为王恭等人攻打司马道子时，公开的旗号是要清理奸臣王国宝。所以司马道子要对王恭等人妥协，自然要损害王国宝的利益了。在这种背景下，王国宝自然不会甘心束手就就缚了。 王国宝最初的计划是，先杀掉中央政府的王珣，然后再胁迫司道子与王恭、殷仲堪对抗到底。但事到临头，王国宝却终于不敢做出决定。王珣对王国宝说：“王恭等人与你相争的不过是权力罢了，你给他们让出权力不就没事了吗？”王宝国一听，这话好像似曾相识，于是马上就大怒道：“你这不是让我当曹爽吗？” 但不当曹爽又能怎样呢？击杀王珣等人，让自己亲信全面接管中央政府；然后胁迫司马道子率军进攻王恭吗？车胤马上就对他说了：“你这样作前，请先想好后果！当年桓温活着的时候，袁真据寿春造反，所以桓温亲自率军进攻寿寿；结果用了七八个月的时间才打败寿春的反叛势力。你自信你的才能、实力比桓温强吗？”换而言之，车胤等于告诉王国宝，以你的本事是不可能迅速打败王恭的，到时殷仲堪、桓玄的荆州军队再从西边过来。你靠什么抵抗呢？这些话，更让王国宝彻底绝望了。因为投降也许还有一点点活路，如果真要冒险玩命，恐怕只有死路一条。 在这种背景下，王国宝虽然知道做出曹爽那样的选择凶多吉少，但他终于还是做出了类似的选择。当然，这种选择实际上并没有错，因为这种选择只要交出几颗人头就可以了事，如果非要冒险玩命，恐怕就是要交出全家的人头也不够。 司马道子（皇帝叔叔）与王恭（皇帝舅舅）的火并，只经过简单的一个回合，双方就决定达成妥协了，因为他们都也发现，如果真的火并下去，恐怕对谁也没有好处。于是这场火并，就以牺牲几个太原王氏、琅琊王氏代表人物（王国宝、王绪、王廞）结束了。 司马道子不敢火并到底，所以就用王国宝的人头来表示妥协的诚意了。司马道子这样作，绝不是在自毁武功。因为司马道子，只杀了王国宝、王绪两个人，王恭等人并没有要求司马道子铲除王国宝一系，而且王国宝所代表的家族在帝国依然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更主要的是，司马道子与王国宝之间，本身也有很多矛盾。 王恭也不敢火并到底；所以看到司马道子妥协后，也就决定和解了。面对王恭这种和解，让王廞（王珣的堂弟）顿时感觉骑虎难下了，因为王廞已作好了与司马道子火并到底的准备，所以在这种过程中他没有留一点后路，现在王恭竟然与司马道子和解了，你叫他怎么办？所以王廞只有一条道走到黑了，于是王恭杀掉了他。表面上，王廞之死，是因为他攻打王恭造成的，实际上是因为他不愿意（主要是无法）与司马道子和解造成的。 如果顺着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东晋帝国的贵族政治，也许还有机会再保持几年稳定。因为贵族政治，最讲究的就是各大贵族之间相互妥协退让；只有普遍贵族都推崇这种行事原则，贵族政治才能得以维持。如果普遍贵族都是报着谁也不服谁的行事原则，那贵族政治还靠什么维持呢？ 从这层意义上，司马道子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违反贵族政治的基本原则。而王恭见好就收的作法，也完全符合贵族政治的基本原则。接下来的事，应该就是司马道子与王恭、殷仲堪，协商出一个大都能接受的权力分配方案。 但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王恭受制于刘牢之、殷仲堪受制于桓玄等人、王珣在中央政府已成为了摆设。在这种背景下，你让司马道子把自己控制的中央政府权力给他们分出一部分；这也有些太强人所难了。关键是，就算司马道子愿意做出这种让步，他代表的利益集团也不愿意做出这种让步。 在这种背景下，司马道子的儿子司马元显，终于渐渐取代了司马道子。虽然在这种背景下，司马道子也开始做出了一些强硬的调整，但终于还是不能让自己一系满意；于是司马道子一系的代表人物遂成了年少的司马元显。 对于权力，相信很少有人会主动让出来。伟大如我朝太祖，尚且一息尚存，就是大权在手绝不交出，区区司马道子就更用不着说了。高尚如我朝周宰相，也是一息尚存，就是大权在手绝不交出来；区区东晋那种宰相就更用不着多说了。 从这层意义上，司马道子退居二线，让自己儿子全面接管自己的权力。绝不是他主动退让的结果，而是政治斗争失败的结果。司马道子虽然一直想从儿子手中抢回权力，但总是无法实现这种企图。 司马元显取代司马道子 司马元显是司马道子的儿子，当时只有十六七岁。以他的年龄阅历，实在不足以胜任帝国执政的职务。但因为司马道子妥协退让，所以司马道子一系的主要成员，都开始支持年青气盛的司马元显了。 司马道子竟然用王国宝的人头，向王恭、殷仲堪等人表示妥协。这种选择，不要说当时利益相关的人了，就是后世读史者也都认为司马道子太窝囊了。从这层意义上，司马道子一系转而支持少壮的司马元显，那是自然而然的事。 孝武帝死后，东晋帝国的各大实力派，闹得鸡飞狗跳，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在权力分配的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 因为司马道子一直都能与孝武帝分庭抗礼，所以孝武帝死后，司马道子难免会产生一些错觉。孝武帝死了，小皇帝又是个白痴，现在帝国就应该由他司马道子说了算。 当王恭、殷仲堪用武力向他发起挑战后，司马道子才终于发现自己从前的确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于是他就决定向王恭等人做出妥协。但以他为代表的利益集团，却显然并不认可他的这种妥协。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不要说利益相关的当事人了，就是后世读史者，也都普遍认为司马道子的这种妥协实在是太窝囊了。 也许，王恭与殷仲堪都没有挑战司马道子权力地位的意思。他们之所以反对司马道子，恐怕主要是因为司马道子一系独霸中央政府的作法，实在让他们一点安全感也没有。最简单而言，如果司马道子一系独霸中央政府成功，那他们以后随时都可以用一纸调令，把殷仲堪、王恭的刺使的职务剥夺了，到时他们两个人恐怕就只能到中央政府找一个冷板凳去坐了。 从这层意义上，王恭、殷仲堪反对司马道子的行为并不过分。因为帝国是豪门贵族共同的帝国，绝不是某个人的帝国。这也就是在司马道子做出妥协后，王恭等人并没有趁势再进逼司马道子的主要原因。因为东晋帝国的几大实力派，谁也没有压倒性的优势；在这种背景下，司马道子自然没有信心让王恭、殷仲堪、王珣彻底臣服自己，王恭等人也没有信心把司马道子一系彻底打败。从这层意义上，当时东晋帝国几大实力派都是清醒的。如果东晋帝国朝这个方向发展下去，贵族政治也许还可以多维持一段时间，至少寒族成员想大举接管帝国中央、地方主要军政职务，还得往后推一段时间。 但在权力的诱惑面前，人是很难保持清醒的。面对权力的诱惑，人们常会夸大自己的优势，更会模糊可能面对的危险。这是司马道子最初想让王恭等人臣服自己的主要原因，这也是司马道子后来愿意妥协，却让人们认为窝囊无能的主要原因。既然，无论是利益相关的人，还是局外的人（后世读史者）都认为司马道子这种妥协是窝囊无能的表现，那司马道子在自己一系的地位开始下降，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以司马道子为代表的利益集团，显然普遍认为再让司马道子这种窝囊废领导下去，他们的既得利益都得一点点的全让出去。在这种背景下，他们自然开始倾向于支持少壮的司马元显了。这是司马元显崛起于政治舞台的主要原因。 司马元显崛起的主要原因，一个是因为他是司马道子的儿子，所以只有支持他取代司马道子，才能最大限度的保证司马道子一系的完事。另一个原因就是他年青气盛、敢想敢干，司马道子一系现在正需要一个强硬的代表人物。 司马元显崛起后，并没有让支持他的人失望。在他的领导下，司马道子一系开始对王恭、殷仲堪采取强硬措施了。 从表面上看，司马道子代表的中央政府，实在没有必要对王恭、殷仲堪等人妥协；因为这两个地方实力派都也控制不了自己的地盘，所以中央政府想打击他们，是很容易实现借力打力的。 但支持这种观点的人，也许忘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东晋帝国是豪门贵族共同的帝国。皇族代表人物完全无视其它豪门贵族代表的正当请求，他这是想干什么呢？他显然是要加强中央集权了，这在普遍的豪门贵族代表看来，自然是无法无天的行为。 在司马道子杀掉王国宝后，司马道子一系依然牢牢的控制着帝国中央政府。他们并没有给自己一系之外的成员留个重要的职务，相反还变本加厉的扩张自己一系的力量。在这种背景下，司马元显、司马尚之等皇族强硬代表人物，遂开始越来越有影响力了。这种结果，本身就意味着司马道子一系与帝国其它实力派的矛盾无可调合了。 王国宝虽然死了，但王国宝两个哥哥（王恺、王愉）的地位却开始加强了。在王国宝死后不久，王愉开始出任江州刺使，并且把豫州刺使庾楷管辖的四个郡也割给了江州。这件事直接成为帝国其它实力派反对司马道子一系的导火索。因为王恭、殷仲堪还没有说话，利益受损的豫州刺使庾楷就跳出来要用武力来挑战司马道子一系了。并且振臂一呼，马上得到了王恭、殷仲堪、桓玄等人的响应。 从某种意义上，司马道子一系这次面临的危机，比上次王恭武力反抗时更严重。但这次领导司马道子一系的人，不是软弱无能的司马道子了，而是强硬的司马元显，所以他们马上就对此报以了积极的反击。 从表面上看，司马元显比他老爸本事大多了。但这只是从表面上看罢了。 在东晋帝国从前的利益博奕中，殷仲堪、王恭都有死穴。殷仲堪、王恭在自己势力范围内都也不能一手遮天；殷仲堪有桓玄牵制，王恭有刘牢之牵制。帝国政府想打击他们时，是很容易实现借力打力的。事实上，司马元显敢对王恭、殷仲堪采取绝不妥协的态度，就是因为他清晰的看到了对方的这种弱点。所以司马元显没有大规模的调动军队，仅仅通过纵横开合，就把王恭、殷仲堪打得一败涂地了。 王恭能控制刘牢之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是中央政府派到淮南的最高军政长官，如果刘牢之敢公然对抗王恭，那就等于是造反，所以刘牢之只有一直听命于王恭。 殷仲堪能控制桓玄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是中央政府派到荆州的最高军政长官；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桓玄敢公然挑战殷仲堪，那就等于是造反。所以桓玄一直无法摆脱殷仲堪的束缚。 但当帝国中央政府剥夺了殷仲堪、王恭在当地最高军政长官的职务后，更公然怂恿桓玄、刘牢之火并他们时，他们自然都变得不堪一击了。在这种背景下，王恭死于非命，桓玄终于摆脱了殷仲堪的束缚。 司马元显两招怪棋，表面上以全胜收场。但实际上已败得一塌糊涂了。因为荆州、淮南的权力分散，是东晋帝国能控制当地的主要原因。现在司马显两招怪棋，虽然打败了政治对手，却让荆州、淮南的权力渐渐趋于集中了。 东晋帝国的贵族政治，渐渐走到了最危险的阶段。 因为不久后，帝国最有影响力的三个人。谁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豪门贵族代表。 刘牢之自然不是豪门贵族代表，因为他是从寒人世界冲进贵族社会的另类；而且刘牢之旗下的重要成员，都也带有这种色彩。 司马元显，应该可以算豪门贵族代表成员。但他的另一层身份却是皇族的主要代表成员，而且一心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全然无视贵族社会的基本原则。这种成员崛起，本身意味着随时可能把贵族政治打破的。 桓玄应该可以算豪门贵族成员；但更有一层身份，那就是军阀与土豪。因为桓玄的权力与地位，根本不是通过贵族社会承认得来的，而是通过公然造反、兼并地方势力得来的。 豪门贵族势力，终于走到了最危险的阶段。因为他们无论谁胜谁负，贵族社会也很难控制他们的。 孙恩出现的历史背景 司马元显成为帝国执政官后。对控制地方政府而言，他把不服自己的地方大佬都打败了；对控制中央政府而言，他把不服自己的军政大佬都清出了局。 从表面上看，司马元显的权力已达到了顶峰；但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就会发现司马元显的权力实际上并没有扩张多少。因为从地方政府去看，王恭被除掉了，但刘牢之崛起了；殷仲堪被除掉了，但桓玄崛起了。这不过是前门驱狼，后门入虎罢了。从中央政府去看，司马元显一系控制了中央政府的主要权力，乐观一些看，自然可以证明司马元显权力扩大了，但悲观一些看，这实际上证明司马元显越来越孤立了。 谢安被排挤出局时，就标志着贵族政治已走过了它最辉煌的阶段。而司马元显崛起后，更标志着贵族政治已开始一蹶不振了。因为在司马元显崛起后，无论中央地方的主要军政大佬，都已看不到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贵族成员了。更关键的是，从此以后，在江南地区，所谓的血统、门第似乎已丧失了从前的尊严。虽然贵族们依然鼓吹血统论、出身论，虽然血统论、出身论依然还有强大的影响力，但这已不能阻止一个个寒族子弟凌驾于贵族社会之上了；更无法阻止皇权开始凌驾于贵族社会之上了。 在司马元显崛起之前，东晋地方政府最有权势的几个人是王恭、殷仲堪、庾楷。这三个人都是标准的贵族成员，从家庭出身而言，他们都是根正苗红。而司马元显崛起后，地方政府最有权势的三个人，却成了桓玄、刘牢之、司马尚之兄弟。这几个人从家庭出身而言。刘牢之的家庭出身与贵族完全不沾边；司马尚之兄弟、桓玄的家庭出身虽然与贵族有关，但司马尚之兄弟是皇族成员，而桓玄是地方豪强（他的权力并不是用贵族社会认可的方式取得）。 在司马元显崛起之前，东晋帝国中央政府最有权势的几个人（抛开皇族成员），一个是王珣、另一个是王国宝。这两个人都是显赫的贵族家庭成员。在司马元显崛起之后，中央政府已没有一个值得称道的贵族成员了。 而这只是贵族政治一蹶不振的开始，因为几年以后，整个江南地区的军政领衔人物，连个所谓的贵族成员都看不到了。 后来看到刘裕、何无忌、刘毅等寒门子弟，率领一群乌合之众突然闯入贵族社会的核心位置，我们总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的本事太大了。但这一切不过是建立在贵族政治已衰弱的基础之上。如果再往前推上二十来年，他们是绝没有这种机会的。 其实在刘裕、何无忌、刘毅等人之前，就已有一个寒门子弟，率领一群乌合之众，成为东晋帝国风云人物了。这个人就是孙恩。 孙恩并也没有什么贵族背景，而且他聚众叛乱时，显然比刘裕等人的起点更低。因为刘裕等人都是军队中的高级将领；而孙恩却是一个被政府通缉的逃犯。孙恩叛乱后，先把王氏家族代表人物王凝之杀死，再把谢氏家族代表人物谢琰杀死。虽然孙恩失败了，但他显然把整个东晋帝国搅了个天翻地覆。而且孙恩失败后，他的后继者卢循、徐道覆，更把何无忌杀死、把刘毅打得大败，甚至与刘裕打了个棋逢对手。 基于英雄史观，我们在说到刘裕崛起之时，总会过分强调他的个人能力。而很少会从社会大背景去分析刘裕的成功。在东晋帝国末期，寒族成员一个接一个的崛起于历史舞台，最初的刘牢之、后来的孙恩、再后来刘裕、刘毅、何无忌、卢循、徐道覆；这本来就是不偶然。 贵族政治稳定之时，通常会造成一种结果；那就是让帝国政治带有“民主共和”的色彩。因为在成熟的贵族政治下，没有一个人可以一手遮天，帝国主要军政事务，都是众多人（当然主要是贵族成员）共同决策出来的。在这种背景下，底层社会有了不满情绪，宣泄的渠道是众多的，因为这个社会，绝不是某个人、某个力量可以一手遮天的。在这种背景下，底层社会有了不满情绪，通常是不需要通过叛乱的方式去宣泄。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支持某个贵族的方式，追求自己的现实的利益。 随着贵族社会的力量衰弱。寒族成员在追求自己利益时，已无法从贵族社会中寻找到支持了。因为当时的贵族社会，都会被某个强势的人物压制得自身难保。司马元显成为帝国政府执政官后，就开始完全无视贵族社会的游戏规则；而面对这个无法无天的少壮皇族亲王，那些豪门贵族代表们都是敢怒不敢言。 史书在写到孙恩叛乱时，是这样记录的：会稽王司马元显，禀性严厉刻薄，对于人的生死，全部随心所欲；调发东方各郡中的奴仆放免为佃客的人，称为“乐属”，迁移安派到京城，来抵充兵役，东方各郡群情喧然，他们都感到困苦。 如果这种事发生在豪门贵族势力巨大的时期，自然会有强势的贵族代表出来领衔反对司马元显。但当时贵族社会已衰弱了，所以他们虽然对司马元显不满，却也没有一个人敢带头出来反对司马元显。 如果这种事发生在豪门贵族势力巨大的是时期，底层百姓对政府有了不满情绪时，大都是通过支持同样心怀不满的贵族代表去宣泄。但当时的贵族社会已衰弱了，所以底层社会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已无法通过这个相对正规的渠道去宣泄了。 在这种背景下，孙恩遂横空出世了。 那些利益受损的底层百姓，开始通过支持孙恩的叛乱，来宣泄自己对政府的不满情绪。面对这种如火如荼的叛乱行为，贵族社会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这种反叛行为是威胁他们既得利益的，另一方面这种反叛行为也会迫使司马元显收敛一下他的嚣张气焰。 如果贵族社会的利益一致。那底层社会就算有不满情绪，也是难以发泄出来的。最典型的就是士庶如同天隔的现实，底层百姓谁敢对此公然反对呢？但贵族社会利益出现巨大分歧之际，底层社会的不满情绪，相对就容易宣泄出来。至少在这种情绪酝酿之时，会变得相当容易、迅速；因为在人们纷纷就此发表“反动”言论、做出种形式的串联时，各地的贵族代表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相反还会对此煽风点火。因为各地贵族都无力、也不敢反对帝国政府执政官，所以他们就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迫使帝国政府执政官改变决策。但民心好利用，却难以控制；当贵族社会发现民心已难以控制之时，一切都已有些晚了。 这是孙恩叛乱可以迅速出现、并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 但孙恩是体制之外的力量，所以他无法与东晋既得利益集团融合在一起。东晋的既得利益集团虽然会为了给司马元显造成压力，所以有意无意的默许、纵容他的反叛，却绝不会真正去支持他去推翻晋帝国。 东晋帝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包括那些豪门贵族代表，也包括那些体制内获利的寒门军政大佬（主要以北府兵将领为主）。他们的力量加在一起是巨大的，在这种背景下，孙恩称雄一时，终于还是免不了要走向失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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