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节选自《写作这回事》） 35 酗酒的人替自己辩护的劲头绝对不输给荷兰人拦海造田的决心。 我婚后的大约十二年里，我一直安慰自己说我"不过是有点贪杯"。我还借用了世界著名的海明威式辩词。虽然海明威从来没有明确说过这番话（把话这么明白说出来显得太不够男子气了），但辩词大致如下：我是作家，是个非常敏感的人，但我又是个男人，而真正的男子汉决不能屈服于内心的敏感和软弱。只有娘娘腔才会那样。所以我饮酒。否则我如何面对生活的恐怖真相，还能继续工作下去？再说，少废话，我搞得定。真男人向来说到做到。 后来，到了1980年代早期，缅因州开始实施一项新法令，回收酒瓶和易拉罐。于是我喝的那些美乐清啤易拉罐不再当垃圾扔掉了，而是堆到车库里一个塑料箱里。有个星期四的夜里，我去那里扔空瓶子，发现星期一还空着的箱子现在几乎全满了。而我是家里唯一一个喝美乐清啤的人-- 我操，我酗酒，我想道，而我的脑袋深处也并无不同意见--毕竟我还是《闪灵》的作者，虽说我一直没有认识到（直到那天夜里才认识到）我写的正是自己。想到这一点我的反应并不是要否认或者不认账；惊恐之中我下了决断。既如此你就得小心，我清楚记得自己这么想。因为如果你搞砸了-- 如果我搞砸了，某天夜里小路上翻了车，或者上电视直播节目出了丑，就会有人要求我控制饮酒，而要求酗酒的人控制酒量，还不如让严重腹泻的病人不要拉屎。我有个朋友曾经历过这一切，他讲过一件有趣的小事，当时他第一次试图挽回渐渐失控的生活，他去找了个心理医生，说太太担心他是不是饮酒有点过量。 "你喝多少？"医生问他。 我朋友不可置信地望着医生。"全喝光，"他说，仿佛事实就应该这么显而易见。
我明白他的感受。我戒酒已经有十二年了，但是至今，如果我在餐厅里看到有人手边摆着喝了一半的红酒，我仍然感到不可置信，非常诧异。我很想站起身，冲过去对着他/她大嚷："喝光杯里的酒！为什么不喝完？"我觉得所谓社交性饮酒是个很滑稽的说法--如果你不想一醉方休，干吗不要杯可乐呢？
在我饮酒的最后五年，我都是以同样的仪式结束夜间的活动：我得把冰箱里剩下的所有啤酒都倒进下水道里才去睡。否则，我躺在床上酒就会叫我，直到我起床再喝一罐。然后再来一罐。又来一罐。 36 1985年，我酗酒之余又加上了药瘾，却像许多依赖药物和酒精的人一样，勉强维持着正常工作和生活。我特别怕做不到这点；那时我根本想象不出，除此之外我还能怎么生活。我尽量藏好我嗑的药丸，这么做既是出于恐惧--没了药我会怎么样？我早已忘记不依赖毒品该如何生活--同样也是出于羞耻心。我又在用毒藤叶子擦屁股，还天天如此不能自已，可我不能开口求救。我们家的为人处世之道不允许。在我们家，遇到麻烦你就猛抽烟，打翻了果冻就在里头跳舞，自力更生不求人。 但是我内心深处的一部分早在1975年就知道自己酗酒，那时我写了《闪灵》。作为作家的我不肯接受这种状况。那一部分的我决不甘心沉默。它用自己唯一了解的方法，借小说和角色之口大声求救。在1985年后期到1986年初，我写了《米泽丽》--这部小说的电影译名《危情十日》，曾经出过的中文版译名为《一号书迷》。原标题Misery字面上的意思为"痛苦"，是小说的主角，一位畅销书作家作品中主人公的名字，故此处取音译--（这题目很恰当地描述了我当时的心态），小说中有位作家受到一个精神病护士的囚禁折磨。1986年春夏，我写《林中异形》--小说原名为TheTommyknockers，典出美国传说，死去的矿工魂灵会变成Tommyknockers，敲打矿壁告诉采矿的工人矿石埋藏地或者提醒他们暗藏的事故危险--，经常工作到半夜，心脏狂跳到每分钟一百三十次，鼻子里塞着棉球，堵住因为吸食可卡因导致的流血。 《林中异形》是一部40年代风格的科幻小说，其中的女主角是个作家，发现了埋在土中的一架外星飞行器，里面的异形还没死，只是在休眠。这些外星生物会进入你的大脑，在里面敲敲打打，四处动作。你会因此变得充满力量，得到某种肤浅的智慧（作家鲍碧·安德森发明了心电感应打字机，还有原子能热水器，还有若干诸如此类的东西）。可你用以交换的是你的灵魂。这是我那筋疲力尽、压力过大的脑袋里能够想出的对毒品和酒精最好的比喻。 那之后不久，我太太终于认识到，单凭我一己之力无法从这丑陋的堕落之路上退步抽身，决定加以干涉。阻止我并不容易--那时候我已经走得太远，喊话声传不到我理智思维的大脑--但她做到了。她组织了一个干预群，由朋友和家人组成，给我来了一场"看看你生不如死的生活"大展示。塔碧一开场就把从我书房里搜罗出来的一堆东西倒在地毯上：啤酒罐、瓶装的可卡因、塑料袋装可卡因、安定药片、安宁神--一种精神药物的注册商标，镇静剂，抗焦虑药，又名阿普唑仑--、惠菲宁止咳露、奈奎尔感冒药，甚至还有成瓶的漱口水。大约一年前，塔碧发现浴室里大瓶的李施德林漱口水不见了，就问是不是我喝那玩意。我很愤慨很骄傲地说绝对没有。事实上我确实不喝那玩意，我喝的是Scope牌--跟李施德林一样，也是漱口水的商标，Scope以口味好著称--。那东西味道好，有薄荷气。 这场干预会对于我太太、孩子和朋友们来说跟对我一样不愉快，它的目的就是要让我看到：我眼看就要死在他们面前了。塔碧说我可以自己选择：要么我去康复中心请人家帮我戒毒，要么我就滚出家门。她说她和孩子们都爱我，正是出于这种爱，他们才不愿意眼睁睁看着我自寻死路。 我跟她讨价还价，所有的瘾君子都这副德行。我施展魅力哄她，所有的瘾君子也都擅长这种勾当。最后她答应给我两个星期想清楚。现在回想起来，这个结果很可以概括当时的疯狂状态。这家伙站在起火的大楼顶上，直升飞机来了，在他头顶悬浮，扔下一条绳梯。烧着的大楼顶上那家伙却回答说，给我两个星期让我想清楚。 可我确实想了--尽我当时的混沌脑袋所能--最后使我下定决心的是安妮·威尔克斯，《米泽丽》里那个神经病护士。安妮就是可卡因，安妮就是酒精，我认定自己已经厌倦了被安妮奴役、为她写作。我担心自己戒酒戒毒以后无法再写作，但我决定（又一次，在我筋疲力尽、极端抑郁的状态下，只能做出这么点决定），我宁肯放弃写作，也要保住婚姻家庭，看着孩子们长大成人。如果别无选择的话。 当然事实并非如此。这种认为创作活动跟精神药物和酒精必然混在一起的观念，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通俗知识分子圈里最大的怪谈之一。二十世纪里，有四位作家的作品对这种观念的形成负有最重大责任，他们是海明威、菲茨杰拉德、舍伍德·安德森，还有诗人迪伦·托马斯。是他们使我们大致形成了这种看法，认为英语世界是一片废墟，人们彼此孤绝，生活在精神隔离和绝望的氛围中。这些观念大多数的酗酒者都非常熟悉；对这套说辞最常见的反应是一笑了之。酗酒和滥用药物的作家只是些瘾君子而已--换句话说跟其他的瘾君子毫无二致。认为药物和酒精是舒缓他们过分敏感内心的必需品，这种说法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惯用伎俩而已。我也曾听开铲雪车的司机说过同样的借口，说他们喝酒是为了让魔鬼安静下来。你是詹姆斯·琼斯也罢，约翰·契弗也罢，纽约宾州车站打盹的随便什么酒鬼也罢，任何一个瘾君子都会不惜代价保住他嗑药酗酒的权利。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酗酒并非因为他们从事创作、隔绝世外，或者是道德不够坚强。他们酗酒是因为酗酒者停不下来。从事创作的人比起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也许确实面临更大风险，容易沉沦于酒精或者药物，但是那又如何呢？当我们对着水槽呕吐的时候，丑态无甚差别。 37 这场冒险的结局到来之前，我一晚上能喝掉一箱500毫升装的罐装啤酒，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酷咒》--小说英文原名为Cujo--，我却几乎不记得写作的过程。现在说起这些我并没有骄傲，也不感到羞耻，只是带着些许的悲伤和失落感。我喜欢那本书。我希望自己能记得曾经享受过把得意段落写在纸上的乐趣。 最低迷时候，我既不想再饮酒，也不想保持清醒。我被生活驱逐在外。在回程路的起点，我只想相信人们对我说的，只要假以时日，情况会好起来。而我从未停止写作。那时候我写下的东西，有些很平淡，只是试验性的，但是至少我在写。我把那些不愉快的、毫无光彩的草稿埋到书桌抽屉的最底层，又开始写一部新作品。渐渐地我又找回了工作的节奏，之后我又找回了写作的乐趣。我满怀感激地回到了家人身边，如释重负地重新开始工作--感觉就像人们经过一个漫长的冬季，又回到了避暑的小屋，先要检查一番，看看在寒冷季节里有没有什么东西被盗，或者什么东西坏掉。一切都安然无恙。一旦水管解冻、电力恢复，一切开始正常运转。 38 在这个部分里我要讲的最后一件事是我的书桌。多年以来我一直梦想那种巨大的厚橡木板做的书桌，占据书房最显要的位置--再也不必窝在拖车屋的洗衣台上，再也不必在租来的房子里憋屈着膝盖。1981年，我终于有了一张我想要的桌子，把它摆在我宽敞明亮的书房里（书房位于我家后部，由马厩改造而成）。六年里我都坐在那张桌子后面，要么喝得醉醺醺，要么神游世外，就像开着一艘船，驶往虚无之地。 我精神恢复之后过了一两年，终于除掉了那张大怪物桌子，把那个房间改成了一个起居套间，在我太太的帮助下挑选家具，还配了块不错的土耳其地毯。1990年代早期，我的孩子们还没有各自成家，他们有时候晚上会到这里来，看场篮球比赛或者电影，吃吃披萨。他们离开的时候多半会留下一盒子食物碎屑，但我根本不介意。他们愿意来，似乎也愿意陪着我，而我知道自己喜欢跟孩子们在一起。我又买了张书桌--手工制作，非常漂亮，只有那张怪兽桌子一半大。我把它摆在书房最西边、屋檐下面的角落里。那个屋檐跟我当初在德翰姆睡过的卧室屋顶很相似，但墙里没有老鼠，楼下也没有年迈的外婆大叫着让人去喂那匹马迪克。现在我就坐在屋檐下，一个五十三岁的男人，眼睛不好，一条跛腿，没有宿醉。我在做的事情自己力所能及，我尽自己之力把事情做好。我回看我告诉你的一切（也回看更多我没写出的往事），下面我要尽我所能把我的工作讲给你听。正如我许诺过的，不会讲太多。 开始是这样：把你的书桌摆到屋角，每当你坐下去开始写作时，提醒自己为什么书桌不摆在房间正中。生活并非艺术创作的支持体系，反之才对。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