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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哲学的源头是河洛图——逻辑图像
河图洛书是以黑白点为基本要素，以一定方式构成若干不同组合，并整体上排列成矩阵的两幅图式。具体样式见上图。 由于河洛图上面没有文字，因此老子将它称作“不言之教”。可见，以图像形式出现的哲学与古希腊哲学之父泰勒斯的“本原说”不同，这是以逻辑关系、结构和模型方法呈现出来的“哲学方法——逻辑结构”一体的直观形态。
【真伪考—图书之争】 在中国的《易》学发展史中，始终分为两大派，即象数派和义理派。汉代以前的《易》学属于象数派，自魏晋以后，王弼一扫象数，开义理派的先河，之后诸家皆宗王弼之学，《易》学发展史又呈现出以义理派为主的局面。直到宋代，华山道士陈抟，以《周易》象数学传天下，并将失传两千多年的《河图》、《洛书》、《先天图》、《太极图》传于后世。至此，象数大兴，图书派崛起，在宋代形成一个《易》学高峰。继之又由朱熹融象数、义理于一炉，将图书三大家汇为一起，（按：邵雍《先天图》一家，周敦颐《太极图》一家，刘牧《河图》、《洛书》一家）并冠之于《周易本义》之前，加以表彰，从而确立了图书派在《易》学史上的地位。（孙国中《河洛精蕴》P445） 直观形式的逻辑图为：
相关资料：“图书之争”亦称“河洛之争”。宋以来围绕河图洛书真伪、八卦是否据河洛而画等问题的论争。《周易·系辞下》提出“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说，先秦两汉至唐代文献基本持此观点。然河洛图式早已失传，至少唐末已不可见。宋初陈抟以河图、洛书及先天图、太极图传世，于是引起肯定派（图书派）与否定派（疑古派）的论争。图书派内部针对何谓河图、何谓洛书，有“图九书十”与“图十书九”的分歧，前者以刘牧为代表，王湜、朱震、郑樵、朱元升、李简、薛季宣、张理袭其说。后者以朱熹、蔡元定为代表。前者在宋元影响很大，后者则为后世通行说法。两者均坚信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而画卦。 疑古派则视河、洛为怪妄，并大肆攻击。其先驱为北宋欧阳修，其《易童子问》否定伏羲授河图画八卦，认为河图不在《易》之前。元钱义方《周易图说》认为图、书之书，是因《周易》而造易数，绝不是因图、书而出《周易》。元陈应润《周易爻变义蕴》指出，先天之图为道家假借《易》理以为修炼之术，不是《周易》本旨。清黄宗羲《易学象数论》、黄宗炎《图书辨惑》亦认为图书之说，实由道家而来，与作《易》无关。胡渭《易图明辨》认为洛书来源于《乾凿度》郑玄注及其九宫图，而河图亦为发挥《周易·系辞》“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而出。另明刘濂《易象解》、清毛奇龄《河图洛书原篇》、张惠言《易图条辨》等均以为《易》未遭秦火，图书亦不当失，其中或认为河洛为道家炼丹养生之图，或认为只是画卦中一事，并非则之而画卦。众难纷然。与此同时，肯定派则极力崇尚河洛，不仅反驳疑古派言论，而且在河洛研究、破释方面取得不少成果。宋图书派坚持自己立场，并为此宏扬。另王安石、苏轼亦不赞成欧阳修观点。元胡一桂、吴澄等力驳疑古之论，并作有益分析。 清代解析河洛著作甚多。李光地《周易折中》、胡煦《周易函书》、江永《河洛精蕴》均为上乘之作。民国至解放后，两派斗争依然持续不断。杭辛斋、黄元炳阐述河洛之意，多前人所未发。近代疑古派则顾颉刚为代表，其《三皇考·河图洛书的倒坠》彻底否定河洛。
一九七七年春，在安徽阜阳县双古堆发掘的西汉汝阴侯墓出土文物中，发现“太乙九宫占盘”，其图式与洛书完全相符，说明宋人图书，绝非臆造。一般认为洛书至迟于西汉初年已经存在，然对河图的来源及图书与《周易》谁先谁后等问题仍有争议。 【学者的观点】
河图洛书所表达的是一种数学思想。只要细加分析便知，数字性和对称性是“图书”最直接、最基本的特点，“和”或“差”的数理关系则是它的基本内涵。完全可以用数学方法证明或推导出河图洛书，并证明河图与洛书同出一源。还可以发现，河图洛书与算盘”和“万字符”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联系。 【思东研究的成果】 老子论道的对象是中国古代的河图，他通过语言结构解说了十数河图的具体样式，从而为后人判别真假河图提供了文字依据。老子将“河图”称作“不言之教”，实际上就是辩证认识的路径（认识之道），内涵认识方法、分析方法、定义方法、推论方法和辩证运动的规律。借用西方哲学家的术语，河图就是哲学的“一幅图画”，“语言游戏规则”（维特根斯坦语）、“事物的型”（柏拉图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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