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自美好 / 待分类 / 诺奖得主特朗斯特罗姆逝世:做一个诗的禁...

分享

   

诺奖得主特朗斯特罗姆逝世:做一个诗的禁欲主义者

2015-03-29  各自美好

3月27日晚,诺贝尔奖得主、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逝世,享年83岁


文 | 顾湘


201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一位诗人,瑞典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Tomas Transtr?mer)。上一次由诗人获得这个奖还是在1996年。


听到这个名字以后,有些人想起了1987年出版的那本粉红色封面的《北欧现代诗选》,61页到71页,薄薄六页纸,九首诗:《晨鸟》、《零度以下》、《自一 九七九年三月》、《记忆看见我》、《冬日的凝视》、《对一封信的回答》、《人造卫星的眼睛》、《黑色明信片》、《乱涂之火》,北岛翻译。


他们从书堆里翻出这本书,阅读曾经读过的诗句,穿过风景中的秘密小径,飕飕穿过二十年时间,特朗斯特罗姆已经知道他们将会重新看到的:“我的诗在生长。/它在生长,占据我 的位置”,而他本人已在“诗的巢穴之外”,“走到那白雪覆盖的岛屿”。记忆用它们的眼睛追随温习诗歌的人们,它们看到那里曾有过一个诗的时代,他们都曾读 诗,写过诗,但那都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他们像在抽屉底层找到一封二十多年前头一次收到的信,它再次落到手里仍在喘息。


更多的人从未听到过他的名字,今天听到,随后也会忘却,只留下依稀的印象:哦,那个瑞典写诗的老头。


即 使2001年出版的由李笠翻译的《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全集》,除去末尾两篇跋,也不过是288页,一本不算厚的书。那是他一生统共写的163首诗,诗都 很短,都是用很慢的速度写出来的,诗在纸页的中间,周围的空白向四面八方展开。特朗斯特罗姆四到五年出一本诗集,每本诗集一般不超过二十首诗。瑞典文学院 说,“通过凝练、通透的意象,他为我们提供了通向现实的新途径。”



诗人的诗人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1931年出生在斯德哥尔摩。人们回忆他说那是一个温和平静的人,目光澄澈,话不多,但幽默而有热情,住在小岛上的一座蓝房子里。 他回忆自己,则如同见到一颗有头有尾的彗星,最明亮的是头,是童年,核心——最密集的部分——是幼年,那最初的阶段,生活最主要的特征已被决定。那较长的 部分是彗尾,它变得越来越稀疏,却越来越宽。


他三岁时有一个叫卡琳·斯宾娜的娃娃,他待她像同志或情人。他还有一个用十九世纪的方式说话的导航员 外公。他在三十年代未那些岁月几乎从未中断画画,将副食店用的那种棕色包装纸填满。他也曾迷恋自然科学和考古学。他五岁时自学写作,他自己觉得进展很慢, 他的想象需要更快的表达。一天,他在斯德哥尔摩的中心迷失。


十七岁,他自己用心写起现代诗来,在校刊上发表令人费解的四十年代式的诗歌,回避大写 和标点符号。同时却又迷上了古老的诗歌,卡塔拉斯(Catullus)与贺拉斯(Horace)。十八岁,贺拉斯的两种诗歌形式,开始找到进入他写作的途径。古典格律——他是怎么用上它们的?一念之差,他说。他认为贺拉斯是当代的。


十八岁,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写出了《果戈理》。“他一出场就已达到了顶峰,后来的写作只不过是扩展主题丰富音域而已。”北岛说。当他朗诵自己的诗歌时,“他注重词与词的距离,好像行走在溪流中的一块块石头上。”


二十岁,他娶了莫尼卡,然后他们再也没分开。


二十三岁,他以《十七首诗》登上诗坛。


他 大学学的是心理学,曾任职于斯德哥尔摩大学心理学系研究所,后来搬到斯德歌尔摩以西60英里的城市委斯特罗斯,受聘于专门机构,为少年犯、假释犯、戒毒人 员进行心理辅导工作。他每天要上半天班,但这不是他作品如此之少的原因。“即使他不上班,作品也不会多到哪儿去。他写诗确实很慢。”莫尼卡说。他本人说起 一个瑞典作家:“他在中国一个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要是我在中国生活三年,也许会写一首诗。”他写了一首《上海的街》:“我们都在街的甲板上,像在渡船 甲板上一样拥挤”,“我们在阳光下显得十分快活,而血正从隐秘的伤口流淌不止。”他写长诗《画廊》,花了将近十年。


在20世纪70年代前往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时,他觉得自己就像是在格雷厄姆·格林早期的小说里。


他的诗避开日常套话或流行语,即便它们描写的完全是日常生活的小事。他将一张邮票视作魔毯,树影是黑色的数字,人群是表面粗糙的镜子。


激进的年轻人曾经批判他“‘宇宙平静’的愿景”:他的诗过于沉浸在个人的小世界里,缺乏对社会、人生、瑞典乃至世界的现实的关注,他应当作出改变!十年以后,他们怀着爱与忏悔,在他用清晰的方法描述的他感受到的神秘的现实世界前低下了头。


美国诗人罗伯特·勃莱(Robert Bly),特朗斯特罗姆在英语世界的主要推介者,说:“他的诗有点像一个火车站,从非常遥远的地方驶来的火车都在同一个火车站小停。一列火车的底盘可能沾 着若干俄罗斯的雪,另一列火车的车厢里可能摆着鲜花,车厢顶上可能落着一层鲁尔的煤烟。这些诗之所以神秘,是因为诗中意象行驶了漫长的路程才抵达那里。”



布罗茨基说:我偷过他的意象


他说:“写诗时,我感觉自己是一件幸运或受难的乐器,诗找到我,逼我展现它。”


五十九岁时的一次中风,他说话、阅读和活动能力受到影响,他的右手没有恢复过来,但可以用左手写字和弹钢琴。他说话的能力被限定在20个单词或更少。那之后 他发表了诗集《悲哀贡多拉》(Sorgegondolen),名字取自以李斯特在他女婿瓦格纳亡故时写下的两首钢曲:“我被我的影子拎着/像一把/黑盒 里的提琴//我唯一想说的,在无法触及的地方闪烁,如当铺里的银子”(《四月与沉积》),“梦见一个刚生下来的女孩/用完整的句子说话”,“在帕西法尔演 出时沉默(但在聆听)的钢琴终于开口”(《悲哀贡多拉(之二)》),“你的身体偶尔活动/但并不因春天而欢悦”(《像做孩子》),“死亡绕过我”,他说。



他们说他的诗歌像唐诗


“托马斯可能复苏了汉语诗人们对‘诗意’的记忆。”诗人于坚说过。


于坚说:“对于瑞典人来说,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出现,犹如在汉语中出 现了唐诗。……诗人与日常生活、福利制度是和解的,衣食无忧,诗人与世界的关系正象盛唐帝国时代的诗人,是审美的、感激的、诗意的,入世而又飘逸的。这使 他的诗歌具有一种非时代性,来自对世界的基本事物和生活世界(只有当现时代的意识形态对于诗人不是一种令人窒息的空气,诗人才可能正常地感受到基本的事物 和生活世界)的感恩戴德而不是反抗,纯诗,诗人梦想中的诗,是读者经验中的以为应该如此的诗。”


“作为汉语诗歌的现代主义,许多诗人内在的标准以 其说是愤怒、荒诞、不高雅的、世俗的现代主义,不如说是庞德、托马斯们的具有古典东方色彩的唯美的现代主义,而且是李贺那样的超现实主义。托马斯影响了当 代许多汉语诗人,许多诗人的理想,就是要成为诗人中的诗人,而且是诗意的诗人。对于唐诗,诗人们都知道,我们早已不是同一个在场,它被诗人们视为古董。但 以另一种语言尤其是在西方语言中出现的类似唐诗(在一个歌舞升平的古代世界,也是古代东方‘现代’化的高峰中创造的诗歌)的幽灵,诗人们却作为现代主义来 接受。其实在托马斯看来,唐诗恰恰是现代主义的经典。


特朗斯特罗姆诗的译者、诗人李笠则说:特朗斯特罗姆的诗中有突兀的意象。这意象来自他的奇思 妙想。他的意象永远那么精准,具有不可置疑的说服力。他的诗有点像中国的王维。“但他是一种对后工业社会的直观感受,王维写的‘鸟鸣山更幽’这种意境,在 特朗斯特罗姆的诗中也有,但他写的是‘直升机嗡嗡的声音让大地宁静’,这种力度是前者无法比拟的。”


特朗斯特罗姆对自己的诗的要求是“凝练,言简 而意繁”,他的诗即深受音乐语言的影响,节奏感强,又富于画面感,以简单图形勾画日常生活和自然,注重形式感,内容涉及死亡、历史和记忆,“(这些元素) 看着我们、造就我们,让我们变得重要,因为人类本身就是一种牢笼,所有这些元素汇集在一起……因此,当你阅读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时,你从不会感觉渺小”(瑞 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隆德语),加上,古瑞典语在13世纪方才开始形成,发展至今不足千年,综上,在汉语环境中的人们不由得想起唐诗。


译的创造


外语读者究竟能领略到一首诗的几分好,虽然难以确定,但没有译介,几乎无缘窥知一斑,那是无疑。诗人王家新说:“无论承认与否,我想几乎在每个中国 现代诗人的写作生涯中都包含了一个‘秘密’,那就是对翻译诗的倾心阅读。同样,无论我们注意与否,在中国现代汉语诗歌的建设中,对西方诗歌的翻译一直在起 着作用,有时甚至起着比写作更重要的作用,它已在暗中构成了这种写作史中的一个‘潜文本’,”,“诗是在翻译中丢失的东西,也是翻译中找到或‘生产’出来 的。”他说。北岛说:“文学翻译处在母语的边界之内,它就是母语的一部分。”


作为诗人的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诗作的翻译者包括荷兰作家、诗 人J. Bernlef、芬兰作家、诗人Caj Westerberg、美国诗人罗伯特·勃莱、美国诗人、散文家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波兰作家、散文家Czeslaw Milosz,以及中国诗人北岛、李笠等。


1983年夏末的一个中午,北岛收到了汉学家马悦 然交给他的特朗斯特罗姆的新诗集《野蛮的广场》,以及马悦然的英译稿和一封信,信中马悦然问他,能不能把特朗斯特罗姆的诗译成中文,这是北岛头一回听到特 朗斯特罗姆的名字。他回家对着英译本翻着词典译了九首,感觉特朗斯特罗姆的意象诡异而辉煌,其音调独一无二。


1985年,特朗斯特罗姆来到北京,北岛陪他爬长城。他触摸那些城垛上某某到此一游的刻字,对人们如此强烈地要被记住的愿望感到惊讶。


北岛对特朗斯特罗姆诗作的另一个重要译者李笠的翻译有所质疑,在《黑暗怎样焊住灵魂的银河》一文中就《果戈理》一诗的翻译提出种种问题。李笠以《是北岛的‘焊’?还是特朗斯特罗姆的‘烙’?》一文对此作出了详细回应。


李笠在1981年时候开始接触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他1979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瑞典语系,那时自己也已开始写诗。“比之中文,瑞典语直接、硬冷,更富有 日耳曼人的阳刚之气,音调也更有音乐性。在对瑞典诗人的大量阅读中,注意到了特朗斯特罗姆,他的诗对我构成了障碍,他的诗中含有丰富的隐喻,不是一眼就能看懂的。”他说。他在《世界文学》杂志上陆陆续续翻译了一些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被特朗斯特罗姆看到,1985年,他给李笠寄来了他的诗歌合集,信辞中题 说“给遥远的同行李笠”。五年后,李笠将这部合集全译出版,即《绿树与天空》。1988年,李笠赴斯德哥尔摩大学读瑞典现代文学,并同特朗斯特罗姆结下了 更亲密的友谊。


他曾问特朗斯特罗姆,《风暴》一诗里的花楸树的果子(瑞典秋天,街上到处可以看到心脏大小的殷红果子),能否把它译成“桔子”, “因为中国读者恐怕绝大多数都不知那是什么植物”。特朗斯特罗姆听了说:“可以。翻译是再创造!译者应该享受他的自由。”随后他说他的朋友美国诗人罗伯特 布莱把他“田野上的犁是一只坠地的鸟”翻成了“田野上的犁是一只起飞的鸟”,说完大笑。


特朗斯特罗姆获奖消息一出,再次有人提问李笠:“那个名句‘黑暗烙(焊)住灵魂的银河’,现在看来,您觉得是‘烙’好还是‘焊’好?”李笠回答说:“是不同译者的不同创造。你觉得哪个好就哪个好。”


借此机会多读一遍好诗,总是好的。本雅明说:“译作不断把诸语言令人敬畏的成长付诸检验,看看它们隐藏的意义距意义的敞露还有多远,或者关于这一距离的知识能让我们把这一距离缩小到何等程度。”


    本站是提供个人知识管理的网络存储空间,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不代表本站观点。请注意甄别内容中的联系方式、诱导购买等信息,谨防诈骗。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一键举报。

    0条评论

    发表

    请遵守用户 评论公约

    类似文章 更多
    喜欢该文的人也喜欢 更多

    ×
    ×

    ¥.00

    微信或支付宝扫码支付:

    开通即同意《个图VIP服务协议》

    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