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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易鼎之际，江南地区政局严重动荡，士林屡遭打击，形成巨大的历史震撼和社会劫难。然而悠久深厚的文化并未澌灭，反在特定政治和文化生态中被激活，呈现出发展之势，诚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此际诗学活动频仍，诗歌流派相当活跃，最突出、最有影响者为以钱谦益为代表的虞山诗派，以吴伟业为代表的娄东派和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派。这些诗歌流派的创作，代表了鼎革之际东南文坛以至那一时代诗界的最高成就，形成了一个文学高潮。这一高潮，是明诗发展的总结，也为清诗的发展开拓出宏阔的局面，而流派之间既各为营垒，自为旗鼓，形成鼎足之势，同时又紧密联系，道艺相通，异量相摩互动，成为诗歌史上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 明末清初江南诗歌流派的形成 关于文学流派的形成，近人王葆心《古文辞通义》卷六《识途篇》中有一个简明的概括：“文家须先有并时之羽翼，后有振起之魁杰，而后始克成流别，于以永传。”这里突出了两个重要构成因素，即魁杰与羽翼，此自然为不刊之论。然而之所以“精华南国盛，文学大吴多”，具体到明末清初江南地区还应当注意党社与文化氏族的影响。这几个方面在研究江南诗歌流派形成问题上不可执一端而论之。 魁杰与羽翼是流派构成最基本要素，其中魁杰更具有流派理论和创作倾向的决定意义。崇祯后期，虞山地区诗歌创作进入兴盛，而钱谦益作为林下领袖，声誉日隆。这时牧斋门人陆贻典（敕先）将“里中同人”之诗都为一集，命之曰《虞山诗约》，请钱谦益作序，牧斋以“希风真风雅”、“抒发真性情”为旨成稿，序中有“以吾邑之诗为职志，刻石立墠，胥天下而奉要约”之语，透露出虞山诗人设坫立派的明显动向。与此同时二冯（舒、班）及其他虞山诗人也经常宣称“吾邑之诗”、“吾虞诗人”、“吾郡诗学”如何，显示出阐扬群体创作特点的自觉意识，稍后沈德潜在《国朝诗别裁集》卷四中就明确使用“虞山派”这一名称了。 显然，钱谦益为虞山派开创者，而冯舒、冯班、钱龙惕、陆贻典、钱曾、孙永祚、顾琨、何云、邓林梓、严虞惇、陈玉齐等皆为一时之羽翼。冯班在《马小山停云集》中对虞山诗歌的“流风”有清晰的说明：“虞山多诗人，以读书博闻者为宗，情动于中，形于外，未尝不学古人也，上通《诗》《骚》，下亦不遗于近代……工拙深浅虽人人不同，然视世之沾沾口绝者，为异矣。东涧老人亡来，流风未泯，作者间出。”这里进一步指出虞山诗人以学问为根柢、主性情的创作特色，并强调说明首开流派之宗师钱谦益亡故以后，虞山诗派一脉不断，继续发展。王应奎在《西桥小集序》中有史论式的申说：“吾郡诗学，首重虞山，钱蒙叟倡于前，冯钝吟振于后，盖彬彬乎称盛矣。” 娄东诗派以娄江（刘家河）东流经过太仓而名，这里是明代“后七子”首领人物王世贞的家乡，也是复社领袖张溥的乡梓，而明清易鼎前后诗学上最能瓣香弁州，发高华雄响，政治上与张西铭同气相求者即娄东诗派领袖吴伟业。娄东诗派的主要成员是“太仓十子”，他们是太仓当时著名的十位诗人，即周肇、王揆、许旭、黄与坚、王撰、王昊、王抃、王曜升、顾湄、王摅。顺治十七年，顾湄出面刊刻《太仓十子诗选》，成为娄江振标志性的成果总结。 太仓十子中除周肇年辈较高，与梅村“生同时，居同里，长同学”，交谊在师友之间外，其他基本上都是梅村的门人，“大抵师法梅村，故诗皆以绵丽为工，悲壮为骨”①。当然十子在创作上也各具一定的风格。程邑在《太仓十子诗序》中对他们各自的创作特色有非常精到的分析：“子俶（周肇）沉骏，故兴踔而藻清；端士（王揆）雅懿，故思深而裁密；九日（许旭）淹茂，故气杰而音翔；庭表（黄与坚）雄瞻，故志博而味深；异公（王撰）笃挚，故才果而趣昭；惟夏（王昊）俶傥，故响矜而采烈；怿民（王抃）赡逸，故言远而旨微；次谷（王曜升）静迈，故锋发而韵流；伊人（顾湄）淡荡，故情深而调远；虹友 （王摅）颖厚，故骨重而神寒。” 在虞山、娄江和云间三派之中，云间派实际上开派最早，演变的过程也最为复杂。②其首事者六人，即夏允彝、徐孚远、杜麟征、周立勋、彭宾、陈子龙，皆松江著名文士。其时“卧子（子龙）先生方弱冠，闻是举也，奋然来归。诸君子以年少讶之，乃其才学则已精通经史，落笔惊人，遂成六子之数”③。可见其初陈子龙在几社中并非中坚，郭绍虞先生《明代的文人集团》认为夏允彝为最初几社的组织者，是正确的。然而在云间派的发展过程中，陈子龙以其卓荦的才华和敢于任事的性格走到了几社的前台，成为云间派的首席代表。 “六子”之后，除陈子龙外，李雯和宋征舆亦为核心人物。就在崇祯二年陈子龙因对古文辞的偏好与同邑李雯缔交，之后二人相互延誉，同声引重，影响日见扩大。据《陈子龙年谱》，崇祯九年卧子在家乡“读书南园，时与宋辕文（征舆）相唱和”，次年陈、李、宋三人相聚里居，互相劘切，诗篇甚富，故各梓为一篇传于世。崇祯末宋征舆将三人的诗作合梓而行，名曰《云间三子新诗合稿》，自此年轻的宋征舆得以与最早成为几社六子之一的陈子龙以及声名甚著的李雯联辔并驱，成为云间派的核心人物之一。 明末清初江南诗振中，无论“魁杰”或“羽翼”，都与其时党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文社兴于宋亡之后，“元季国初，东南人士重诗社”④。明隆庆以后，诗社和文社大量涌现。万历时期文社激增，以致达到“无地无之”的程度，且由切磋时文逐渐转向学术与政治。虞山地区“士之习诗书者，诵读之声比屋相闻，纠盟结社，蜚英海内”⑤。晚明清初，虞山的社局主要有拂水社和成社。拂水社以瞿纯仁为掌门，瞿氏乃牧斋父执，牧斋年轻时曾跟纯仁读书拂水山房。成社是以冯班为盟主的诗社，钱谦益《和成社初会诗序》有“定远帅诸英妙结社赋诗”云云，诗作于钱氏垂暮之年，此“诸英妙”当即是牧斋之后，冯定远主盟虞山诗派时的“班底”了。大体说来拂水社和成社，文学指向都比较明显，而复社的形成，则标志着继东林之后，政治性文人结社达到了高潮，其“社中有社”的特殊结构形式，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政治力量聚合方式。东林领袖钱谦益、复社领袖吴伟业和几社领袖陈子龙也正是以“政治性文人”身份发挥作用，施加影响，而松江几社和云间派更是互为表里，典型地表现出明末清初社局与诗派合一的特点。 如果说明清易鼎前后这一特定时期，社局成为江南诗歌流派的基本依托并形成了流派政治话语之源的话，文化氏族则是其学术和文学的支撑。陈寅恪先生曾说：“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⑥。宋代以后文化精英大批南移，与东南原住盛门汇聚，江南逐渐成为文化程度很高的盛门氏族最为密集之地，他们中相当一部分对文化和文学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虞山钱谦益家族、二冯家族都是著名的文化氏族，太仓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亦向以文化名族称显于世，支派繁茂，覆盖极广，太仓十子中太原王氏裔孙几近半数。吴梅村系出“昆阳上族”，先世多公卿巨室，与王氏和文征明家族皆有姻属关系。松江以宋征舆家族更为典型。宋氏家族明成化以来就成为松江影响最大的文化氏族之一，江南文学，“宋氏一门尤为特盛”⑦。征舆之祖父尧俞，乃张居正视为畏友者。其父宋懋澄，“徙居村墟，日闭门为诗古文及裨官家言”⑧，有《九籥集》传世。宋征舆与从兄宋存标、宋徵璧俱为当世才俊，世人合称“三宋”。吴梅村《宋子建诗序》称：“文史风流，宾朋唱和，跨前哲而出新声，则君家父子间事。”宋氏两代在几社中长期居有重要地位，而在几社后期活动中，宋征舆已俨然为云间领袖，在入清以后的云间派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宋氏一门在江南文学发展中所承担的重要角色，是文化氏族与文学流派关系的最具说服力的例证。 诸诗派党社意识的一致性 在东南海隅的一片相邻地带，明清易鼎海宇激荡时期出现了上述三个极具影响的文学流派，这是江南地区文化积累深厚，文化氏族特别发达的必然。明末清初以来流派的出现往往伴随着极强的盟主意识和意气之争，这在虞山、娄江和云间之间亦不能免。因此考察诸诗派之关系，既要注意其间的紧密关联，又要注意三者之间的相峙对立，而这两个方面都能映现出易代之际特定的世道人心并关乎江南诗学的走向。 所谓“紧密关联”是就三派成员尤其是三派领袖人物之间的关系而言的，这种关系可以从政治角度和文学角度分别加以观照。如果我们从政治角度观察的话，可以看出三个流派的中坚都具有强烈的党社意识和社会关怀。钱谦益是明末东林党渠魁，又是复社领袖；是崇祯初枚卜阁臣的失败者，而退居虞山林下后长期极负清望；曾在清兵践踏江南时首签降表，成为贰臣，但入清后又一直坚持反清，是抗清活动的谋划者，也是积极行动者。《投笔集》正是牧斋抗清复明的历史实录，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问世，在使柳如是抗清的心志和事迹大白于天下的同时，牧斋的以反清实现自我救赎的形象也得到彰显。 吴伟业十四岁受知于张溥，为其高弟子。当复社成立时即名列“十哲”，成为名副其实的领袖，他也曾是东林党在朝廷中属意培植的新进力量。顺治九年同声社与慎交社“偶因汝颍之辨，几致洛蜀之争”，在冲突激烈的情势下，梅村以前辈身份出面调停，并在几千人参加的“虎丘大会”上被推为宗主，一时名满天下。顺治十年大学士陈名夏、陈之遴等策动其北上仕清，进京后惊逢二陈政治上陡遭重创，他所寄托希望的朝中南党很快为顺治帝所瓦解，显然个人仕进前程黯然，而品节的拷问更日益成为心痛，梅村终于在顺治十四年归籍，从此走上了与钱谦益同样的忏悔和救赎的心程。 相比较而言，几社的政治色彩稍显淡薄些，甚至他们的社员发展都以最初六人之“昆弟婚娅及门子弟”为限，简严为要，并不追求庞大的规模。但是陈子龙和李雯的政治态度还是对几社由一个纯粹的文社变为政治色彩相当浓厚的社团起了极大作用。夏允彝在《陈李唱和集序》中说：“二人者，皆慨然以天下为务，好言王伯大略。”二人中以卧子更为突出。他早年就坚定地站在亲东林、反阉党的立场上，与复社领袖张溥、张采关系至为密切。成为复社成员后，对社事极其热衷，复社的金陵大会召开时，陈子龙是非常活跃的人物，因而无论阵营内外都往往将他与张溥相提并论。最终陈子龙成为献身抗清的英烈，正是其平生救世热情、忠诚信念和承担精神的必然。 正由于三个流派的领袖有如此的入世热忱和拯救意识，且有党社关系紧密维系，因此相互之间联系尤多。钱谦益作为东林党魁参与复社的活动，深受江南士林拥戴，陈子龙即有《上少宗伯牧斋先生书》，其云：“此志士奋袂戮力共奖之日，而贤士大夫尚从容矩步，心怀好爵，何易乡饮焚屋之下，争饼摧轮之侧，旁人为之战栗矣。阁下雄才峻望，薄海具瞻，叹深微管，舍我其谁？天下通人处于怀奇抱道之士，下至一才一艺之流，风驰云会，莫不望阁下之出处，以为濯鳞振翼。”信中卧子对牧斋经邦治国的才略推崇备至，甚至将其视为挽救明季颓局之希望所在。陈子龙尚有一组颇具诗史意义的作品《孟夏一日禾城遇钱宗伯夜谈时事》，其中有云“抵掌无群盗，同心数世英。谁知湖海上，黾勉念周京”（其一），“雄才非世出，群策每相符。庶有公开阁，狂言许我徒”（其二）。据陈寅恪先生考证，陈子龙与柳如是相恋至判袂，情事迄于崇祯八年，而钱氏迎娶柳如是为崇祯十四年事。以上尺牍与诗作皆写于明末，可见个人私情的异同舍取，并没有影响二人在事关国家存亡问题上作出理性思考，他们对时局的认识是高度一致的。 在考察江南诸诗派领袖人物的关系上，陈子龙和吴梅村的《东皋草堂歌》是十分重要的文学史料，不可忽略。据陈子龙《东皋草堂歌序》载：“东皋草堂者，给谏瞿稼轩先生别墅也。丙子冬，奸民奉权贵意讦钱少宗伯及先生下狱，赖上明圣，越数月而事得大白。我友吴骏公太史，作《东皋草堂歌》以纪之。时予方庐居，骏公以前歌见寄，因为属和。辞虽不工，而悲喜之情均矣。”⑨序中“权贵”指权相温体仁。这一事件实际上是温氏策动的一场对牧斋的政治迫害，并藉此实施对复社的打击，而卧子、梅村在诗中赞颂钱、瞿风概，指斥和嘲讽温相从陷害贤良走向害己末路，表现出坚定的党社正义立场。 显然，吴伟业与钱谦益为国变前的旧交，崇祯时期同在党社，弘光间又曾同朝为官，甲申之变后他们的私谊仍然保持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时人特别敏感的“贰臣”问题上，他们竟先后走上了同样的道路。但是对牧斋失节降清梅村曾作何感想，后来梅村复名心不泯，北上出仕新朝，品节玷污。那么，事前牧斋作为“过来人”有无劝止梅村走此错棋的可能，事后牧斋是否产生自身前愆得到分谤的心理？今《有学集》中有《送吴梅村宫谕赴召》一首，末云“花院槐厅多故事，早传音信到菰芦”，说得隐晦而多义，这是牧斋的高处。但无论如何牧斋作为东林党魁，梅村作为复社领袖，在党社利益上，在反清复明的活动中，他们意志同一，声气相通。一个显见的事实是牧斋颇好以“赋棋”、“观棋”诗潜论时局，梅村集中亦有《观棋六首》，自注“和钱牧斋先生”，他的娄东门人如许旭、顾湄等也多有“观棋和牧斋先生”之作。这不应该仅仅视为牧斋诗在娄东的流传，其中有传播和回应抗清复明信息的背景在。另外，顺治九年初夏牧斋作《与吴梅村论社书》，有“顷与阁下在郡城晤言，未及遽分鹢首，窃有未尽之衷，不及面陈”语，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这两位江南党社巨擘入清后的密切联系。信中牧斋认为“慎交、同声两社，吾吴之望也”，不应“轻开嫌隙”，希望梅村出面调停，化解矛盾，言辞恳切。从其后梅村的《致云间同社诸子书》和《致孚社诸子书》看，梅村确实按照牧斋的意图行事，虎丘大会的隆重举行也表明梅村斡旋的成功。杜登春《社事始末》云“六十年社局屡绝，而得延一线者，赖有七八公耳”，他首先肯定了“鼎革之后钱牧斋、吴梅村、曹秋岳联络之”的作用，这是符合实际的史论。 事实表明明清之际江南诸诗歌流派间存在深刻的党社关系，这种关系成为相互间的维系，甚至成为结盟的基础。这使得各宗主具有相当一致的党社立场，而于抗清复明尤其相互心契，彼此呼应，去末节而存民族大义。这一思想祈向，决定了明清之际江南文士群体的基本格局和色彩。也正是基于这一前提，在士风、学风上，各派都大力提倡实学，主张以经世致用为本，陈子龙主持编纂、集中了松江、虞山、娄江等江南地区学术精英力量而成的《皇明经世文编》，便是提倡实学的重要的实践活动。 各诗派的诗学联系与分歧 从一定意义上说，虞山、娄江、松江地区不但是一个一体性的政治版图，也是一个整体化的文学版图。然而对这一文学版图加以分析，情况则比较复杂。这种复杂性表现在：一方面钱谦益以文学泰斗和诗坛盟主的威望对各派产生了持续的覆盖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娄东派和云间派拒斥“权威的压力”，甚至虞山派内部也有一批诗人试图走一条与牧斋不同的诗学路线，这就形成了具有不同取向、色彩丰富的江南地域文学图景。 作为文学宗师，钱谦益无论在明末还是入清后都有着极大的号召力，即使处于虞山林下，“海内之文人墨卿，高冠长剑，连袂而游于虞山者，指不可胜屈也”⑩。士子为文，一经题品，遂成定论，平增身价。这种“权威的影响”在江南地区表现得更为直接、具体。堪称诗坛巨匠的吴伟业亦曾以诗集求序于牧斋，牧斋《梅村先生诗集序》给予极高评价，又有《致吴梅村书》盛赞其诗“清词丽句，层见叠出，鸿章缛绣，富有日新”，“攒簇化工，陶冶古今，阴施阳设，移步换形，或歌或哭，欲死欲生”。《读梅村宫詹艳诗有感书后四首》序中有“声律妍秀，风怀恻怆”之评，对其能“起兴比物，申写寄托”赞赏备至。梅村《秣陵春》传奇问世，牧斋有《读豫章〈仙音谱〉漫题八绝句，呈太虚宗伯并雪堂、梅公、古严、计百诸君子》（其三）云：“《牡丹亭》苦唱情多，其奈新声水调何？谁解梅村愁绝处，《秣陵春》是隔江歌。”道出这一新剧哀痛故国灭亡的主题，在艺术上将其与《牡丹亭》相提并论，誉扬至重。对娄江十子，牧斋亦不惜浓墨重彩予以褒扬，称十子诗“直而不倨，曲而不屈，抑之而奥，扬之而明”(11)。这种领袖式的影响在松江同样存在，陈子龙的《上少宗伯牧斋先生书》和李雯《上钱牧斋年伯于狱中》称谦益“英雄有余习，当世实孤忠。剑气宁终歇，龙门自昔崇”，都不仅是作为对东林党领袖的尊崇，也包含着对一代文学宗师的景仰。牧斋《有学集》中有《题徐季白诗卷后》一文，专论云间派，谓“云间之诗，自国初海叟诸公以迄陈（子龙）、李（雯），可谓极盛矣。后来才俊，比肩接踵，莫不异曲同工，光前绝后”，评价特高。可见牧斋对云间派中坚，虽有情场之纠葛，但总体上仍体现出文坛祭酒的气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牧斋推行其扩大文学营垒策略的需要。 但是在崇奉权威的同时，对权威的拒斥也在展开。就吴伟业来说，在朝野上下的影响虽然难以与东林领袖钱谦益并论，但当钱氏枚卜失败，归籍虞山后，梅村的政治图景却正一步步展开。会推卿相的可能早在崇祯朝就已显现端倪，入清后虽多年不仕，但韬光养晦，在士林中深孚众望，陈维崧《与吴骏公书》甚至有“当今之王茂宏、谢东山”之誉。梅村与牧斋同样“好名”，无论政治地位或文学声望，梅村是未必愿意始终为牧斋所遮蔽的。因此在与虞山派和云间派的关系中，梅村大体上采用紧密联系云间以与虞山鼎峙的方法。在《两郡名文序》中，梅村云：“吾郡自西铭先生以教化兴起，云间夏彝仲、陈卧子从而和之，两郡之文遂称述于天下。”这里梅村显然是与张溥、夏允彝、陈子龙自成一队，这种营垒意识是有抗衡虞山诗老的针对性的。 当然，如果将钱、吴之鼎立仅仅看作文学流派宗主间的好名之争，那也是褊狭的，至少不能反映出江南诗派发展的全部事实。应该承认他们站在文学的立场对诗之特质的许多理解颇为一致，而在诗史评价和诗歌发展观方面的某些重要异见是不妨从学理上加以充分注意的。概括说来，钱谦益与娄东派和云间派之间诗学观歧异主要有两点，一是如何评价后七子及王世贞，二是诗歌发展宗唐还是宗宋。 吴伟业在《太仓十子诗序》中十分明确地指出：娄东文学发展与王世贞关系甚密，“至于琅琊、太原两王公而后大。两王既没，雅道凘灭。吾党出，相率通经学古为高，然或不屑于声律。”琅琊王即指太仓王世贞兄弟（太原王即王锡爵），梅村多次说明娄东诗学乃继承弇州，宗法七子，主张复古。在清初诗学地图上，太仓地区是七子诗学继承和发展的中心，这是梅村和娄东派苦心经营的结果，因此他们对钱谦益极力掊击王世贞自然大为不满。在《太仓十子诗序》中梅村批评道：“晚近诗家，好推一二人以为职志，靡天下以从之，而不深惟源流之得失。”“晚近诗家”显然直指钱谦益。梅村对牧斋将王世贞“其盛年用意之作，瑰词雄响，既芟抹之殆尽”的格量是非的态度和“诎申颠倒”的结论极为不满，强烈质疑其“斯可以谓之笃论乎”。 与梅村交游甚繁，情感至契的陈子龙、李雯亦持相同或近似的复古诗学观，以七子为希风对象。陈子龙早在崇祯四年就在《壬申文选凡例》中表示“拟立燕台之社，以继七子之迹”，在《重游弁园》七律中深情称颂王世贞的成就，对其“风流摇落无人继”无限忧虑，而在崇祯十年所作的《嘉靖五子诗》中，更直接表示了与后七子“对扬”的意愿。当然牧斋非常清楚，在诗学上与娄东派只能各行其是，但相对于梅村而言，对于云间诸子牧斋却抱有说服的希望。《题徐季白诗卷后》云：“余之评诗，与当世抵牾者，莫甚于二李及弇州……云间之才子，如卧子、舒章，余故爱其才情，美其声律。惟其渊源流别，各有从来。余亦尝面规之，而二子亦不以为耳填。”这说明牧斋确实付诸行动，对云间才子进行过当面劝说，但并不能奏效。显而易见，虞山派与云间派在对待王世贞及七子问题上的分歧，也是无法调和的。 诗歌发展宗唐还是宗宋，在这一涉及诗学发展方向的问题上，钱谦益首先挑战“独尊盛唐”的强势理论，摧陷旧垒，荡涤迷雾，为提升宋诗的价值作了有力的铺垫。他认为宋诗在中晚唐之后出现是一个新的富有生命力的承接，用发展的眼光看，“古今之诗总萃于唐而畅遂于宋”(12)。唐之“总萃”是一种高的境界，宋之“畅遂”是一种大的格局，境界要高，格局要大，故二者不可轩轾。计有东《梅村题词》说“虞山暮年之诗，心摹手追于眉山、剑南之间”，这正是牧斋的诗学路向。至于金元诗坛，长期以来学者绝少置评，而牧斋却独具慧眼，将元遗山与眉山并论，推赏“金元之诗，泛滥元白，杂出中晚，然风神气韵，去唐反近”(13)，这是对金元诗的全新的认识。 以牧斋诗坛盟主的地位，他对唐宋并重观的揭示，尤其是对宋元诗的导扬，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一时宋元诗格家喻户晓，不少诗老的创作皆名唐而实宋，清初诗坛逐渐转向宋调，甚至一时间形成了“竞尚宋元”的局面。陈子龙、吴伟业与钱谦益的诗学宗尚明显不同，如王士祯《分甘余话》揭示各自渊源云：“明末暨国初歌行约有三派：虞山源于少陵，时与苏近；大樽源于东川，参以大复；娄江源于元白，工丽时而过之。”云间诸子显然不以宋元诗为意，主张以唐音为宗，取此道而至风雅境界。在这一点上，梅村的观点与云间派非常接近，在《太仓十子诗序》中甚至径称麾下十子“自子俶以下，皆与云间、西泠诸子上下其可否”。其实唐宋诗之争与七子的认识观二者紧密相关，对七子和王世贞的维护就是对唐音阵营的坚持，梅村以此视为进乎技之上的诗歌之道。“弇州永逝二张死，太仓嵬峨君在此。寥寥海内竟谁雄，山东姜生称吴公”(14)，这是时贤对梅村的隆誉，也是对梅村坚持维护弇州、弘扬唐音成就的高度肯定。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明末清初江南几个主要的诗歌流派在党社利益上的一致和文学观念上的分歧同时展开于特定的时空，东南地域文学由此既表现出共性特征，也显示出多元取向，后者对文学发展尤有意义。文学发展的动力不仅源于同构提升，也源于异量互动。不同流派间的异量互动，其对峙的张力能够避免趋宗一尊，使得江南诗歌创作承接众流，融会生新，达到了明清诗史难以企及的高度，而这幅复杂斑斓的江南文学版图中的“诗学图景”，也具有了诗学史和地域文学研究的双重意义。 注释： ①姚莹：《识小录》，《中復堂全集》卷七。 ②参见朱丽霞、罗时进《松江宋氏家族与几社之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③杜登春：《社事始末》，见张潮、张渐《昭代丛书》，清道光刊光绪二年印本。 ④李东阳：《麓堂诗话》，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80页。 ⑤龚立本：《常熟县志》卷一五《风俗志》。 ⑥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31页。 ⑦宋琬：《二宋唱和春词序》，《宋琬全集》，齐鲁书社2003年版，第346页。 ⑧宋征舆：《先考幼清府君行实》，《林屋文稿》卷一○。 ⑨钱仲联：《吴伟业重要佚诗前〈东皋草堂歌〉考》，《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⑩钱谦益：《林六长虞山诗序》，《牧斋初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61页。 (11)钱谦益：《娄江十子诗序》，《牧斋有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44页。 (12)(13)钱谦益：《雪堂选集题辞》，《牧斋外集》卷二五。 (14)余怀：《三吴游览志》，见张潮、张渐《昭代丛书》，清道光刊光绪二年印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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