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写过《故事新编》,其中的“采薇”一篇,也提到了牧野之战。鲁迅讲: “传说也不少:有的说,周师到了牧野,和纣王的兵大战,杀得他们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连木棍也浮起来,仿佛水上的草梗一样;有的却道纣王的兵虽然有七十万,其实并没有战,一望见姜太公带着大军前来,便回转身,反替武王开路了·····”云云。 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个是真的,鲁迅由于只关注“研究国民劣根性”的大局,没有了深入“解剖”的兴趣,所以没有说出他的看法。其实,这两种不同的说法里边,也正映着中国人在历史观里所表现出来的“劣根性”,那就是对于成功者和失败者的不公平看待法:一味地踩踏失败者,而全面美化成功者。 鲁迅言的这两种说法,其实是起自不同的时间点。第一种“流血漂杵”的说法,要早上很多,是《尚书·武成》里记载的。后一种说法,则是后来的孟子首先讲出来的。 孟子这个人,思想比较奇怪,他看了古代的《尚书》中的《武成》一篇,上边记载了武王伐纣的凶残场面,说武王杀了很多很多的商人,乃至“流血漂杵、赤地千里”,孟子觉得不可信。孟子发言说:“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意思是,仁者无敌,以“至仁”打“至不仁”,为什么还要闹得血流漂杵呢?武王伐纣,应该是兵不血刃才对。 但是,孟子死活不肯相信流血漂杵,不认为武王伐纣会杀了那么多人,甚至进而认为记录了“周武王伐纣杀得商军流血漂杵、赤地千里”的《尚书·武成》一文,是不可信的。因此孟子还说出了“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名言。 后代的学们者,受孟子的启发,就开始营造商人倒戈,为武王先驱的“兵不血刃”的场面,而且越说越厉害,一反古书《尚书》上的说法,慢慢成为了主流的观点,最终被记录在司马迁的《史记》上。一经司马迁的认可,于是终于连今天的历史课本上都是这么写的了:“商人临阵倒戈,为武王前驱!” 但是,众所周知,中国改朝换代,每次都是死了大量的人,人口常常锐减一半。为什么孟子偏偏说周武王颠覆商王朝的这次改朝换代,流了血却不合理呢,一定要兵不血刃才对呢?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其实,孟子的推理,推得非常“不讲理”。他的大致的意思是说——其实他的意思可以表达为这样一个“三段论”: 大前提,孟子说: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就是“超级仁”的意思)伐至不仁,不需要大量杀生就能成功,不需要流太多血、流血漂杵。 小前提:周武王是至仁。 孟子结论:至仁的周武王,打至不仁的的商纣王,不需要流血漂杵,所以“流血漂杵”是没有的事。 我们说,孟子的那个大前提是靠不住的。“仁人无敌于天下,至仁伐至不仁,不需要流太多血”,这个论点是一厢情愿的。即使是正义的仁人,打不正义、不仁的人,更多时候也是要流血的。一个政权的颠覆,没有不流血的,哪怕是推翻非正义的政权,也是要大大地流血的。 譬如在二战中,苏军进攻柏林,这是正义的进攻吧,是“至仁”进攻“至不仁”了吧,但苏军还是往柏林打了一百五十万发炮弹,令德军死伤无数,残肢成堆,才拿下这座变成了瓦砾的城市,并没有兵不血刃。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反动统治,早已是令天怒人怨,解放军解放被压迫的群众,分配民众以田地,进攻腐败的国民党,这是以至仁伐至不仁吧,但照样是打了三大战役,令国民党军被歼灭过百万,流了很多血,才颠覆了其政权。美国的独立战争,林肯的废除黑奴,这都是正义或至仁的吧,可都是敌我一场混战,流血无数之后才实现的。陈胜进攻秦帝国,是正义的了吧,但也未见秦帝国的七十万刑徒就倒戈了(相反,他们是把“正义”的陈胜给打出去了)。而后来项羽刘邦是杀死了三四十万秦军,流血成河,才颠覆了秦王朝。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尝不要流血呢。凭什么周武王伐纣,孟子却非说它不要流血。 纣王之“至不仁”,未必更甚于秦二世,周武王作为附庸国从外部入侵中央,其“至仁”和“正义”,未必高于刘邦、项羽之进攻秦二世,而孟子却说周武王在战斗中兵不血刃、不犯杀戒地颠覆了商王朝,比刘邦项羽打败秦帝国还容易,实在是大言欺人。 这主要是孟子之徒超喜欢周文王父子,为了打扮他们的仁义形象,觉得他们在牧野杀了很多人,不利于二者的形象完美,所以,硬拿推理替代史实,硬定了一个“仁者无敌”的大前提来论证周文王父子没有杀人,实在是强词夺理,遮蔽众听。惜乎后世学者都迷信他这个如此低级的小迷魂弹。但也有不信邪的,比如《论衡》作者王充就有评说:“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战,血流浮杵,赤地千里。由此言之,周之取殷,与汉、秦一实也。而云取殷易,兵不血刃,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实也。”——王充是不相信孟子的,说得多好啊! 中国改朝换代的历史,乃至世界革新换代的历史,都证明,“仁者”注定是要战胜“不仁者”,但也是要作出巨大牺牲的。仁者“兵不血刃”就能战胜不仁者的例子,几乎还一个都举不出来。 现在说孟子的小前提:周文王、周武王是“至仁”。这其实也是不全面的溢美之词。 周文王、周武王,因为是大周的开国者,所以整个有周一代,一直是正面的人物,是周代学者们美化的宠儿。譬如孟子就在自己的书中说:“周文王治岐耕者九一,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说周文王不征商业税、少征农业税,非常仁义,是圣人。 但这是不全面的,是只强调了光亮的一面,而隐去了消极的部分。单按这种“仁义”的路子,周文王是组织不起对商王朝的有效进攻的。是凡组织对外进攻,不论是秦始皇还是希特勒,前提条件都是要对民众加强敛税和民力调用。近代打仗,也是这样,也要加捐加派,要老百姓勒紧裤带,以支撑大炮和枪弹的开支。你要是整天行仁义,那就根本不要想着对外打仗扩张。 其实,从很多层面看,周文王周武王父子不是“至仁”,而是一贯用比较“严苛”的政策和手段,才最终战胜了商王朝。我可以暂举两三个例子: 一是《左传》上说的,周文王大肆捕捉逃亡者。捕捉逃亡者的目的是什么呢,《左传》上没有说,但根据后来商鞅捕捉逃亡者,以及后代帝王们的禁止人们逃亡,其目的都是一样的,是强迫这帮人回来完税、交粮、服役、当兵吧,以直接或间接地支撑自己的对外扩张。要想动员起强大的国家战争机器,要想对外进攻别人(商帝国),势必就要先加强对自己民众的控制,使自己有力量进攻别人,这是一个规律。但这就有点不仁了。 第二个例子,周武王和姜子牙要伐纣,但当时周国内有反战力量。在占卜仪式上,蓍草和乌龟壳发表意见说,进攻是“大凶”。蓍草和乌龟壳当然不会发表自己的意见的,但他们是替占卜师说话,代表了当时的部分政府要人和部分的民意是都反对进攻商王朝的。伯夷、叔齐更是站出来直接反对,甚至拦住了马头。但这些反对力量,被周武王和姜子牙用铁碗手段压制了,他们还是硬去出兵打商王朝去了。可见他们也不是乐呵呵地很仁义,唯民意是从的。 第三个例子,据《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六韬逸文》、《说苑》等书记载,灭商以后,“天下惶惶未定”,姜子牙提出,把所有商人都杀死,“使靡有余”——这就更“不仁”了!简直是要种族灭绝。而且,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当时很多商人对周人是不合作态度,所以逼得姜子牙提出要灭绝他们。可见前面商人倒戈为周武王先驱的事,就更不可信其曾出现了。 以上这些例子都说明,周文王、周武王可能不是“恶人”,但用“至仁”、“行仁义”这样的词来简单地概括周文王、周武王这样的历史人物,是失之于脸谱化、概念化,是存在着很大的勉强和片面的。 而且,蓍草、乌龟壳和伯夷、叔齐这种反战反扩张的思想,未必是错误的。至少它说明,周文王周武王的军事扩张政策,未必是代表当时周方国的全部民意的。本国人尚且未必完全拥护他,认为他出去打仗和扩张是不道义和错误的,那,被进攻一方的商朝人,会一致认为他的进攻是道义的,乃至不但不抵抗,反倒要倒戈投降地来拥护他吗?其实,也正是因为商人未肯服从,更不曾倒戈,而是跟周人采取对立态度,所以在攻破商王朝后,姜子牙才提出爱屋及乌的成语,要杀光商人。 最后,姜子牙的意见由于太冒风险,没有得到采纳,商朝的大批遗民,最终都交由纣王的儿子武庚统领,继续呆在原朝歌地区,作为封国存在。这说明,商人对纣王家族是有拥护的,所以周人只好顺应之而封纣王的儿子,让他继续统领旧商民众。这些都说明了当时有这样一个现实,即商人并没有对纣王家族众叛亲离,所以才搞得周人很被动,又想全部灭绝商人,又不敢,最后只好原地封他们不动,接受纣王的儿子领导。 商纣王在覆灭了之后,他的儿子仍然能够把商人凝聚在自己身边,那牧野之战的时候,他家也应该能掌控商人集团,不会出现当地民众纷纷失控,倒戈而战。 而且,在商朝灭亡被封之后,纣王的儿子武庚,又领导商朝遗民,再次进行了军事起义,规模相当大,引得周公和姜子牙发兵,共同来剿灭之。这也再次说明,纣王的儿子还是对民众有号召力的,纣王家族还没有到众叛亲离的地步。如果早在牧野之战的时候,商人就倒戈伐纣王了,纣王已经被商人恨的入骨了,纣王的儿子如何还能领导商人掀起大起义。如果商人真地是曾经倒戈来迎接周武王的,如何后面又要起义。后来,大批商人被迁往洛邑安扎,由周人和洛邑八师紧密地看起来,贬称为“殷顽”,如果商人曾是积极欢迎周武王的,周人何至于要用这种提防和集中管制的办法对付他们。接下来周人为什么又要处心积虑地采取迁徙的方式,把大批商人遗民分遣到各个姬姓封国去,隔离管理。种种迹象表明,周人与商人,是严重对立的,商人大规模倒戈迎接周武王,是没有这个可能性的。 孟子为什么不反着考虑一下:武王伐纣之所以打得流血漂杵,那是因为武王不是什么“至仁”,纣王也不是“至不仁”,商人民众也没有丧失对纣王父子的追随之心,周人并不是全部民意都要求去进攻商人,所以二者相打,流血漂杵,也就势不可免了。 总之,历史的真实情况实应该正如《尚书·武成》所记载的:商人组织力量,对前来进犯自己的周军进行了顽强抵抗,展开激战,并且商人发生了重大牺牲,死伤流血漂杵,染赤千里,最终被占领和灭国。这是可信的。而孟子的推论,是漏洞百出,非常牵强的。而且,从纯技术角度讲,流血漂杵也是可行的。 正是因为周人在进攻商王朝的过程中,对商人采取了大规模杀戮、暴动镇压和种族隔离与压迫,才使得伯夷、叔齐以饿死首阳山来抗议。如果不是周人确实很过分,这两个知识分子何必会采取不想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呢?如果商人十几万大军都是衷心拥戴和迎接周武王,商人都如此高兴,那伯夷、叔齐这两个“民主人士”何必那么跟自己过不去,专门要死呢。 而且,不光《尚书·武成》有周武王伐纣杀戮甚大、流血漂杵的描述,根据《诗经》的描写,也可以推想得见周人在对外扩张中,打仗一直是歇斯底里式的。比如《诗经》描述了周人攻打崇侯虎的崇城的场面,无所不用其极。后来,周公三年东征东夷,乃至有“践奄”——在奄国搞大屠杀,这样的残暴之举,也不是孤立的。同时姜子牙还想过搞种族灭绝,都是一帮杀人狂,离“仁者”日去相远矣! 我认为,“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句话,应该用到孟子的书和后来的学者书、官史书上去——这些人出于一些政治目的,比远古之人更爱撒谎。 总之,纣王之“恶”,未必如后代人所说的那么严重,周文王、周武王,也未必如后代学者们异口同声说的那么之“仁”!异口同声的说法,往往是最可怀疑的说法。武王伐纣,牧野之战,商人“流血漂杵”,在我看来,比商人“临阵倒戈”,更加可信。 商纣王,被污蔑最深的帝王啊。。。。。。。 我跟我同事谈及商纣王时,他为商纣王鸣了很大的不平:“要知道,商纣王之所以这么坏,完全是后人的污蔑,武王说纣王昏庸无道的理由仔细看是非常好笑的,如说纣王好色,纣王的好色跟周文王比起来算个什么????纣王五个妻子,两个儿子,周文王光儿子就100多个,谁最好色??????还有就是不信贵族信平民,这也是理由吗??????”据查资料,商纣王之前将大军调去攻打东夷,武王反叛之时,商朝已无可用之兵,只得用奴隶仓促应战。要知道,奴隶只要给点甜头,是立马可以反水的,武王只需要答应他们事成之后给他们自由之身即可。。。。。而且商朝灭亡后,周朝对商朝的史料记载进行过系统的销毁,要知道那个时候还没有印刷术,官史都是藏于宫中,被烧毁就没了的。。。。。商朝灭亡后,为何还有留恋商朝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两兄弟????还有以物物交换为生,被称为“商人”的殷商遗民????纣王实则是经过历史的误导,沉淀下来后就被后世文人越抹越黑,子贡就道出了真相“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意思是纣王的无道,并没有宣传的那样,是因为一些君子瞧不起他,就将一些不好的事情全部推倒他身上。宋人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认为:“纣大造宫殿,建酒林肉池,宠信女色,囚禁贤人,残害忠实等罪恶,与桀的罪恶如出一辙,凡桀的罪,就是纣的罪,桀纣不分,这些都是出于模仿。”说白了,很多就是将之前桀的不好的行为推倒他身上来添油加醋。。。 如顾颉刚亦做《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指出纣的罪恶在周人的《尚书》中只有六点,战国书中增加了二十七事,西汉书中增加了二十三事,东汉时增加了一事,东晋时增加了十三事,于是商纣就变成了自古未有的残忍暴君了。顾氏通过仔细的考证,彻底洗清了泼在帝辛身上的污水浊泥,还其本来面目,与郭沫若的论证相表里,使帝辛做为一个“武王”的形象重现人们面前。这也使孟子的纣王有“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的说法有了落脚处。 下面来仔细分析一下《尚书》中纣王的六条“罪恶”(这之后全部是个人直接复制粘贴,但非常有道理):“第一是酗酒;第二是不任用同宗兄弟;第三是重用奴隶;第四是听信妇言;第五是信有命在天;第六是不留心祭祀。” 注意,这可是两国交战时为了宣扬正义,鼓舞士气的檄文,按理来说绝对是应该有多少说多少,可是在后世将帝辛宣扬的如何残暴不仁,可是他的死对头周人,在征讨这个‘独夫’的时候,居然只列了这六条就完了,所以说后世关于帝辛残暴的诸多传言其合理性,值得深思。 至于周王所列出的纣王的这六条罪状中,也不见的是全部属实的。 第一,嗜酒,这个没什么好说的,饮酒在古代是一种很享受的行为,各种史料也都说了,他肯定好酒,这条就认了吧。 第二,不任用同宗兄弟,这件事恐怕有蹊跷在里面,首先说商纣的哥哥微子,微子其实是商纣上代君主帝乙的长子,因为他的母亲地位低下,所以不能继承王位,而商纣的母亲是正后,所以他继承了王位。这在《史记》中有所记载:“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宰,辛母正后,辛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 要这样看来,恐怕商纣当初的继位是有争议的,同时造成皇族内部的分裂和疏远,形成这样不用兄弟的局面,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商纣这样做是很合理的,可以说是为了不留隐患而使兄弟相残。 第三,重用奴隶,《左传。昭公七年》也说:“纣为天下逋逃主。”意思是说他想办法招徕吸引外来奴隶,这也是古代奴隶主壮大自己力量的一种手法。这一点在我们今天看来,商纣是打破奴隶主贵族“世袭”制,大胆地从中下层提拔新人,是中国古代勇于改革创新的先驱者。 第四,听信妇言,这一点也是值得商榷,宠信妲己这是肯定的事情,没人怀疑,但是说惟妲己之命是从却有些夸张了。纣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要是认为他很昏庸,那你就错了,相反的,他还很聪明,《史记》中说他“资捷辨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 这里说他,是一个能文能武,聪明善辩且非常自傲的人,如果硬要说妲己,这个年轻的女孩,把这样一个聪颖勇武、才华横溢的君主玩弄于鼓掌之间,使他言听计从,未免有些太高估她了啊!而且商人颇重迷信,任何重大举措,都要求神问卜来决定吉凶休咎,这在近年来已经出土的甲骨文中是有确切记载的。妲己扰乱朝政的能力可说是微乎其微。 第五,信有命在天,列这一条就比较奇怪了,历朝历代有哪个皇帝不信自己是有命在天、真龙转世的?就连武王造反时也是打着顺天应人的旗号。 第六,不留心祭祀,这一条其实真的是冤枉他了,商朝曾经的确是有过不敬鬼神的传统,并且就在商纣的先王帝武乙时,曾经帝武乙命人做了个假人,起了个名字叫天神,跟他下棋,让别人代‘天神’走,天神输了,就侮辱‘天神’。还用皮革做袋子盛了血,高高挂起来,仰面射‘天神’,戏称为“射天”。 可这毕竟是商纣爷爷辈的事情了,到了帝乙和纣王这一代,祭祀制度则已经重整并且是相当完备的,这个有后世出土的卜辞为证。 综上所述,纣王并非人们所说的是个昏庸残暴的君主,宋朝学者李慈铭也认为,仅就史料而言,纣王的主要罪行为杀比干、囚箕子、宠妲己、偏信崇侯、拘押文王而已。 而纣王为什么要杀九候,为什么又要拘文王,这恐怕都是有原因的。 在当时纣王旗下最大的三个诸侯,也就是的九侯、文王、鄂侯,当时被命列三公,看起来挺风光的,象三大护法似的,其实这三个人的实力都不小,都是有实力和商抗衡的,只是被商纣打败而伏首称臣,这时的形势有点象康熙年间三藩的架势,正所谓万乘之君以防千乘之王,康熙当年就想方设法撤了三藩。 纣王心里恐怕也是这个想法,他这么想是有道理的,因为在这之前,三个人里其中有两个都曾反叛,就是文王和九候,后来被商纣所伏,尤其是文王,他们之间表面是君臣的关系,其实呢,是有很深的世仇在里面的。 在此之前商纣的先王文丁曾经杀了文王的父亲季历,后来在商帝乙二年,文王挥师伐商,只是后来失败了。《古本竹书纪年》中所记:“(帝乙)二年,周人伐商”。 而在近年来出土的卜甲上也有‘用踝商’三字以证实,《甲金字典》认为是“像人跪降献戈状”。说明姬周的确有对商动武、而后缴械投降的记录。 而且不仅如此,在商纣时期,也就是帝辛二十二年的冬天,曾经在渭水搞了一次大的军事演习,《古本竹书纪年》有载:“帝辛二十二年冬,大搜于渭。” 这商纣干麻吃饱没事干,跑那搞什么军事演习? 渭水流域是什么地方,这是商、周两国的疆界所在,所以这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实际上是演给岐周看的。商纣的目的,显然是说以商之强大,尚不是你们所能抗衡的,所以也不要妄存斟商之意。 军事演习是二十二年冬天开始的,到了二十三年,就有了“囚西伯于羑里。”从年限来推测,文王很可能就是这次军事演习中已经被囚禁了起来。 这件事在《周易》中也有记载,《周易》正是文王被囚禁在羑里时所做,见于《震》篇:“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所以不难看出,商纣之所以囚而不杀,是有他的政治原因的,那就是把文王囚禁起来,做为人质。毕竟商、周之间的关系貌合神离,而且据说当时周的实力已经超过了商纣,《论语。泰伯》中说周当时是“三分天下已得其二。”虽然可能没有写的三分已得其二这么夸张,恐怕也相去不远,否则怎么会吹此空穴之风。这你想啊,你周人这么坐大了,这还让商纣怎么睡得着,所以先关起来牵制住吧。 直到六年后才把文王放回故里,这一年文王已经是八十五岁高龄了,古人活到八十五岁,可谓是老之极矣,但是文王的心还不老,来年春天就率旗下的各路诸侯到入贡,表示臣服,但是入贡后的第二年就开始练兵于毕,又拜吕尚为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姜子牙,这在《古本竹书纪年》有载“(帝辛)三十一年,西伯治兵于毕,得吕尚以为师。” 这样看来,周人图商,可以说是筹划多年,所以文王从此“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而又默默的壮圞大自己,这正如他流传于后世著名的战略思想“以杞包瓜”,正如杞树长大了,原先与杞树同园的瓜就会枯死一样,这可见于《遘。九五》。 这样看来,在文王眼中,殷商还暂时不是那时的周所能征服的,毕竟商纣有着强大的军圞队,装备着当时最先进的青铜兵器,甚至还有一支强力军种“象队”,这在《吕氏春秋。古乐》有记“商人服象为虐东夷。” 提到东夷就不能不说商纣的功绩了,实际上商纣确实是位战功显赫有能力的君主,在其先王的时候姬周反叛、九侯反叛,东夷来犯,先王圞还曾经率军讨圞伐过东夷,却失败了,殷商数朝衰败,到商纣临位的时候可说是个摇摇欲坠的烂摊子,可就是这样,商纣硬是将九候和姬周打败,使其臣服,又率军讨伐东夷,并且获胜,带回了东夷人方君主的头颅。 恐怕也正是因为这场大战,令商纣实力大减,在近年来发掘出来的卜辞中我们发现商纣讨伐一次东夷人方需要200天左右的时间,这是一件非常劳民伤财的事,虽然最后商纣带回了人方伯的头颅,但是对商的军力和国力都是极为耗损的,因此《左传》中是这样说的:“纣克东夷而损其身。” 前有姬周虎视耽耽,后有克东夷而损其身,这还不算完,又有一个被后世认为是周灭商的最大功臣出现了,他就是胶鬲,也就是后来孟子所说的:“举于鱼盐之中”的主人公。 传说胶鬲当时居于商,获利于鱼盐,但是有一次无意中的机会被来商的文王发现,觉得他是个人才,就向商纣举荐他,后来做了商的官员,同样也成为了文王放在商纣身边的一枚棋子,和当初成汤灭夏的伊尹诚为相似,于是继“伊尹比而亡夏”之后,就有了“胶鬲比而亡殷。”出自《国语》。 《国语》中说“妲己有宠,于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这里居然同时提到了妲己和胶鬲是亡殷的主因,是他们二人朋比为奸吗?其他史书却再也没有提起过,令人遐想多多。 其实除了胶鬲以外,还有一个人参加了这次叛商的大业,他就是商纣的哥哥微子,也正是当初因为母亲不是正宫而与王圞位失之交臂的帝乙的长子。 《吕氏春秋。诚廉》篇说,微子与周大臣召公歃血为盟于共头山,周许诺微子世为长侯,守殷常祀以及相奉桑林,私有孟渚之利。至于说誓盟的目的是什么,没有记载,但是从周人许诺了微子世代长侯继之,并奉有桑林之祀,私有孟诸之利这些来看,那他是不是也要做些什么呢? 《荀子。成相》中载:“纣卒易向,启乃下,武王善之,封于宋。”细绎文义,牧野之战中,纣王的军队投降,反戈击纣,微子启便下车而降,说明其与武王合谋之事成功,武王称赞他,并且给他封邦建国。 这么说来微子参与助周伐纣,恐怕不假,近年来陕西出土的铜器铭文,其中的史墙盘铭云:“青(静)幽高祖,才(在)微灵处。雩武王既殷,微史(使)烈祖乃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寓于周卑处。” 关于这段话,近代学者赵诚在《墙盘铭文补释》中是这么解释的“微氏高祖早在文王时代就已暗地归周,所以生前‘在微灵处’,死后遵为‘静幽’,以示安安静静地呆着,像五体投地那样地臣服于周。不仅没有以军队助纣反周,还可能有过保卫文王或周国的业绩,建立过功勋,所以称得上是周王朝的得力辅助,上帝赐给文王的大屏。从这种意义上才能理解‘静幽高祖’是周王朝的有功之臣,当然值得称道。” 《尚书。牧誓》中也提到过助周伐纣的八国中有微国,正是有了微子和胶鬲这二人,才有了《盐铁论。相刺》中说的:“纣之时,内有微、箕二子,外有胶鬲、棘子,故其不能存。”这里把商纣之亡归罪在这几人身上,恐怕也不无道理。 所以商纣的灭亡,就是怎么排也排不到妲己身上,但是所有的脏水就是一个劲的往她身上泼,是要警示什么,还是要掩饰什么,只有散播谣言,颠倒是非的人自己心里知道了。 两人的结果是:《史记。殷本纪》:斩纣王之头,接着就是“杀妲己。 殷商之覆灭到底是姬周复仇,‘以杞包瓜’的思想、筹谋多年? 还是因为本身商纣即位非长子的不合理,而埋下的祸根,毕竟数千年的时间已经过去,想真正还原历圞史风貌,仅凭几本争议辈出的史书文字,和为数不多的出土器皿做佐证,这有困难。 予胜者以高歌,给失败者以污蔑,希望以后能出土更有证明力的史料,澄清岁月的尘埃,还历史以真相。(选自《查看了很多史书后发现,妲己并非蛇蝎女,商纣也并非那么昏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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