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老虎洞窑与官窑、内窑、哥窑的关系

宋代是中国制瓷业蓬勃发展并走向成熟的时期，而宋代瓷器又有“官窑”、“民窑”之分野。所谓“官窑”，通常是指北宋、南宋时期为宫廷烧制专用瓷器的官办瓷窑。
    此次2002年中国杭州南宋官窑老虎洞窑址国际学术研讨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新近发现的南宋老虎洞官窑。
    据文献记载，南宋时期的官窑均位于临安（今杭州）附近，有修内司官窑与郊坛下官窑两处官窑。其中南宋·顾文荐《负喧杂录》及叶寘《坦斋笔衡》是目前所仅见的南宋时期对官窑的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润，为世所珍。后，郊坛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姚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文字虽简单，但内容却极丰富，对宋代官窑建立的原因、时代、沿革、地点都有着明确的记录。由此文献还可得知，南宋首先建立的官窑是修内司窑，其后又于郊坛下“别立新窑”。
    郊坛下官窑早已发现（1）。据发掘者认为，乌龟山郊坛下官窑生产两种南宋早晚期的不同类型的产品，即南宋前期的薄胎薄釉青瓷与后期的薄胎厚釉青瓷。“乌龟山瓷窑主要烧造南宋官窑的产品，它作为南宋时的郊坛下官窑，兴建时间当在郊坛置建以后。”查阅文献可知郊坛建于南宋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因此推断南宋官窑当建于绍兴十三年后的绍兴年间。
    自郊坛下官窑发现后，人们对文献中所记载的修内司官窑有颇多猜测，但由于修内司官窑窑址一直未被发现，使得修内司窑成了中国陶瓷史学界的一大悬案，甚至还有人否认修内司窑的存在（2）。杭州老虎洞南宋官窑址的发现为解决宋人所记载的修内司窑，提供了绝佳的材料（3）。老虎洞南宋官窑址于1996年9月发现，窑址位于杭州上城区凤凰山与九华山之间一条溪沟的西端。窑场是一处约2000平方米的山岙平地，其南距宋都城临安皇城北墙不足百米，距南宋郊坛下官窑直线距离约2.5公里。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在1998年5月－12月、1999年10月－2001年3月对窑址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发掘，共揭露了2300平方米，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其中第一次发掘获得了1998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提名奖，第二次发掘被评为了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发掘者认为老虎洞窑址的南宋官窑址就是文献所记载的南宋“内窑”窑址，即学术界所谓的“南宋修内司官窑”（4）。
    本人赞同发掘者的部分意见，但同时认为学术界对所谓的“南宋修内司窑”或称“内窑”等问题的猜测推论，大都是产生在老虎洞官窑址发现以前。老虎洞南宋官窑的发现，为我们进一步深化对南宋官窑的了解与认识提供了相关的资料。笔者认为，修内司官窑是南宋首座官窑，随着郊坛下官窑的设立与发展，修内司窑可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或者是名存实亡了，更许已改隶他人，虽未废弃，但已不能单独称之为修内司窑了。本文将就修内司窑的存在时期、演变情况以及最终废弃，尤其是它与官窑、内窑、哥窑的关系等诸问题，谈谈自己的一点拙见。
一、
杭州老虎洞窑是南宋建立的第一座官窑－修内司窑
    北宋钦宗靖康元年（公元1127年）金人攻入东京汴梁，虏徽钦二宗北去，北宋灭亡。高宗继位后仓皇南渡，最后定都于临安（今杭州）应是在高宗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5）（高宗本纪）。在定都前的十二年间，高宗辗转驻跸于杨州、常州、越州等地。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宋金订立和议，史称绍兴和议，宋向金称臣，以淮河至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一线为界，宋每年向金贡纳银25万两、绢25万匹，从此开始了宋金长期对峙局面。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高宗才置建郊坛，作为天子举行了正式的祭告天地诸神的大典。
    在郊坛下官窑建立之前，南宋是否建立了修内司窑？在老虎洞南宋官窑发现之前，有的学者持否定的态度（7），有的学者依据文献推断南宋建立了修内司窑（8）。后者之所以持肯定态度，是因为他们认为北宋灭亡时，金兵已将宫廷珍宝掠夺一空，高宗在外不可能携带大量的官窑瓷器辗转逃亡。而在置建郊坛举行祭祀典礼时，不得不根据当时战事初定，百废待兴的情况，将祭器从俭。《咸淳临安志·郊庙》记载：“设祭器九千二百有五，卤簿万二千二百有二十人（原注：二十五年郊增三十人），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簿应用文绣者皆以缬代之。”以陶瓷作祭器，自南宋始。这些陶木之祭器，推测应有部分就是由修内司窑烧制的。
    对上述推测，笔者大致赞同。其实仅从南宋官窑的烧制工艺上就可以看出它们与北宋汝窑的继承关系。李德金先生在对郊坛下南宋官窑的装烧工艺作了有益的探讨后认为，“南宋官窑的产品袭故京旧制，北宋官窑的装烧工艺是北方南迁的工匠带来的，这是南宋初年的事情”（9）。的确，乌龟山南宋郊坛下官窑的装烧工艺带有许多明显的北方装烧工艺痕迹。
    此次发现的老虎洞南宋窑址则带有更多的北方工艺色彩。据发掘者认为：“从老虎洞窑址南宋层遗迹的保存情况看，龙窑为长条斜坡式，长约15米，这种长度的龙窑在同时代的越窑系窑场中不多见，两座素烧炉，平面呈马蹄形，用香糕砖错缝平砌，炉壁外侧依炉形砌成护墙，墙和炉壁之间用黄泥填实，起到保温的功能。这种窑炉是北方地区常见的半倒焰式镘头窑，在浙江地区的青瓷窑场中很少见到（10）”。并且“老虎洞窑址南宋层的遗迹、遗物与河南宝丰清凉寺窑址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南宋层清理的素烧炉与宝丰清凉寺汝官窑清理的Y1在外形、内部结构上都十分相似，说明其脱胎于北宋未年汝官窑的馒头窑。在烧造工艺上，汝官窑和老虎洞南宋层所用的匣钵和支、垫烧具基本相同。在器物造型上，汝官窑的D型碗，A、B型器盖，B型盏托，B型盒，A、B型套盒等在老虎洞南宋层出土遗物中都有相类似的器物，二者在制做工艺和造型上有继承关系。与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相吻合”。发掘者认为，老虎洞南宋层窑址即是文献的南宋“内窑”，也就是学术界所谓“南宋修内司官窑”（10）。
    杜正贤先生依据有关文献，认为修内司窑的始烧时间是在成立礼器局的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年）（12）。但在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高宗就已置建郊坛，其所用祭器不会等到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年）才开始烧制。据此，我认为修内司窑的始烧时间，当在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至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间。这一时段，签订了绍兴和议，高宗已决定偏安于临安。北方的金人军事对抗日趋缓和的情形下，北方的工匠才有可能陆续来到临安，将北方汝窑的烧制技术带到修内司窑，并且与南方工匠相互学习，利用南方的技术和资源，创造出独特的窑炉，烧制出独具特色的修内司官窑瓷器，以满足南渡的南宋皇室各方面的需求。此时祭告天地等事必已拟定，置窑造器也就顺理成章了。而其管理机构，查阅《宋史·职官志》：“将作监”“所隶官署十”，其一即为“修内司，掌官城太庙缮修之事”。其六为“窑务”“掌陶为砖瓦以给缮营及瓶、缶之器”。但在南宋初年，高宗尚且流迁不定，官署也自然多有截并。况且因修内司掌宫城“太庙缮修之事”，而此时的祭器又权以陶木代铜玉之器，因此由修内司管理专门烧制祭器的官窑具有绝对的可能性。这也就是《笔衡》有“中兴渡江，有邵局，袭故旧京制，置窑于修内司，名内窑。……”的记载的原因。
    综上述资料，笔者认为老虎洞南宋层的早期，即第二期地层窑址及遗物就是南宋初年所建立的第一座官窑—修内司官窑。
二、老虎洞南宋官窑的前期是修内司窑
    老虎洞南宋官窑设立于高宗绍兴十二年—十三年间（公元1142—1143年）。而郊坛下官窑据乌龟山窑址的发掘者考证，其设立时间当在高宗绍兴十三年以后的绍兴年间（公元1143—1162年）（13），其后修内司窑即遭废弃。“修内司窑烧瓷时间是短暂的”（14）。如何区分修内司窑与郊坛下窑这两座官窑，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有的学者提出，修内司窑就是“传世哥窑”（15），郊坛下窑就是传世官窑。但是老虎洞南宋官窑发掘者证实：“（一）老虎洞（南宋）和郊坛下窑瓷器都是利用杭州当地所产原料烧制的；（二）南宋堆积层瓷片釉的化学组成点比较分散，而郊坛下窑瓷釉的化学组成分散性较小，正说明两者之间可能有继承关系。南宋初期，老虎洞窑处于开创摸索阶段，工艺尚未成熟，郊坛下窑是在老虎洞窑建立之后发展起来的，工艺较成熟。以上科技分析的结论也符合先在修内司设立'内窑’，而后在郊坛下别立新窑的历史记载”。同时“第三期的出土器物从现已整理的情况分析，尽管与第二期有一定的差异，如碗、盘装烧工艺从支烧变成了垫烧，器足从外撇变成直足，但是同第二期在器物组合、装饰、釉色等方面相比没有明显区别，并与位于杭州市乌龟山的郊坛下官窑遗址中出土的早期器物在器形、装饰和制作工艺上有许多相似之处”（16），并且认为“修内司窑与郊坛下窑共同沿续了相当长的时间”。（17）
    正是由于老虎洞南宋官窑与郊坛下官窑区别较小，甚至仅仅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区别，才使得修内司窑的情况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于是有人进而认为：老虎洞窑与郊坛下官窑“两窑的发掘资料以及烧瓷的历史基本相同”，“不难看出它们是如出一辙的双生姐妹”，因此“乌龟山与老虎洞窑都是南宋的官窑，是南宋官窑的重要组成部分”。（18）
    笔者以为，老虎洞南宋官窑与乌龟山郊坛下官窑并非仅仅是简单的承继关系，或者是所谓的“双生姐妹关系”，两者应共同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并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关于老虎洞窑的延续时间可以从其元代地层所出的大量瓷器、窑具乃至模印有八思巴文的元代支钉得到证明。就是说，南宋时期它一直未被完全废弃，否则元代时期的窑址就不会在此处建立了。对此，《坦斋笔衡》说得很清楚：“后，郊坛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郊坛之“新”正相对于修内司之“旧”。未言及新窑设立后旧窑即废，而是“别立”，即另处建立之意。并提到，修内司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润，为世所珍”。可见其质量与技术水平远高于后期的郊坛下官窑。
    因此，老虎洞南宋官窑的前期，即发掘简报提到的第二期，才是文献中提到的修内司窑，其特点正如《坦斋笔衡》所言：“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润，为世所珍”。其“器物与2000年宝丰清凉寺汝窑址发掘的汝官窑烧造区出土的器物有许多器形相似，装烧工艺也主要采用汝窑最常用的裹足支烧法，表明此期与北宋未年烧造的汝官窑有明显的承袭关系”。（19）
    “大量瓷片集中出于4个瓷片堆积坑中”，其中有两个瓷片堆积坑“出土器物以日常生活用具为主，也有仿青铜器的礼器，胎的颜色和釉色有多种，以厚胎和厚釉为主，薄胎厚釉少见”。另一坑“出土物以仿青铜器的礼器为主，有的器形非常大，也有日常生活用具，以薄胎厚釉为主”。“胎色以灰褐色（通常也称香灰色）和褐黑色为主，也有少量黄白色胎。本期的釉色主要有两类，一类为粉青或曰灰青色，釉层较厚，釉色淡雅光洁，滋润如玉，釉面布满大小不等的开片”，“另一类为青灰色釉，以青色为主，略泛灰，釉色莹沏，釉面大多有长条状的大开片”（20），与北宋汝官窑十分相似。
    这些显著的特点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老虎洞南宋官窑的前期，即发掘简报提到的第二期就是修内司官窑。
三、老虎洞南宋官窑与乌龟山郊坛下官窑的关系
1、南宋乌龟山郊坛下官窑的建立时间
    由于郊坛下官窑的设置晚于修内司官窑，修内司窑即老虎洞南宋官窑的第二期结束后，到第三期时虽与第二期相比区别不是特别明显，但是这一时期与第二期在出土器物上“以日用器物为主，第二期占有相当比例的礼器变得少见，但出现了陈设用的花盆。胎色以较深的褐色和黑褐色为主，总体上比第二期色深并稍粗。釉色以青灰色和青绿色为主，早期的粉青色已较少见”。“本期的器物形制上与第二期相比变化不大，但胎体变厚，以厚胎厚釉式为多，也有部分是厚胎薄釉式，薄胎厚釉的器物极少。第三期的烧造方法与第二期比有了较大的变化，器物中以垫圈支烧的为多，只有少量小件器物仍采用裹足支烧的方法，但支钉痕的数量从5枚变成以6枚为多。裹足刮釉的方法在瓶和套盒中仍很流行，但刮去的部分变得较大而不太规整，有些器物还在刮釉部分施黑褐的护胎釉”。“与位于杭州乌龟山的郊坛下官窑遗址中出土的早期器物在器形、装饰和制作工艺上有许多相似之处”（21）。第三期的瓷片主要出自于老虎洞窑遗址的二十个瓷片堆积坑中。
    老虎洞的南宋官窑的第三期与乌龟山郊坛下官窑的早期相似，为搞清修内司窑的变化时间提供了一些线索，即只要搞清郊坛下窑的设置时间，就应可大致推断出修内司窑的变化时间，或者说老虎洞南宋官窑第三期的开始时期。
    郊坛下官窑是什么时侯设立的呢？据发掘者考证，是在高宗绍兴十三年以后的绍兴年间（公元1143－1162年）。笔者认为，郊坛下官窑的设置，应再晚一些，可能是在高宗退位、孝宗隆兴初年（公元1163年）后的时期。
    高宗赵构（公元1107－1187年）是北宋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靖康后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重建宋王朝。他对北宋的制度念念不忘，与其父一样崇信道教，对徽宗时期的事物颇为喜好。南宋·周密《武林旧事》记载：“绍兴二十一年十月，高宗幸清河郡王第，张俊进奉珍异品中，内有汝窑酒瓶一对、洗一、香炉一、香盒一、香毬一、盏四只、盂子二、出香一对、大奁一、小奁一”。由文中可知张俊所进均为汝官窑之器，北宋汝官窑瓷器在高宗时被列为珍异之品。周密将汝器悉数列出，足见高宗对北宋汝窑瓷器之珍爱。对南宋官窑瓷器，高宗在谈及祭祀用器与祭典时，对绍兴十六年（公元1146年）的祭典十分满意：“今次祀上帝，飨太庙，典礼一新，诚可喜也”（见诸《咸淳临安志》）。南宋权奸秦桧也认为“（此次祭祀）考古制度极为精致”（22）。此时的祭祀用器大部分应为修内司窑所制。
    正是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喜好，修内司官窑才保留了浓厚的北宋官窑风貌。当高宗退位，孝宗即位后情形就可能有了一定变化。此时的南宋王朝已偏安二十余年，南宋政权已渐趋稳定，北方之金人的危胁也由岁月化解，临安一片歌舞升平，正所谓“暖风吹得游人醉，错把杭州作汴州”。临安已是人口繁衍，商业浮华，尤其是人数日渐庞大的宗室成员对祭祀用器及生活用器需求日增，孝宗又不会象高宗一样考证祭祀制度及祭祀用器，一切均可依中兴渡江后所订制度实行。具体到在对官窑的要求上，自然也就不会再象高宗一样精益求精，以求得与北宋汝官窑的形肖神似，但求形似而已。反映到烧制工艺上，瓷器也由支烧改为垫烧，胎质略显粗糙。此时原设于修内司营中的“内窑”，也由于场地狭小，发展空间不大，扩大生产有一定的难度。为了满足皇族宗室对官窑瓷器的需求，郊坛下官窑应在孝宗隆兴初年（公元1163年）左右时应运而生。此时“内窑”已渐衰落，不再是官窑的主要生产地了，但却未被废弃，工场尚在，窑炉尤存，其产品已与郊坛下官窑类同。这很可能是因为两窑的生产者是同一批工匠，或者是受过同样训练的工匠。其胎釉的原料基本相同，因此产品也如此相似。而这种整体风格的演化，更可能是由于管理者及验收标准的变化所造成的。从出土的老虎洞南宋官窑的第三期瓷器也可以看出此时的产品以日用品为主，礼器少见，充分反映出原修内司官窑的性质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认为此时修内司窑已不复存在了，它已融入了新兴的郊坛下官窑系统。
2、老虎洞南宋官窑第三期是郊坛下官窑的试烧窑
    老虎洞南宋官窑第三期曾与乌龟山郊坛下官窑长期并存，使人颇为不解。为什么南宋时期要维持两座官窑共同生产？为什么在《咸淳临安志》有关“青器窑”条中仅列圆坛一处，即我们目前所知的乌龟山郊坛下官窑，而对我们目前已知的老虎洞南宋官窑第三期只字未提？笔者认为可能不是该书有意忽略或者是无意遗忘，而是因为在老虎洞南宋官窑第三期时它已是郊坛下官窑的一部分。该窑既然隶属于郊坛下官窑，还有什么必要再加以记录呢？
    笔者还认为此时的老虎洞是郊坛下官窑的试烧窑。从发掘所揭示的情况看，此时的郊坛下官窑面积很大，所用的“北宋官窑的装烧工艺是由北方南迁的瓷窑工匠带来的”（23），同时沿用了南方的龙窑技术，以木柴为燃料。我们知道龙窑能显著的提高产量，却有较高的废品率，但并没有发现专门用以埋藏瓷片的瓷片坑。同样，河南宝丰清凉寺汝窑也未发现埋藏瓷片的瓷片坑（24）。在目前已知的几座宋代官窑址中只有老虎洞窑才有专门挖掘用来埋藏瓷片的瓷片坑。这种独特的埋藏方法被认为是官窑的特征（25）。笔者对此种说法不能赞同。
    综合上述两座窑址的情况，特意修建，堆放打碎了的瓷器后认真掩埋，此种对作废产品或未达到标准的产品的特殊处理方式，并非是两宋时期官窑处理废弃品的特征，而是明清官窑处理次品的方式。老虎洞南宋官窑的这种对瓷片的处理方式应该是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造成的。“修内司营位于万松岭、青平山、骆驼岭之间，自南宋初至南宋末其位置没有发生变动，现老虎洞窑址的位置在图中的清平山与海口子之间，正位于宋时修内司营中。窑址现场在南宋时期应属皇宫禁苑范围”。“老虎洞窑址位于杭州上城区凤凰山与九华山之间一条长约700米的狭长溪沟的西端，窑址现场为一约2000平方米的山岙平地，南距南宋临安城皇城北城墙不足百米……”（26），因此原来的修内司窑没有随意倾倒废弃品的条件，唯一的处理方式就是就地掩埋。同样的原因，在窑址中甚至连废弃的匣钵等窑具也绝少发现。在上世纪20年代日本人米内山庸夫曾在杭州凤凰山一带采集到大量的瓷器标本和匣钵、支钉等窑具（27）。可见堆放废弃物的方式可能有多种，地点也不仅老虎洞窑址一处。
    那么，老虎洞南宋官窑的第三期即已融入郊坛下官窑，为何还要沿用原修内司窑时的方式处理次品，埋藏瓷片？据发掘者发现，第三期的瓷片主要出土于20个瓷片堆积坑。这种情形颇为耐人寻味。对此笔者认为，既然修内司营未作迁移，那么老虎洞窑的地理位置的局限性使得它只能保持其原先的处理方式，同时很可能其工匠的主体未发生重大的变化，因而其原先的方法也就自然保持了下来。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时的老虎洞官窑只是一座附属于郊坛下官窑的试烧小窑，其短小的龙窑，经验丰富的工匠可为郊坛下官窑的生产提供有益的试验，这也就是造成老虎洞官窑第三期的瓷片堆积坑多达二十个，各瓷片坑的埋藏量却并不是很大，质量也参差不齐的原因。这正是由于试烧所产生的特殊现象。也可能在试烧时，为了保证官窑创制样品的秘密，在管理机构严格挑选与检验后，对废弃产品进行了打碎埋藏的原修内司的传统方法。试烧成功后，即可到郊坛下官窑进行大规模生产。郊坛下窑龙窑的生产效率较高，其产量可以较好的满足宫廷的需求，但对产生的官窑次品反而没有采用老虎洞窑的方式，而是随意弃置。或许，南宋周 《清波杂志》所说：“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轴，惟供御拣退，方可出卖，近尤难得。”对北宋官窑拣选方式的描述可用来解释郊坛下官窑大量产品的去向。或许此时的拣退之外，并未发售，而可能供应庞大的宗室成员日常使用。因为我们从周 文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南宋时并未禁止民间使用汝官窑，否则他就不会有近尤难得之感叹了。汝官窑尚且如此，郊坛下官窑自不再言了。
    另外，在修内司营中的原修内司窑，即老虎洞南宋官窑的第三期时已融入了郊坛下官窑，郊坛下官窑成为南宋官窑的生产主体，修内司不再管理陶瓷烧造。郊坛下官窑可能已是由将作监下的窑务所负责。究其原因很可能是由于此时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冗员充斥，南渡尹始裁并的官署逐渐恢复，官窑的管理机构发生了变化，或者说陶瓷窑的手工业生产恢复了北宋时由将作监下窑务管理的方式，从而导致《咸淳临安志》在“青器窑”条中仅列圆坛一处而不再提到修内司之内窑。笔直者认为此时的老虎洞官窑已成为郊坛下窑的试烧窑。
    老虎洞窑址瓷片坑发掘所揭示的现象可说明这一问题。其一，老虎洞南宋官窑是目前所发现的唯一一处有着特意修建用以堆放瓷片的宋代官窑遗址。这种独特的对废弃产品或未达到标准的产品的特殊处理方法，被以掘者认为是官窑的特征（23）。笔者认为对这种方法要综合分析。首先，老虎洞南宋官窑的这种对废弃产品或未达到标准产品的处理方式是由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造成的。“修内司窑位于万松岭、清平山、骆驼山之间，自南宋末其位置没有发生变动，现老虎洞窑址的位置在图中的清平山与海口子之间，正位于宋时修内司营中。窑址现场在南宋时应属皇宫禁苑范围。”“老虎洞窑址们于杭州上城凤凰山与九华山之间一条长约700米的狭长溪沟的西端，窑址现场为一约2000平方米的山岙平地，南距痢安城皇城北城墙不足百米……”（24）。因此原来的修内司窑没有随意倾倒废弃品的条件。在老虎洞南宋官窑址，目前甚至连废弃的匣钵等窑具也绝少发现。机时日本人米内山庸夫在上个世纪20年代时曾在杭州凤凰山一带彩集到大量的瓷器标本和匣钵、支钉等窑具（25）。可见老虎洞南宋官窑址对其它废弃物的处理方式。其次，在老虎洞南宋官窑的第三期，即它已副入郊坛下官窑糸统后，还采用这种处理废弃或未达标准产品的方式则反映了地理环境始终影响着老虎洞南宋官窑址，也透露出这样的住处老虎洞南宋官窑的工匠群体未发生大的变化，因而其对废弃产品的处理方式也就自然保留下来了。
    其二，老虎洞南宋官窑第三期的瓷片出土于20个瓷片堆积杭，而且每个瓷片坑的埋藏量不是很大，质量却参差不齐。笔者认为这正是由于试烧产品所产生的特殊现象。众所周知，即便是由富有经验的工匠操作，试验产品的废品率也是很高的。正是在试烧时，才会对官窑创制的样品进行保密，在管理机构的严格检选后，对不合格产品销毁处理。由于老虎洞南宋官窑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工匠们的传统方法，不经意间所采取的打碎深埋笨处理方式，却开创了元明以来官窑对废弃产品处理方式的先河。
    其三，郊坛下官窑未发现专门埋藏废弃瓷器的瓷片坑。已以掘的郊坛下官窑窑场面积很大，所用的“北宋官窑的装烧工艺是由北方南迁的瓷窑工匠带来的”（26），同时沿用了南方的龙窑技术。笔者以为，郊坛下官窑的装烧工艺是由北方南迁的瓷窑工匠带来的，更可能是由于郊坛下官窑的生产者与老虎洞南宋官窑的生产者是同一批工匠，或者是受过同样训练、有着共同传承的工匠群体。因而郊坛下官窑装烧工艺才有着北方的特点。同样的工匠在处理废弃品的方法上却因不同的窑址而采用了不同的方法。这固然有地理因素的影响，但是从郊坛下官窑发掘的瓷片可看出，郊坛下官窑的废弃品较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型龙窑能够显著的提高瓷器的产量，而废品率也较高。郊坛下官窑的龙窑长度远大于老虎洞南宋官窑的15米龙窑，能取得较高的成品中率，且废弃的品质也较稳定。笔者认为正是由于有老虎洞南宋官窑试烧的结果。
    郊坛下官窑废弃品较少的另外原因或许我们可以从南宋周煇《清波杂志》中找到：“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惟供御拣退，方可出卖，近尤难得”。周煇记载的是北宋汝官窑的供御方式，解释为什么河南宝丰清凉寺汝窑中未发现专门埋藏废弃瓷器的瓷片坑（27），也可用来诠释郊坛下官窑产品的去向。或冼郊坛下官窑中的较差产品亦可在供御之外为人所用。因为周煇 认为汝官窑近尤难得，汝器尚且民间可用，那么郊坛下窑也自然如是了。

四、老虎洞南宋官窑的废弃与元代老虎洞窑
    1276年，元军在伯颜统领下攻占临安，南宋恭帝投降，1279年南宋灭亡。元军攻克临安后的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改临安府仍为杭州，十五年（1279年）建立杭州总管府。（《元史志》）
    随着临安的陷落，南宋官窑的废弃自然是不可避免。没有了皇室宫庭的需求，“官窑”这种高质量、高成本的青瓷产品不可避免的走向了消亡。新兴的元朝虽“遵用汉法”但在审美情趣上却与孱弱的赵宋皇室大相径庭。蒙古尚白，瓷器转为采用景德镇烧制的青白瓷、“枢府”瓷等白瓷制品。据《元史·百官志》记载：元代在将作监，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下没有官窑一所－浮梁瓷局，从事皇家用瓷的生产。该局设置于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元文宗时（公元1328-1335年）又开始使用青花釉里红瓷器（28）。但是在元代的杭州民间仍对前朝的官窑瓷器情有独衷，元代人孔齐《至正真记》即有记载：“乙未冬（元至正十五年 1355年）在杭州时，市哥哥洞窑器一香鼎。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识者犹疑之。会荆溪王德翁云：'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辨也。’”而老虎洞窑址元代层中出土的大量瓷片、窑具可以证明：在这个南宋的官窑窑址上，元代时仍存在一个小规模的窑场，其主要的产品就是一些刻意模仿南宋修内司官窑的瓷器。老虎洞窑址“第四期的器物有碗、鬲、洗、瓶、炉、鸟食罐等，尤其以洗、炉等文具和陈设瓷为主。器物形制变化较大，流行花瓣口和瓜瓣腹，器物大多个体较小，应是日用品。胎质主要有两种，数量较多的是较浅的褐色胎，另外还有相当部分为近黑色的黑褐色，还有少量呈棕色或赭褐色，胎质均较粗。本期的釉色与早期相比有较大的变化，主要是灰青色或者泛黄色，少量呈黄白色，总体上显得釉色较暗淡，且釉色不够统一、匀净”。“器物的胎体一般较厚，釉层较薄，以厚胎薄釉式为主，厚胎厚釉式少见，薄胎厚釉式的器物停烧。第四期的装烧方法比第三期又有了变化，裹足支烧又成了最常见的方式，其与裹足刮釉法构成最主要的装烧方法”。“另外碗盘类器物有些采用涩圈叠烧法，制做较粗率，表明这时老虎洞窑有精粗两类产品。第四期发现的窑具以5头或4头的片状支钉为主，这些支钉中有许多印有老虎纹或八思巴文字。外装具主要是粗大的漏斗形匣钵”（29）。个别碗底釉下用褐彩写“官窑”二字（30）。“老虎洞窑第二层出的瓷片量多，品种丰富，窑具上有八思巴文，经鉴定是'章记’或'张记’。出土的器物同传世哥窑十分相似。经过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进行的科学测定，表明其化学成份和显微结构与传世哥窑相同”（30）。因此可以肯定，这是一处模仿南宋修内司官窑产品的窑场。元时杭州工艺上承南宋，手工业极其繁荣，各色丝织和雕板印刷极为兴盛，制瓷业也具有一定的影响。老虎洞窑址元代窑的创立时间从其有八思巴文字的情况，可大致推测其创烧时间大约在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后，八思巴文创造于世祖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此时南宋未灭。到世祖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冬诏毁伪撰道书之后，江南释教都总扬琏真加改道观为佛寺，并拆毁南宋宫殿、陵寝，兴建塔寺，《元史·世祖纪》一0：“（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九月）丙申，以江南总摄扬琏真加发宋陵冢所收金银宝器，修天衣寺，……。二十二年春正月……庚辰，……毁宋郊天台。桑哥言：'杨辇真加云，会稽有泰宁寺，宋毁之以建宁宗等攒宫；钱塘有龙华寺，宋毁之以为南郊，皆胜地也，宜复为寺，以为皇上、东宫祈寿。’时宁宗等攒宫已毁建寺，敕毁郊天台，亦建寺焉。”郭畀《客杭日记》也记杨琏真加于旧宫建寺塔：“至大六年（公元1308年）十月十八日……是日游大般若寺。寺在凤凰山之左，即旧宫地也。地势高下，不可辨其处所。次观杨总统所建西番佛塔，突兀二十余丈，下以碑石 之，有先朝进士题名并故宫诸祥花石，亦有镌刻龙凤者，皆乱砌在地。山峻风寒，不欲细看而下……”。番僧杨琏真加恣虐江南，八思巴文亦应此时推行。所以老虎洞元代窑址应是在至元十八年后建立的。与元代浮梁磁局的设立时间相距不远。
    老虎洞元代窑址未发现瓷片坑，从而改变了老虎洞窑场自南宋以来的对选余瓷器的废弃方法，说明窑场的生产者已与南宋老虎洞窑场的原生产者没有任何继承关系了，而仅仅是一座模仿南宋官窑的民窑窑场。南宋官窑的主流产品是郊坛下官窑，无论其产量还是在元代时期的存世数量当远大于修内司官窑的数量。况且修内司官窑的窑场在后期也生产郊坛下官窑系列的产品，并隶属于郊坛下官窑，但是老虎洞元代窑场却并未仿烧郊坛下官窑的产品，而直接模仿了修内司窑。因为从其装烧工艺上看，裹足支烧成了最常见的方式，与裹足刮釉构成了最主要的装烧方式。同时，支钉以5头或4头的片状支钉为主。这种复古的技法恐就是引得学术界为之迷茫的“南宋哥窑”问题之同来。元人复古仿烧官窑是一种文人思念故国之情状的流露，却与《笔衡》对修内司、郊坛下窑的评价不谋而合。对修内司官窑的仿制具有明显的商业化意图。但是老虎洞元代窑场毕竟是一处民窑，对产品质量的控制自然不会象官窑一样严格，这恐怕也是“哥窑”形态、釉色多变的原因吧！但无论如何，目前所见元、明时期的记载，均指出元代哥窑就在南宋修内司窑旧址。试举几例如下：
    元孔齐《至正真记》之“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之“古”应是指南宋初年的修内司窑，而不是南宋后期的郊坛下官窑。明曹昭《格古要论》：“宋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有黑土者，谓之乌泥窑，伪者皆龙泉烧者，无纹路”。在“哥哥窑”下记“哥哥窑，旧哥哥窑出，色青浓淡不一，亦有紫口铁足，色好者类董窑，今亦少有；成群队者，元未新烧，土脉粗燥，色亦不好”。也将南宋官窑亦定为烧制时间既短，产量亦小的修内司窑，颇为有趣。可见在元明时期，南宋官窑的形象已定格于修内司窑的产品了。只是其“董窑”二字令人不解，笔者认为是“官窑”之误。如此即可解释为哥窑“色好者类官窑”了。另外，明代高濂《遵生八笺》记有：“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又有“所谓官者，烧于宋修内司，为官家造也，……哥窑烧于私家，取土俱在此处”。清代谷应泰《博物要览》：“官窑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选也。窑在杭州凤凰山下，其土紫，故足色若铁，时云紫口铁足”。明确指出了哥窑与修内司窑的关系：“取土俱在此处”。从上述资料可以发现。因老虎洞元代窑场设立时距南宋亡国时间尚短，因此宋末废弃的修内司官窑的具体位置元代时尚可知晓，或者此处窑场因其所处位置偏僻，远在山间溪沟，发掘报告也未指出老虎洞窑址有元代窑炉的存在。或许元代老虎洞窑址还在继续使用南宋遗留的窑炉。因此，元代，为了最大限度的模仿修内司官窑，以迎合人们对前朝官窑的仰慕，哥窑就建立在南宋修内司窑的旧址之上，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对这一点元代人可能觉得并不奇怪，反而对“哥哥窑绝类古官窑”的工艺感到好奇。至明代，因距宋已远，方将哥哥窑与修内司窑相提并论，而且指出只有部分早期的哥窑产品才与南宋修内司窑瓷器相类似。并且进而指出两窑的差异是因为一座为官家造，一座为私家所造成的，两窑的共同点是采用同样的原料，“取土俱在此处”。至于“成群队者，元末新烧，土脉粗糙，色亦不好”，当是传世哥窑中米黄色釉的一类产品，因其釉色与南宋修内司窑相差甚大而被指斥为土脉粗糙，色亦不好。这类传世哥窑的窑口至今尚未发现。

五、结语
    “内窑” 是目前仅见的一处宋人笔记中对南宋修内司窑的记录，不料却成为困扰学术界的一桩公案。随着老虎洞南宋官窑的发掘以及元代窑场的发现，为我们真正解开修内司窑的秘密提供了绝佳的材料。
    结合文献，笔者以为老虎洞窑的南宋地层之前期即第二期是见诸文献的“修内司窑”；而第三期时它可能已归属于郊坛下官窑，时间大约是在宋孝宗隆兴初年后（公元1163年），此时该窑不再受修内司管辖，自然也不再是“修内司窑”了，而是成为了郊坛下官窑的试烧窑，与郊坛下官窑长期共存，并随着临安的陷落而湮灭。
    南宋灭亡之后，由于元代的江南汉人对南宋官窑的思慕导致了哥窑的产生。哥窑是一处模仿南宋早期修内司窑高质量官窑瓷器的民窑，根据老虎洞窑址中八思巴文的发现，其创烧年代当在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后，是传世哥窑中青灰色釉类的生产窑场，其产品多样、质量不一，“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两者的产地、原料一致，只是由不同的工匠分别烧制的，由于官民之分别，其民窑性使哥窑不得为在对成本上控制，从而导致了哥窑产品质量的不稳定。文献中的有色好者类董窑，即笔者所认为的“类官窑”之误和哥窑所采用的一系列复古工艺，也使哥窑成为了学术界的另一桩公案。
    这些问题随着杭州老虎洞窑址的考古发掘渐渐的清晰起来，笔者仅就目前所知的资料进行了上述推测，还望方家指教。


参考书目：
（1）朱伯兼《釉质肥润，珍世瑰宝—南宋官窑》，《朱伯兼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
（2）（7）沙孟海《南宋官窑修内司窑址问题的商榷》，《考古与文物》 1986年6期
（3）（4）（10）（11）（16）（17）（19）（20）（21）（25）（26）（29）（30）（31）《杭州老虎洞南宋官窑址》，《文物》2002年10期
（5）《宋史·高宗本纪》
（6）（9）（13）（23）李德金《乌龟山南宋官窑出土的产品及烧制工艺》，《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8）（14）（15）李辉柄《宋代官窑瓷器》，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
（12）杜正贤《杭州老虎洞窑址瓷器精选》，文物出版社2002年
（18）李辉柄《杭州老虎洞官窑不是修内司窑》，《中国文物报》1999年7月14日第三版
（22）《宋会要辑稿》礼一四之八一
（24）《宝丰清凉寺汝窑址2000年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11期
（27）【日】米内山庸夫《南宋官窑古窑址 发现》，《世界陶瓷全集》第十卷 河山书房1955年
（28）刘新园《元文宗－图帖睦尔时代之官窑瓷器考》，《文物》2001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