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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帝国西域拓边战争:建立三支强大的野战军团

 小记历史馆 2015-04-04

    史料表明,唐朝设置军镇,即从陇右、河西一带开始。目前所见最早的军镇为洮州的莫门军、廓州的积石军,创置时间均为唐高宗仪凤二年(677),稍晚一些的有仪凤三年(678)创立于鄯州的河源军。这三个军镇在军事上均隶属陇右节度使,其作战对象主要是吐蕃。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唐朝在陇右、河西地区设置军镇,其直接动因应当就是为了加强对吐蕃军事斗争的需要。

    史载,仪凤三年(678)九月,唐高宗召开御前会议,专门商讨应对吐蕃军事侵扰的问题:

    [仪凤]三年九月,帝以吐蕃为患,诏侍臣问……给事中刘景光奏日:“攻之则兵威不足,镇之则国力有余,宜抚养士卒,守御边境。”中书舍人郭正一曰:“吐蕃作梗,年岁已深,兴师不绝,非无劳费,近讨则徒损兵威,深入则未倾巢穴,臣望少发兵募,且遣备边,明立烽堠,勿令侵掠。待国用丰足,即一举而灭之矣。”给事中皇甫文亮曰:“且令大将镇抚,蓄养将士良吏,营田以救粮储,必待足食方可一举而取之。”……中书舍人刘祎之对曰:“……愿戢万乘之威,宽百姓之役。”给事中杨思徵曰:“……和好之谋,臣谓不便。”中书侍郎薛元超曰:“臣以为敌不可纵,纵敌则患生,防边卒老,不如杰拣士卒,一举灭之。”……竞议不定,乃赐食而遣之, 龟》卷991《外臣部》“备御”门,如此详细记载此次御前会议的商讨意见,足见文章选编者对于此事的重视,亦可见吐蕃业已成为其时唐朝最大的边患制造者,故唐高宗专门召开此次公卿大会,迫切希望臣僚们能够拿出切实可行的对策。

    此次公卿集议,《资治通鉴》系于仪凤三年九月丙寅(农历九月十二)之后,也就是在李敬玄率18万大军惨败于河源之后。我们这里要关注的是:河源军究竟创置于此次御前会议之前,抑或是之后?

    河源之战,《旧唐书'高宗纪》亦有载:仪凤三年九月丙寅,“洮河道行军大总管、中书令李敬玄、左卫大将军刘审礼等与吐蕃战于青海之上,王师败绩,审礼被俘。”这表明李敬玄是以“洮河道行军大总管”的身份领兵出征,也就是说,在仪凤三年九月的河源之战中,唐军使用的还是行军总管制度。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其时“河源军”尚未成立呢?答案是否定的。尽管李敬玄还是以行军大总管的身份领兵出征,但并不是说“河源军”就一定没有成立。何以言之?

    从全局看,河源之战确以唐军惨败收场,但具体到局部的战斗,唐军却不无收获。史载,左领军员外将军黑齿常之夜率敢死队袭击蕃营,从而为主帅李敬玄赢得收聚余众返回鄯州的时间,即是大败中的小胜。事后,高宗“嘉黑齿常之之功,擢拜左武卫将军,充河源军副使”。黑齿常之出任“河源军副使”的时间,在河源之战以后,而在御前会议召开之前。据此可知,河源军之设置,当在仪凤三年九月李敬玄河源战败之前。

    唐高宗为何要在河源战败之后召开御前会议来讨论吐蕃扰边问题?是不是因为他对军镇的作用产生了疑问?我的意见是,作为一种新军事制度,军镇创置的时间毕竟不长,其在防御吐蕃侵扰方面的军事优势一时还未能有效发挥,因此在面对河源之战惨败的严酷现实面前,唐高宗产生疑惑实属正常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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