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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者黄文山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类型属于中庸文化体系，其基本精神在于家庭伦理；而西方文化的类型属于实感文化体系，其基本精神在于经济伦理 1。自幼接受良好封建教育、饱受儒家文化熏染的曾国藩，正是这种以家庭伦理为基本精神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培育出的一代封建士人，同时也是这一文化的集大成者。其家庭伦理思想体系建构极显精致，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家政伦理思想、家计伦理思想、家教伦理思想、家庭社交伦理思想。它们分别就家庭内部人伦秩序、家庭经济、家庭教育、家庭对外社会交往等家庭生活的几个主要方面进行伦理立论，阐述其伦理道德治家的基本观点与践行途径。而这同时也是曾国藩政治理想中的重要一环，与修身、治国、平天下等其它环节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从曾国藩自己的言论中，我们可以发现，曾国藩家庭伦理思想体系的建构是他本人思想自觉的产物。他在道光二十五年给其好友刘蓉的信中说：“故凡仆之所志……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乡党。” 2又在给诸弟的家书中写道：“前立志作曾氏家训一部……后因采择经史，若非经史烂熟胸中，则割裂零碎，毫无线索……然后知著书之难，故暂且不作曾氏家训。若将来胸中道理愈多，议论愈贯串，仍当为之。” 3尽管曾氏毕生都没有著过一本专门的家训或其他关于家庭伦理思想的著作，但是可以推知，他后半生一直都在酝酿此事。随见于他的家书、日记、诗文等一系列正式著述中的大量相关言论，便是有力证明。而旧本《曾文正公家训》对曾国藩家书进行择要选编，也是曾氏本人直接授意收集整理自写家书使之更为体系化的结果。正是由于曾氏思想的这种高度自觉性，其家庭伦理思想体系的建构，不但植根于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精致的理论体系之上，形成了自己相对完备的理论基础，而且广泛吸纳了前人、先辈、时宦的各种经验教训，大大丰富了自己伦理治家的践行途径。细论如下： 一 理论基础 曾国藩家庭伦理思想以中国儒家古圣先贤的经世思想为理论基础，并兼采了西方实用之学，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体系。这其中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曾氏初入京时，学识尚处于初步形成阶段。其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致弟书云：“兄少年天分不甚低，阙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 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亦洎无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 4此中提到的“一二良友”，便是指当时著名学问家唐鉴、倭仁。在他们的引导与影响下，曾氏致力于宋学，接受了程朱的性命义理之说。在他看来，理乃是指天理，即仁义道德等伦理纲常。人皆有天赋之理，即先验的仁义之性，称内仁；人同时又具有气禀之性，圣人气清，不蔽天理，故能尽知仁义之性；而凡人气浊，天理被浊气蒙蔽，不能尽知仁义之性，必须格物复性。在此基础上，曾氏接受了朱熹的理一分殊说。曾氏阐析道：“吾之身与万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则纷然而殊矣。亲亲与民殊，仁民与物殊，乡邻与同室殊，亲有杀，贤有等，或相倍蓰，或相什佰，或相千万，如此其不齐也。不知其分而妄施焉，过乎仁，其流为墨；过乎义，其流为杨。生于心，害于政，其极皆可以乱天下，不至率兽食人不止。” 5因此，曾氏主张克欲复理，以此不变之天理为准绳，经世求治，并向友人表白说：“其有所成与，以毕吾生焉；其无所成与，以毕吾生焉。” 6 道光二十六年，曾氏寓居城南报国寺，一日见顾炎武祠而遥想“俗儒阁阁蛙乱鸣，亭林老子初金声” 7，盛赞其音训之功，并流露出涉足汉学之想。几年后，他遂“好高邮王氏父子之说” 8，渐得考据章法，以为“欲读周汉古书，非明于小学无可问津”。曾国藩出乎于汉学和宋学之间，由汉学以通“经”，由宋学以通“理”，这个过程产生了对儒学精神富有深度的理解。在曾氏看来，后代治汉宋学者对“道”的把握，从深度和广度来说都不及孔子，因此他自期曰：“窃不自揆，谬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 9其中骎骎乎有着超越汉唐宋明，追溯道之大源的深意。这种深意里包含着向原始儒学复归的倾向。而儒学并不仅仅是一种学术，就其本意，它“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 10曾国藩目睹种种时病秕政，翼望于从故纸堆中觅得经世之道。这也从另一方面促使他向原始儒学复归。 复归是思想史上常见的现象，但复归的结果从来不过是后人对前人思想的重塑。曾国藩向原始儒学复归，他所省视的是“礼家”之言：“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 11在领会了儒学精神的多方面意义和多种内涵后，他从“礼家”之言丰富的包容性里找到了用一元统摄多义的东西，“尝谓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 12因此，回归的过程又会是由“多”入于“一”的过程。他说“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性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阙一不可。” 13以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对应孔门四科，同时是对于义理、词章、经济、考据的归一和统摄：“圣人经世宰物，纲维万物，无他，礼而已矣。” 14他认为，“考据”是探源明礼（道）的手段，“词章”是载礼传礼的形式，“义理”才是体，是制礼的依据，而“经济”则是运礼治世，是“实事”。这四者之中，义理为根本。古代“礼家”之言的经世之意，因包罗了二千余年儒学发展凝结的精致之物而近时务，在曾国藩手中成为了晚清富有影响的经世之学。 但是，当曾国藩代表儒学的时候，他也淡化了儒学与百家之间的界限：“自登第以还，于学无所不窥，九经而外，诸子百氏之书，靡不规得要领。” 15“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其所以不及仲尼者，此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独缺，亦犹（伯）夷（柳下）惠之不及孔子耳。” 16他比前代和同时的粹然儒者更深刻地理解到诸子思想在经世之学中的价值：“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为师也，不可弃也。” 17“偏者裁之，缺者补之”表现了儒学的主体意识，在这种意识的规范下，“诸子百氏”之说皆由异端而成为曾国藩理学之一端，为实行礼治所采用。到他晚年，这种兼容并包的精神更发展到自觉对西方科技的学习与运用，一启近代洋务运动之先绪。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深受儒家天命观的影响。他在同治元年十月初十的日记中说：“阅王而农（王夫之）所注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爱人、治人、礼人，性也；爱之而不亲，治之而不治，礼之而不答，命也……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如泊如为宗，庶几其近于道乎！” 18综而观之，曾国藩一生的学术与经世思想有变与不变之分。不变的是体——理（礼），即对封建纲常等级的忠诚与信仰；变的是用——维护封建纲常等级的具体工具，如诸子之学与西学中的一些内容。初为京官时，以程朱之学、禹墨之学克己复礼，“存天理，灭人欲”是也；出京办团，以申韩卫礼，外剿太平军而内罪同僚；后渐悟申韩之法只宜外剿，不宜内治，内治则老庄、管商更胜一筹，遂以老庄、管商婉转致礼，整肃吏治，移风易俗（这其中又以买洋器、学洋技、办洋务相伴随，且日见其重）。曾氏一生三变，而三变不离其宗，皆守“礼”之宗旨。其实质即是随时而化，运用最有效的手段来致道、倡道、卫道（理、礼）。从其体看，曾国藩以人道致礼反对洪秀全的神道政权，虽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但面对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却依然守体不变，无疑保守；而从其用看，曾国藩能综纳百家之长，为我所用，则确实又极显高明。无怪乎后人评价曾国藩，“汉奸刽子手”有之，“圣相”、“完人”有之，爱国者、开明派有之；实则是评价者依据自身不同的时代背景，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对曾氏的不同方面所作的不同评价。其褒贬不一、差殊千里甚或互相矛盾，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曾国藩的家庭伦理思想，正是以以上所述的他的学术与经世思想作为理论基础的。具体落实下来，便是强调以孔孟程朱的纲常礼教为治家根本，坚决维护家庭内部正常的人伦秩序（家政伦理）；而以儒家的“主静”、“涵养”、“慎独”（家教伦理），禹墨的“勤俭”（家计伦理），老庄的虚淡、不争（家庭社交伦理），法家的严整（庄重、有规），西学的实用等长处为用，作为贯彻和光大其治家之本的手段，最终实现“一准乎礼”的家庭和睦与家道昌隆。 二 经验来源 在植根于传统文化深厚的理论基础的同时，曾国藩的家庭伦理思想还吸纳了古往今来丰富的经验之源，借以提炼、充实自身。具体说来，曾国藩家庭伦理思想的经验来源有三。 1 历史经验 曾国藩家庭伦理思想的历史经验来源之一是前人整理成形的家训读本。他曾认真读过数种传世家训著作，如《五种遗规》、《颜世家训》、《聪训斋语》、《课子随笔》等，并有所心得。他评价《颜世家训》、《聪训斋语》时说：“颜黄门（之推）《颜世家训》作于离乱之世，张文端（英）《聪训斋语》作于承平之世，所以教家者极精。” 19又如他在读了《课子随笔》后总结道：“大约兴家之道，不外内外勤俭，兄弟和睦，子弟谦谨等事，败家则反是。” 20除此之外，曾国藩还善于以前人家世兴衰的历史事件为鉴，总结经验教训，充实自己的治家理念。 曾国藩曾写过一则笔记《英雄诫子弟》，他说：“古之英雄，意量恢拓，规模宏远，而其训诫子弟，恒有恭谨敛退之象。”并举若干史例为证，如刘备嘱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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