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慧一居 书籍浩如烟海，前人有“一部《廿四史》从何读起”之叹，而中华数千年文明史典籍之丰富，文献之庞杂，又岂止是一部《廿四史》所能涵括。可见阅读该如何选择，实在是一门学问。钱穆先生在《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一文中说：“读书能选择，实为守约之第一要义。而选择的标准，应该‘先务乎其大’。最可代表这种精神的是曾氏的《圣哲画像记》。”又说：“曾国藩的《圣哲画像记》，平心论之，不能不说他的识解气魄，与其指示学术途径，确已越出江藩、陈澧之上。就现在平心立论，也必如曾氏为学，乃庶可有当于陈澧之所谓‘士大夫之学’。亦必如此，乃庶可谓是士大夫略观大义之学也。略观大义，并非忽略粗疏之略。所谓大义，亦非陆象山所谓‘着意精微转陆沉’之义理。”又说：“曾氏《圣哲画像记》所论，若以专家博士学的眼光来评量，有人不免将目其为浅陋。但若注意到社会上一般人物志陶冶与进修，则曾氏的见解，实在是极可取法。”（钱穆：《学龠》，九州出版社，2010年5月，第99、101、102页。）咸丰九年（1859）正月二十二日，曾国藩亲书新撰写的《圣哲画像记》手卷，次日（二十三日）寄回家中，并致书他的三位老弟说：“吾生平读书百无一成，而于古人为学之津途，实已窥见其大，故以此略示端绪。于此再告澄、沅、季三弟，并谕纪泽儿知之。”钱先生的高足余英时在《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一文中指出“可见他对此《记》的重视。这篇文字代表了他在成熟时期关于学问的整体见解，其中义理、考据、词章兼收并蓄。”（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1月，第596页。）曾国藩在《家书》和《日记》中谈论读书和论学的文字，都是自己切身体验而来。《家书》重在教育子弟，《日记》重在切己自警。故多无门面语，而多为中肯切要之言。对于想要读中国书，进而对中国文化有所深入了解的读者而言，曾氏的这篇文章不啻指南金针。如果不懂得选择，那么就很容易“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很快就会找不到方向。而好的阅读应该是“让知识在我的脑海里遨游”，这样才能真正享受求学的乐趣，是人驾驭了知识，为我所用。进而进德修业，成就学问。（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三日，温浚源记于燕郊。） 圣哲画像记 国藩志学不早，中岁侧身朝列，窃窥陈编，稍涉先圣普贤魁儒长者之绪。驽缓多病，百无一成；军旅驰驱，益以芜废。丧乱未平，而吾年将五十矣。往者，吾读班固《艺文志》及马氏《经籍考》，见其所列书目，丛杂猥多，作者姓氏，至于不可胜数，或昭昭于日月，或湮没而无闻。及为文渊阁直阁校理，每岁二月，侍从宣宗皇帝入阁，得睹《四库全书》。其富过于前代所藏远甚，而存目之书数十万卷，尚不在此列。呜呼！何其多也！虽有生知之资，累世不能竞其业，况其下焉者乎！ 故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欤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昔在汉世，若武梁祠、鲁灵光殿，皆图画伟人事迹，而《列女传》亦有画像，感发兴起，由来已旧。习其器矣，进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心诚求之；仁远乎哉？国藩记。 尧舜禹汤，史臣记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兴，六经炳着，师道备矣。秦汉以来，孟子盖与庄、荀并称。至唐，韩氏独尊异之。而宋之贤者，以为可跻之尼山之次，崇其书以配《论语》。后之论者，莫之能易也。兹以亚于三圣人后云。 左氏传经，多述二周典礼，而好称引奇诞；文辞烂然，浮于质矣。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闳识孤怀，不逮子长远甚。然经世之典，六艺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状，粲然大备。岂与夫斗筲者争得失于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悦者能哉！ 诸葛公当扰壤之世，被服儒者，从容中道。陆敬舆事多疑之主，驭难驯之将，烛之以至明，将之以至诚，譬若御驽马，登峻阪，纵横险阻，而不失其驰，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马君实遭时差隆，然坚卓诚信，各有孤诣。其以道自持，蔚成风俗，意量亦远矣。昔刘向称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吕无以加；管、晏之属，殆不能及。而刘歆以为董子师友所渐，曾不能几乎游、夏。以予观四贤者虽未逮乎伊、吕，固将贤于董子。惜乎不得如刘向父子而论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乾隆中，闳儒辈起，训诂博辨，度越昔贤，别立徽志，号曰“汉学”。摈有宋五子之术，以谓不得独尊。而笃信五子者，亦屏弃汉学，以为破碎害道，龂龂焉而未有已。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诸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讥焉。 西汉文章，如子云、相如之雄伟，此天地遒劲之气，得于阳与刚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刘向、匡衡之渊懿，此天地温厚之气，得于阴与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气也。东汉以还，淹雅无惭于古，而风骨少颓矣。韩、柳有作，尽取扬、马之雄奇万变，而内之于薄物小篇之中，岂不诡哉！欧阳氏、曾氏皆法韩公，而体质于匡、刘为近。文章之变，莫可穷诘。要之，不出此二途，虽百世可知也。 余钞古今诗，自魏晋至国朝，得十九家，盖诗之为道广矣。嗜好趋向，各视其性之所近，犹庶羞百味，罗列鼎俎，但取适吾口者，哜之得饱而已。必穷尽天下之佳肴，辩尝而后供一馔，是大惑也；必强天下之舌，尽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庄子》有言：“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余于十九家中，又笃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好之者十有七八，非之者亦且有二三。余惧蹈庄子不解不灵之讥，则取足于是，终身焉已耳。 司马子长，网罗旧闻，贯串三古，而八《书》颇病其略；班氏《志》较详矣，而断代为书，无以观其会通；欲周览经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马瑞临《通考》，杜氏伯仲之间，郑《志》非其伦也。百年以来，学者讲求形声、故训，专治《说文》，多宗许、郑，少谈杜、马。吾以许、郑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马辨后世因革之要，其于实事求是，一也。 先王之道，所谓修已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秦灭书籍，汉代诸儒之所掇拾，郑康成之所以卓绝，皆以礼也。杜君卿《通典》，言礼者十居其六，其识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张子、朱子之所讨论，马贵与、王伯厚之所纂辑，莫不以礼为兢兢。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袖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厥后张蒿庵作《中庸论》，及江慎修、戴东原辈，尤以礼为先务。而秦尚书蕙田，遂纂《五礼通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而思精矣。吾图画国朝先正遗像，首顾先生，次秦文恭公，亦岂无微旨哉！桐城姚鼐姬传，高邮王念孙怀祖，其学皆不纯于礼。然姚先生持论闳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学训诂之大成，敻乎不可几已。故以殿焉。 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如文、周、孔、孟之圣，左、庄、马、班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者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此三十二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若又有陋于此，而求益于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则以一井为隘，而必广掘数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无见泉之一日。其庸有当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祸福，而为善获报之说，深中于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占毕咿唔，则期报于科第禄仕；或少读古书，窥著作之林，则责报于遐迩之誉，后世之名；纂述未及终篇，辄冀得一二有力之口，腾播人人之耳，以偿吾劳也。朝耕而暮获，一施而十报，譬若沽酒市脯，暄聒以责之，贷者又取倍称之息焉。禄利之不遂，则徼幸于没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谓孔子生不得位，殁而俎豆之报，隆于尧舜。郁郁者以相证慰，何其陋欤！ 今夫三家之市，利析辎铁，或百钱逋负，怨及孙子；若通阛贸易，圭货山积，动逾千金；则百钱之有无，有不暇计较者矣。商富大贾，黄金百万，公私流衍，则数十百缗之费，有不暇计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犹有不暇计其小者；况天之所操尤大，而于世人毫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学，而一一谋所以报之，不亦劳哉！商之货殖同、时同，而或赢或绌；射策者之所业同，而或中或罢；为学著书之深浅同，而或传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强而几也。 古之君子，盖无日不忧，无日不乐。道之不明，己之不免为乡人，一息之或懈，忧也；居易以俟命，下学而上达，仰不愧而俯不怍，乐也。自文王、周、孔三圣人以下，至于王氏，莫不忧以终身，乐以终身。无所于祈，何所为报？己则自晦，何有于名？惟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人者，伤悼不遇，怨悱形于简册，其于圣贤自得之乐，稍违异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无实而汲汲时名者比也。苟汲汲于名，则去三十二子也远矣。将适燕晋而南其辕，其于术不益疏哉？ 文、周、孔、孟，班、马、左、庄。 葛、陆、范、马，周、程、朱、张。 韩、柳、欧、曾，李、杜、苏、黄。 许、郑、杜、马，顾、秦、姚、王。 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 ——采录自王先谦《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