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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满清统治最遭人痛恨的是文字狱和终止读书人的各种结社自由，封闭国人思想耳目，国家没落，明朝尚且还有东林党人，徐光启可以推荐洋人为明朝顾问，到乾隆则完全把西洋科技思想当宫廷玩物。都说康熙雍正乾隆勤政宵旰，但是秦始皇朱元璋和希特勒一天也没有闲着，关键是看他们在干什么？清朝以异族人入主华夏，时刻面临着两种情绪的对抗：一是强烈的民族情绪，二是随处复发的复辟情绪。这两种情绪主要集中在读书人身上，对待这些哇喇哇喇的知识分子，两个途径：一是收买，一是镇压，首先一条就是不许他们结社，顺治九年（1652年）礼部颁布天下学校卧碑第八条云：“禁立盟结社”
第二年，这项禁令终于生效，大评论家，思想家金圣叹作为第一批以身试法者，惨死于屠刀之下。接着是戴名世因为自己学生尤云鹗编写南明历史的《南山集》，虽被康熙免于凌迟处死，但被处斩。而这个时候的西方世界正是宗教改革和公民消极自由逐步得到各国帝王承认的时候，也就是说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满清所干的事情与世界潮流恰恰背道而驰。先说雍正不正，
“要不是雍正的整饬，满清早就衰亡了，”——站在宗人府的立场上，这句话完全正确。换个角度看，秋瑾，邹容等革命先驱会反问道：“满清为什么不应该及早衰亡？”竖着看历史，满清的及早衰亡是件好事。
汉初贤相曹参什么也不做，什么事情都让百姓自己做，结果出现富足的文景之治，对曹参的不作为，你能说他不勤政？历史就这样证明，专制者越辛苦，白色恐怖就越厉害。雍正的不正首先就在把帮自己夺取皇位立下汗马功劳的的发小掌管西北数万兵马的年羹尧和亲舅舅隆科多处斩，他是先办年羹尧的，给年羹尧列出九十三条罪状，涉及文字方面的有一朝乾夕惕，二是汪景祺的《读书堂征西随笔》，年羹尧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在得知雍正要对自己下手的时候，为免他人遭祸，将家里所有书柜书信和书籍书札全部焚毁，搜查者是在废弃的粗重物中搜出了汪景祺的书，如获至宝，结果是汪景祺这个康熙五十二年的举人被立决枭示，妻子发配黑龙江披甲人为奴，期亲兄弟叔侄，发宁古塔披甲人为奴。 而在顺治二年，也就是1644年，英国爆发了民主革命，英国伟大的诗人和政论家弥尔顿在这一时期（1638年在法国意大利瑞士旅行，听到革命的消息，迅速返回祖国），写下了名著《论出版自由》,《偶像破坏者》（1649年）（他在这本书中论证了人民有权审判和处死君主的权利）《为英国人民辩护》（1650年——1654年）弥尔顿支持共和制度。此时的满清通过传教士汤若望，以及西方的来往应当知道欧洲发生的事情，而满清却完全背道而驰。
1600年2月17日，在意大利美丽的罗马，一位担任过法国驻英国大使私人秘书的平民哲学家被宗教法庭烧死在火刑柱上，行刑完毕，骨灰随风轻扬，铺满了“坎普菲奥利”，懂意大利语的人会告诉你，那是花卉广场。被烧死的人叫布鲁诺，他的罪名就在于告诉了人们“国家无权告诉人们应当想什么？”，“社会不应当用剑惩处不同意通常公认的教理的人。”三十年过去了，也就是1630年，这场关于天文学的争论又在北京爆发，争论的结果是以“布鲁诺”的胜利而告终，这次最高仲裁者不是愚昧残暴的罗马教皇，而是崇祯皇帝。这位“布鲁诺”叫汤若望。
汤若望得以发迹首先得益于徐光启，而徐光启则是宋氏三姊妹母亲的远祖，上海的徐家汇正是取名于徐光启。他三十八岁进京赶考时结识了利玛窦，并把自己的名字取名为洋人名字葡尔休，葡尔休十分看重西洋的数学，天文，立法，兵器，并且居然和利玛窦译出了《几何原本》，崇祯下令重修立法，这位来自德国的汤若望大显身手，明朝灭亡，顺治皇帝也废除了回回历，采用汤若望修订的立法，到康熙初掌朝政康熙五年，康熙十六七岁，根本就不懂这桩从明朝就开始争论的公案，在鳌拜四辅臣的坚持下，七十四岁的汤若望被捕，汤若望的义子潘尽孝被处斩，汤若望领导下的钦天监理有十人被凌迟处死。汤若望虽然被囚禁，但是由于南怀仁的奔走，算是没有被处死，却老死在监狱里。 雍正七年，同时有两件书案发生。案犯都是广西人，一件是写谢济世注释《大学》案，一是陆生楠编写《通鉴》。揭发者是同一人：顺承郡王锡保。
谢济世是个硬骨头。雍正四年，他刚升为浙江道御史是，就对河南巡抚田文镜进行了弹劾，揭露他"营私负国，贪虐不法”，用现代泰西话语说这个田巡抚还是个侵犯人权的酷吏，田文镜是雍正的红人，看了谢世济的奏章，雍正大为不快，但隐忍不发，仅仅是把奏章退给谢济世而已。谢济世居然和雍正顶着干，也不收奏章，坚持要皇帝查办。雍正发火了，他说：“贪赃枉法，朕保其无。全国那么多省，为什么你单单挑一个田文镜呢？真不知道你是何居心？”于是，夺谢济世官，命九卿会审。
公堂上，谢济世毫不屈服。刑部尚书拍案问道：“谁指使你这么干的？”答曰：“孔子·孟子”。“你为什么这么干？”“读了孔孟的书，就应当尽忠而谏。”审不出什么结果来，就把他送到阿尔泰军前效力。《大学》注释就是谢济世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
因为有成见在先，雍正对谢济世的书审查得格外苛刻。他指着“见贤而不能举”章句下的注释说：“‘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这不是存心骂朕吗？三年前，我驳回了你的奏章，你就心怀怨望，口出谤讪。”为此，他还亲自撰文。一连用几个咄咄逼人的句子向谢济世发动进攻：“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为朕躬进谏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谏？所饰者何非？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
赤膊上阵，与臣下对薄，对骂亦是雍正统治的一大特色。
另一个案犯是陆生楠。他官授吴县知县。雍正初见他时，见他一脸的傲气，便心生几分不满，再一问，原来和谢济世一样都是广西人，倔脾气，且又都在军前报效，雍正怀疑这两个广西人勾结成一党，便叫人私下查访。堑壕，陆生楠写成《通鉴》十七篇，被锡宝告发，说是：言辞狂悖，非议时政。他在《论人主》一节中言：“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者必愈甚。人虽怒之则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这实质是警告独裁者不要滑得太远了，报应就在前面呢！
陆生楠有些话是通过和太子·诸皇子斗争而来的，谋父，逼母，杀兄弑弟这样的事情雍正都干过，登基后，他对建储问题一直悬而未决。陆生楠则著《论建储》篇，用汉武帝钩弋夫人故事来讽刺雍正残暴。用汉武帝因戾太子闹事后一直未立太子，晚年幸钩弋夫人。得幼子刘弗陵，斯为昭帝，杀其母钩弋夫人，以防母以子贵的现象再出，酿成人间惨剧，对这一切议论，雍正都细细地看，逐条逐条地批。结论是“其逆谋发露，公然行于纸笔亦。”
对于这二案，雍正对陆生楠立决，即于军前正法，对谢济世则戊边，留一个杀一个，吓唬吓唬谢济世，
干完事，雍正还拍拍手说：“朕不以文字罪人。”装着好像没有这回事，这个王八蛋皇帝竟然赖得一干二净。
这就是雍正这个王八蛋皇帝整饬的内容，勤政的内容。
这种折磨人的办法，是任何一个好皇帝都想不出的，做不到如此残忍刻毒，只有变态的虐待狂才想得出。 |
在中国历史上。吕留良案是雍正朝屈指可数的几桩大案之一。
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川陕总督岳锺琪大将军接到了一位湖南的不速之客，他叫张倬，是衡州人，奉其师南海无主游民夏靓之命送信过来的，其内容是劝岳锺琪反清复明：“宋武穆王岳飞后裔，今握重兵，居要地，当乘时反叛，为宋明复仇”。一见到这信，岳大将军内心砰砰地乱跳起来了，前不久，还有人诬告岳大将军谋反，闹得满城风雨，雍正把这种事情一手挡了过去，御批夸奖岳大将军忠君不会有二心，这让岳大将军这个奴才感激涕零。张倬的到来给岳大奴才将军一个表忠心的好机会。
按照雍正的密旨，岳锺琪对张倬密审，诱供。期限，张倬甘死不吐，不失为一条硬汉子。后来，岳锺琪略施巧计，将张倬引入密室，佯与起誓伪为激切之言，这样，张倬信以为真，将底牌尽数摊出：原来他叫张熙，他的师傅也不叫夏靓，而叫曾静，是湖南永兴人。它又说：我辈同志之人所崇拜的，只有一个吕留良，他已经作古，儿子吕葆中违背老人意愿，做了清朝的官。我行囊中还携带有吕晚村（吕留良）诗书，那都是上等的好作品。
雍正一边对岳大奴才甜言蜜语，一边开始着手收拾那位反清复明的精神领袖吕留良了。 吕留良本事研究程朱理学的，在东南一方的影响还是极大的，连总督李卫到任之时，也不得不遵循前例，为吕留良的庙宇赠送祠堂匾额，雍正采用的办法是诛灭吕留良的后人，留下活着归顺的曾静，认为曾静只是讥讽雍正本人，而吕留良则是连雍正八代祖宗都毁骂了。此举又是雍正帝的一家独创，他这样做是迫不得已，曾静在给岳锺琪的信中，列举了雍正帝的十大罪状：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酗酒，怀疑诛忠，好谀任佞，这十大罪状让雍正出了一身的冷汗“朕览逆书，惊讶堕泪览之，梦中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雍正感到舆论的烈火烤得他后背发烫，这件事如用捂盖子的办法来解决，那就只会徒增国人的疑虑，不如干脆将此事空开，让全体朝臣都参与讨论，让全体百姓明白，我雍正允禛即位是光明正大的，谁再敢飞短流长，那就勿怪我言之不预了，对曾静，雍正告诫自己的子孙后代，要永远也不杀曾静，要让他活下去，现身说法，他是活教材，他也是活的见证。要让他到处说，吕留良的思想是如何毒害他的；皇上是如何宽大处理，既往不咎的，这些家喻户晓的忏悔言论，赌咒发誓的鼻涕眼泪，一齐编入了四卷头的《大义觉迷录》在全国广为引发。对吕留良则是翻尸倒骨，锉尸枭众，死去的儿子吕葆中也是如此，吕留良的另一个儿子吕毅中则判斩，立决。吕氏家族所有男女因此获罪。
并在学校广为批判吕留良的思想。和现代某些国家的做法同出一辙。
事情还没有完结，雍正皇帝还将于曾静好朋友严鸿逵与沈在宽数十人斩立决，严鸿逵凌迟处死，严氏家族凡十六岁以上男丁皆斩立决，十五岁以下男孩及女眷皆发功臣家为奴。
沈在宽凌迟处死，其嫡属按律治罪。
黄补庵自称为吕留良的私淑门人，斩立决，其妻女发与功臣家为奴，其父母祖孙兄弟，俱流放三千里。孔克用周敬舆私藏禁书，斩立决，车鼎丰，车鼎贲刊刻吕留良之逆书，拟斩监候。还有一件事是《大义觉迷书》刊印不久，被即位的乾隆帝列为禁书，这在历史上是首创：儿子禁老子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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