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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传统中，人物形象的象征意义，即后人在解读、诠释的过程中归纳、提炼，甚至赋予人物的人文性格，远远高于其历史真实性。因此，某些人物往往在一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被塑造成某种理想人格的典范，其真实生平也就被淡化、弱化，甚至被穿凿附会为孕育相关主题的母体。介子推就是这样一个由历史记录和衍生传说混合塑造的人物，一个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形象。从先秦至两汉的几百年间，介子推的形象逐渐与古已有之的寒食节联系起来，并经历了一个由平淡到炫目、进而神化的过程。这其实是整个历史时期政治文化生态与制度演进、变化的具体投射。 在传世文献中，最早、最详尽地记录介子推事迹者当为《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曰：“献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女偕隐。”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 这里面未必没有传说的成分，但应该包含了一定的历史事实：介子推是追随晋文公流亡、不受赏而主动归隐的忠臣。此外，《韩非子·外储说》记述了晋文公返国至河，接受咎犯之谏，不忘功臣，并与咎犯盟于河的情节。其间并没有提及介子推，但此事后为《史记·晋世家》所采，加入到介子推的事迹之中。而《吕氏春秋·介立》则为介子推的故事添加了自赋《龙蛇诗》并悬于公门而隐的新元素，赞扬了介子推不求封赏的清高操守： 今晋文公出亡，周流天下，穷矣贱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国有万乘，而介子推去之，无以有之也。能其难，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晋文公反国，介子推不肯受赏，自为赋诗曰：“有龙于飞，周遍天下。五蛇从之，为之丞辅。龙反其乡，得其处所。四蛇从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桥死于中野。”悬书公门而伏于山下。 大约成书于汉景帝时期的《韩诗外传》，对介子推结局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载则明确证明，这个故事在当时有不同的版本。不过，两相对比可以看出，完整记述故事的卷二载，子推是使晋文公“得反国者”，并最终“无索于天下”，“遂去而之介山之上”，即功成不受封赏而隐于介山；而仅有一句话简单提到介子推的卷七却径直写到其被焚而死：“鲍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这是否从一个角度说明，在《韩诗外传》成书之时，卷二所载的故事是主流表述，而卷七的焚死结局仅为一说而已呢？ 综上所述，在西汉中期之前，传世文献中介子推的故事尽管细节可能有差异，但大都有两个核心要素：一,忠于晋侯，从亡于外；二,淡泊名利，不受禄而主动归隐。这是一个“忠”与“隐”并重的平衡叙事结构，刻画了一个追随君主出亡，并在大功告成之后不受封赏，退隐山林的贤士形象，即一个忠义兼具的政治人物。虽然楚辞、《庄子》和《韩诗外传》中提到介子推被焚而死的情节，但从《吕氏春秋》《史记》均未采其说推测，可能至少在汉武帝之前，这一情节并非主流。 到了西汉中晚期，焚死的情节出现在了关于介子推的主流表述中，并被提升为最夺目的一环。刘向在《新序》《说苑》中纂集了各种历史故事和传说，用以阐发当时主流的政治理念和道德观念。这两部书都明确说到介子推被焚而死。《新序·节士》袭用了《韩诗外传》卷二的整个故事，并在原篇末所引《诗经》句后，增添了晋文公想通过火烧令介子推出山，但是介子推“遂不出，而焚死”的结局。《说苑·杂言》亦载“介子推登山焚死”。于是，原本平衡的故事结构向主人公离奇悲壮、不合常理的死亡倾斜，而这样的惨烈结局也将介子推的忠义形象、忠烈之名推到了极致。在早期文献中自谓不“求显”的介子推，此时却因为匪夷所思的非正常死亡获得了大名。 以政治人物为主人公的故事，其叙述重心和着眼点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明显变化，其实反映了宏观的政治文化生态和政治文化秩序的变化。西汉时期，政治文化领域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察举制度的实行。这种注重声名取士、以德行为先的官吏选拔制度始于汉初，至武帝时逐渐成为定制。简而言之，察举制是一种推荐制，主要由地方官考察、选拔人才，定期或不定期地向中央推荐，考试合格后授予官职。在这种选官制度下，名节、声名对士人入仕格外重要，有了名声，获得了社会的认可，才能被发现、选拔，才有进入仕途的资本和接受国家考试的资格，甚至于方式越极端、越悲剧便越能成就名声。在这样的政治文化氛围下，“焚死”这个原本被忽略的但却格外彰显节烈之义的情节便脱颖而出，用血与火将介子推的声名推到了顶点，塑造了一个大义凛然的崇高形象。而这种节义声名，甚至取得声名的极端方式，正是时代政治文化的产物，也是时代政治文化的折射。当介子推的故事以焚死为支点被重新诠释、改写的时候，介子推也被重新塑造成为一个坚守名节、追求理想人格的士风突出的典范，也就是士人名节的代言人。另一方面，介子推宁可被烧死也不出山的行为是否也隐喻了士人直行其“道”、以卫“道”为己任的终极名节准则？或许，这就是介子推这个本来并不显赫的历史人物在身后几百年为重视“名节观”的刘向所青睐的原因。 随着历史的演进，在两汉之交，介子推开始与早已有之的寒食节发生联系，接受民间纪念，走向神坛。东汉初年学者桓谭的《新论·辨惑》载：“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虽有疾病缓急犹不敢触犯，为介子推故也。”此处有四点值得注意：一，此俗仅限“太原”一郡，是区域性民俗；二，“不火食”即寒食，介子推与寒食直接联系起来了；三，风俗严格，百姓主动遵从，“不敢触犯”；四，到桓谭成书时，此俗应流传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已形成“五日”定制。而介子推之所以与寒食建立联系，直接原因显然是“被焚而死”。 为什么会在这一时期、这一地区出现这一风俗？鉴于史料有限，我们不妨从宏观的政治文化角度做一梳理、推测。西汉后期，豪族势力迅速发展、崛起，出现了一些几代官至二千石的家族，甚至还有父子相继为相的情况，世家大族登上了历史舞台。所谓世家大族，即世代高官的士大夫家族，如汝南袁氏、弘农杨氏、太原王氏等。东汉建立以后，他们的势力进一步膨胀，成为左右东汉政治生活的重要力量。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世家大族的崛起，固然与其政治勇气、历史机遇有关，但另一重要原因还在于他们有清廉正直的品格作风，且代代相传，得到了世人的普遍认同。也就是说，世家大族所推崇、坚守的道德价值具有社会风向效应，引领了时代思潮。因此，太原地区将介子推附会于寒食节、祭祀节烈之士的风俗，很有可能是世家大族崛起之时，在以太原王氏为代表的当地士人集团的主导、推动下建立的，目的是具体、形象、可操作地提倡和推广士大夫集团倡导的名节观念；也只有在具有巨大号召力的世家大族的强力推动下，附会创造的新风俗才能在当地迅速流传，并得到严格遵守。 而介子推之所以被选中作为形象的载体，或许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正如上文所言，经过刘向的加工改造，介子推已经进入主流话语体系，成为汉代士人名节观的典范，且其焚死的结局极具话题性、戏剧性，更能吸引普通百姓，也能与寒食旧俗很好地契合；二，介子推本是晋地先贤，当地百姓更容易接受；三，介子推并不是一个被大书特书的历史人物，其直接关联的人物也很少，他的故事是由几个画面构成的没有明确结尾的历史片段，后人发挥、附会时基本不会遇到障碍而穿帮。 事实上，将介子推附会于寒食节来宣传、推广士大夫的名节观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文化传播案例。《后汉书·周举传》记载东汉中期的情况时说：“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岁多死者。举既到州，乃作吊书以置子推之庙，言盛冬去火，残损民命，非贤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还温食。于是众惑稍解，风俗颇革。”与桓谭《新论》对照来看不难发现，如果说在两汉之际的太原郡，介子推正在附会于寒食，走向神坛，处于从历史人物到神的过渡阶段的话，那么，到了东汉中期，他已被太原人称为“神灵”，成为当地的神，并设有专庙——“子推之庙”祭祀，且寒食之期由五日延长到了一个月。也就是说，大约从两汉之际起，在世家大族的强力推动下，太原地区寒食节祭祀介子推的习俗不断深化、发展，介子推的神格也在不断加强、提升。这意味着，太原士民在接受这一习俗的同时，也接受了其中包含的价值观。这也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为“东汉重名节”提供一个有趣的注脚。 不过，另一方面，《后汉书》的记载也明确说明，代表官方的并州刺史周举并不认同、支持这一风俗。他以“盛冬去火，残损民命，非贤者之意”为由移风易俗，但“风俗颇革”的结果说明只是有所改变，而没能完全禁绝。为什么官方反对这一民俗？难道真的是爱惜百姓、关心生民吗？如果联系到此后的三个铁腕政治家魏武帝曹操、后赵石勒、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均曾明令禁止寒食节，就会想到恐怕原因并不简单，应该有更深层次的意图。 事实上，在汉代世家大族的倡导、推广下，盛行于太原的祭祀介子推的寒食节具有明确的政治文化指向，即宣传、恪守名节观和道德伦理持守，其最高标准就是直行其“道”，以卫“道”为己任。作为士大夫集团的代表和领袖，东汉的世家大族企图用“道”建立一种符合儒家理想的社会文化秩序，以实现“道”与“势”（即皇权）的合理整合。当道与势达到一定的平衡时，社会政治秩序也就实现了稳定。但是，从光武帝起，皇帝就采取了相当严厉的手段约束世家大族，防止他们坐大威胁皇权。所以，当代表皇权的并州刺史周举看到，在世家大族的推动下，太原郡民竟然能够严格遵守冬日一个月寒食的习俗，恐怕不能不感到心惊肉跳，进而绞尽脑汁找借口禁绝，以便消除世家大族对地方民众的文化舆论影响和控制，可惜未能完全如愿。 综上所述，从先秦到两汉，伴随着政治文化生态、制度的演进，介子推的形象一步步发生改变，从一个忠义兼具的故事配角一点点高大起来，并以“焚死”这一极度戏剧化的情节为支点，进入了主流话语体系，成为察举制度下集中体现汉代士人名节观念和道德操守的榜样。在世家大族崛起的两汉之际，太原士大夫集团将乡贤介子推神化，附会于旧有节日寒食之上，创造新风俗来推广、强化他们所提倡的伦理道德观念，并获得了当地百姓的认同和追随。这几百年间，介子推从平淡到显赫、从人到神的形象变化反映了士大夫集团的历史崛起及其道德精神追求。 （作者单位：中华书局） (本文节选自《文史知识》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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