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翻看明朝的史书，经常会看到当时的人们的名字很奇怪。枭雄陈友谅原名叫做陈四九，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原名叫做朱重八，另一位枭雄张士诚，名字叫做张九四。这种数字取名的办法，是元朝政府规定的制度，他们说平民百姓都不能取名，即“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所以百姓只能用行第和父母年龄合计为名，或者以出生的日期为名。 朱元璋：名与实之间确有某种联系 这是元朝的民族压迫的政策之一，蒙古人本身没有厚重的文化，由于社会动荡不安，他们也没有办法将文化融合，统治阶级就将国人分成四等人，不同等级的人有着不同的政治权利；汉人、南人等低级人等的老百姓由于社会地位不高不准有名字，只能用数字代替。 这可能是元朝的统治者学习了二把手的儒学的缘故，因为孔子曾经说，唯器与名，不可假人。元朝统治者崇拜长生天，崇尚神秘主义，他们可能对“名与实”之间的联系感到不可控制，他们认为名字是对事实的预期，不能让老百姓对未来有期待。 在三代以上，能够获得姓氏是一个人的荣耀，它意味着命运有了改变，从自己到子孙有一条展开的宽广道路，自己会受到子子孙孙们经久的祭祀、纪念。传说，黄帝有25个儿子，能有幸得到姓的只有14个人。因为明白名的重要，当时的人们甚至多给自己取名、取字。西方人也会强调，名字是事物从生到死展开的一条道路。 黄帝的25个儿子中只有14个得了姓 在中国古代，名和字又是两个相关又不同的概念，在称呼时有严格的规则。《礼记·檀弓》记载说：“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意思是士人在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要使用不同的称呼，幼年称“名”，行冠礼之后称“字”，五十岁以后称“行第”，死后称“谥号”。行冠礼代表着成年，要由父母或长辈赐予“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此后除了国君、父母、长辈等以外，其他人要称呼其“字”以表示尊敬。 周人讲究“以德配天”，相信名字与命运之间有着某种联系，因此非常看重。比如春秋时期有“策名委质”之礼，《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策名委质，贰乃辟也。”，士子将自己的名字写到国君的载书之上，来表明君臣关系的确定。直到如今，在文件上签上大名也意味着个人将要对事件负责的态度，因此特地举办签字仪式。对名的重视在许多文化中都存在，人们常常以为名字和它们所代表的人或物之间不仅是概念上的联系，还有实在的物质联系。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古代盛行的巫蛊之术，可以通过诅咒名字来为害于人。后宫是非不断，常有巫蛊之术，帝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为此常常大兴冤狱，有名的就是汉武帝时期的卫太子之案。 巫蛊之术盛行在后宫之中 因为名字的重要与神秘，所以周人用避讳来侍奉神灵。凡君主和尊长的名均不得直书或直说，必须加以回避，这也使先秦时期在起名时就有很多的要求。一个人，尤其是重要人物死了后，他的名字就会成为某种禁忌，人们要避讳它。在这种文化下，古人取名就有了很多原则。这些原则在《左传》中被记录了下来。 在公元前706年，鲁桓公六年，这一年九月他生日这天，他的儿子出生，举行太子出生礼仪。在做完一系列的仪式之后，他开始跟夫人、同宗妇人商量给太子取名。鲁桓公为此专门想大夫申繻（因须，也读如）询问命名的事情。熟悉掌故的申繻跟他讲明了名字的种类：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用一个人出生时的情况来命名叫做“信”，比如传说晋国的始祖唐叔虞出生时，他手掌上有“虞”的字形，故取名“虞”。用祥瑞的字眼取名叫做“义”，周文王取名昌，是因为他的祖父知其必能昌盛周国。用相类似的字眼命名的，叫做“像”，如孔子出生时头像尼丘，所以取名丘，字仲尼。借万物的名字来取名叫做“假”，比如孔子的儿子伯鱼出生时，有人赠送鲤鱼，因为就被取名“鲤”，字伯鱼。用跟父亲相关的字眼取名字叫做“类”。 因为有忌讳回避原则，所以取名不用本国之号，不用官职之名，不用本国山川之名，不用隐痛疾患的字眼，不用牲畜之名，不用礼器玉帛之名等等。因为当时人对名非常看重，将名上升到了命运的高度，所以给一个人取了名后，在他20岁行成年礼时还要给他取字。这之后，人们就不能直呼其名，而要称呼他的字了。因为人死之后名字会成为忌讳，所以用国命名就会废除国名，用官名命名就会更改官职之名，用山川之名命名就会改变山川之名，用牲畜之名命名就会废除祭祀，用礼器玉帛命名就会废除礼仪。 文姜：春秋时期盛名已久的大美人 鲁桓公听申繻讲了一番道理，就有了主意，说：“这孩子的出生，和我是同一个生日，给他命名就叫做‘同’吧。”这个鲁桓公就是历史上迎娶了在当时国际上盛名以久的齐国大美人文姜的鲁国国君，后来也是因为这桩婚事被齐襄公暗杀了。关于这件事的公案，有一个“齐大非偶”的典故。 先秦时期的人口比较少，且礼不下庶人，平民百姓也无须讲究避讳，甚至下里巴人取名也不禁忌这些。因此，贵族们用这套复杂的取名礼仪，还不会造成人名、物名的混乱。可是到了春秋战国时，由于“竹帛下于庶人”，士大夫的队伍扩大了，他们也加入到了避讳的队伍里。而且，秦代开始避生人名讳，比如秦始皇名嬴政，故讳“政、正”，称“正月”为“端月”。自两汉以来避讳制度越来越严格，不仅帝王名讳有专门的用字，比如高祖刘邦“讳邦之字曰国”，武帝刘彻“讳彻之字曰通”，而且避讳的范围也逐渐扩大，包括了皇族和外戚之讳，这就导致了日常生活中需要回避和更改的文字越来越多，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不少百姓因为触犯避讳之法而被收监。 汉宣帝是一个体察民情的好皇帝，他因此专门下诏：“闻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下令免除百姓之罪。为了克服这些弊端，两汉以来的皇帝大多采用单名，以减少需要避讳的文字。那些士人等精英阶层，在帝王名讳之外，还需要避父祖等家讳。因此，取单名很快形成一种文化习惯，成为了一件体面的事。如果取的二字名，会被别人讥笑没文化。至于王莽建立新朝之后，更是以文化领袖自居，颁布“令中国不得有二名”诏书，将取单名看做是文明与野蛮的文化问题。所以，秦汉魏晋时期，士人的名字往往都是单字。 汉宣帝时期曾下诏免除犯讳之罪 魏晋时期，延续自两汉以来的注经释文的传统，随着社会动荡，终于发展成了玄学。对儒家“天人感应”、“以德配天”等政治伦理的反思，使得取名原则来自于周礼，述周礼而不作的儒家对思想界的控制不再铁板一块。玄学、佛教以其缜密的思维逻辑，给人们带来了不一样的视野。以竹林七贤为代表，魏晋时期的儒家的取名制度、避讳制度、礼法制度，甚至是名实之间的神秘联系的舆论，都遭到了挑战。从东晋开始，士人的姓名开始出现了“二名”，人们不再视取“二名”为野蛮人、没文化了。很多文化大家都取了“二名”，如大画家顾恺之，大书法家王羲之等，人们也没有了秦汉时期复杂严格的避讳制度。 东晋时期人们喜欢以“之”字入名，大概是受到了五斗米道的影响。原本五斗米道只在贫苦百姓中流传，张鲁以五斗米道为组织核心，在汉中建立了割据政权。西晋统一之后，五斗米道也被改良，逐渐在士大夫群体中传播。因为五斗米道宣扬长生不死观念，鼓励采药炼丹，深受门阀士族的喜爱。这个“之”字更像是一个宗教信仰的符号，从带有“之”字名字的名人的数量多少，就可以窥见当时儒学的日益衰微。除了“之”字之外，佛教也给中国人取名带来很大的影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很多佛教字眼被用于士人命名，如王僧辩、萧摩柯等。 竹林七贤：道家玄学开始深入人心 除了儒学式微，道、佛两家对人们思想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之外，在南北朝时期的大动乱中，世家大族的势力逐渐被瓦解，寒人掌握着政权的政治态势，导致了很多庶人地主阶层也得以进入朝堂参政。这些人并不是靠儒学显达的，而是以能任官。他们对名字的态度也不会像传统的世家大族那样讲究避讳，而且他们的父母给他们取名，有时候也确实很随意，如南北朝时期著名将领杨大眼等。 然而，尽管如此，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是世家大族占据统治地位。这些高门大姓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正和与庶族的界限，编撰了大量的公私谱牒。谱牒的修撰讲究世次系统，大宗谱例一线贯通，虽数十代而不绝。宗族人口变得多了，总要分清世次次序。在单名流行的时代，这种要求主要通过“伯、仲、叔、季”这样的排行字来实现，只是这种做法有局限性，一般只用于同父兄弟之间。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宗族的规模总是越来越大的，远房宗亲之间相见了，也常常需要排清辈分。如果临时去翻阅谱牒，还追问父祖都很不方便。刘备第一次见汉献帝，两个人就让宗正查了一大堆谱牒，最后才确定刘备比汉献帝高一辈。因此，汉献帝称呼刘备为“皇叔”。如果能从人名上来做标志，就会方便的多。因此，宗族人口的增加，也促成了取名的规则的改变。在南北朝后期，就已经出现了以双字来取名，用一个共用字来标识辈分。 汉献帝认亲刘备耗时良久 当时虽然盛行“金木水火土”五行排名的习俗，不过那时的定名方式，有些是兄弟共用某些汉字作为名字的偏旁，有些是同辈人中使用某些相近字的偏旁部首的作为辈份的标志。那时所用的共用字不太严格，但已具备了字辈的性质。 这种按照世谱排序的方式，在隋唐时期就造成了人们以行第称呼的风尚。翻开唐代的诗文集，随处可见人名中的数字。如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高适《人间寄杜二拾遗》等。李白被称为李十二，杜甫被称为杜二，王维被称作王十三，白居易被称作白二十二，韩愈被称为韩十八，柳宗元被称为柳八，高适被称为高三十五，岑参被称为岑二十七，王昌龄被称作王大……此即所谓“以行第系于名者”，行第指的即是排行的次序。唐人的行第大多数不是以同父兄弟为序，而是以同祖兄弟或同曾祖兄弟的排行为序。如白居易兄弟四人，却被称为“白二十二”，这不是说白居易的父母亲生了22个孩子，而是白居易在同一家族的同辈中，算上堂兄弟排行第二十二。 宋代儒学虽然再次复兴，但是随着政治平民化的加深，宗族人口的增加，宋代并没有恢复原有的单字取名及避讳制度，而是同样延续了称呼行第的风俗。这种风俗至今也有遗留，如在农村同父兄弟，呼之为“老大”、“老二”、“老三”等。这种取名习惯，在宋元以后，逐渐形成了系统的字辈谱。在明朝初期，一些家族率先在修谱时学习了明太祖朱元璋给皇族子孙通过辈分的划定取名的方法，以达到“辨尊卑、序长幼”的目的，解决了“古无字派，自子姓蕃衍，书字为派以辨尊卑”的世系紊乱状况。从此，很多家族编定了一首寓意深刻的五言诗或七言诗，族人命名时按辈份高低依次选用一字的“字辈诗”，用于子孙后代取名之用。这些字辈诗，既是排行辈分，也可看做家训族规，还包含祖先的殷切期盼，让一个人的言行举止甚至命运都会受到“尊世系，辨昭穆”的家规束缚。这在另一种形式上，也是儒家的名与实之间神秘联系的回归。 朱棣：朱元璋定的字辈谱一直排到朱由检 中国人的取名规则的演变史，正应和着中国政治逐渐平民化、世俗化的历史进程。越来越多的人们拥有了姓名，也拥有了独立的人格，从而开展了他们和他们子孙宽广的人生之路。这与中国人富于反抗精神是分不开的，从陈胜吴广那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开始，中国人就已经有了个体价值的觉醒。从名开始——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