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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刻帖研讨会”在无锡举行 视频报导1: http://v2./folder15/folder17/2012/12/2012-12-1629942.html 视频报导2: http://www.shtv.net.cn/ninfo/view.aspx?id=6042
《晴山堂法帖》与徐氏家族“觞咏雅集”活动 ——现场交流发言底稿 ◎汪小玲
一、关于《晴山堂法帖》的基本认识 1，《晴山堂法帖》的刻制时间：1624-1636（并非1621年开始刻制） 2，《晴山堂法帖》作品数量：现存76方石刻，原不止76方（至少经历三次毁损）。 3，《晴山堂法帖》的作品构成：涵盖明朝书法史并不全面，存有100年的空白。 4，《晴山堂法帖》的作者：83位书法作者、9位撰而未书者，总共92位作者。 二、关于《晴山堂法帖》作品和作者的进一步分析 1，94件书法作品，除16件序（序）、铭（墓志铭）等外，其余78件可归为12类，这12类作品分别具有共同的主题、相同或相近的书写时间，甚至是在共同的场合完成的。——史料明确记载徐霞客祖上喜欢“觞咏雅集”活动，因此可以断定，《晴山堂法帖》是徐氏家族“觞咏雅集”活动的产物。 2，92位作者，身份显赫、地位非凡。《晴山堂法帖》作者阵容强大（作品专为徐家书写）。 三、徐氏家族为什么能够世代组织“觞咏雅集”活动、特别是能召集这么多身份显赫、地位非凡的人物参与雅集活动？ 1，得“天时”——受元、明时期日益浓厚的雅集风气的影响： ①元明时期，雅集活动（权贵、文人）风气日益浓郁； ②徐家雅集受到元明雅集风气影响的证明： 一是元明时期重要雅集活动的参与者也参与了徐家的雅集； 二、徐家的雅集具有元明雅集活动的新特点。 2，得“地利”——明代的徐家定居江阴（江阴范围内曾经迁移一次），既是苏锡常地区的中心、也是整个苏南的中心，联系应天（南京）、长洲（苏州）、松江（上海）都非常便利，而应天（南京）、长洲（苏州）、松江（上海）可以说分别是明代早期、中期、晚期的文化（书法）中心。因此，徐家联系明朝顶尖级的知识分子、书法家非常方便。 3，得“人和”——徐家之所以能笼络众多身份显赫、地位非凡的人物，更在于他们具有 以下四方面的特殊性： ①政治上的特殊地位：历代得到“在野的开国大臣”的庇荫； ②经济上的强大实力：“富甲江南”； ③道义上的典范：徐家世代“以‘义’立家”； ④徐霞客的“奇人”、“奇迹”、“奇文字”。 ——正是因为徐氏家族四方面的特殊性，以及所具有的“天时”、“地利”、“人和”等三方面的便利，才使《晴山堂法帖》拥有了如此强大的作者阵营。
《晴山堂法帖》与徐氏家族“觞咏雅集”活动 （全文） ■ 文/ 汪小玲
【内容提要】 《晴山堂法帖》汇集了明代92位作者94件书法作品。这些作者，声名显赫、地位非凡；从作品内容看，绝大多数是徐氏家族“觞咏雅集”的产物。徐氏之所以能聚集如此众多的杰出人物参与他们的“觞咏雅集”活动，归因于徐氏家族的“功”（有功于朝廷）、“富”（富甲江南）、“义”（屡有义举）、“奇”（徐霞客以其“奇游”和“奇文字”折服世人）以及始终居住在作为明朝文化中心的苏南地区。 徐氏“觞咏雅集”活动，是元明雅集风气盛行的结果：一方面，元明时期热衷雅集的政治家、文化人如杨维桢、倪瓒、杨士奇、杨荣、高启、、徐贲、杨基、宋克等，直接参加了徐氏的雅集活动；另一方面，徐氏“觞咏雅集”表现出元明雅集的新特点：既有“同题同调”，也有“异地同调”。 【关键词】 晴山堂法帖 徐氏家族 雅集 觞咏雅集
一、对《晴山堂法帖》的基本认识 1．《晴山堂法帖》的名称和刻制者 《晴山堂法帖》，又常被称为《晴山堂帖》、《晴山堂刻帖》、《晴山堂石刻》、《晴山堂刻石》，由明代伟大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1587-1641，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江苏江阴人）主持、“梁溪何世太摹勒”[1]，现陈列于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镇南暘岐村“徐霞客故居”之“晴山堂”。 2．《晴山堂法帖》的刻制时间是1624-1636年，前后历时12年 关于刻制开始的时间，有学者认为是“泰昌之后的第二年”，即1621年[2]。其立论依据是：《晴山堂法帖》开始刻制的时间是在徐霞客请人绘制《晴转南山图》、并以“晴山堂”为新建堂舍命名之后；而《晴转南山图》的绘制和“晴山堂”的命名时间都是1621年，因此，《晴山堂法帖》自然是1621年开始刻制。 其实，徐霞客请人绘制《晴转南山图》、并以“晴山堂”为新建堂舍命名并非1621年，而是在1624年。徐霞客挚友、东林党人陈仁锡曾撰写一篇文章，明确交代了《晴转南山图》的绘制时间和“晴山堂”的命名时间，原文是这样写的：“辛酉六月……孺人（徐霞客母亲）病疽寻愈，孝感也。于是履綦盈户，称八十觞，图《晴转南山》赠之，颜其堂‘晴山’，以志神贶。”[3]这段文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徐霞客“图《晴转南山》”和“颜其堂‘晴山’”的具体时间是徐霞客母亲举办八十寿辰（即“称八十觞”）的那一年，也就是1624年。陈仁锡的这篇文章（作品）就收录在《晴山堂法帖》内，我想该学者不至于没有读到，他之所以持“1621年”错误认识，显然是没注意到“称八十觞”这四个字、或没有理解这四字的确切涵义，而把注意力放在前面的“辛酉六月”上了。——按，“辛酉”，即1621年，就是“泰昌之后的第二年”。 3．《晴山堂法帖》现存76块刻石 《晴山堂法帖》现存76块刻石，完好无损和基本完好的59块，有断裂痕迹的15块，残缺不全的2块。 原刻石应不只76块。《晴山堂法帖》作者之一、晚明著名书法家董其昌曾有一句话：“……及其（指徐霞客远祖徐麒，字本中）没也，当世名公，若魏文靖、王文端、胡忠安、叶文庄辈，皆哀挽铭诔。”[4]又，陈仁锡也曾叙述：“振之之先（指徐麒），应诏使蜀，……名公卿如叶公盛、陈公镒、刘公铉、高公毂、魏公骥辈互唱和。”[5]由此可知，魏骥[6]、王直[7]、胡濙[8]、叶盛[9]、陈镒[10]、刘铉[11]、高毂[12]等明早期名公都曾为徐家留下墨宝。而且，董、陈的叙述分别是在1626、1624年，这正是徐霞客整理、刻制祖传书法手稿的时间，两人应是借此时机亲眼目睹了这些作品而作以上叙述的。因此，我们大致能断定，这些名公的书迹都被刻进了晴山堂。但在现在的《晴山堂法帖》中，我们能看见的只有王直撰、刘铉书的《敕书楼赞》，其他人书迹不见。我们所看到的《晴山堂法帖》作品并非徐霞客刻制的作品的全部。 那么，76块刻石以外其它刻石、其它作品为什么没有保存下来呢？现在推测起来，主要和《晴山堂法帖》遭遇的两次破坏有关：一是1645年，南暘岐徐家发生“奴变”事件，一场大火烧死了包括徐霞客长子徐屺在内的二十多条人命、并烧毁了徐家包括《晴山堂法帖》原手稿在内的、所有的文献手稿，晴山堂也受到大火侵袭——想必这场大火给《晴山堂法帖》（刻石）带来了一定的损坏。二是清末民初，许多石刻“乱叠风檐下，断碎日多”、“贤迹荒废犹多”[13]，再次受到破坏。此外，根据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奚忠源《晴山堂帖叙略》[14]，当时所见刻石为“七十又七”，这说明，1936年以后，直到1982年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时的76块，《晴山堂法帖》又损失一块刻石。 4．《晴山堂法帖》汇集了明代92位作者、94件书法作品 《晴山堂法帖》的书法作者，共83人；加上9位“撰”而未“书”、由他人代笔者共92人。各种著作所称“85人”、“88人”、“95人”，均为错误统计数字。 《晴山堂法帖》94件作品[15]，从书写时间上看分属于明朝早期、中期、晚期等各个历史时段。但各时段分布并不均匀，以明早期和明末（指明晚期最后二十四年）较为集中，这两个时期的作品累计为81件，占全部作品总数的86%。明中期只有12件，明晚期（不含明末二十四年）则一件作品也没有。而从书体上看，小楷和行书共86件作品，占作品总量的91.5%。具体如表格所示：
二、《晴山堂法帖》是徐氏家族“觞咏雅集”的产物 94件作品，从书写内容来看，可以分为以下十三类： 第1类，《倪瓒〈本中书室图〉》题跋：共4件作品，作者分别为倪瓒、杨维桢、高启、徐贲等。书写时间[16]：1370-1378年。 第2类，送徐本中入蜀，临别赠诗：共9件作品，作者为宋濂、俞贞木、俞和、杨基、宋广、宋克、陈璧、郑沂、王达等。书写时间：均1380年。 第3类，《心远先生喻蜀归图》题跋、序：共8件作品，作者为解缙、梁时、林志、王羽、陈继、杨荣、胡俨、胡广等。书写时间：1412-1413年。 第4类，梅雪轩题咏、题记、题序：共7件作品，作者为黄暘（两件）、张洪、苏平、楼宏、张思安、林复等。书写时间：黄暘等人作品均1417年，惟张洪作品1432年。 第5类，题退庵诗：共8件作品，作者为杨士奇、刘素、高廷礼、曾棨、沈度、金幼孜、罗汝敬、钱习礼等。书写时间：1413-1423年。 第6类，徐尚贤“荣荐”贺诗及序：共5件作品，作者为张亨父、倪岳、卞荣、王徽、吴绶等。书写时间：1480年秋冬。 第7类，钱福、薛章宪、徐经早起联句：1件作品，作者钱福。书写时间：1501年九月。 第8类，徐公画像赞：3件作品，作者文徵明、祝允明、顾鼎臣等。书写时间：1513-1515年。 第9类，晴山堂主题诗文：3件作品，作者陈仁锡、李流芳、范允临等。书写时间：1624-1627年。 第10类，《秋圃晨机图》题跋、序：共23件作品，作者李流芳、高攀龙、文震孟、孙慎行、张鲁唯、夏树芳、林钎、何楷、张瑞图、李宓、曹学佺、黄克缵、何乔远、郑之玄、曾楚卿、刘若宰、杨汝成、姜逢元、文安之、张育葵、方拱乾、朱大受、谢德溥等。书写时间集中于三个时段：1624-1625年、1626-1628年、1628年春夏之交，惟谢德溥作品1633年。 第11类，黄道周《赠徐霞客》诗及题跋：共5件作品，作者黄道周、郑鄤、陈仁锡、文震孟、项煜等。书写时间：1630-1631年。 第12类，黄道周、徐霞客唱和诗稿：2件作品，作者均黄道周等。书写时间：1632年七月十六日。 第13类，其它各类叙、序、铭、跋：共16件作品，作者为刘铉、夏仲昭、李东阳、吴宽、文徵明、王思任、陈继儒（两件）、陈仁锡、董其昌、黄景昉、文震孟、何乔远、周延儒、米万钟、蒋英等。书写时间：分别为1441、1447、1510、1624、1625、1626、1629…… 以上13类作品中，第1-12类作品，既有共同的主题题材，也有相同的、或相近的书写时间，甚至具有共同的书写地点，而且，它们都和徐氏家族人物紧密关联：第1类名称中的“本中”、第2类名称中的“徐本中”、第3类中“心远先生”，都是指徐氏第九代、徐霞客远祖徐麒（1360-1445，字本中，号心远）；第4类中的“梅雪轩”、第5类“退庵”，均指徐氏第十代、徐霞客太祖徐忞（1393-1476，字景南，号退庵，筑有“梅雪轩”，故又号“梅雪”）；第6类中的“徐尚贤”，指徐氏第十二代、徐霞客天祖徐元献（1455-1483，字尚贤）；第7类“徐经”，即徐氏第十三代、徐霞客高祖徐经（1473-1507）；第8类中“徐公”，指徐氏第十一代、徐霞客烈祖徐颐（1422-1483）；第9类“晴山堂”、第10类“《秋圃晨机图》”，均为徐霞客（徐氏第十七代）为祝母亲八十寿而修建、绘制；第11、12类中“徐霞客”均表明徐霞客本人亲自参与其中。 夏仲昭《明故徐征君墓志铭》记述：“（徐麒）性不嗜酒，无歌声舞影之欢，惟良朋登访，必展瑶席、飞彩毫，相与酬酢觞咏，彻昼夕而无怠色。”[17]说明，徐麒虽然“不嗜酒”，但有“酬酢觞咏”方面的喜好。又，黄暘《梅雪轩记》记述：“（徐忞）观书余暇，则拉宾友觞咏以为乐。”[18]——和父亲徐麒一样，徐忞也喜欢“觞咏之乐”。——那么，什么是“觞咏之乐”呢？熟悉王羲之《兰亭集序》的人恐怕不会忘记其中的一句话：“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因此，所谓“觞咏之乐”，是指文人群体诗文相会、“畅叙幽情”的雅集活动。于是，我们得出结论：徐麒、徐忞父子都喜欢“觞咏雅集”活动。——其实，又岂止他们俩喜欢？他们的后人徐经、徐霞客还亲自参与雅集、亲自题诗作对（对联）[19]，这些诗句分别被明中期状元钱福、明晚期首席内阁大学士黄道周郑重其事地抄录下来，并被刻入《晴山堂法帖》。这些说明：徐氏家族具有“觞咏雅集”的优良传统。 共同的主题题材，共同的书写地点，相同或相近的书写时间，并且都和徐氏家族人物紧密关联，这些说明：《晴山堂法帖》绝大多数作品，是徐氏家族“觞咏雅集”的产物。（当然，第7、12类，参与人数太少，算是规模很小的雅集活动。）
三、徐氏家族“觞咏雅集”活动的成因 《晴山堂法帖》92位诗文、书法作者，绝大多数地位显赫、掷地有声。其中—— （1）状元及第者8人，他们是：周延儒、吴宽、刘若宰、钱福、顾鼎臣、胡广、文震孟、曾棨； （2）曾任首辅（首席内阁大学士）者9人，他们是：黄道周、胡广、杨荣、杨士奇、李东阳、顾鼎臣、周延儒、解缙、文安之； （3）曾任六部尚书者23人（以下同名不累计）：姜逢元、吴宽、倪岳、李维桢、金幼孜、孙慎行、张瑞图、郑沂、周延儒、顾鼎臣、王思任、曹学佺、董其昌、文震孟（以上曾任礼部尚书）、倪岳、杨士奇、黄道周、文安之、黄克缵（以上曾任兵部尚书）、倪岳、黄道周、文安之、王直（以上曾任吏部尚书）、黄景昉、李东阳、何楷（以上曾任户部尚书）、杨荣、黄克缵（均曾任工部尚书）、黄克缵（曾任刑部尚书）； （4）曾任国子监祭酒者7人：林钎、文安之、刘铉、谢德溥、陈敬宗、陈仁锡、胡俨； （5）著名书法家（黄惇《中国书法史·元明卷》专门介绍）31人：杨荣、李东阳、杨士奇、黄道周、刘铉、胡俨、文震孟、吴宽、金幼孜、张瑞图、董其昌、胡广、解缙、杨维桢、范允临、米万钟、夏仲昭、刘素、陈璧、陈继儒、高启、李流芳、倪瓒、沈度、宋广、宋克、宋濂、文徵明、徐贲、俞和、祝允明。 徐氏家族为什么能聚集如此众多的杰出人才参与他们的“觞咏雅集”活动呢？ 1．徐氏家族的“功”、“富”、“义”、“奇” （1）徐家受“在野开国功臣”的庇荫 明初，朱元璋取得天下，中原、江南等地咸尽臣服，然巴蜀羌人尚未归附。洪武皇帝有意免动干戈、以德服人，诏选贤能“喻蜀”（游说蜀地羌人归附朝廷）。结果，徐麒以白衣身份被推荐，并最终“喻蜀”成功。徐麒回南京后，太祖皇帝打算留他在身边做近臣，但他功成身退，以一品朝服回归故里。从此，徐麒就具备了“在野的开国功臣”的身份和声望，并荫庇徐氏后人。这是明朝官宦文人倾服徐家的直接原因。 （2）徐氏家族的“富裕” 徐氏家族是江南望族、富裕大族。从徐麒“辟畦连阡”[20]开始，一直到徐颐的“勤俭治生业，增产拓地”[21]，徐家进入到“膏腴连延，货泉流溢”、“大厦千间，金珠委地”[22]的顶峰时期。虽然此后，徐元献、徐经、徐洽等三代全心科举、无意拓产，田亩没有多少增长，但仍然保持着巨大的数据：徐经当时分给三个儿子的家产，包括各种田、山、滩、场，总计约403.9924顷（合40399.24亩）[23]。此后，徐家进入衰落期，资产、田亩严重萎缩，但相较于普通人家，仍然属于巨富地主行列，如徐霞客父亲这一代，据推算尚有田地500亩。——家族的富裕是“觞咏”雅集活动的物质基础。 （3）徐氏家族以“义”立家 东汉徐穉性行高义，不阿权贵，被称为“南州高士”。徐氏家族以徐穉为先祖，秉守“高士遗风”，坚持以“义”立家：徐麒不贪恋高位、“喻蜀”后功成身退，在家乡，他“富而好礼，见义必为”[24]，正统辛酉年（1441）“岁大饥”，他命两个儿子徐景南、徐景州“各出粟四千斛以赈”[25]；景南、景州两兄弟，除承命赈灾外，平日里“读书好礼，敦行孝悌”、“修身慎行，德量过人，取与辞受，必以其义。”[26]至徐颐，虽为中书舍人，但为官数年后就称病回乡；每逢荒年，他减轻租户田息；永安桥倾颓，他“发私财修之”——实际上，他出资修建桥梁、道路“多至不可数”[27]。……徐家这种“高义”一直持续到徐霞客这一代：天启四年（1624），在母亲王孺人授意下，徐霞客出资修复了君山张侯（张宗琏）庙。——徐氏家族的“义行”、“义举”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正如徐麒所获评价“宇内播扬，咸仰之为‘山斗’”[28]。 （4）徐霞客的“奇人”、“奇迹”、“奇文字” 徐霞客自1607年至1640年，“闻奇必探，见险必截”[29]，足迹遍及全国两京十三布政司（相当于今天19个省份），留下62万字日记体笔记《徐霞客游记》，从而创造了人类历史一大“奇迹”。 徐霞客以他的“奇迹”折服了他那个时代的人。陈继儒撰写《奇男子传》，正当慨叹“今人不如古人”、没有哪一位今人适合写进他的书的时候，徐霞客到访，“与之谈，皆奇游险绝事，其足迹半错天下矣”、最终决定“列之《奇男子传》中。”[30]他还历数徐霞客之“奇”：“弘祖远游，非宦非贾，非投谒而山水是癖，一奇；独身而往，独身而归，一奇也；弘祖登华山之青柯坪心动，既抵舍，得视孺人汤药，含裣悉无憾，一奇也；方以外付之，弘祖听其膏盲泉石；方以内服之，亮采亮工两文学，听其发冢诗书。孺人呗诵而外，百无与焉，一奇也。”[31] 文震孟叹服徐霞客为“奇人”：“霞客生平无他事、无他嗜，日遑遑游行天下名山……真古今第一奇人也。”[32] 钱谦益读了《徐霞客游记》后，叹曰：“此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33] 2．徐氏家居得地利之便 自元末以来，整个明朝，徐氏家族一直居住在南直隶常州府江阴县（今江苏江阴市），这里处于苏（苏州）锡（无锡）常（常州）地区中心地带，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不仅去往苏州非常方便，而且东过苏州即达松江，西越常州距南京不远。而南京、苏州、松江，分别是明早期、中期、晚期的文化中心和书法中心，这为徐家聚集一流的书法家提供了便利。 明代书法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个中心—— 第一阶段是明早期“台阁体”书法盛行。台阁体书法虽然“少意味、重功力”[34]，但由于洪武皇帝软硬兼施，都城南京（应天）还是汇聚了一大批著名的书法家，除“三宋”（宋克、宋遂、宋广）、“二沈”（沈度、沈粲）外，还有宋濂、张羽、高启、徐贲、胡广、杨士奇、杨基、曾棨、高廷礼等。他们大都是朝中重臣。 第二阶段是明中期，随着“吴门书法”的崛起，苏州成为全国书法发展的中心，附近的松江、昆山、常熟等地书法风气也浓厚起来，涌现出了吴宽、沈周、文徵明、祝允明、王宠、唐寅等一群书画双绝的人物，自此“天下书法归吾吴”[35]、“他方遂绝响矣”[36]。 第三阶段是明晚期，吴门书法渐趋平庸，董其昌窥见其中病弊，提出“松江派”（又称“华亭派”、或“雲间派”）与之分庭抗礼，从而使明代书法再次振兴。这一书法流派的出现是晚明“异端”思想影响的结果。此外，明晚期的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等虽然皆非松江人，但他们书法与董其昌书法“形离神合”，都是追求个性解放的产物。
四、徐氏家族“觞咏雅集”与元明雅集风气的盛行 中国文人雅集活动，至少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战国秦汉时期有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汉末魏晋时期，出现了三大著名的雅集活动：一是以曹丕、曹植兄弟为首的“邺下之游”，二是西晋权臣石崇组织的“金谷宴集”，三是东晋著名书法家、“右军将军”王羲之主持的“兰亭雅集”。这三次雅集，再加上北宋的“西园雅集”，成为中国传统文人雅集的典范。 与前代相比，元明时期的文人雅集更为盛行，著名的有：①“龙泽山雅集”（元）：元初熊刚申与陈焕等在江西丰城龙泽山所结之宋遗民诗社，其活动由于参加者的众多而形成巨大声势，并造成“风流倾动一时”的效果。②“月泉吟社雅集”（元）：元初浙江浦人吴渭创建，方凤、谢翱、吴思齐等主持。诗社独特的征诗活动，对后世的文人结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③“玉山雅集”（元）：元末名士顾阿瑛组织，杨维桢主盟，前后持续了二十年，大小雅集活动举办了50多场，创作了5000多首诗。参与玉山雅集的名流如云，影响巨大，清代纪昀评述：“文采风流，照映一世，数百年后，犹想见之。”[37]④“台阁雅集”（明）：杨士奇、杨荣、杨溥为首，多为朝廷重臣参与，所作之诗，多是歌颂盛世、感沐皇恩之作。⑤“北郭雅集”（明）：以高启、 王行为首，参与者多为苏州北郭的才子，包括徐贲、杨基、唐肃、宋克、徐尧臣、张羽等。⑥“豫章雅集”（明）：以艾南英为首，包括章世纯、陈际泰、罗万藻、万时华等。⑦“复社雅集”（明）：主要组织者为张溥、张采，参与者先后共计两千多人，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主要雅集活动有：1629年的吴江“尹山雅集”、1630年南京“金陵雅集”、1633年苏州“虎丘雅集”。⑧“东林雅集”（明）：主要组织者为顾宪成、高攀龙等，参与者有三百多人，以东林书院为中心，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元明雅集活动往往与结社活动相结合，这使雅集趋于组织化、规范化、常态化。据明代结社研究专家、西南大学文学院何宗美教授的研究统计：整个明代，有名可点的结社总数至少达三百多个[38]。这说明，明代雅集已非常普遍。同时，元明绘画多雅集题材，且多有以“雅集”一词直接题图，如赵孟頫《西园雅集图》、谢环《杏园雅集图》、戴进《南屏雅集图》、沈周《魏园雅集图》、钱榖《幽谷雅集图》等，而且，同样的雅集题材往往还有不同画家不同的手本。这些也都说明元明雅集活动的盛行。 除与结社相结合外，元明雅集活动还明显表现出以下两个新特点：（1）雅集的组织者、举办者不再局限于当朝权贵，商贾巨富、文人墨客也常常成为雅集的组织者、举办方；（2）与传统雅集活动的“同时同地”方式相比，元明时期的雅集“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异时、异地、同题题咏，即‘异地同调’”[39]。 元明雅集风气及其表现出的新特点对徐氏“觞咏雅集”产生了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元明雅集的主持人和重要参与者，参加了徐氏家族的雅集活动 如元末“玉山雅集”的主盟杨维桢、重要成员倪瓒，明初“台阁雅集”的主盟人杨士奇、杨荣，“北郭雅集”的主盟人高启、重要成员徐贲、杨基、宋克等，都参与了徐氏家族的“觞咏雅集”，并留下了诗文、书法作品；而在明晚期“东林雅集”发起人和成员中，有10人与徐霞客关系密切，多数还为徐家留下墨宝，这10人是：高攀龙、缪昌期、钱谦益、孙慎行、文震孟、郑鄤、米万钟、姜逢元、黄道周、陈仁锡。 二是徐氏家族的“觞咏雅集”表现出元明雅集的新特点。 徐氏“觞咏雅集”的组织者，能够确定的都是徐氏家族内的人，他们的身份算不上是权贵。任职最高的是做了“中书舍人”的徐颐，即使是这个职位，也只是很短时间后，徐颐就借病还乡了。[40]他们的身份应该算是大地主、大富豪，田产最多时以数万亩计，最少时也有数百亩。因此，徐家“觞咏雅集”的举办方、组织者，不是权贵，而是富豪。 通过对徐家历次“觞咏雅集”结果——作品的考查，我们发现既有在相同时间创作的，也有在相隔不远的不同时间创作的，换句话说就是：既有“同题同调”的雅集，也有“异地同调”（异时、异地、同题题咏）的雅集。两类雅集汇聚于一家，是明代雅集新特点在徐家“觞咏雅集”的体现。
2012年8月6日三稿
【注】 [1]引自《晴山堂法帖》。 [2]参读冯岁平《读〈晴山堂石刻〉丛札》，原载《徐霞客研究》第6辑，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 [3][5]陈仁锡（明）《晴山堂记》，载《晴山堂法帖》。 [4]董其昌（明）《明故徐豫庵隐君暨配王孺人合葬墓志铭》，载《晴山堂法帖》。 [6]魏骥（1373-1471），字仲房，号南斋，谥号文靖，浙江萧山人，官至南京吏部尚书。 [7]王直（1379-1462），字行俭，号抑庵，谥号文端，江西泰和人，官至吏部尚书。 [8]胡濙（1375-1463），字源洁，号洁庵，谥号忠安，江苏武进人，官至礼部尚书、南京国子监祭酒。 [9]叶盛（1420-1474），字与中，号蜕庵，谥号文庄，江苏昆山人，官至吏部左侍郎。 [10]陈镒（1389-1456），字有戒，号柏轩，江苏吴县人，官至左都御史。 [11]刘铉（1394-1458），字宗器，别号假庵，江苏长洲人，曾任国子监祭酒。 [12]高毂（1391-1460），字世用，福建兴化人，官至工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 [13]转引自唐汉章、刘正泉《晴山堂和晴山堂石刻》，原载《徐霞客研究》第2辑，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页。 [14]奚忠源（民国）《晴山堂帖叙略》，现存于江阴博物馆。 [15]本文所说“作品”，均指书法作品、非诗文作品，凡两篇、或两篇以上诗文出现在一件书法作品中，只计作品1件。 [16]书写时间为本文作者根据部分作品书款纪年、作品内容等多方面史料，并参考徐学界部分研究成果综合考定。 [17][20][24][25][28][40]陈敬宗（明）撰、夏仲昭（明）书《明故徐征君墓志铭》，载《晴山堂法帖》。 [18]黄暘（明）《梅雪轩记》，载《晴山堂法帖》。 [19]参见钱福（明）《钱福、薛章宪、徐经早起联句》、黄道周（明）《录振之诗五首》，均收录于《晴山堂法帖》。 [21] [27]李东阳（明）撰、文徵明（明）录《明故中书舍人徐君墓铭》，载《晴山堂法帖》。 [22]《春元西坞公传》，《梧塍徐氏宗谱》卷53《旧传辑略》。 [23]参读《杨氏夫人手书分拨》，《梧塍徐氏宗谱》卷56《内行传序》。 [26]《民谱》卷53《旧传辑略》。 [29][30]陈继儒（明）《寿江阴徐太君王孺人八十叙》，载《晴山堂法帖》。 [31]陈继儒（明）撰、文震孟（明）书《豫庵徐公配王孺人传》，载《晴山堂法帖》。 [32]文震孟（明）跋《黄石斋赠徐霞客诗》，载《晴山堂法帖》。 [33]钱谦益（清）《嘱徐仲昭刻游记书》。 [34]黄惇《中国书法史·元明卷》第18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 [35][36]王世贞（明）《艺苑卮言》，《明清书法论文选》第180页、第17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 [37]纪昀（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八，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8] 参读何宗美《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 [39]周海涛《元明之际吴中文人雅集方式与文人心态的变迁》，原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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