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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培凯:徐霞客及其家世

 真友书屋 2016-05-19


  徐霞客(1587-1641)是明末的奇人,他的著作《徐霞客游记》是一本奇书,在文学史、地理知识史、文化意识史上都有独特的地位,不但为中国旅游文学开创了崭新面目,也反映了中国知识精英在早期全球化期间的世界观发展,对客观世界进行细部的实证考察,并且提供了探索自然的翔实记录,同时一一探究知识的可靠性。《徐霞客游记》的出现,有其划时代的意义,也有其历史文化发展的原因。从书写创作的主观层面来说,涉及游记书写文类的发展,自魏晋以来个人意识的萌发,表现于士大夫文人的放情山水,在欣赏自然美景之余,记录个人对自然的独特观察与体会,追求审美境界的天人合一。这种属于审美范畴的思想意境,通过唐宋时期散文书写的发扬,发展到了明代,已经累积了丰厚的文化资源,可以作为徐霞客汲取发扬的基础,记录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化日记的细节书写为文学性与思想性的篇章。



徐霞客(1587-1641)


       从社会环境的变迁而言,明代中叶之后,中国东南半壁的经济生活极为繁荣,沿着长江中下游与大运河流域,城镇化与经济商品化发展迅速,参与商业行为的人口频繁扩张,交通路线急速发展。除了官方《大明一统志》的地理记载,从当时出现大量商程便览之类的导引书刊,如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后来翻刻成《天下水陆路程》、《新刻水陆路程便览》等)、李晋德的《客商一览醒迷》、程春宇的《士商类要》,可知全国的交通路线以及各地驿站分布,不但胪列得十分清晰,巨细靡遗,而且标注出五里、十里、二十里、三十里、五十里、六十里、七十里的路程地望,方便商贾经商旅行(详见杨正泰,《明代驿站考》[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当然也同时惠及出门旅行的游客。因为经济繁荣与稳定,一些富裕人家在生活有了余暇之后,游山玩水成为相当普及的社会风尚,不再是极少数达官贵人的禁脔,得以让个别精英人物在不忧衣食的环境中,尽情发挥个性,在寻觅山水奥秘之中,满足自我存在的意义。

       按照清初泉州人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所记,列举了士大夫文人的旅游著述,作者达五十七人之多。这些文人学者书写的游记,与路程 便览、客商指迷以及历代记述地理山水的志书都不同,是属于亲身经历 的记述,不是沿袭前人著作的书抄。历史地理学者周振鹤研究明代后期 旅行家群体,特别指出,这些游记的作者大多数是进士出身,或者是有 一定官职的举人或诸生(周振鹤《徐霞客与明代后期旅行家群体》,《徐霞客研究》第一辑,学苑出版社1997,页52-61)。旅游的性质,有许多是因为“宦游”,也就是借着执行官府职务的机会,或走马上任,或巡按调查,途经名胜古迹,顺便“到此一游”,却又感到旅游的乐趣值得笔诸为文,记下自己的游踪,也算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体现。如王世贞的弟弟王世懋,在他《闽部疏》的序里就说,“今天下内外官,得行部遍者,直指、督学两使者而已。世懋束发宦游,多历海内名山大川。”清楚地说明,达官贵人旅游天下,经常是执行公务的附带行为,多半可以归于今天所说的“公费旅游”。必须在此指出,晚明最出色的旅行家徐霞客,虽然出身世家,却抗拒科举仕途,未曾谋过一官半职,因此,他足迹遍天下,倒是从未使用过公帑,所有旅游花费都是自己提供的。



《徐霞客游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明代中期以后,士大夫文人学者除了游山玩水,写下亲身经历,也对寰宇地理进行仔细的实地考察,编写成长篇著作,既有游山玩水的观赏性质,同时反映了实证考察的学术钻研。从王士性的《五岳游草》与《广志绎》、何镗的《古今游名山记》、杨尔曾的《海内奇观》、墨绘斋刻本《天下名山胜概记图》、曹学的《蜀中名胜记》,以及顾炎武的 《肇域志》与《天下郡国利病书》,可以看到,写作的目的兼具知识性 与观赏性,蕴含了许多个人观察外在世界的信息,与上述商程导引书刊的性质不同。从这些游记与记载山川形势的书中,我们可以探知,明末 文人学者游览名山大川的动机,或许初始意在旅游玩耍。亲身游历,仔细观察名山大川之后,还要字斟句酌,发之为文,就有了超乎娱乐的文学审美与知性追求。晚明时期的社会文化繁荣与变化,冲击了许多上层精英的知识系统,在探索内圣外王的心性之学以外,对外在世界的客观 存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触发了知识结构的变化。知识探求不再限于儒释道的心性辨析,而想跨越传统的文献知识,摆脱古人诉诸圣贤权威的不求甚解方式,企图通过亲身的验证,清楚地认识客观世界与自然地理的面貌。徐霞客就是这种探求客观地理真知最典型的人物,《徐霞客游记》也就成了建构新知识系统的重要著作。

  徐霞客才气纵横,文笔恣肆而又细腻精确,具备了艺术家刻画自然的写生才能,又有观察实证的科学逻辑头脑。他探索自然地貌环境,似乎只是为了纯粹的求知目的,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他记录实地考察山川地理的经历,颇像达尔文乘“小猎犬号”(Beagle)考察船环游世界,抱持追求生物科学知识的执著,记录各地物种那样,写成巨细靡遗的游记,并无功利的考虑,没想过什么“实用价值”。我们可以想象,徐霞客每天翻山越岭,攀援险峰,涉过溪涧,到了晚上还孜孜不倦,在昏暗如豆的灯下,展开文房四宝,沾濡着他饱览山川大地的无限深情,以优美的文笔,一个字一个字,记下详细的亲身观察。他从家乡江阴出发,穿的是草鞋或麻鞋,日复一日,不存在任何功利目的,走遍中国名山大川,进入西南大地,深入不毛,一直走到滇缅边境,这是何等的精神?到了夜深人静,他还不顾跋涉整天的疲劳,写下如此优美的大地颂歌,是什么样的超越力量支撑着他,为我们留下了《徐霞客游记》?

  当然,徐霞客具有特殊的文学艺术才能,有观察世界的精密逻辑思考方式,像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一样,锲而不舍,一丝不苟,有兴致,也有能力,组织起身体力行的观察,记录下跋涉天涯的每一步足迹。不过,我们还是要问,除了上述的时代环境,是什么具体原因,因缘际会,激发了徐霞客,让他停不下脚步,必须走遍天涯海角,必须把分分钟钟的历程,记录得丝毫不漏?徐霞客的主观能动性是哪里来的?是什么内在因素激励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行走天涯,写出如此卷帙浩繁的游记?是家世中的什么特殊背景,生命中的什么环节,驱动他的心灵,使他像一颗漫游在外层空间的彗星,循着自己的轨道,永不歇止?

  读《徐霞客游记》,要心存景仰之情,不只是读一本好玩的游记,也不只是欣赏优美典雅的文章。要想到徐霞客行走天涯,是以独特的个性,来展现人类特有的求知精神,求真求是,为求知而求知,为审美而审美,为躬亲体验山河胜景而游历。这种对外在世界的纯粹好奇,要亲身去体验的求知精神,是人类有别于其他物种的特性,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动因,值得我们思考,也值得我们学习。



       徐霞客,原名宏祖,亦作弘祖,字振之,号霞客,南直隶江阴人。他的家族是江阴望族,祖先于宋元之际来到江阴的西顺里,后来定居梧塍里,至少到了元代就已经在地方饶有声名,跻身于精英阶层。从倪瓒(1301-1374)在一三七年写的《题书屋图》可知,无锡地方的大画家倪瓒与徐氏祖先徐均平是好朋友,特别欣赏均平刚满十岁的儿子徐麒(1361-1415),说他“清令不凡,异日必能乘长风破巨浪”,所以为他取了“本中”为字。倪瓒还说,他画这幅“书屋图”,是为了鼓励徐麒,期望这个聪慧的少年努力向上,可以继承与发扬徐家的“世德家声”:“徐郎已能缉书经,尚默观此意,居静饮和,允执以往,吾知为世德家声所积者深矣。并为图一书屋,题诗于上,以志期望云。”(见《晴山堂帖》。以下所引徐氏家族资料,皆出自徐霞客搜集刻印的《晴山堂帖》)



徐霞客故居晴山堂


       倪瓒显然非常器重徐家的少俊,才会为他画一幅书屋图,还题了诗,希望徐麒能够读书成才:“问字惭荒老,垂髫喜亢宗。亲方行役远,道在慎吾中。露净当空月,香余隔户风。幽斋无长物,琴帙隐高松。”虽然是写给徐麒,鼓励青少年读书上进,诗中流露的心境,却向往隐逸高士在幽斋弹琴读书的情景,想来也隐约是倪瓒的自画像。这幅画还有不少著名的诗人画家为之题跋,如倪瓒的好友杨维桢(1296-1370)当时就在场,即席写了《本中书室图与云林子赋》,说道:“蓉城徐郎十岁耳,琼芽轩轩,已有餐霞御飙之异。云林子以世好命之字曰本中。复为墨。予时在阁中,顾索赋,遂并纪一绝。”诗云:“小凤遐飞碧玉京,玄亭抵掌共卿卿,图成好识先天语,十二楼头第六楹。”也是鼓励青年少俊要努力,以求飞黄腾达,在昆仑仙宫群玉山头,能够占有一席之地。不过,鼓励年轻人读书上进,以飞升仙家宫阙作为参照,也的确是别有用意,不知道小徐麒是否读得出其中深意。苏州的大诗人、明初十大才子之一的高启(1336-1374)也为倪瓒书屋画幅写了题跋,说,“云林师之字本中,窅然不欲作小大观,不可无言,为申幽解。”并且赋诗一首,申说幽微的深意:“一往翔驹气若龙,风云举足自相从。寸心宁逐天倪返,变化由来未出宗。”先标出龙马精神,风虎云龙,气象干云,随后却说内心宁愿回归自然之道,万变不离其宗。

        过了八年之后,洪武十一年戊午(1378),同列明初十大才子的徐贲(1335-1393)在徐麒的行笥中,看到倪云林的图咏,发现其中题跋,都是逝去的故友,“不胜今昔之慨”,也题了一首诗:“幽人丘壑心,英士风云色。出处万里远,触机在深寂。领此未发意,相看两不拂。云林有高真,玄扉炼灵液,往来挟飞仙,不与人群习。遥望故人子,一见能洞别:丹佳影犹含,丛兰茁方出,锡之以珍名,授之以微密。先天返吾宗,小景图太极;华篇遂成林,风雅东南绝。忽焉数载余,语语既冥合。鸿声启后人,遗咏慕前哲。作者慨莫从,来者欣未息;瑛带转难穷,珍重千秋业。”从这首诗里,我们多少可以窥知元末明初的知识精英生活在动荡年代所处的困境,对出处仕进采取消极的态度。作为徐麒的长辈,在称赞少年英华的同时,不经意间流露出明哲保身的想法,暗示归隐才是处身之道。青少年时期的徐麒是否能够读出前辈诗中的弦外之音,我们是无法知道了,但是,后来世事的发展却残酷地“为申幽解”,印证了诗句对仕进的忧惧。倪瓒与杨维桢退隐山林,得以善终;高启与徐贲卷入官场的起伏,最后都遭到明太祖的残杀。

       徐麒是徐霞客高祖徐经(1473-1507)的高祖,也就是上溯八世的祖先。从徐麒出生(1361)到徐霞客逝世(1641),徐家九代人恰好经历了明朝的三个世纪,也与明朝兴衰的命运类似,经历了从兴盛到逐渐衰败的历程。从南京国子监祭酒陈敬宗(1377-1459)在正统十二年(1447)所写的《徐征君(麒)墓志铭》来看,徐家在元明之际就已经相当富裕,徐麒更是经营有方,而且乐善好施,喜欢交往文人画家,经常举办雅集:“家极丰盈,至君辟畦连阡,原田每每,储橐益广,然富而好礼,见义必为,赡荒周之,时时惟以推衣授室为念,故德流暧溢,所以沦澈乎物者甚广。至于礼贤下士,倾盖之契,久要之诚,互极其绸缪雅意。性不嗜酒,无歌声舞影之欢,唯良朋登访,必展瑶席,飞彩毫,相与酬酢觞咏,彻昼夕而无怠色。盖其灏气袭人,和风鼓物,有非恒情可能者,是以宇内播扬,咸仰之为山斗。”

       徐麒在明初建国的洪武期间,曾被地方推举到中央,奉诏到西南羌蜀地区,做过安抚边区少数民族的工作,受到朝廷的嘉许。但是,他并不栈恋官场升迁,以家计浩繁,需要处理为由,请求回到家乡做征收赋税的工作,辞去朝廷颁奖,急流勇退。他回到家乡工作,正好配合明初国家草创急需税收的政策,也符合前辈的称许与期望,退居乡里,明哲保身,却是当时极为少见的。陈敬宗写的墓志铭就说:“回想我高皇之朝,得请告归里者,自君而外,未能一二见也。”此后的徐家,在江阴地区担负征收赋税的任务,“上下相安于乐利”,奠定了稳定的社会基础,一直保持富裕乡绅的地位。徐麒的两个儿子景南与景州,都能继承父业,在明代前期的永乐、宣德、正统年间,得到政府的眷顾,累积了丰厚的资产。

  徐景南的儿子徐颐(1423-1483),曾接受诏令,担任过中书舍人的职位,在文华殿当差,有过亲仰龙颜的荣耀,使徐家的地位更上一层楼。但是,他依然遵循谨慎笃实的家风,按着祖父徐麒处世的方法,在朝中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以奉养双亲为由,辞官归隐家乡,继续富裕乡绅的低调生活。他继承祖辈回馈家乡的策略,通过各种善举,捐赋税,救灾荒,修桥铺路,维持了徐家乐善好施的名声。李东阳(1447-1516)任翰林院侍读学士的时候,曾为徐颐写墓志铭,就说,“家旧多赀,君益勤俭,治生业,增产拓地,殆无虚岁。乃以其羡赈凶贷乏,而薄其息入以为常。及其子元献举乡贡,喜甚。会当征逋谷,贫不能偿者数千石,悉捐之。县南通衢有永安桥,当潮冲圮弗洽,君发私财修之,工役颇巨。其余葺治桥道,多至不可数。”最后总结为铭文:“大江之阴,山高水深,君居其间,不闻足音。有田有庐,有服与簪,亦有行义,邦人所钦。西顺之乡,梧塍之里,生斯葬斯,终复其始。着铭刻石,作者太史,九原有知,以慰汝子。”称誉有加,却也符合事实。

  徐颐的长子徐元献(1455-1483),十分好学,为江阴徐家走向显赫带来 了希望。徐颐为了培养儿子,特别延聘名师张亨父为西席,教导进学之道。徐元献不负众望,于一四八年,二十六岁的时候中举,崭露头角。徐元献在南京中举,房师就是李东阳,听好友张亨父说过元献成长的过程,知道徐颐注意元献的培养,管束甚为严厉:“余尝闻亨父言,君(徐颐)教子严甚:不侈服,不重肉;馆于后圃,左右图籍,不令与阛市相接,而日躬课核,至夜分乃罢,故元献弱冠成举子,及古文歌诗,皆有名。”当时正在南京侍奉父亲疾病的倪岳(1444-1501),也是张亨父在翰林院的好友,与南京秋闱的考官罗璟与李东阳则是一四六四年考取进士的同年友,又认识徐元献的叔父徐士亨,对江阴徐家颇有好感。他原来就听张亨父说过,教导过的学生最优秀的就是徐元献,而徐颐教子有方。一四八年南京秋闱的结果,证实了长辈的期望,倪岳从两位考官之处得知,徐元献在南京乡试中脱颖而出,名列第三,因此写了《贺经元徐尚贤序》。这篇文章明确指出,江阴徐家累世丰硕,富甲江南,而徐元献读书有成,科举得胜,可以光大门楣,给家族带来的荣耀是无可限量的。文章虽长,却条理分明:

  予尝闻翰林检讨张先生亨父言,其及门授经之士,唯江阴徐氏之子元献尚贤者,尤精敏嗜学。加其尊翁一庵笃于教子,朝夕课督其业不少置,将来大有成者,其可望矣。予归侍先君尚书大人之疾,家居最久,士夫往来江南者益众,由是而稔闻其贤;益知亨父之所称许者不苟也。乃成化庚子秋,洗马罗先生、侍讲李先生皆予同年友也,奉命来考南畿。试既毕事,辄以小录见示,其第三名则元献也。及见二先生而询其取士之实。则曰:“明经考古,虽平居从容,执书策,伸纸濡墨,或不能精凿若是,况夫风檐寸晷之下者乎?得士如此,则是行为不虚矣!”呜呼!闻与见异情,以其所间,参其所见,然后士之实可知也。何则?称誉多溢美,而照察无遁形;二者无一谬焉,予于是而嘉元献之所以成今日之名者有本也。元献之大父梅雪翁,承累世丰硕之业,以赀甲于江南,而敦诗说体,着为家法。至一庵绩学励行,以翰墨重缙绅间。荐授中书舍人,入直文华便殿,日近清光,荐承宠渥。无几即谢事归,徜徉山水间,以诗酒自娱。四方文学之士,有重名者,恒礼教家塾,以训子弟,而躬考其成。由是弟士亨以书经举顺天京闱乡试第一,累迁荆门守,有清白之誉。今兹元献复以易经擢魁多士。世美相承,若徐氏者,可谓甚盛矣。夫贵不期骄而骄自至,富不期侈而侈自至;虽有聪明之资,而骄侈之心乘之,求学之有成难矣。况敢颙望文明之显赫,衣冠之蝉联,以振耀于时者哉?况一门竞秀,两魁继擢,方出于贵富之族者哉?是非负卓然出群之识,轩然大用之志,不汩没于庸众之习,而超诣乎圣贤之指,讵能不蹈昔人之戒,而克副乎士夫之所期也?元献荣荐而归,足慰一庵平日教成其子之心,可谓能以志养者矣。不日偕计上春官,进对大廷,享有禄位,推是以往,宜无所不至。然予窃有告焉:夫处贵者宜思其恭,处富者宜思其俭。恭以事乎上,接乎人,则无失德;俭以处乎己,刑乎家,则无失事。二者交勉焉,于以迓天庥而延世德,则元献之责也。而徐氏盛大之族,其所以望于贤子孙者固宜然哉?非徒以是张而大之而已。昔者一庵往来于先君所有年,而予亦尝交士亨于京师,且亨父于予又同年而契者,故于元献之捷,其所以为之而喜者不一也。请以是规致赠言之义。若夫夸诩歆艳之词,非所先也。

  倪岳的文章说到江阴徐家累世富裕,虽富有却尚未贵显,然而发展的前景则无可限量,主要讲了几点:

  一、徐家累世积德,读书上进,早已是名满江南。

  二、徐元献才学俱备,名实相副,是因为家学渊源,祖父徐景南、父亲徐颐都是富而好礼的饱学之士。

  三、徐元献的叔父徐士亨中顺天乡试,已经任官荆门。

  四、徐元献中举,继叔父之后取得功名,“不日偕计上春官,进对大廷,享有禄位,推是以往,宜无所不至。”期望能够考中进士,让徐家成为显赫世族。

  五、看来徐氏一族已经踏上盛大之途,还盼徐氏子孙节俭恭敬:“处贵者宜思其恭,处富者宜思其俭。恭以事乎上,接乎人,则无失德;俭以处乎己,刑乎家,则无失事。”

  倪岳的期望与告诫,显示徐家的显达与兴旺指日可待,然而世事难料,居然功亏一篑,遭到了“盛极必衰”的厄运。徐元献虽然科场得意,得到许多前辈的关怀,却因身体羸弱,无法支撑读书过度劬劳的负担,还没考上进士就去世了,享年二十九岁。徐元献英年早逝,给徐家带来沉重的打击,年过花甲的父亲更是难以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情何以堪,六个月后徐颐逝世,可能就是因为殇子之痛。徐元献过世,留下了一个儿子徐经。徐经早年丧父,倒是聪慧颖悟,读书有成,科举顺利,二十五岁就通过乡试,成了举人。没想到在弘治十二年己未(1499)的春闱会试,却引起了滔天大祸,身陷囹圄,声名扫地,以至于赍志以殁。



  徐经(1473-1507)是徐霞客的高祖父,十岁连丧父祖两代至亲,还好有富裕家庭的支持,得以专心攻读经书,致力科考。年方二十五岁,通过弘治八年乙卯(1495)的南京乡试,表现出色,继承早逝父亲的未竟之志。虽未连捷进士,但已经一鸣惊人,声名远播,被誉为江南著名的才子,与苏州的青年才俊如祝允明、文徵明、唐寅等人交好,意气风发。隔了三年之后,弘治十一年戊午(1498),唐寅(1470-1524)在南京乡试中大放异彩,夺得解元鳌头,接着就与徐经一道,参加次年春天在北京举行的会试。徐经家财万贯,带着仆从与优伶,一路炫富,与唐寅联袂入京,引人侧目,当然也引人嫉妒。会试期间,就有给事中华昶听闻其中有鬻题之弊,事牵贿赂,遂弹劾主考程敏政,引发了弘治年间的科场大案,其中牵扯到官场斗争,惹得龙颜大怒,致使唐寅与徐经不但黜退功名,还下诏狱拷打逼供。最后是弹劾者与被劾者一概贬斥丢官,唐寅与徐经则身败名裂,断绝了仕进的希望。这一桩科场大案,真相究竟如何,徐经是否贿赂买题,唐寅是否参与其事,在当时已是谣言满天,扑朔迷离。朝廷的处置方法却很简单,真实情况无关紧要,平息事端才是上策,于是,惩罚一切涉嫌人等,原告被告一起挨打。唐寅与徐经还没涉足官场,就成了一场斗争的牺牲品,断送了一生的前途。

  《明史·文苑》唐寅有传,其中说到唐寅:“举弘治十一年乡试第一。座主梁储奇其文,还朝示学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未几,敏政总裁会试,江阴富人徐经贿其家童得试题。事露,言者劾敏政,语连寅,下诏狱。”尤侗《明史拟稿》所述相同,指出参劾者是华昶。王鸿绪《明史稿》则说“寅友人都穆构其事”。三者数据源相同,可知科场大案是由都穆肇其端,给事中华昶揭发弹劾。然而,事实究竟如何,是真有贿赂,还是诬陷,正史没有细究,含糊其辞,让读者得到徐经贿赂买题的印象。

  地方志与唐寅友人的记载,则力辩唐寅之冤。《吴县志》记载:“弘治戊午,试应天第一。旁郡有富子,亦举于乡,慕寅,载与俱北。既入试二场后,有仇富子者,抨于朝,言与主司有私,并连寅。诏亟捕富子与寅付狱,逮主司出,同讯于廷。富子既承,寅不复辩,同被黜。”祝允明写的《唐子畏墓志并铭》说得最详细:“戊午试应天府,录为第一人。己未,往会试,时旁郡有富子,亦已举于乡,师羡慕慕子畏,载与俱北。既入试,二场后,有仇富子者,抨于朝,言与主司有私,并连子畏。诏驰敕礼闱,令此主司不得阅卷,亟捕富子及子畏付狱。诏逮主司出,同讯于廷。富子既承,子畏不复辩,与同罚,黜掾于浙藩。归而不往。或劝少贬,异时亦不失一命,子畏大笑,竟不行。”从这些较为原始的资料,我们还是不能确知到底是否真有贿赂情事,只知道唐寅与徐经在会试之时,被人陷害,下了诏狱,廷讯之时,徐经认了罪,就此结案,褫夺功名。唐寅也就认了,从此浪迹江湖。

  唐寅与徐经打入天牢并经廷讯的这一段经历,到底具体发生了什么,史书没有记载。但是,从唐寅写给挚友文徵明的信,自比司马迁写信给任安,说得披肝沥血,我们或可揣摩一二。信中说到他荣获解元之后的遭遇:“方斯时也,荐绅交游,举手相庆;将谓仆滥文笔之纵横,执谈论之户辙。歧舌而赞,并口而称;墙高基下,遂为祸的。侧目在旁,而仆不知;从容宴笑,已在虎口。庭无繁桑,贝锦百匹;谗言万丈,飞章交加。至于天子震赫,召补诏狱。身贯三木,卒吏如虎;举头抢地,泗横集。而后昆山焚如,玉石皆毁;下流难处,众恶所归。”明确说到,在狱中用了重刑。这里具体提到了“身贯三木”,就是把木制的桎梏刑具,加到颈、手、足三处,比近代的手镣脚铐犹有过之,是对待重刑犯的处置。想来总是拷打逼供,使得徐经与唐寅受刑不过,屈打成招的。

  关于徐经到底是否贿赂,是否向程敏政的童仆买题,也始终是个谜团,无法辨明真相。可以确知的是,有人告讦,有人弹劾,有人下狱,有人动刑,有人受不了刑而认罪。有趣的是,认罪之后,罪犯却没有判刑,轻轻发落了。告发舞弊案的给事中华昶,却遭到降职贬斥的处分。其中奥妙何在呢?对于这段痛苦经历,徐家后世不愿多谈,地方志却有简要的记述。乾隆本《江阴县志》说:

  徐经,字直夫,中弘治乙卯科。父元献,成化庚子科第三人。经与吴门唐寅,以才名相引重。寅发弘治戊子(午)解元,公交车北上,与经偕行。为都穆所忌,蜚语诬以贿主司程敏政家僮预得试题。实因戊子(午)乡试主司梁储奇寅文,还朝携以示人,敏政亦奇之。忌者妒两人才,因经家富,遂饰成萋菲。言官风闻,劾之,下诏狱,分别谪遣。

  光绪本《江阴县志》也说:

  徐经,字直夫,同年十五举子之一。与吴门唐寅,并以才名相引重。寅领戊午解,经与俱北上。吴门都穆恶之,蜚语流闻京师,经竟与寅同镌名。归益肆力诗文,著《贲感集》。黄傅赠诗曰:“夏商人物徐直夫,周汉以来人世无。穷年对坐不见客,闭户反观恒丧吾。四壁芸香时落蠹,千仓红朽食无鱼。迂余老眼亦空尔,公是公非敢厚诬。”



徐霞客故居刻印的《晴山堂帖》


  这一桩科场大案,摧毁了唐寅飞黄腾达的美梦,造成了游戏人生的风流才子,落魄江湖,最后贫病交加,艰苦困蹇,郁郁而终。对富甲一方的江阴徐家,则是影响深远,刻骨铭心,更可能改变了家族对出处仕进的态度。徐经在科场案后,发配回籍,背负着屈辱,生活了八年,逝世的时候才三十五岁。累世积德的徐家,在徐元献与徐经两代的科举进学上,灌注了大量的心血与极高的期望,却收获了早殇的挫折,蒙受了舞弊的屈辱。科场大案成了挥之不去的阴影,笼罩着徐氏家族,一直到徐霞客搜集家族资料,刻石装帙,印成《晴山堂帖》,都可以感到家族对徐经一案的难言之隐。徐霞客请董其昌为自己父母合葬写墓志铭,提供了家族数据,写成《明故徐豫庵隐君暨配王孺人合葬墓志铭》,是这样叙述江阴望族徐家的:

  澄江以徐氏为望族。自其始祖本中以布衣奉高皇帝命使蜀,辞官归里,朝士高之,赋诗送别,为国初盛事。本中归而出粟赈恤,为德于乡。及其没也,当世名公,若魏文靖、王文端、胡忠安、叶文庄辈,皆哀挽铭诔,语无虚美,大书深刻,传播海内:大江之南,以碑板不朽先德者,由徐氏风之也。数传而有豫庵隐君,及仲子弘祖,复能修本中之事,以高隐好义称。

  表彰徐氏祖先,大大赞扬徐麒(本中)之后,其余一概不提,直接就跳到徐霞客的父亲徐有勉(豫庵),并且称赞徐弘祖(霞客),而赞词则是“复能修本中之事,以高隐好义称”。徐氏家族希望人们看到的是“高隐好义”,是富而好礼,不愿意再提家族曾经努力科举发迹的隐痛了。徐霞客英华早现,陈函辉写的《霞客徐先生墓志铭》说他,“童时出就师塾,矢口即成诵,搦管即成章”,却从不热衷科举,也没有来自父母与家族的压力,反而游踪遍天下,成为一代最伟大的旅行家,想来是跟徐家的科举阴影有关的。




徐霞客旅行路线图


  按照徐霞客好友陈函辉写的《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与近代地质学家丁文江的《徐霞客先生年谱》,徐霞客的游踪遍布大江南北,深入西南边区,从一六〇七年开始游历山川大地,大概情况如下:

  万历三十五年,丁未(1607):游历太湖,登眺东洞庭山、西洞庭山。

  万历三十七年,己酉(1609):游历齐鲁燕冀,上泰山,拜访孔孟故里,入北京。

  万历四十一年,癸丑(1613):游历浙东,渡海至珞珈山(普陀山),南游天台山、雁荡山、青田石门、缙云仙都峰。

  万历四十二年甲寅至万历四十三年乙卯(1614-1615):游历南京、扬州,以及江南各地。

  万历四十四年丙辰(1616):春初游历黄山、齐云山,夏季武夷山,秋天访浙东绍兴一带名胜,游杭州西湖。

  万历四十五年丁巳(1617):游历宜兴善权(善卷)洞、张公洞等地。

  万历四十六年戊午(1618):秋天到九江,游庐山,遍历五老峰,再游齐云山、黄山,登九华山。

  泰昌元年庚申(1620):游历浙江,溯钱塘江,游衢州江郎山,至福建仙游九鲤湖,观九漈瀑布。

  天启三年癸亥(1623):由徐州、开封,登嵩山,宿少林寺。经潼关,登华山,再翻越秦岭,沿丹江南下,至太和山(武当山)。

  天启四年甲子(1624):是年徐霞客母八十岁,奉母游常州荆溪、句曲(茅山)。

  天启五年乙丑(1625):是年母卒,家居守孝三年。

  崇祯元年戊辰(1628):由浙江江山,越仙霞岭入福建。经蒲城、建宁、延平(南平)、永安、漳平,到漳州。于漳浦访丧母守制的黄道 周。再南下广东,访郑于罗浮。

  崇祯二年己巳(1629):游北京,登蓟州盘山。

  崇祯三年庚午(1630):二月访郑鄤于常州,至丹阳见黄道周。七月再游福建,过仙霞岭,经延平、沙县、永安,到漳州。

  崇祯四年辛未(1631):到苏州访文震孟。

  崇祯五年壬申(1632):三月再游天台、雁荡,四月底三游雁荡。七月与黄道周游太湖洞庭山。

  崇祯六年癸酉(1633):自北京赴五台山,游恒山。秋天三访漳州,与黄道周相聚。

  崇祯九年丙子(1636):游历浙江、江西。自此开始万里远征,由浙江经过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到云南,旅行时间长达四年,至一六四〇(崇祯十三年庚辰)归返江阴家乡。

  崇祯十年丁丑(1637):游历湖南,登南岳衡山,经永州、郴州,再赴广西桂林、阳朔,经柳州,到南宁。

        崇祯十一年戊寅(1638):由广西入贵州,经独山、都匀、贵阳,再经普安入云南,经曲靖,到昆明,再由昆明西行赴鸡足山。

  崇祯十二年己卯(1639):由鸡足山赴丽江、大理、永昌、腾越,再返鸡足山。

  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自云南东归江阴。

  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徐霞客卒于江阴。

       徐霞客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特立独行的探险家,行迹遍历中国大地山川。说到名垂青史的大探险家,一般教科书总会提到汉代的张骞与明代的郑和。前者凿空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后者漂洋过海,带领明朝海军舰队叱咤在印度洋,抵达东非海岸。张骞与郑和的事迹,昭著史册,开辟东西交通的门户与通道,是历史书上的“伟大的旅行家”、“杰出的探险家”。徐霞客能够与他们媲美,也当得起这样的美誉吗?

  表面上看,徐霞客作为旅行家或探险家的地位,并非经国之大业,没有改变历史的丰功伟绩,似乎远逊张骞与郑和。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张骞与郑和的远游,都是奉了朝廷使命,作为中华帝国的使节,跋涉万里,远渡重洋,执行重大的国防外交决策,是攸关国家安全的任务,不是个人自由意志的行为。徐霞客的游历远行则不同,完全是个人的选择,是个人自由意志的展现,与政府决策丝毫沾不上边,既不是为了领受钦命去开疆辟土,也不是为了招徕远方的朝贡,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  好奇,为旅行而旅行,为探险而探险,要让自己的身躯体会大地所承受的风霜雨露,让自己的脚掌亲吻山河大地的每一寸泥土与流水,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

  不因执行任务,不因奉了钦命,不因外铄的因素,无关国计民生,不求功利,不求闻达,只是从个人的信念出发,为了自己的爱好,追求自己纯粹的兴趣,坚持不懈,这是什么样的心理?是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呢?这与现代意义的科学家求真、艺术家求美、哲学家探求思辨逻辑、文学家摸索文字的完美秩序,在本质上是否属于同一种精神追求?徐霞客游览山川的认真与执著,以个人的实存为出发点,审视山河大地的容颜,以自己的生命来实践,体验宇宙的奥秘,颠沛必于是,乐趣在其中,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是否接近现代人肯定自我个性的展现?还是远祧庄子逍遥游的精神,超乎世间现实,类似想象的“真人”,可以上天下地,遨游天际?不过,我们绝对不能忘记,徐霞客以游历天下为毕生职志,几乎“上穷碧落下黄泉”,是实实在在的生命实践,一步一个脚印,与庄子飘渺无羁的神游玄想,是完全不同的。



清光绪七年(1881)瘦影山房木活字印本


  徐霞客身后留下的《徐霞客游记》,记录了他游历的所见所闻所思,是本私人日记,生前并未出版。徐霞客事母至孝,他写下游历日记的初衷,是为了让母亲跟着他的足迹,通过游历者的眼睛,卧游天下。他遵守“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母亲在世的时候,主要是游历东南半壁江山,离家的时间不会太长。徐霞客壮游之最,是他西南之行的“万里遐征”,从浙江到江西,经湖南、广西,再到贵州、云南,历时四年,写了十倍于前的游记,却是母亲逝世之后的事。或许他写游记已经成了习惯,白天登山涉水,晚上就在荧荧如豆的油灯下,铺开纸笔,记下每天的经历。他文笔优美,叙事精确,是上好的文学杰作,虽然生前未曾出版,却成了中国文化的瑰宝,应了杜甫怀念李白的诗句:寂寞身后事,千秋万代名。

  徐霞客的事迹与他的游记书写,亲朋好友是知道的,也在私下传抄他的游记。他这种只身走天涯的独特行径,是远离人迹的独行侠作风。黄道周十分钦佩徐霞客孑然独立的性格,曾经说他是“孤云独往还”,徐霞客引以为知音,与黄道周一道唱和,按着这五个字赋诗,各写了五首诗。黄道周与徐霞客唱和,还写了不少诗作,其中有一首七言古诗长篇,是崇祯三年(1630)黄道周在丹阳见到徐霞客之后,有感而发。长诗是这么开头的:

天下骏马骑不得,风髾雪尾走白日;

天下畸人癖爱山,负铛泻汗煮白石。

江阴徐君杖履雄,自表五岳之霞客。

鸢肩鹤体双瞳青,汗漫相期屡不失。

事亲至孝犹远游,欲乞琅玕解夜织。

万里看余墓下栖,担囊脱屩惊乌啼。

入门吹灯但叹息,五年服阕犹麻鞋。

贵人驿骑不肯受,掉头毕愿还扶藜。

自言早岁适雁宕,缒藤级绠穷上下。

天台石梁平如兜,青霞括苍局于掌。

中年复走西钟山,焦饭十日支霜盘;

道逢采药授云餐,帝子欲为歌路难。

匡庐老僧亦下拜,鸡足道人分沆瀣。

磨头豆核石泉茶,夜中日出啸沧海。

听君言下何萧然?引人攀岭扪青天。

所探幽奇既如此,岂有人岳当君怜?

东鲁仲尼去千岁,西羌大禹死何在?

书生抱膝空咿唔,即化乔松安足赖!

  诗后有陈仁锡、文震孟、项煜、郑鄤等人的题跋。这几个人的关系非常有趣,陈仁锡是天启二年壬戌科(1622)的探花,文震孟是该科的状元,郑鄤与黄道周都是该科的进士,而项煜则是次科天启五年的进士。曾任天启朝宰辅的文震孟,是文徵明的曾孙,与江阴徐家是世交,也是黄道周与徐霞客的好友,他的题跋说:“霞客生平无他事,无他嗜,日遑遑游行天下名山。自五岳之外,若匡庐、罗浮、峨眉、嵾岭,足迹殆遍。真古今第一奇人也。”明确指出,徐霞客除了旅行,不干别的事,也没有其他嗜好,整天栖栖遑遑,足迹遍布名山大川,实在是古今第一奇人。

  说徐霞客是特立独行的旅行家,如何突出他在历史文化上的独特性呢?我想了一个词,是徐霞客“用脚思想”。说他用脚思想,其实一点都不夸张,因为他的思想讲究验证,与实证科学的逻辑脉络相近,是和他“行万里路”的经历有关的。陈函辉写的墓志铭说:“霞客不喜谶纬术数家言。游踪既遍天下,于星辰经络、地气萦回,咸得其分合渊源所自。云昔人志星官舆地,多以承袭附会。即江河二经,山脉三条,自记载来,俱囿于中国一方,未测浩衍,遂欲为昆仑海外之游。”明白指出,徐霞客不喜欢无法验证的说法,拒绝相信谶纬方术的迷信传统,难怪三百多年后受到胡适、丁文江等人的推崇,誉为阐扬科学思想的伟大地理学家。

  徐霞客实证思想的来源,就是一双走遍千山万水的脚,不管山高路远,不顾艰难险阻,不畏风霜雨露,不怕毒蛇猛兽,一路向前。徐霞客策划西南远游的时候,曾写信给陈继儒,说出他的毕生志愿,就是要用自己的一双脚掌,拼死探知中国山川大地的地理真相。他说,“尝恨上无以穷天文之杳渺,下无以研性命之深微,中无以砥世俗之纷沓,唯此高深之间,可以目摭而足析。”徐霞客思考自己的生命意义,排除了对宇宙奥秘的玄想、对心性精微的探索、对世俗红尘的纷杂诱惑,定位在“目摭而足析。”就是张大游历者的眼睛,用脚来分析思想。

  徐霞客用脚思想,与古代大多数知识人不同,却也并不违背中国文化传统。《中庸》就说:“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徐霞客能够行远登高,可算是儒者的最高典范。


本文选自《书城》杂志二一五年三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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