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国创建时期的“挟天子”

论三国创建时期的“挟天子”

（本文刊于《成都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按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先生的观点，东汉灵帝以后，虽然还经历了少帝、献帝两个皇帝和31年的历史，但因其衰微，“东汉王朝已经等于灭亡了”。[1]正是因为皇室衰微，所以割据和混战中的军阀就纷纷“挟天子”以自重。中国古代是把统治天下的帝王称为“天子”的。《礼记·曲礼下》说：“君天下曰天子。”《汉书》说：“王者父事天，故爵称天子。”《春秋繁录》说：“尊者取尊号，卑者取卑号。故德侔天地者，皇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为什么呢？因为古以君权为神所授，故称帝王为天子。虽然天子好像权势很大，但有时当“王臣”的势力强大时，也可以挟制“天子”而号令天下。《战国策·秦策一》就有“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的记载，表明强权之臣是可以“挟天子”去达到自己的目的。“挟天子”应该是一种成功的政治策略，而将这种策略发挥到极致的，就是东汉末年的三国创建时期。

一．董卓、李傕如何“挟天子”

东汉末年首先在事实上“挟天子”的是凉州军阀董卓和他的部将李傕。

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死，少帝刘辩继位，外戚何进辅政。何进与贵族官僚袁绍合谋诛杀宦官，不顾朝臣反对私召凉州军阀董卓入京。后因谋泄，何进被宦官张让等所杀。袁绍带兵入宫，杀尽宦官，控制朝廷。随后董卓率军进入洛阳，势力大盛，得以据兵擅政。董卓把少帝奉迎至皇宫后，挟天子以令诸侯，开始控制整个东汉中央政权。不久，他废黜少帝，立陈留王刘协为献帝，并自任太尉领前将军事，更封为郿侯，进位相国。又逼走袁绍等人，独揽军政大权。

董卓放纵士兵在洛阳城中大肆剽虏资物，淫掠妇女，以致人心恐慌，内外官僚朝不保夕。初平元年（190年）袁绍联合关东各州郡兴兵声讨董卓。董卓见关东联军势盛，乃挟持献帝退往长安，临行把洛阳的金珠宝器、文物图书强行劫走，焚烧宫庙、官府和居家，并胁迫洛阳几百万居民一起西行，致使洛阳周围“二百里内无复孑遗”[2]，室屋荡尽。次年，董卓又授意朝廷封他为太师，地位在诸侯王之上，车服仪饰拟于天子。他还拔擢亲信，广树党羽，宗族内外，并居列位，子孙年虽幼小，男皆封侯，女为邑君。又筑坞于郿（今陕西眉县东渭水北），号“万岁坞”，积谷可供30 年。初平三年四月，司徒王允与董卓部将吕布合谋，终于刺杀董卓。百姓歌舞于道，“市酒肉相庆”。

李傕本是董卓的部将，在董卓被杀后，与郭汜、张济等人结盟，成为凉州军的首领。当是，董卓被诛，李傕等人逃往陕地，得不到赦免，已经准备“解散”了；而谋士贾诩献策说：“诸君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率众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幸而事济，奉国家以征天下，若不济，走未后也。”[12]李傕等人以为然，于是攻入长安，在击败吕布杀了王允之后，控制司隶地区和凉州东部，挟持汉献帝，辅政四年，短暂地掌握了汉王朝。“奉国家以征天下”显然是与“挟天子以令诸侯”一致的。随后李傕劫持献帝，郭汜扣留公卿大臣。建安二年（197年），曹操派遣使者仆射裴茂率关西诸将诛杀李傕，夷其三族。郭汜也为其部将五习所杀。经过这场动乱，关中地区二三年“无复人迹”，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二．袁绍为是否“挟天子”而失策

在东汉末年的军阀争夺中，本来最有希望取得胜利的是袁绍，但是他却一次又一次地错失了机会。

初平元年(190年)，关东州郡牧守联合起兵讨伐董卓，出身名门大族，门生故吏遍天下，又有极好人缘的袁绍被推为盟主，自号车骑将军。袁绍因为反对董卓而名声大振。董卓被杀后，关东军内部开始互相兼并。袁绍夺取冀州牧韩馥地盘，自领冀州牧，此后又夺得青州、并州，建安四年(199年)消灭幽州公孙瓒。至此，袁绍已据黄河下游四州，领兵数十万，成为当时的最大势力。陈寿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曾评说：“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

在袁绍势力的发展过程中，他的谋士沮授、田丰均有过“挟天子”的建议；而沮授甚至可以说是三国创建时期关于“挟天子”这一策略的最早提出者。初平二年（公元191年）七月，袁绍得冀州辟沮授为从事，沮授先是建议袁绍“举军东向，则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首北众，则公孙必丧；震胁戎狄，则匈奴必从。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 [3]袁绍听从了其中的军事建议夺得四州，却对“迎大驾于西京”的政治建议未予采纳。沮授于是又再次建议：

将军累叶辅弼,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毁坏,观诸州郡外托义兵,内图相灭,未有存主恤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 [4]

类似的“挟天子”建议，袁绍的谋士田丰也提出过。史书说：田丰劝袁绍“迎天子”，但袁绍“不纳”。[5] 

其实袁绍并非不愿意采纳“挟天子”的策略，只是因为现在这个汉献帝“之立非绍意”[6]，是董卓所立，而且董卓在废少帝、立献帝的时候袁绍是反对的。现在又去尊奉这个曾经反对过的汉献帝，那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吗！袁绍应该说本是三国创建时期“挟天子”的较早实践者。早在讨伐董卓的初平二年，他就与冀州牧韩馥图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打的正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算盘，只是因为刘虞“不敢受” [7]而作罢。之后之所以不再愿意“挟天子”，是因为他认为“挟天子”对于他来讲并非利大于弊。

《三国志·袁绍传》注引《献帝传》记载了郭图、淳于琼对袁绍说的一段话：“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即是说，东汉皇室虽然衰微了，但是汉献帝毕竟还代表着汉室，那么奉迎天子就是有弊处的：这个皇帝现在是个废物啊，这么一个废物你把他接到我们这儿来干什么呢？你是朝拜他呢还是不朝拜他呢？你是请示他呢还是不请示他呢？那你肯定要朝拜、要请示，把他弄来以后大事小事就都要向皇帝请示，皇帝万一意见和我们不一样怎么办呢？是听他的呢还是不听他的呢？听他的显得我们没分量，不听他的不又是违法吗？所以，“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并不是一个轻描淡写的问题，而是很现实的问题，梁冀、窦武、何进、董卓等人都是栽到这上面的，袁绍不“挟天子”的考虑并不是没有道理，何况对于当时的袁绍来讲，迎不迎天子是好坏参半，不像曹操是利大于弊。

但是，奉迎了天子后是否真的就如郭图、淳于琼说的那样从则权轻，违则拒命呢？譬如董卓，挟天子时，“迁相国，封郿侯，赞拜不名，剑履上殿，又封卓母为池阳君，置家令、丞”、“卓至西京，为太师，号曰尚父。乘青盖金华车，爪画两轓，时人号曰竿摩车”、“卓弟旻为左将军，封鄠侯；兄子璜为侍中中军校尉典兵；宗族内外并列朝廷”、“公卿见卓，谒拜车下，卓不为礼。召呼三台尚书以下自诣卓府启事” [8]；又如李傕、郭汜等，“傕为车骑将军、池阳侯，领司隶校尉、假节。汜为后将军、美阳侯。稠为右将军、万年侯。傕、汜、稠擅朝政”、“傕质天子於营，烧宫殿城门，略官寺，尽收乘舆服御物置其家”、“傕使公卿诣汜请和，汜皆执之” [9]。二人挟天子时可以说是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何来“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由此可见，郭图、淳于琼之见识，实在是缺乏政治眼光。

客观而言，在当时要“挟天子”，的确存在“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的情况。但是，这就要看奉迎天子的是什么样的人。除非是死心塌地的汉室忠臣，否则，有称霸一方乃至取喊室而代之者，是决不会为类似情况所束缚的。

袁绍当然说不上是死心塌地的汉室忠臣。所以，当他看到曹操迎奉献帝迁都许县后，得到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关中地区的人民也纷纷归附；更重要的是，曹操捞到了一大笔政治资本，不但自己成了匡扶汉室的英雄,有了“一人之下”的地位，而且将所有的反对派都置于不仁不义的不利地位。曹操任命官吏、扩大地盘、讨伐异己、打击政敌，都用的是皇帝的名义时，十分嫉恨和后悔。袁绍于是利用自己实力尚强于曹操的优势，要求曹操“徙天子都鄄城以自密近”[10]，但被曹操拒绝了。这时的曹操还不能与袁绍为敌，于是以天子名义册封袁绍为太尉，希望能缓和一下袁绍的情绪。殊不知曹操这样做却是弄巧成拙，史载袁绍“耻班在太祖下，怒曰：‘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今乃背恩，挟天子以令我乎！’”，曹操没办法，只好“以大将军让绍”，自己当了司空，“行车骑将军”[11]，袁绍虽然接受了大将军的职位，但仍然不肯接受邺侯的封号。他在打败公孙瓒后的建安四年(199年)六七月间挑选“精卒十万，骑万匹，将攻许”，[12]欲消灭曹操，以便自己称孤道寡，取汉而代之。其结果是官渡惨败。

三．孙策也曾想“挟天子” 

孙策是孙坚之子，孙权长兄。他是东汉末年割据江东一带的军阀，汉末群雄之一，三国时期吴国的奠基者之一。绰号“小霸王”。为继承父亲孙坚的遗业而屈事袁术，并在讨伐割据江东的各军阀的过程中增强自军实力，终于统一江东，奠定了后来建立吴国的立国基础。曹操闻孙策平定江南，叹息说：“猘儿难与争锋也!” [13] 所谓“猘儿”，就是疯狂的狗。足证曹操对孙策还是有所畏惧的。于是，曹操把从弟曹仁的女儿许配孙策的弟弟孙匡，又让儿子曹彰娶了孙贲的女儿；并以礼征召孙权、孙翊，命扬州刺史严象推举孙权为茂才，以为安抚。

据《三国志·吴志·孙策传》记载：建安五年（200年），“曹公与袁绍相拒于官渡，策阴欲袭许，迎汉帝，密治兵，部属诸将，未发，会为故吴郡太守许贡客所杀”。虽然少年英发、肇基江东的孙策因不顾小节、细行不谨终自捐命寿，而使“袭许，迎汉帝”的妙计为之夭折，但不可否认，当时的豪强们都是看到了“挟天子”的强大政治作用的。

四．“挟天子”最成功的是曹操

曹操“挟天子”策略虽然提出是慢于袁绍，然而行动却是快于其他军阀。多数人认为，“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曹操政治军事生涯中的一步棋，而且是最成功的好棋。

初平三年（192年），曹操的谋士毛蚧给割据兖州的曹操一个重要的建议。毛蚧说：

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民众强,皆无经远之虑,未有树基建本者也。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业可成也。[14] 

即是说，在当时非常动乱的情况下，需要有一个雄才大略的人来收拾局面。举眼望去，袁绍、刘表虽然实力强大，却目光短浅，成不了气候。要成就霸业，需要正义和实力，因此，应当奉天子，修耕植，畜军资。这里虽然说的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而实质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只不过是站在曹操的立场，将这个话说得好听些罢了。

曹操立即将毛蚧的建议交付众谋士讨论。当时的汉献帝经董卓、李傕之乱，虽已逃出长安返回洛阳，却连自己与群臣的衣食住房都无法解决。这样的皇帝，没有哪个看得起，说得不好听就是个“烫手的山芋”。所以许多人反对毛蚧迎天子的建议。但是，荀彧却支持毛蚧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昔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自天子播越,将军首唱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能远赴关右,然犹分遣将帅,蒙险通使,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是将军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车驾旋轸,东京榛芜,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明矣。[15] 

即是说，搞政治斗争，需要有一面正义的旗帜，历史上这方面的事例很多，现实也是如此，曹操就一贯是正义的代表，所以事业能够发展。现在天子在危难中，正是曹操不应错过的时机。应该尊奉天子以顺从民意，大公无私以降服豪强，弘扬正义以招揽英雄。

从各方面利益的权衡，曹操采纳了毛蚧和荀彧的建议，接手了汉献帝这个“烫手的山芋”。兴平三年（196年），曹操将被困于洛阳，衣食无着的汉献帝接到许县(今河南许昌)，并改兴平三年为建安元年。曹操被封为大将军。于是，“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局面形成。曹操利用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在政治上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

由于连年战争，北方的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粮食极为缺乏，许多军阀都因为没有粮食而在战争中失利。为了解决军粮问题，亦为了落实毛蚧“修耕植，畜军资”的建议，曹操从建安元年开始在许多县招募流亡的农民，实行屯田。屯田使大批流民又重新回到土地上来，许多荒芜的农田又逐渐种上了庄稼，残破不堪的中原地区的生产得以改变。史载屯田第一年就“得谷百万斛”，以后继续向各地推广，“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 [16] 军粮问题的解决，保证了战争的供给。

曹操为了增强力量，广泛招揽各方面的人才。他多次下求贤令，提倡“唯才是举”，只要是有“治国用兵之术” [17] 的人，不论其出身如何，都可以提拔重用。所以，在曹操的政权中包括了各阶层有才能的人，史书说他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 [18] 。

在各地拥兵自雄的军阀中,曹操不失为一位较有远识卓见的人物。他的上述举措，为自己取得了牢固的地位。他正是依靠“挟天子”的优越政治地位、雄厚的物质力量和一群谋士猛将的文武才略，才先后大破张绣、刘表联军，击败了在淮南称帝的袁术，擒杀了盘据徐州的吕布，占领了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到建安五年(200年)，发生官渡之战，曹操大破在北方唯一可以与其相抗衡的主要敌手袁绍，又乘胜继续北进。建安六年(201年)，再败袁绍于苍亭。次年袁绍病死，袁氏集团发生内讧。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利用袁绍儿子袁尚、袁谭互相攻伐之机，袭取袁氏老巢邺城，占据了袁绍统治的地区。接着，曹操又平定乌桓，消灭了袁氏残余势力，基本统一了北方。

诚然，曹操的“挟天子”策略对他的发展并非是只有利而无弊的：在当时那种混乱的时期，没有任何一个割据势力是希望被朝廷管辖着的，更别说是被另外一个势力以朝廷的名义来管辖着，所以曹操“挟天子”后，自然而然的成为了那些地方割据势力的“眼中钉”，而“挟天子”的本身又正好提供了最恰当的口实和证据，于是“汉贼”、“奸雄”等污蔑之词也接踵而来；对曹操借天子旗号的行为，有实力的军阀根本不认，所以袁术仍然称帝，袁绍发动进攻曹操的官渡之战，孙权、刘备在赤壁战中大败曹操；曹操势力大盛后，一些仍然忠心于东汉的旧臣对曹操日益篡权非常不满，如有大功于曹操的荀彧，便反对曹操进爵国公，二人从此貌合神离，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更有吉本、耿纪、韦晃等发动叛乱，都是其集团内部发生分裂的表现。但是，比较起来，这些“弊”与曹操成为三国创建时期最早奠定立国基础的强大势力集团之“利”，显然“挟天子”策略应该说是极其成功的。

五．刘备从“挟天子”到“兴复汉室”

在军阀混战中，还有带着一支队伍先后依附许多军阀且屡败屡战的刘备集团。官渡之战时，刘备正在袁绍部下。建安六年(201年)，袁绍派他攻打汝南，袭扰曹军后方，被打败，转投荆州牧刘表。刘表对刘备虽“以上宾礼待之”， [19]让他屯兵新野(今河南新野)，暗地却疑忌戒备。

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北征乌丸时，刘备也曾向刘表建议劫持天子：“太祖之始征柳城，刘备说(刘)表使袭许，表不从。及太祖还，谓备日：‘不用君言，故失此大会也。’”[20]刘备其实内心是很想自己“挟天子”的，只是因为自己实力不够，所以只能向刘表建议“挟天子”。后来，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与孙吴联盟，在赤壁大战中打败曹操，占领了部分荆州，终于有了一块立足之地，初步显示出了三国鼎立的态势。

此时，曹操已经牢牢地控制着汉献帝，刘备不可能再做“挟天子”之梦。于是，在诸葛亮的策划下，他打出了“兴复汉室”的旗帜。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夺取益州，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又从曹操手中夺取了汉中，遂“以汉中、巴、蜀、广汉、犍为为国，所署置依汉初诸侯王故典”， [21]遥“表”于被曹操控制的汉献帝后就自立为汉中王。刘备之所以要抓住已经名存实亡的“汉”字不放，应该说主要是出于政治策略方面的思考而采取的一种类似于“挟天子”的正确决策。

刘备自称是“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但《典略》早就指出他不过是“临邑侯枝属也”。正如裴松之所说：“先主虽云出自孝景，而世数悠远，昭穆难明，既绍汉祚，不知以何帝为元祖以立亲庙”。 [22]虽然如此，但是，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时代，皇权是相当神圣的，正统观念不仅是地主阶级笼络人心、夺取政权的有力武器，就是中国农民起义者也常加以利用。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就是以“秦王公子扶苏”的名义发难的；西汉绿林赤眉起义，也打出“反莽复汉”的大旗。尤其是西汉董仲舒所谓“君权神授”的理论被反复宣传后，更是如此。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就牢牢地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连占据江东，实力雄厚的孙权也只好“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 [23]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谁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帜，就一定可以在政治上处于优势地位。而刘备虽然是汉室远支宗室而且世数悠远，但恰好他毕竟是汉室的宗室子弟，说他以“兴复汉室”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既不言过其实，又有利于吸引人心，招揽人才。所以，早在“隆中对策”时，诸葛亮就明确地对刘备指出：“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24]这就是要刘备充分利用他是“帝室之胄”这个政治上的有利条件，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帜。

从当时的情况看，“兴复汉室”并不是没有可能性。当刘备取得汉中后，跨有荆、益，不仅具备了“隆中对策”所确定的两路北伐的条件，而且比起刘邦当初从汉中开始征讨天下、兼并群雄时的情况和力量更为优越。镇守荆州的关羽出兵攻打襄阳，大败曹军，威震华夏，逼得曹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利”。 [25]这只是一路北伐，竟有如此威力，足证许昌以南的拥汉反曹的力量是相当大的。所以，打好刘备是“帝室之胄”要“兴复汉室”这张牌，是刘备集团发展壮大自己的最佳策略。虽然“兴复汉室”的可能性最后没有变成现实性，但是客观事实却的确是刘备集团据此而成为三国鼎立局势中的一足。

注释：

[1]翦伯赞：《秦汉史》，第48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2]《后汉书·董卓传》。

[3][6][7][10][12]《三国志·魏书·袁绍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