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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我国当代致力于中医治疗恶性肿瘤的先行者 他是“中医免疫疗法”治疗癌症的创始人 他被公认是中国近代四大名中医之一 他在1994年就被众多癌症患者尊称为“治癌神医” 他为后人留下了大量宝贵的中医治癌验方 第一章 拜师施今墨 张仁济原名张秀岩，1915年3月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张潘各庄。从小聪明厚道，一开始上学，家人就预见他有出息。1931年9月，秀岩考上了设在滦县的河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家乡一所民众教育馆任教。那时，可爱的乡土已沦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张秀岩终日沉闷空虚，常盼远走高飞，便立志弃教学医。1937年秋天，秀岩一举考上了北平大学医疗系。 张秀岩的家境困窘，进入大学以后，只顾苦钻学业，身体健康日益欠佳。非常紧缺的经济来源，使他常常食不饱腹，也不敢看病吃药。长期往返于锦什坊街和学校之间的大街小胡同，风风雨雨，终于使他得了一场重病——非特异质性结肠炎，每日腹泻不止。头几天，他照常走去学校上课。路上，常为急着进入一间公共厕所而狼狈奔跑。 他没有余钱去看病、买药。 他干脆停食——空着肚子还有什么可拉的？ 他终于走不动了，站立不起来了。 他躺在公寓里，顶着。这时才知道，不看病不吃药还是不行。他拖着病身四处求医，也去过几家大医院。希求有位神医高手，立即解除他的痛苦，却总是徒劳无功。张秀岩已经到了气息奄奄的危境，又苦于荒废了学业，躺在公寓里，从早到晚只觉得天地惨淡，惶惶然只怕一命呜呼，死在这无人照管他的异乡地。 小公寓里有个烧开水的老人，见张秀岩多日不出门，以为他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读书人中，有不少公子哥儿，不是陷进了那毒窟窿吗？一天，老人见张秀岩来讨开水喝，才弄清楚这个外地学生被病魔缠身，已朝不保夕。 “少爷，你该去瞧瞧大夫啊！” 张秀岩有气无力地禀告老人，他四处求医无效。连大医院都跑过，还是不见好。 “嘿，少爷！从西四往南走，西单小区附近有个中医，挺有名气。你们学医的，还不知道施今墨大夫吗？施先生可是药到病除。” 张秀岩怀着求生的强烈欲望，找到了施今墨。不料求施先生看病，并不费事，疗效也那么奇特：只服完三剂中药，他的腹泻就止住了。不到一星期，他挺起来了，病全好了。 神！张秀岩在校园里蹦跳着，对他的学友们——未来的洋大夫们说，还不如去学中医哩！当一个施今墨先生那样的神医圣手，多棒！ 他立即动了转学华北国医学院的念头。 有同学听说张秀岩要转学，到华北国医学院插班，简直把他当成了疯子。放着未来的洋大夫不当，丢弃有可能飘洋过海留学的前景，你偏要倒回去做那种土郎中！说不定哪一天，政府又下一道废除中医的训令，你的饭碗还能保住吗？好同学劝阻他，既恳切又不无道理。老师也喜欢的聪明、勤奋，预料他在医学上会有所造诣，启发他，挽留他，婉转地提醒他不要一时冲动，被非驴非马之学说引入岐途。 张秀岩就是如此一意孤行，于1940年初转到了华北国医学院。 施今墨创办华北国医学院，反复强调要以科学方法整理中医，培育专门人才，决不拘泥成法，固步自封。办学宗旨是，希望阐明先哲之遗言，借助新医之实验，为人群造福。研究整理中国医学，应用科学方法，革新国医教育，培养医学人才，以适应社会之需要。循此方针，在课程上设置上以中医为主，中西兼授，融汇贯通。中医课程有《中国医学史》、《医学大意》、《内经》、《难经》、《伤寒》、《金匮》、《温病》、《诸病源候论》、本草、处方、脉学、辨证论治、医案学以及内、外、妇、儿、针灸、骨按、眼耳鼻喉、皮肤花柳科等。西医课程有生理卫生、解剖学、病理学、药理学、诊断学、传染病学、法医学以及内、外、妇、儿等临床各科。此处，还有英文、日语、德语等。在实验课方面，参加北平大学医学院的生理病理幻灯教学、尸体解剖等。中西医课程的比例为7：3。教学方针和课程设置使精力充沛的张秀岩感到大有学头，转学这一步算走对了！他虽然插在西医系，但因有的课程已在北平大学医学院学过，而且恨不得兼听所有课程，便常去听本科以外的其他课程。 张秀岩暗暗地以名医施今墨为楷模，为自己的人生之路树起了宏伟的攀登目标，对追求学业和重振家业都充满了自信。正因为张秀岩满怀信心，志存高远，他更觉得仅仅转学国医学院尚无法满足。他知道施今墨招收了不少入室弟子，倘若自己也能登施先生门堂聆其教诲，那不是尽善尽美吗？ 张秀岩想到这新的攀登，倒有些焦急了。原来，这时候的施今墨已不再担任院长，卢沟桥事变那一年，他就卸任了。张秀岩只因求诊面见施先生一次。先生太忙了，繁重的门诊是常人所不能承担的。一位年近花甲的老者，一位盛名京城的国医高手，怎能招你张秀岩为入室弟子呢？张秀岩这一念头，根本不敢外露，害怕别人说他不知天高地厚。闷在心里，又焦急，又苦恼。最终还是自信心支撑住他。他觉得施先生有仁爱之心，这位身材不高、貌不惊人的长者，集慈爱、宽厚、温良、平易、勤奋、克俭、严谨、惜才等人类的优点于一身。我张秀岩虽然不和施先生沾亲带故，也没有权势名人引荐，我只是从泥土里爬出来的一个穷学生，但我从内心尊重、景仰施先生信奉他的学说，情愿追随他学到精湛的医术，为人群造福。这不正是拜施先生为师的优胜之处吗？别人可能有其他好的拜师条件，但不一定有我的好基础哩！也许施先生正需要挑选我这样的人做身边的徙弟！也许我比别人更下苦功…… 张秀岩信心越足，他一定要达到目的。他选择途径，创造机会。成功，其实就是生活献给自信和自强者的一束美丽的鲜花！ 华北国医学院毕业班的好多同学，都到施今墨的诊所去临床实习。每日早出晚归，男男女女，分批而行。张秀岩想了好久，没有见施先生的好机会。有一天，他冒充毕业班的同学，跟在老大哥们的后边，混进了施家大门。一看，实习的同学有的抄方，有的接诊病人，一个个手脚不闲。他看着一位只比他大两三岁的同学，一会儿到施先生身边记处方，一会跑开给病人扎针，显得很有经验，又深得施先生信任。每给病人针灸一回，收费一元，是他自己收了，显然是获得允许的。张秀岩打听了他的名字，得知他擅长针灸。干得好，实习一天还可以收入二十余元钱。因为等待针灸治疗的人多，他便叫张秀岩代替他去抄方子。张秀岩抄的又快又好，以后便跟着别人来了几次，他就这样认识了一位师兄。他试探地向师兄提出，他想拜施先生为师，请师兄推荐。他诉说自己如何立志学医，如何获得施先生的灵丹妙药救了性命，又如何下决心从平大医学系转学国医学院等等。这位师兄也喜欢张秀岩，便一口答应向施先生推荐。果然，施先生听了很高兴，觉得张秀岩这样的青年可以造就。志存高远者，必有所成，施先生约定日期，要单独和张秀岩谈谈，也许是要亲自面试考查一番吧！ 施今墨的家和诊所在绒线胡同189号，一座整洁的不装点门面的老式院子。 张秀岩第一次登门拜见老师，“面试”很顺利通过，老师对他确实满意，只对他的名字斟酌了一番，重复地自吟了三遍“秀岩”。张秀岩特意提起他在病重之际，求得先生高诊良方，免予一死。这决不是京油子式的阿谀奉承，而是发自内心的对先生的敬服。先生想了好久，也想不起治疗过这样一位病人。他的病人实在太多了，每天都看上几十人近百人，哪能记那么多！“切勿言过其实。”施先生说，“或者是你的病情尚未达到垂危程度。” 张秀岩希望选择良辰吉日，隆重举行拜师仪式。施先生说，时世艰难，当节俭从事，不必注重门面排场，务求实效。往日收徒，确有拜师典礼，颇多花费。从今可破惯例，免了这一道手续吧。只要专心致志，学有所成，老夫就倍感欣慰。张秀岩说，这是他有生以来的大喜事，希望这次拜师隆重一些。况且，同他一起拜师的还有一位同学张海宴。两人已经商定，多请一些前辈和老师兄参加。施先生理解年轻人的心情，无非是图个热闹，烘托名声，扩大一些影响，获得社会各界认可。既然如此，先生也不想让学生们扫兴，只提醒张秀岩，如请客人，有几方面的要人切不可忽略、怠慢。如北平市政府卫生局、公安局、报社等，一定要请到。请帖最好专送。那些衙门的官员是得罪不起的。张秀岩心领神会，知道自己的名声、前途、自由都攥在别人手里呢！ 拜师典礼在长安大戏院的餐厅举行。客人中，除了师兄们以外，请了华北政务委员会管翼贤、朱深、北平市公安局局长、卫生局的官员、《实报》社的社长、记者等要人名流。吃的是西餐，平均每人二元四角钱，虽然算不得最高规格的盛宴，但也相当排场了。来宾们很满意，都称赞施先生新收的两位弟子，不抠，够意思！于是，刀叉闪光，灯红酒绿，欢声笑语，齐祝施先生桃李满天下，共庆张秀岩二位师弟有福气。 拜师之前，张秀岩花了八元钱，专做一套缎面长袍马褂，可谓是中西结合。两位新学生在众目睽睽下，恭恭敬敬地向坐在主宾席上的施今墨老师三鞠躬，请老师赐教。施先生诚挚地说：“医者，治病救人之责也。唯望你们勤奋学习，树其根基，为救国民之疾苦，先利其器。他日，我能看到你们为人群造福，为中华医学增彩，老夫至为欣慰。今天诸位在此济济一堂，亦不致空欢喜也！”众师兄都对老师简短而又恳切的祝辞报以热烈的掌声。几位要人名流也都笑而助兴。 张秀岩向老师敬酒致谢时，老师举杯说：“你这个名字秀岩，有点像女人名。我给你改个名字好不好！” 张秀岩说：“好，好。” 老师说：“改为仁济吧。医者，以仁义仁爱之心，施仁医济民济世也。” 宾客们助兴：“好，好！施先生就是一贯施仁爱济世。” 施先生再次嘱咐道：“仁济，做为医生，必多为病人着想，病人乃医生的亲人。对待病人都应一视同仁，不可分尊卑贵贱！” 张仁济说：“老师，我记住了，永不忘记。” 第二章 国民党的上尉军医 华北国医学院毕业后，张仁济又东渡日本学习西医。因战祸无法坚持便提前回国，回到家乡耳园办起了第一个张仁济诊疗所。不满半年，诊所被日本侵略者一扫而光。在一个茫茫的黑夜里，张仁济离乡背井，去唐山、天津等地行医谋生，一无所成。经友人介绍，在北平市外二区河沿185号开了第二个诊所，因无人问津，三个月便关了门。 “仁济兄，到队伍上去发点财吧！”又一位友人举荐，张仁济也行医心切，便走进了傅作义将军部下——驻防于密云车站的暂编新二军三十一师师部军医处。 一个“蛀书虫”一夜之间成了上尉军医官。 不久，老家来信：家乡成了新解放区，要土地改革了。他是国民党的上尉军官，是人民的敌人了。可不要再给家里写信，免得连累家人。做反动军官的家属，日子可不好过呀。 队伍又开拔到了保定、定兴一线。师部医院驻定兴。有一天，张仁济出差到北平，住在北新桥一位朋友家里。正巧，家乡有一位亲戚也跑到北平来了。和亲戚相见，自然要谈起家乡近况，方知家乡已经实行土地改革了。亲戚说，方圆几十里几个村庄里，斗死了几十个人。汉奸、特务没躲的，都杀了。地主老财，斗的斗死，没斗的自杀。张仁济家里因只剩了十三亩地，开始说要划成破落地主，后来有人发善心，只划为中农。按共产党的政策，国民党军队连长、上尉以上的军官，都算反动军官。 “仁济啊，你可不要再回乐亭去。你家那个耳园毁啦！蟠龙树砍了，三世明经和高士良医的匾都砸了。房屋也分给穷小子们了！共产党正要抓反动军官哩！” 上尉军官张仁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心国共两军的战争形势。他知书识字，作为军医，他能接触各类官兵，消息灵通。他断定国民党军的日子长不了，是纸老虎，没错！他不能卖命，他要寻找退路。看清是一条绝路，为什么不赶忙调转方向，寻找生路呢？ 朋友知道他家破人亡，便劝他在北平找落脚点。在北平成个家，有机会就脱掉军装，还是回北平行医。北平市外二区西河沿185号，又勾起他新的希望。 他很快有了对象。女人叫谢淑珍，有文化，长相也漂亮。未来的老丈人谢耀斋，也是一位老中医，在前门手帕胡同开一家诊所。很好！要能成，来日解甲归京，借老丈人的地盘，重开仁济诊所，真乃开助我也！ 1947年6月，张仁济圆满地完成了婚姻。 1948年6月，张仁济所在的这支队伍一部分，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了，众多的俘虏中就有他！ 送进华北教导团以后，他对自己的年龄、籍贯、官衔、职务、学历等等，都交代的清清楚楚。他要冷静地观望，看解放军怎样宽待他这个没有放过一枪一弹的反动军官、人民的敌人！ 训练了整整半年。许多人参加了解放军，也有人得了路费转回老家。一切都听从自觉自愿。解放军说话算数。到后阶段，只剩下三十多个人了，都是杂牌军：唱戏的，像他一样当医生的，还有说相声逗人乐。张仁济已经给妻子和老丈人写了信，说他被解放军俘虏了，北平也快要被解放了。他准备回北平行医。学习结束，解放军就会放他回去。不久，他的愿望实现了，一位负责干部交给了一张路条，写道： 兹有张仁济河北省乐亭县人。于1948年6月集体被俘，到同年12月，在我部教导团受训，觉悟有所提高。由于其挂虑家庭，愿意为民行医。特准予离队返北平，希沿途放行。 第三章 初探食道癌 张仁济怀揣解放军发的通行证，回到了他的第二故乡——北平。他想在外二区西河沿185号重整旗鼓，无奈因家庭纠葛，古城北平又没有他的立足之地，只好再去秦皇岛创办了仁济医院。医院开张才半年，他的妹妹和妹夫双双从前线回来参加接管秦皇岛市，见了就说： “哥，你怎么还开私人医院啊？新中国成立了，你还不知道这大喜讯吗？” “哥，快关门吧。全国解放后，私人开医院是没出路的，快跟我们参加革命吧！” 苦恼、犹豫了数日之后，张仁济弃旧图新了。 经河北省矿物局录用分配，他携带妻女来到了太行山东麓，在只有16张病床的河北省漳村煤矿职工医院任主治医生。从此，踏上了探索治疗癌症的艰辛道路。 这个地区的“噎食症”患者不少。得到这个病的人，起先是常打嗝，慢慢吞食受阻，乃至再也咽不下食物。各种并发症随时可能发作。直到眼睁睁看着病人瘦的只剩下皮包骨，活活地饿死。当地人骂人最恶毒的就是：“让你得噎食症吧，不得好死！” 这种让人不得好死的“噎食症”就是食道癌。 林县也在太行山东麓，和漳村煤矿所在地区相隔不远，两地名副其实是一脉相承。 这时候，对食道癌尚无有效的早期发现方法。在一个设备、条件很差的矿山医院里，张仁济如何治疗食道癌呢？ 1952年初春的一天，一位年轻的煤矿工人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了职工医院，怯生生地指名要找张医生。张仁济热情地接待了他。 “小康，看病吗？说吧。” “张医生，我本来不该来请你，我是个挖煤的，煤黑子！我怎么好来请你呢？你别见怪呀。我是没法子了，要救命……” 这位姓康的青年矿工，婉转地总算说清楚了：他父亲得了“噎食症”，早已经吃不下东西了，一口水也咽不下去。饿得说话也没有力气，只有躺在床上等死。作为儿子，他不能这样眼睁睁看着父亲这样死去。求求张医生上门去看一眼，哪怕去瞧一眼，他父亲就是死了，做儿子的也算尽了一份孝心。可又怕请不动。大医生啊，哪能出门走十几里路，到一个穷村子里去出诊？ 出诊，这不是张仁济头一回。问题是：对这噎食症就是无能为力。他被这个矿工的孝心和恳切感动了。他此刻并不知道，多少年以后，就连高明的医学家们，也无法对付这种绝症。 试一试！首先要想办法穿透食道，让病人多少能咽下一点东西，才能吃药。张仁济打算用砒霜腐蚀食道里的肿瘤。用一小粒巴豆劈开，中间夹微量砒霜。再把两瓣巴豆合拢，拿根针穿起来。然后在溶化的蜡汁中沾一下，巴豆即合牢，裹了一层薄薄的蜡壳，成为一颗小小的药丸。让病人吞下去，必卡于食道肿瘤阻塞部位。蜡皮慢慢化掉，砒霜即腐蚀肿瘤。食道穿通之后，再服用治癌药物和健胃药物……危险而有一线希望！ “这个办法有毒！”张仁济在出诊的路上对小康说，“弄不好，就有生命危险。你们不怕，我就试一试。我没有别的好办法了。” 病人和家属都愿意试试。反正不试也是等死。试试，也许有一线好的希望。 病人服药以后，果然吐出了紫黑色的小血块，眩晕了几天。 奇迹出现了，病人能小量进食了。接着，有了一些活人的眼光和气色，接着，能坐起来了，想多吃一些食物。 张仁济救活了一条人命。 矿山职工医院和张仁济立即有了名声。 “噎食症”患者和他们的亲属都求上门来了。 张仁济自己却害怕、退缩了。他那“巴豆砒霜小蜡丸”太危险。中毒、鼻孔流血、吐血，严重的可能使食道穿孔，病人会死在他手中。而且，即使打通了食道，抗癌治癌的药物也跟不上，并不能根治啊，病人还是要死的！而且，他还有一般人不知道的精神重负——因为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过上尉军医，这更使得他放不开手脚。“噎食症”患者还是干着急！ 不敢治“噎食症”，张仁济在别的方面却露了几手。煤矿矿长介绍他到一个村里去看一个儿童病人——结核性脑膜炎。他诊断后，说：“不行了，过不了三天！”随行的人说：“老张，你真武断！”他说：“我有把握才下这个结论。”果然，两天半以后，那孩子就死了。 有个放牛孩子，见两牛相斗，上前去赶牛。却被牛角挑破了肚皮，肠子都流出来了。请张仁济去治疗，他没有手术，只用28度温开水蘸湿毛巾热敷，肠子慢慢都自动收缩进去了。那要看什么条件：肠子的血管是桃红色的，就可以用此法；如果发紫了，说明肠子已坏死，热敷已行不通了。 在这个偏远的矿山区，张仁济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已经是名医、神医了。人们少不了他。人生的乐趣，莫大于他是一个为别人所需要、而他也确实对别人有点好处。 张仁济生命的春天也开始了。他决心尝试治疗“噎食症‘。 他不愿意声张。他按自己的人生指南：低着头走路，夹紧尾巴做人。不管病人怎么夸，有多少溢美之词，他绝不趾高气扬，决不翘尾巴。他搬出了医药古籍《本草纲目》，寻找有治癌作用的药物，废寝忘食。 张仁济还经常出远门，有时一天来回几十里，到附近各村庄去找病人，收集民间药方，寻找草药。离医院30多里的太行山山顶上，有一座娘娘庙，那山顶就叫娘娘顶。常有许多人爬上山去烧香拜神，求娘娘保佑平安。娘娘对“噎食症”也没有神符灵丹可赐！张仁济更心焦了！ “他的专题研究”有了可观的成果。他不再用那种“巴豆砒霜小蜡丸”治疗噎食症，而是用沉香、姜半夏、陈皮、青皮…… 那位经他用“巴豆砒霜小蜡丸”冒险打通食道的康老汉，从阎王殿大门口退回来以后，经他精心治疗，奇迹般地存活了一年多才死去。矿工小康及一家人，对此已感激不尽了。 他从来不拒绝求医者。 有一位老人，手腕近处的挠骨上长了“贴骨疮”，也就是骨癌。痛的哭天喊地，在床上地上打滚。给他鸦片吃，也止不住痛。家人把他送到医院来，医生摇头，没法收拾。 张仁济知道了，说：“让他回去，我给想想办法。”这句话，已经成了他的口头禅。多少年以后，几乎每个找他的病人，都能听到这句充满希望、安慰、具有精神治疗作用的话语，一种满怀热情的许诺！ 张仁济从祖父留下的一个杂家抄本里，找到了一个秘方：用轻粉、红粉、儿茶各三钱，在菜油灯上烤枣。枣烤焦后去核，将枣肉研末。然后用植物油调匀成糊，外敷伤处。敷了几次以后，那老人的“贴骨疮”也见好了。或者有人说，这是冒险家碰了好运气。张仁济心里有数，首先感谢他仙逝的祖父给他留下一个秘方。古代药书也给了他指点。比如轻粉能除烂孔毒根，恶疮癞癣；儿茶可止血收湿，定痛生肌，涂金疮恶疮…… 张仁济连同这家小小的煤矿职工医院都有了名气。即使了解他“反动历史”的人，心目中已抹去了国民党上尉军医那个不光彩的头衔。矿工们敬重他，医生护士们尊崇他。他确确实实成为一个太行山麓不可缺少的人。 这段时间他前前后后见过、治疗过200多例噎食症患者。每个病人手里都有一条无形的鞭子催他奋进、求索。他已经了解50多种中草药可以防治各类癌症。这种临床实践，对一位医生无疑更具有发展、创造的意义。 人民的医生可以为人民大展宏图了！ 第四章 文革磨难 这是恐怖的1966年盛夏。 一把铁扫帚在中国大地上横扫一切，一股红色浪潮在大江南北荡涤一切，冲决一切。反动军官、旧知识分子、牛鬼蛇神、历史垃圾、白专典型、资产阶级技术权威、国民党残渣余孽张仁济，被一股呼啸而来的北风，卷进了牛棚里。低头，请罪，批斗，交待，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他已经晕晕糊糊了。 经过了长期锻炼考验的张仁济，居然有了“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坚定沉着。铁扫帚刚刚开始在他面前挥动的时候，他和妻子谢淑贞就象服了镇静剂一样。他们不是当权派，更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他只是一名普通医生。说到国民党上尉军医这个历史问题，解放后十几年中，已经过多次审查。不多不少也过了五大关，夫妻俩历数起来都要庆幸一番。 共和国初期，张仁济有一段光荣历史，这有一个证明。张仁济珍藏着，犹如一枚金质奖章。现在，夫妻俩又翻出来看看，用以壮胆。 证明书 兹证明张仁济同志自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到我矿担任主治医生迄至现在，对全矿职工疾病诊断细心准确，治疗周到及时，经验多，工作称职，成绩极为显著。特此发给证明以资收执。 漳村煤矿矿长 徐 德（印） 河北省人民政府工业厅 （印） 一九五三年八月五日 张仁济在“成绩极为显著”下加了重点。不能说真金不怕火炼，但说心中没有鬼，不怕鬼打门，却也算恰如其分。这回，无论怎样横扫牛鬼蛇神，也扫不到他张仁济身上来了。他还要抓紧时间研究治癌哩！ 夫妻俩再分析学校现状，也断定不会有大风大浪。这是一所大专学校。都是知识分子，文绉绉的，谁也不会大吵大闹。有的也象国民党上尉军医出身的张仁济，多年来都是革命的对象，运动一来，都规矩的很，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张仁济当初请求调到这所学校来当一名校医，正是为的图个安静，都是书呆子，少了许多是非。至于学生们，也不会那么冲动。毕竟他们都是些十七八岁的孩子，再冲也冲不起淹死人的大浪来。 还有，张仁济调到这所学校十来年了，学校由承德迁保定，迁石家庄，迁邯郸，无论何时何地，他都是一名老老实实的称职的校医。他服务周到，人缘好，他和大家都可以成朋友，他把每一个病人当亲人。如今大家都归共产党领导，理应齐心合力建设国家。当医生的，好好治病，研究怎样防治癌症，何必要这样大动干戈呢？ 夫妻俩合计多日，张仁济吃下了定心丸。 牛鬼蛇神队伍里，还有党委书记。张仁济还有幸和党委书记一前一后一根杠子同抬一筐煤。这就更奇了！不仅提高了张仁济的身份地位，也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党委书记也打成了黑帮，更说明是他们打错了，我张仁济没错！跟党委书记一起被革命了，能革出啥敌人来？ 张仁济吃下了定心丸，在革命的初级阶段，被认为是粪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他主要要当陪斗的角色。这一天，革命派要拉他们到码头镇上去游街，所有隔离审查对象整队出发。要求各人用嘴叼着自己的黑牌，学乌龟爬行而去。黑牌规格不一，有的用马粪纸做成，有的用铁板，有的是木板。板上写着各自的反动头衔，如：黑帮、资产阶级权威、叛徒、特务、反动军官等等。有的重达十几斤，牙齿岂能叼得住？还要爬行极远的路程，许多人不愿意爬。 张仁济也不愿意爬。低头可以，他习惯低头了；坐班房也可以，坐够了可以放出来，错了必纠。无论怎样，就算他是反动军官，还需要再算一算帐，那他也是人。凡是人就有脸面，有尊严。共产党最讲究尊重人格。十几年，不管怎么折腾，三番五次地运动审查，但审查过后还是称张仁济同志，表示尊重。眼下，逼着人学乌龟爬行，肯定不是共产党的手段。 “我不爬！”张仁济试图公开抗拒。 革命派的头头喊道：“你不爬？看你的好下场！”周围有好多人观看，头头煽动围观者，“革命的同志们！你们看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张仁济对我们革命派、红卫兵小将和贫下中农是什么态度！”他指使传达室里的一位老贫农出身的看门老头，脱下一只布鞋，用鞋底猛抽张仁济的脸，左右开弓，边打边问：“你爬还是不爬？咱贫下中农好欺侮吗？”霎时间，张仁济满脸红肿，满嘴流血。一看别人，大都抱好汉不吃眼前亏的主意，爬在地面上了。 人都变成乌龟了，这是什么时代啊？他茫然。 都是斯斯文文的教书先生。平时，穿着整齐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油光。身上有一些粉笔灰，也要用白毛巾拂一拂。每讲完一节课，回到办公室里，就要用肥皂洗洗手。他们平时对学生说：“同学们，你们要懂得自尊，要维护自己的尊严，也要尊重他人！现在，他们都变成乌龟王八了！一个跟一个地在坑坑洼洼是沙石路上，向马头镇的批斗大会会场爬去。每人身旁，都有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监督。不爬，皮鞋、胶鞋就要触及皮肉了。这是谁的发明创造呢？ 有人叼着黑牌的牙齿松动了。血洒在乌龟们爬过去的路上。张仁济嘴里也流血了。 爬，不能不爬。 这一天，张仁济也记不清自己是怎样爬到马头镇的。从那以后，他觉得自己不是人了。 迫使人变成乌龟的人也失去了人性！ 又一天，张仁济和几个专案审查对象一起学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文件。他们遵命加强政治学习，转变立场，紧跟新形势，彻底悔过自新。大家轮流读学习材料，严肃认真讨论，深刻对照检查。轮到张仁济念《邯郸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念了一句：“九届二中全会是在□主席革命路线指导下召开的……”那个空格应当有个毛字，却不见了。印刷有问题！有人打了小报告，专案组的两个头头气势汹汹地责问张仁济： “你为什么不念毛主席的姓？” 张仁济说：“报纸上有空白，我不好乱念。” 他们断定张仁济有意把毛字擦掉了。任怎么辩白也不行。立即又出了大字报：发现了阶级新动向，坚决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张仁济！张仁济这才清醒：反复多次审查，审查不出历史问题，就该找现行反动了。 果然，张仁济又被传唤到存放体育器材房子旁边的大教室里，斗争大会开始了。主持会议的还是那两个头头。他们逼张仁济老实交待：为什么要抠掉毛主席的姓？不交待，今天就叫他爬出这间教室。 张仁济说：“我真没抠，报纸还在，可以看出来。” 两个头头打了张仁济一顿，一直把他打得不能再翻身，也不能爬行了。后来把他又关回屋里。 学校里，来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张仁济想，工宣队比书呆子们政策水平高，他们是领导阶级，会实事求是吧。他请看管他的学生向工宣队反映。工宣队的人果然把他传去，听他从头到尾交待一遍，又找来那张报纸看看，确实不是人故意抠掉的。又找来几张同一天的报纸，发现有的同样空了一格，有的印得极模糊，看不出来，工宣队的人这才说：“报纸没有印好，都是工人的欠缺，你是知识分子，明知空格里应当是个什么字，你就应该念出来。” 张仁济说：“我怕念错。” “对了吧，你还是有私心！保卫毛主席，还能怕什么呢？” 张仁济记不清他被揪斗、陪斗、审问多少次了。他的左耳朵被揪得红肿，多日不消肿，后已僵化萎缩。他的一口整齐的牙齿，上半连门牙在内被打掉六颗。他的左上肢挠骨被铁棍打断，创口愈合后仍活动不便。 他终究活下来了，而且幸运地结束专案审查——又过关了。只是不算彻底过关。因为革命正在继续深入，他属于群众专政对象，监督劳动。 1970年6月的一天，谢淑珍由大女儿陪送，离开北芦草园胡同，来到丈夫身边。她绝对不曾想过，这就是她和家园的永别。 她早已病魔缠身——严重的慢性肾盂肾炎一直伴着她认真地接受批斗改造，艰难地抚育儿女。她早已枯黄消瘦，精神倦怠 ，常感头晕无力。 夫妻见面这一天，张仁济正在果园里劳动。戴一顶无顶的草帽，光秃秃的头露在阳光下发亮。专案组的人接待她住下，才去通知张仁济：“你老婆来了，回去安排一下吧！”张仁济大步奔跑，草帽圈儿飞了，他不想再要那顶破草帽。 夫妻相见，默默无言，只是定睛察看，一个暗暗叹息：“你老多了！”一个紧张惶恐：“你病了，病不轻，怎么不言语一声呢？”又在这一间小屋里安下了家，他们二十余年所不断向往的宁静小窝儿。他们不谈昨天的事儿。互相不必打听，都能想象出来各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女儿帮爸爸妈妈安好了新家，独自踏上征途，向北转西，到晋北一个农村落户去了。 她来到他的身边，就放心了。病也减轻了似的。她知道，这两年他遭了大罪。自己离开他在北京呆着，就觉得对不起他，那有什么办法呢？守在邯郸，也不能阻止别人斗他，不能给他送一杯水喝！他虽已年过半白，头发也都脱落了，但身子骨还结实，还能做。只要她病好了，就能助他一臂之力，让他把听诊器捡起来，重新研究治疗癌症吧。凭他的意志和毅力，他一定能干出成绩来！ 尿毒症，这时还是使人头痛的疾病。张仁济对治疗此病并未失去信心。他不断安慰妻子，他能治，他会想办法。到八十年代初，张仁济又有了行医的权利和自由时，他就治好了多例尿毒症。《科技日报》等几家报纸上都有报道。比如，北京热电厂有个职工患此症住进医院，治疗无效。尿氮素已到了96个单位（正常值为20个单位），肾功能严重衰竭，已经没救了。该厂有个领导亲自来找张仁济，张仁济回答很痛快：“能治！”病人服了中药，尿氮素很快降到90个单位，以后又降到25个单位；北京崇文区一位50多岁的女性患了此症，几个医院都说没法治了。吃了张仁济开的药，很快好转了。她高兴地送给张仁济一个镜框，镶嵌有“医德高尚，医术绝伦”八个字。张仁济的治疗尿毒症的方法，在他妻子患尿毒症以前就有了。只可惜他现在失去人身自由，一个魔怪，一个幽灵，把他和生命的妻子无形地隔离开了。 谢淑珍病情一天一天恶化，卧床难起了。她的姐姐从北京赶来看她。临走时，张仁济安慰姐姐：“你放心回北京吧。他们会让我照顾淑珍的。过几天，我给你寄鸭蛋去。” 他不想让别的亲人看到这残酷的处境。 总算多给了他一些时间照看病人。这屋里那么穷，连一个痰盂缸都没有。女儿送母亲来的时候，带了一个。想给父母留下，他们都说：“你带去用吧。”张仁济亲手做了一个痰盂盖，女儿拿走了——她添制一件不可缺少的小件日用品，银根也极艰难！要烧煤炉，找不到引火明子……张仁济每天要外出扫垃圾、收拾烂污。就在他们宿舍隔壁一间做过电工小仓库的房子里，堆有许多破烂。学校情况很乱，乱揪，乱斗，乱抄家。这间小屋里有旧书、废纸……张仁济顺便拣了一些回家引火点炉子。都放在床铺下盛劈柴的木箱里。其中有本没有封面、没有书脊、纸页发黄的旧书，字是竖排的。张仁济把这旧书搁在谢淑珍枕头旁，给她吐痰用。张仁济出门去了，谢淑珍又撕过几页当大便纸用…… 全糟了！别人发现，那是一本《毛泽东选集》！大祸又临头了。如果只有张仁济一个人过日子，如果谢淑珍不到卧床难起的地步，他决不需要拣这本书。 专案组的人说，张仁济又跳出来了。这次更猖狂。 追查！他们认定：张仁济是蓄意发泄反革命的仇恨。这是不折不扣的现行反革命行为！若干年以后，清查“文革”中的坏人时才查出这里的一支插曲：他们本来认为这也不是张仁济故意的，顶多算糊涂。但他们迫切需要完成抓一个现行反革命的指标。因为他们曾经上报了一个杀人犯的专案材料。要杀头，公检法也慎重一些。七个法医有六个作出鉴定：该杀人犯杀人证据不确凿，案子被打回来了。专案组不得不另抓一个。张仁济正好撞在他们的刀刃下。为什么倒霉的事儿都落到张仁济头上，难道世上真有活该受罪的人吗？ 夫妻俩又被隔开，分别交待。要害问题是必须找出“早已蓄谋”的证据。张仁济再次被三番五次地乱打。这里必须声明：谢淑珍确实没有挨打，正如在她死后有人宣布的：“没有对她搞逼供，只是几个人在她床边问过几次。”夫妻俩心有灵犀一点通，都知道此事的严重。谢淑珍说：书是她捡回来的，当手纸用也是她的罪过。显然，她不愿意丈夫再受罪了，自己全包揽了。张仁济也明白妻子病重，经不住“车轮战”了，也很痛快地承认：是他拿回书准备点火用，是他撕了几页当手纸。而且，他知道那是什么书，是他有意把封面撕掉，掩人耳目…… 分开追查很快结束。但是，张仁济此英勇举动并未救了谢淑珍。她急、病交加，腹水猛涨，意识朦胧，肌肉抽搐，面部皮肤出现白霜一样的微尘——尿素结晶。张仁济赶到她身边时，只听到她断断续续地哼着：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最后……解放……” 她死了！这一天是1970年10月6日，享年42岁。作为梦想当名医的丈夫张仁济，在向别人诉说她的死因时，莫名其妙地说：她是因为心脏已经浸泡在腹水里淹死的，那腹水里也有尿氮素。这位医生的意识是不是也朦胧了？ 1971年9月19日，掌权者们整理好了张仁济的罪行材料，报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邯郸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张仁济逮捕法办。于1971年9月19日，以污用毛主席著作等犯罪事实，定为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刑期自1971年9月7日至1978年9月7日止。原判认定：张仁济“执意践踏污辱红宝书，借以发泄其反革命阶级仇恨。”张仁济无处申诉，钻进了第七监狱的大铁门。 他，怎么继续活下去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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