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训,亦作家范、家诫、家教,是中国古代所特有的一种典籍。
它是在传统的伦理之上,借助尊长的权威,对子孙族众的道德约束,是古人向后代传播立身治家、为人处世、齐家教子思想文化的载体。它源于古人生活实践,具有强大的教化功能、凝聚功能和综合功能,富有形象性、哲理性和灼人的情感色彩。它不具备法律强制性,但它却具有道德舆论的约束力,比法律有更强的广延性,它能够和可能解决的问题恰恰是法律无法延伸、难以触及的问题。对于加强同族宗亲的认同感,维系家庭秩序和社会稳定,具有非同寻常的作用。
家训的产生,源远流长。我国古代社会是在一个半封闭温暖带大陆繁衍起来的,以农业经济为生存基本手段,保留有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宗法制度,这些因素使中国文化带有强烈的宗法性。宗法文化的特性就是重视血缘关系,强调伦常秩序。于是家训应运而生。虽然在奴隶社会没发现正式的家训之作,但从周朝时期周公教儿子鲁公不要求备于一人,孔子教儿子伯鱼学诗学礼就已能看到古代家训的雏形。两汉时期,新兴的豪族大家通过密切家族联系来扩大社会影响力,
纷纷制定家族或家庭的清规戒律,并采取文献形式。首先出现的是书信形式,如刘邦的《遗太子书》、刘向的《诫子歆书》等,虽然与后来规范性家训之作有一定距离,但也完全不同于训诫活动的家训,它已经由简单单纯的口头训诫落实到书面文献上。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是传统家训的成立时期,内容上不再针对一事或局限于一时,形式上以原则性条文出现。代表作有三国蜀诸葛亮的《诫子书》、东晋陶潜《与子俨等书》等,但或因不传或因过简未能产生什么影响。南北朝时期的《颜氏家训》标志着规范性家训的诞生,是现今可知的第一部系统的封建家训专著,也是历代家训中的经典之作。宋代掀起了写作家训的高潮,代表作有司马光的《家训》、陆游的《放翁家训》、袁采的《袁氏世范》和朱熹的《训蒙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家训除了伦理内容之外,又增加了支配家庭经济关系的规定,反映出宋代封建地主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并在明清两代家训中得到发扬。家训之作在金元时期转入低潮,除郑太和《郑氏规范》外,多不足取。但一进入明朝,家训之作大量增加,
今可知的有关文献90 余部(篇)
,如朱柏庐的《治家格言》、方孝孺的《家仪》、庞尚鹏的《庞氏家训》、姚舜牧的《药言》、袁衷的《庭帏杂录》,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清代不仅传世家训多达60
余部(篇)
,出现了像孙奇逢《孝友堂家规》、傅山《霜红龛家训》、张履祥《张杨园训子语》、曾国藩《曾文正公家训》等具有典型意义和史料价值的作品,还产生了带有总结性质的辑录之作,如张师载《课子随笔》,所辑历代家训文献87
种,为今天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
中国古代家训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百科全书。它蕴含的内容丰富,涉及广泛,大到经邦纬国,朝政军务,内政外交,治学修身;小到家庭生计,居家日常,人际琐事,养生之道等。教育方面涉及到敬祖孝亲、睦族和宗、友待乡邻、爱国急公、教育子弟、居家治生和婚丧嫁娶等;劝谕方面涉及到崇德敦伦、正心端品、饬身立己、循礼安份、谨言慎行、积德行善、诚实有信、谦逊忍让等;禁戒方面涉及到赌博奸淫、忿戾凶横、游荡为非、崇巫礼佛、重利贪谋、结交胥吏、杀生宰牛、吸食鸦片等事项;生活方面涉及到民俗、书法、算术、博弈、博射、医学、投壶、卜筮、琴瑟、遗嘱等。例如《颜氏家训》中将河北江南的风俗,豪门庶族的好尚,做了比较和分析;对于佛教的流行,玄风的复炽,鲜卑语的传播,俗文学的盛兴,都做了较为翔实的记录。再如《袁氏世范·治家》中对高厚垣墙、周密藩篱、防火拒盗、房屋起造、管理仓米、厚遇佃人等治家处世方法也纤悉不遗。这些对于我们研讨祖国丰富的文化遗产,了解当时社会发展状况,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佐证。
中国古代家训具有社会化意义,主要表现在集结后的家训面向全社会来训诫大众,家训之间内容的相互借鉴以及家训与其他训诲文献的交叉融合。这样家范的功用超出了一家一族的范围,成为全社会共同的文化财富。早在唐朝,家训的社会化已经开始。如《颜氏家训》这样的规范性家训,它在社会上广为流传,非颜氏一家所有。再如《太公家教》一类的读物中吸取了前代文献,
如《论语》、《诗经》、《礼记》、《千字文》以及民间俗言谚语。这些家训超越了原来相对单一的训诫对象,摆脱了一家一族人的狭隘圈子,成为社会上广泛使用的启蒙教科书。用明朝人何孟春的一句语来说,也就是“家训非私言”。
中国古代家训极富形象性和哲理性,形象性首先表现在比喻的大量运用上,譬如言择友则有朱、墨、鲍鱼、芝兰之喻,论表里则有春花、松柏之比。将族众比作枝叶、喻为山水。家训的哲理性则体现于格言警语,书中不乏警句,金玉良言,字字药石。如“陈眉公曰:‘富时不俭贫时悔,见时不学用时悔,醉时狂言醒时悔,临时不思事后悔”(姚舜牧《药言》)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诸葛亮《诫子书》)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司马光《训俭示康》)
;“无故而然,其中必有故也,不可不察;言之太甘,其中必苦,尤不可不察”(李惺《冰言补》)
。以及袁衷论士有三品、康熙论为学三功、曾国藩养生有五事、姚舜牧论检验各种能力的各种标尺等等。读着这些情真意切、寓意隽永的忠告之言,令人觉得仿佛正在聆听一位忠厚长者的谆谆教诲,无不闪烁着哲理的灵光。
中国古代家训内容切实,近乎人情。它既有别于大臣的疏谏及官府律条,又有别于规范文体的结构和辞章。家训的作者,不是饱读经书的宿儒,就是久经官场的老臣。这些人入世之深,看人之准,悟理之透,决非普通人所能相比。家训中许多入木三分的分析、切实可行的忠告,在其他类型的文献中是难得一见的。家训的作者通常援引古代史实和切身经历来教诫子孙。如刘邦在《手敕太子》中以切身体验谆谆告诫太子刘盈要刻苦学习、尊敬师长,没有半点伪饰,自然易于为人接受。孟母教子不惜“断机杼”、“三迁择邻”来教育自己的儿子。父母把一生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毫无保留都告诉给儿孙,用古人的话说“,
父欲令子善,唯不能杀身,其余无惜也。”(王 《诫子书》)。
毋庸讳言,中国古代家训中也有许多封建主义糟粕和唯心主义谬说,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如灌输愚忠愚孝、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灌输学而优则仕、光宗耀祖的名位思想;灌输宿命论、报应论和封建迷信思想;灌输免祸保身的处世哲学;实行棍棒主义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明辨的。还如家长中心论和经学说教,成为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工具,常常扼杀人性,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忠君孝祖、惟命是从的奴才,成为中华民族愚昧、保守、自私、落后的原因之一。无疑这应该摒弃,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把我们民族的这份优秀文化遗产就像浴盆里的孩子一样和脏水一起倒掉。
值此中国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急遽转型期,我们面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但是现在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未能有效遏止,那么如何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在中外文化碰撞交流中褒扬中华民族的品格,弘扬民族精神,实现民族复兴,是值得每一位关心民族命运和子女前途的有识之士深思远虑的。对此,历代家训无疑能给我们深刻的启迪。因为古代家训凝聚着前贤的人生体验、学术见解、现实评价和社会理想。特别是那些家训中的佳作名篇,早已从一家一族的训示,繁衍成为全社会、民族的普及性读物,这些人生哲理、处世德行的结晶,直接陶冶着我们的民族精神,锻造着我们的民族性格,形成了我们独特的民族传统。因此,家训是一批值得我们珍视、整理、研究和介绍的民族文化遗产。通过全面挖掘这一珍贵文化遗产,我们从中可以认识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教育、伦理、道德,对于传授知识和进行传统的道德教育乃至构建先进文化将具有一定价值。对于当今处理个人与家庭、社会的关系,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不无借鉴之处,同时对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和道德修养,维护社会安定,促进全社会的精神文明,起到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