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尚任的《桃花扇》与顾诚的《南明史》

孔尚任的《桃花扇》与顾诚的《南明史》

历来谈孔尚任的剧作《桃花扇》，相信孔尚任口中的所谓记实，于是依孔尚任的剧作内容看成是明末清初抗清过程的曲史，好像是真正的兴亡之史实犹在目前。

但是，在1997年，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一部著作──顾诚的《南明史》，此部著作内，揭发了不少史实，和过去吾人被包括孔尚任的《桃花扇》内容及不少史书上所载的史情，真相是那么地不堪。在史学界，顾诚此书之出，引生百分之九十九的赞不绝口，也有指出其内容有不少不够中肯的，但属凤毛麟角。

在不少史料的考证上，有突出之处。顾诚的出名，是在于揭发了李自成的军师李岩并无其人，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及姚雪垠的小说《李自成》里的李岩子虚乌有。而证明了，郭、姚等因为误信伪史及野史而写出缺乏可信度的文章而只有野史程度了。而在此书里，又把上世纪流行的以李自成入北京后，因为背弃农民而致失败，以史料证明李自成到北京，还是立持农民三年不纳粮，而执行了没收官富家财为筹军饷的来源，而反而是没有拉拢士大夫及资产阶级而致失败。此虽掊击甚力，以往各书册里的用教条的口吻来论李自成的失败的，都被一时摧破了。但详思之，实又不然。李自成入北京，到清人攻来而离北京只有二十多天，如果他一入北京，结好士大夫及资产阶级，又没有农民的纳粮，则军费及国用在哪里，如何建立帝制政权。所以李自成之亡，既有清人方面的不利，又有其因要夺权而拉拢农民而放出利多，以致于入京称王后，国用无着落，于是夺有资财者的财产来充国用。再来，就是顾诚谈到的，李自成实没有军略，不知满人才是心头大患，没有备重兵防御。故此才是李自成失败之因。

而顾诚此书，与孔尚任的《桃花扇》的解读上，大有关连。因为，顾诚的《南明史》引经据典，查考出，最为害南明弘光小朝廷的就是『东林－复社』分子。当然，如果依顾诚，一如大多数内陆史学界认为的是所述属实，即，造成了包括了《桃花扇》此剧，即可证实孔尚任是以复社分子的思维及偏见及厚诬为主轴，以复社的立场为立场，故剧中充满了伪史及偏见。因为，顾诚的查考，南明弘光朝，是福王为王。而福王此人，是万历皇帝的爱妃郑贵妃之子。当年，东林党人为了立储应立长一事，大大反对万历帝立福王为皇太子。在明亡之后，江南皇室里，依立长当立的是福王，但是东林复社以其头子钱谦益为首，为了怕福王即位后，要追究万历当年，这些东林党人不支持自己当太子的罪，于是又背反了其在万历年时用立长为名不要立福王的初念，反而想以『立贤』为名，编织了福王的七不可为王的罪名，暗中散播，想立潞王为帝。史可法当日是炙手可热的兵部尚书，原是东林党的门生，不过，他较持平，想出中间的不立福王也不立潞王，而想拥桂王为帝，于是去见当时的拥兵实权的马士英，而还把手书有关众人所传言福王七不可立的亲笔交给了马士英，马士英初无定见而认为无不可，但是福王听到有对于自己不利的消息，找了其原信任的太监出面找上了四镇军阀（刘良佐、高杰、刘泽清、黄得功）支持，马士英得知手下都支持了福王，于是表态上书及迎立了福王，造成事实。而那封亲书福王不可立七罪的史可法手书则因在马士英手上，史可法心不安，于是上书出镇淮阳去了。自此包含武昌的军阀左良玉在内共五镇的跋扈，只会内斗，是弘光朝覆亡的原因。顾诚的《南明史》内，指斥东林及复社分子的误国，以致于让军阀兴起，弘光朝失败。

而这些东林复社分子，在各种记载上找替死鬼，以污蔑马士英及阮大铖的误国来向历史搪塞弘光朝灭亡的史实，都是过份而与真相不合。顾诚在《南明史》里查考出，马士英虽有小节之失，但大节无亏，算是比那些东林复社分子高尚得多。而阮大铖的蒙寃，被以像秦桧指岳飞的『莫须有』的罪名一定要污蔑他是亲魏忠贤的分子。其实，像是这一部份，前人也有论及到明末清初的东林复社党争的一些污浊内情，如谢国祯的《明季之际党社运动考》内，也有一些披露。其实，像是《明史》就是东林复社分子修的，内容也有不少涉及党争处的乱入异己者之罪的胡写之处。此所以，论学如一味只知抄古籍，成了抄书匠，不几成为别人的陷害忠良的幚凶了。如果，从顾诚《南明史》此一角度来看，孔尚任的《桃花扇》不乃是部谤史了。是耶，非耶，有志从事于此剧者，是该不以孔尚任的口为口，而要针对此一反应弘光朝的曲史，要从历史真相上好好查考，不要当了前人的毁谤的工具，学者反而自弃而成了路人之质。凡要谈孔尚任的《桃花扇》的曲史内情的真伪，岂不是得先有具有史才及史识，始可言此一曲史吗。（刘有恒，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