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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阳志平
艺术无非是制作一种形式，将生命装在里面；作家无非是创作一个世界，用自己的规则来搭建，有些作家搭建世界时，习惯从一个又一个俗词开始，而有些作家则习惯拼接一张又一张卡片。俗词是概念、套话、冗语；卡片则是印象、情绪、生命。 如果要评选一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纳博科夫必然当选。他是那类作家中的作家，才华横溢，公认文体大家。海明威对纳博科夫来说，不过是写书给小孩子看的作家；福克纳、加缪、艾略特不值一提；庞德肯定算二流诗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一位煽情作家，既笨拙又粗俗。纳博科夫一生特立独行：“我不属于任何俱乐部或团体，我不钓鱼，不烹饪，不跳舞，不吹捧同行，不签名售书，不签署宣言，不酗酒，不上教堂，不做心理治疗，不参加示威游行。” 同样，如果要评选一位二十世纪最热爱卡片的作家，非纳博科夫莫属。 就是这样一位超一流作家，在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几次采访里，毫不掩饰自己对卡片的偏爱。试看三例： 纳博科夫在与采访过众多诺贝尔奖文学奖得主的《巴黎评论》聊天时，同样提到了卡片写作： 《纳博科夫传》开卷甚至收录了数十幅他使用卡片写作的照片。不仅纳博科夫热爱卡片，钱钟书也如此。 1948 年，与钱同时代的夏承焘在《天风阁学词日记》中写道：“阅钱钟书《谈艺录》，博闻强记，殊堪爱佩。但疑其书乃积卡片而成，取证稠叠，无优游不迫之致。近人著书每多此病。” 夏承焘批评钱钟书著作，累积卡片而成，这是不了解钱钟书治学取向与写作背后的认知科学原理。 钱钟书善于从笔记小说、诗词中取证据与正典映照。他的笔记从来断断续续， 不注重所谓思维体系，更注重鲜活证据，一生积累卡片或读书笔记近十万张，所以他曾言道：“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末，而又探末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者是矣。”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管锥编》作为二十世纪人文巅峰 之作，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从数万张卡片中精挑细选而成的目录书。今日世人只知钱 钟书，当时瞧不上卡片写作的一代词宗夏承焘却已无人听闻，侧面验证了钱钟书的 观点：体系会随时间而崩溃，鲜活证据却永存世间。 纳博科夫们这类超一流作家为什么偏爱使用卡片来写作？卡片写作背后的认知科学原理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一位作家写作的基本流程来梳理：阅读、写作与修改。 首先，用卡片来组织阅读心得，能帮助作家们更好地记忆；其次，用卡片来写作，能够帮助作家们提升创意密度；最后，基于卡片修改文章，能够改善作家们的远距联想能力。 首先，为什么写读书卡片或者读书笔记，会更容易提升记忆？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在这里，需要介绍认知科学最新研究进展，超出多数人常识的一个原理：必要 难度。 如果我们将人的大脑粗陋地比喻为一块硬盘。假设你的每次记忆，都是往这块硬盘中写入内容。我们可以近似地将人的记忆想象成无限容量，但是这些硬盘上的资讯会相互竞争。人的记忆有两种基本机制：存储与提取。近些年来，认知科学研究区分了人们记忆竞争时的两种不同类型：存储优势( storage strength )和提取优势( retrieval strength )。以前，人们常识以为，记得越快就是学习效果越好。简而言之，存储越容易，提取就会越快。但是近些年，最新实验发现了与常识相反的结论：存储与提取负相关。 也就是说，存入记忆容易，提取出来会不容易；反之，如果你有些吃力地存入， 那么，提取会更顺畅。比如，我们的常识是要在课堂上记笔记。但是必要难度原理建议，别在课堂上记笔记，老师边讲边记笔记，你会听得太明白，写入太容易，但是大脑那块硬盘未来会不易提取出来。过些日子，多数遗忘。反之，如果我们略微增加一下写入难度，比如晚上回到宿舍或者第二天再写笔记，这样未来提取会更容易。也就是，你有些困难地存入，会记得更好并真正学会。 卡片笔记这种方式，帮助了纳博科夫与钱钟书们更好地记忆。杨绛就曾写道： 钱钟书、纳博科夫这类超一流作家，无不是通过自我修炼，无意中掌握了必要难度原理。所以，他们往往不会当时写笔记，而是时隔几个小时左右，再回去默写读书笔记或者写日记。在 2013 年，认知心理学家们联合审查了十项流行的学习技术。 他们发现不少普遍流行的学习方法，如概述材料、标记、关键词助记、图像辅助学习、重读，仅在特定情境下有效，或者效果很差。相反，基于卡片的记忆回放方法，对不同年龄、不同情景都普遍有效。纳博科夫曾说过：“我是一个记忆力很差但热衷于记忆的人；我可以非常清晰地回想起景色、姿势、语调，以及无数的具体细节，但记不住姓名和数字。” 其次，用卡片来写作，为什么能够帮助作家改善创意密度？这是善用了大脑的特点。一般作家会摊开一个长长的 Word 文档，纳博科夫眼前则是小卡片。同样的心力， 前者会将其分散到三千字上，后者则聚集在更少内容上，创意密度更大，所以纳博科夫的文章常常妙语连珠。 纳博科夫认为：“每一代很少有两三个真正的一流作家同时存在。”超一流作家普遍意识到同一历史周期，只能诞生有限数量的天才。天才是什么？对纳博科夫来说， 天才必须用俄语来发音 —— geniy，发音低沉，充满敬畏之意。因此，他们“仔细研究历史上对手的作品，包括上帝的作品”,将自己的才华与心力压缩到一张小小的卡片中；与之相反，平庸作家则挥霍才华，将原本一张卡片的内容，稀释到一本又一本书上。 作家拖稿，举世公认。阿兰·德波顿曾说：“当作家无所谓文章写得好不好，而是怕交不出稿子时，他们才开始动笔。”如果作家启动写作的思路有“我要写一本书”与“我要写好一张卡片”。那么显然，两者的认知负荷大不一样，后者更容易打破行为瘫痪，避免写作拖延。 最后是修改。作家如建筑师，用词汇去设计斑斓多彩和形式各异的建筑。当你将作家理解为建筑师，你就明白，为何每次盖房子，比起从水泥等粗活干起，直接用预制材料来搭房子会更快更稳。普通人每次写作在干粗活，纳博科夫等则是拼接卡片。我们的大脑，一方面先天具备贪婪的模式处理能力，当看到一幅未完成的、缺了一条边的正方形，我们会试图补上；然而另一方面，创作性却常在于远距联想能力。好作家应当创作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纳博科夫如是说：“想象是记忆的一种形式。意象取决于联想的力量，联想则由记忆提供和促动。”所以大脑的模式处理能力与创意需要的远距联想能力，构成了写作的基本矛盾。 当纳博科夫修改稿件时，打乱不同卡片顺序，在玩一个以卡片为基础的拼图游戏，而常人修改稿件时，还是在一个词汇、一个句子地修改。相对一般写作者来说， 纳博科夫们从词汇到卡片，再一次，激发了远距联想能力的可能性。 所有上述认知科学原理，包括必要难度、创意密度与远距联想能力，都反映了 认知科学的一个基本原理：组块。在认知科学中，为了方便记忆，我们把一些需要记 忆的东西加以分类或加工使之成为一个小的整体，就称之为组块。相对传统写作的“词汇”、“段落”来说，卡片就是更大、更便于记忆、更有意义的一个组块。对它进行 记忆、创作与修改，而非对最原始的词汇进行记忆、创作与修改，是超一流作家普遍掌握的写作秘笈。 超一流作家偏爱卡片，习惯同样来之不易。在纳博科夫年轻时，他像每一位青年作家一样，只是用练习本写。当他38岁开始写《天赋》( The Gift )时，突然开悟了， 改用卡片写作。 钱钟书则是在牛津读书时养成类似的习惯。因为牛津图书馆的图书向来不外借。 在那里读书，只能携带笔记本和铅笔，书上还不能留下任何痕迹，只能边读边记或 者回去后默想。 相对纳博科夫和钱钟书的时代，如今变化的是写作的外在条件。我们今天较少使用纸笔书写，但是卡片背后的认知科学原理没有变化。卡片发展至今，出现了很多变式。比如，今天我们可以使用手机摄像头来扫描读书卡片，然后将扫描件保存在 Evernote 中；我们也可以将日常看到的素材收集在 Evernote 中，然后以卡片视图来管理；我们还可以使用专业写作软件 Scrivener 的卡片模式，改善写作效率；我们更可以将日常的写作素材发在公开或者隐私的微博、Twitter 上。 作为抗拒，我们可以将社交媒体从噪音接收器变为写作的素材记录工具。只转发、记录有质量的资讯，未来写作可以引用的素材。你甚至可以像我一样，开始一个新的习惯：一个人的 Twitter。只向自己与家人开放的 Twitter，它仅仅是一个记忆外部化的工具。在那里，我可以随时随地肆无忌惮地进行记忆外部化。重新回归初心：想到什么，记下什么。 它既不是“社交”,也不是“媒体”，它只是一个向纳博科夫致敬，仅供自己一个人使用的“外部记忆库”，用来积累脑中不断闪过的灵感。 此外，每位卡片上万的超一流作家背后，必有一位默默整理卡片的人。正如杨绛之于钱钟书，薇拉之于纳博科夫。 杨绛与钱钟书，薇拉与纳博科夫。棋逢对手、一生坚守。不同文化，同样一个关 乎爱与创造力的故事。正如低调的钱钟书在《写在人生边上》扉页用“赠予季康”来表达对杨绛的爱一样，纳博科夫能做的就是，在一生每本书的扉页写上：献给薇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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