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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情趣就像禾苗一样，加之阳光雨露则能健康成长。然而说易行难，诸多今人眼中逆性而为的举动在躬身实践中又是何等艰难！曾国藩亦不例外。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曾国藩制定了严格的修身计划，曰“日课十二条”。 一、主静：无事时整齐严肃，心如止水；应事时专一不杂，心无旁骛。 二、静坐：每日须静坐，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时即起，绝不恋床。 四、读书不二：书未看完，绝不翻看其他，每日须读十页。 五、读史：每日至少读二十三史十页，即使有事亦不间断。 六、谨言：出言谨慎，时时以“祸从口出”为念。 七、养气：气藏丹田，修身养性。 八、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随时将自己当作养病之人。 九、日知其所亡：每日记下茶余偶谈一篇，分为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 十、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不可一味耽搁，否则最易溺心丧志。 十一、作字：早饭后习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皆作为功课看待，绝不留待次日。 十二、夜不出门：临功疲神，切戒切戒！ 对于现如今浮躁喧嚣的社会而言，一代能人曾国藩的“主静、静坐、谨言、养气、保身”于我们甚是苛刻至极。人非圣贤，孰能无欲，孰能无劣根性，可对于他，克服自我却是孜孜不倦的毕生修为。第一条是“主静”。计划中规定“无事时整齐严肃，心如止水”，曾国藩的实际行动又是怎样呢？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二十四日，京城忽然刮起大风，这样恶劣的天气曾国藩仍不能待在家中，其日记中记载，“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这难免是对其坚卓之志的沉重打击。曾国藩内疚之心溢于言表：“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则此册直盗名之具也。既不痛改旧习，则何必写此册？” 曾国藩在京城居翰林之位，主要做的事情便是读书。读书是非常艰苦的事情，想真正深入研读的确需做到“心无旁骛”。曾国藩的读书状态又是怎样呢？他在日记中记录了研读《易经》时的情形：“丹黄几十页书，如勉强当差一样，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这样浮躁的心境下读书效果可想而知，每日“不知心忙什么”，不仅研治《易经》一无所得，甚至连白文都不能背诵。 第二条是“静坐”。曾国藩本打算用功读书，韬光养晦，实际行动却总是慵懒怠忽，“因循过日”，日记往往无可记录，四十多天“日日玩憩”。这种状态使曾国藩时感空虚，晚上回到寓所将自己历历在目。曾国藩身居翰林，谈学论道乃常有之事，而其往往强言争辩，“词气虚骄”之态溢于言表。曾国藩的好朋友为此没少吃苦头。据曾国藩日记记载，一次，他与好友为学业争论起来，反省云：“彼此持论不合，反复辩诘。余内有矜气，自是特甚，反疑别人不虚心，何以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也？”此种情形在其日记时有反映。 第六条是“谨言”。争强好胜之心，有作为的年轻人常常有之。这对饱读诗书、春风得意的翰林公曾国藩来讲，亦不例外。曾国藩自己也承认，“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每当晚上回到寓所，面对“谨言”课程时，他往往愧疚不已：白天“总是话过多”“言多尖刻，惹人厌烦”情形 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之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曾麟书回乡后仍放心不下，专门写信嘱咐儿子“保身三要”，即节劳、节欲、节饮食。曾国藩为戒妄语付出了艰苦努力。 第七条是“养气”。今人眼中的曾国藩是“理学名臣”之典范。过去史家在评论历史人物时，往往为突出其政治属性，将这些人物简而化之为冷冰冰的面孔，对曾国藩的评价便是极好一例。曾国藩无疑是理学家，恪守着“存天理，灭人欲”的信条。后世史家往往由此出发，忽略曾国藩和其他男人一样，有着七情六欲的另一面。曾国藩笃信理学，并未纳妾，且妻子欧阳氏经常患病，因此格外羡慕姬妾成群的同僚。 不过在第八条保身一条,曾国藩终于有所突破。曾国藩出世于湖南，深受湖湘文化“经世”学派影响，对当时流行的鸦片烟毒深恶痛绝。然而，他却有抽水烟袋的嗜好。为“保身”计，曾国藩意识到“吃烟太多，故致困乏”的危害，决心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开始戒烟。曾国藩平素吸烟成瘾，甫一戒烟，承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戒烟初期，曾国藩时感六神无主，精神恍惚，犹如婴儿断乳般难受。他一方面告诫自己断不能复吸，另一方面拼命找朋友下棋或聊天，防止戒烟失败。关于这一段痛苦经历，他在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即宜守规敬事，乃闲谈荒功，又溺情于弈。归后数时，不一振刷，读书悠忽，自弃至矣。乃以初戒吃烟，如失乳彷徨，存一番自恕底意思。由上可见，曾国藩的修身实践艰难异常，始终徘徊于同本心欲望斗争的困境。然而正是在立定大志的前提下，他才能够“截断根缘，誓与血战”，成就后来的一番伟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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