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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点击标题下方蓝字（人卫中医）快速关注 作者/陈可冀 周文泉 编辑/剑怡可乐 孔烈 【小编按】清朝皇上的朱批（谕）太有爱了（已标红）。 ------------------------------------ 御医，又称太医，因其主要在宫中为皇家诊治疾病而闻名。由于接近当时统治者，加之宫闱森严，以及历史的种种原因，人们对御医了解甚少，久而存有许多揣测。以往有“翰林院文章，太医院药方”的传闻，认为御医处方平平，应景而已，人情练达为主，疗效尚在其次；也有“太医难当”之说，“伴君如伴虎”，以致历代不少医家均因此借故不应诏来京；尚有认为御医在君王左右，地位至尊至荣者。 清代，宫廷内部明争暗斗激烈，政治风云诸多变幻，帝后之死因不明者多，因之御医与政治的关联也引起研究者之兴趣。凡此种种，均表明了人们对御医的关注。 我们在进行清代宫廷医疗经验的整理研究中，发现不少清代皇帝有关医药的朱批和朱谕，这些珍贵之原始档案资料，有助于讨论和研究宫中御医的诸种情况。从这些朱批（谕）中，看“太医难当”是有道理的。 宫中治病，皇家对于疗效至为强调，倘治疗效果欠佳，皇帝常予以严词申斥，甚至惩处；反之，若疗效满意，亦褒奖有加。如乾隆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皇帝对太医院院使刘裕铎治疗简亲王泄泻的朱批，便是一例： 五月二十九日，院使刘裕铎谨奏奉旨看得简亲王，原系湿热伤脾泄泻日久之症，以致口疮糜痛，肚腹泄泻，日更衣六七次，形瘦食少，四肢浮肿，脉息微弱。年老病大，服过保元、异功、理中等汤，泄泻时减时复。自交夏至以来，胃气日衰，饮食益减，其症可畏。今仍用理中汤加减，竭力调治。谨此奏闻。 加减理中汤 人参五钱，白术五钱，土炒，炮姜二钱，附子二钱，制茯苓三钱，白豆蔻二钱，煨甘草三钱，去心 简亲王，原封济尔哈朗，次后爵位相袭，至乾隆朝，袭爵者为济尔哈朗弟费杨武之曾孙德沛（按，德沛于乾隆十七年死，故此奏折或为该年事）。德沛操履厚重，深得乾隆赏识，故对其病情至为关切，在病情奏折上朱批：“知道了。夏至已（以）前就该治好了，钦此。”考若奏折为乾隆十七年，夏至当是五月初十，而朱批时间业已五月二十九日，病情迁延不愈，皇上大为不满，埋怨之心已有表露。 尤有甚者，对于疗效不著者，更有诸多申斥，朱批亦辄恶语相加。如康熙四十五年八月十八日，太医院御医刘声芳、李德聪，奏治正黄旗包衣、护军参领莫尔洪之暑湿伤气下痢病，病势缠绵，恐成“关格”证，改用升阳益胃汤治疗之奏折，康熙帝朱批：“尔等皆因医学粗浅之故，所以往往不能救人。” 乾隆皇帝亦常申斥御医，如乾隆二十年，太医院院使刘裕铎（小编按：又是他）治疗侍卫内大臣伯依勒慎“伤寒发疹之症”，“由毒热内盛，以致谵语，舌苔焦黑，六脉细小，病势危险”而急奏皇上。总管王常贵奏过后，乾隆帝极为不满，朱批：“交给他们一个病就治坏了，你提防着点，着他去守着看，钦此。” 光绪皇帝，身体孱弱，诸病缠身，御医治疗，颇感棘手。光绪本人求愈心切，每每大发雷霆，其谕示病情之时，对御医尤多申斥。如光绪三十三年之光绪病原（病情记录）中有“药饵无效。以上各病究竟能治与否，开方时当明言之，勿得草草仅开数味无关紧要之药，以图塞责”及“须切实想法速治，勿得延误”等语，显系对疗效不著十分不满。又如：“所用之药，非但无效，而且转增诸恙，似乎药与病总不相符，每次看病匆匆顷刻之间，岂能将病情详细推敲，不过敷衍了事而已，素号名医，何得如此草率?！仍当尽心设法，务俾见愈。”申斥之余，仍要速效。 尤甚者，光绪三十四年病原中谕示：“……寸效毫无……名医伎俩，仅止如此，亦可叹矣!”此类恶语，比比皆是。足证光绪求愈心情之迫切，亦说明宫中御医治病疗效不佳时，所受申斥之严厉。显然，宫中对于治病疗效特别强调，御医治疗时不能敷衍从事。 当然，如果疗效满意，皇帝亦褒奖有加，以资鼓励。雍正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治疗内大臣侯陈泰病“伤寒”奏折及朱批可见一斑。奏折上说：“三月二十三日，光禄寺卿臣冀楝、御医臣刘裕铎谨奏：雍正七年正月十三日，奉旨看内大臣侯陈泰，原系伤寒发癍之症，服过益气、化癍、温胆等汤，今已全好。谨此奏闻。”皇上的朱批是：“陈泰病症难为，冀楝、刘裕铎医治，着各赏记录一次，钦此。”记录一次，即记功一次，自然有助于日后的晋升。 不惟如此，御医辨证施方也常常受皇帝的干涉。清代不少皇帝对医药抱有兴趣。姑且不论其水平如何，却常指挥御医辨证处方，而御医纵有高明的医术，仍得遵旨行事，倘有异议，皇帝便动以声色，从而给治疗增添不少困难。 康熙五十一年，正黄旗四等侍卫布勒苏患病，御医诊为“狂病”，康熙帝否认，批道：“非良医也。恐非疯狂，钦此钦遵。”并派太医院左院判黄运、御医霍桂芳于八月五日再去诊视，后回奏有：“向他探问，其口出胡话，言有人持刀砍他，用枪刺他，欲向他索取银两”以及“问其弟护军柴吉木，其言许多日皆言此语”等文，黄运等认为属“肝经积热，痰气结于心包，以致语言错乱，病似疯狂之症”。康熙帝见奏大怒，遂朱批：“此劣等大夫们知道什么!”此例以其症状表现，当属癫狂类病，而康熙帝主观臆断，否认御医诊断，御医虽有异议，亦不敢不遵圣旨。 在诊断方面如是，治疗方面，朱批中议论更多。如康熙四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御医张献、刘声芳治疗武英殿赫世亨病的奏折上朱批：“理气健脾丸药，有补脾助消化之效，着每日早晨将一钱药以小米汤同服下，想必有益。着由御药房取药试服。除此之外，禁止服用其它补药及人参等。”自然，病后调脾及防止滥用人参均有合理之处，但其谕示不合医理，御医又安敢不遵旨照办。 光绪皇帝常以知医自诩，每于“上交病原”之中，谕示对其本人病症之治疗办法。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初十他批曰：“总之，气（身）体素虚不受补剂，补之徒助上热，清之又碍下元，其详细斟酌，务令下元实而上热退，方可愈也。”斯时，光绪之病势已十分沉重，“治疗多有掣肘”（医案中语），而其本人又常自作主张，致使御医无所适从。 尤甚者，对药物选择亦时有朱谕：“若常用热剂一味峻补，恐前所发之恙复见于今。尚宜斟酌立方，如生地、元参、菊花、桑叶、竹茹等清凉养阴之品，每日稍佐二三味，以防浮热时常上溢。”据以后脉案载，御医用药即每多施用光绪所示诸品，可见其谕示御医必须恪守。 有时其谕示论述特多，御医更茫然不知所措。如光绪谕示：“总论以上诸症，似非峻补不可。然禀赋本系上盛下虚，素有浮热。多服补剂惟上焦虚火更盛，而下部之虚弱并不能愈。用药总宜于补益剂中，稍佐以养阴泻火之品，俾虚热渐渐下引，兼实下焦为合宜。”据脉案得知光绪帝患有结核、遗精、肠胃病、严重神经官能症等疾患，身体极弱，兼以腰胯疼痛日剧，行动困难。御医治疗深感棘手，而治疗用药又时常受光绪之牵制。因之，治疗能获小效，延续其生命，实属不易。真是太医难当。 由于御医属皇家之私有，服务于宫中，所以一切活动都得听从皇家安排，甚至给大臣看病也得经皇帝批准。凡王公大臣等患病想请御医诊治，应先奏明皇帝允许后，御医遵旨往诊。其治疗情况，御医亦得及时禀奏，治疗效果，更当详报，如病家有所赏赐或馈赠，尤应奏明，听候皇上谕示，不得私自受纳。 如乾隆十五年六月初三日，太医院御医陈止敬，奉旨为世子成衮扎布诊病的奏折：“奉旨看得世子成衮扎布病，系咳嗽喘息，不能仰卧，形瘦食少，牙疳腿疼等症。服过滋燥、舒筋、拈痛等汤及二妙丸，诸症俱好，惟腿膝酸软，步履无力，常服虎骨木瓜丸调理。给臣缎四匹、马五匹。臣不敢收。谨此奏闻。”乾隆皇帝的朱批是：“缎马不必收，钦此。” 再如，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太医院吏目、大方脉崔生伟奉旨，前往都尔伯忒看扎萨衮贝子丹珠尔病，治愈返归时，曾受赏“银子五十两”，崔“未敢擅收”而奏明皇上，乾隆朱批：“银子不必接他的，钦此。”类似朱批颇多。之所以不许御医受纳，主要在于表明御医是属皇家私有，皇帝派出御医为属臣治病，乃是皇帝的恩典，因之，不能谢御医，而当感谢圣上的“隆恩”。 话又说回来，虽然，御医经常挨皇上骂，但并非水平不高，他们负有保护皇家健康之重任，故宫中对其医术亦有较高的要求。其应诏入宫者，皆是各省督抚举荐之名医，部分太医院培养者，亦因从师于高手而具一定水平。这不仅可从皇帝朱谕中有“素号名医”、“名医伎俩”等语中看出来，从皇帝征荐名医的谕示亦可得到证明。 如雍正皇帝为征荐地方名医，曾亲笔谕示各省督抚大员：“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透修养之人……倘遇缘访得时，必委曲开道，令其乐从方好。不可迫之以势，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伏侍送至京城，朕有用处。竭力代朕访求之，不必存疑难之怀；便荐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试用之道。如闻有他省之人，可速将姓名来历密奏以闻，朕再传谕该督抚访查。不可视为具文从事，以留神博闻广访，以副朕意，慎密为之。”这个朱谕，雍正皇帝竟亲笔写了八道，可见其心情之急切。 另如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光绪病重，亦曾电谕全国，广征名医：“六月十三日军械大臣口传奉旨，着将陈秉钧等每日请得脉案钞给军械大臣、御前大臣、各院部衙门，并各省将军都统、督抚等关看。如知有精通医学之人，迅即保荐来京。钦此。” 又如：“着各省将军、督抚，遴选精通医学之人，无论有无官职，迅速保送来京，以候侍诊。如能奏效，当予以不次之赏。其原保之将军、督抚，并一体加恩，特此通谕知之。”亦是一再敦促各省举荐名医。 同样，从御医所书写的脉案及记录的治疗效果分析，他们确实具较高水平。特别是宫中治病强调疗效，御医治病又有遵旨施方之苦衷，在此情况下，尚须收较好之治疗效果，足资证明，御医应是医理精深、疗效显著之高手。当然，御医也确实难当。 【本文选自陈可冀院士主编的《清代宫廷医话》，由人卫中医编辑整理，转载请注明出处】 【回复“目录”查看往期所有文章目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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