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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课| 略萨:一个作家的证词

 洒金谷365 2015-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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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 点亮生活 』





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对于我个人来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萨特。萨特是哲学家、思想家,同时也是作家,长、短篇小说家,杂文家。当然,萨特首先是一位哲学家,他的作品不仅在法国,甚至在整个欧洲以及拉丁美洲都曾盛极一时。我提到萨特,是因为他的文学观点对我影响巨大,甚至对我们那一代拉美人都影响巨大。


萨特告诉我们什么呢?在他的一本书中——这本书对于当时刚上大学的我来说简直就是一本《圣经》,它就是《什么是文学》,法语书名是《种种境况》第二卷——在这本书中,他说,文学应该负有社会责任;文学不应该脱离对社会和政治的关怀;文学是一种关切。我总是记得书中的一句话:话语即行动。通过话语,我们可以对历史采取行动,影响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引导历史。我们写作,绝非为了什么都不说;我们写作,绝非为了讲述马拉美所说的那种“响亮的空洞”。我们写作,为的是让人们意识到他们生活中的问题;为的是激励他们采取行动,促使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得以解决;如果我们意识到现实是糟糕的,我们写作,就是为了让我们认识到自己有能力改变这种糟糕的现实。


那时,对于我这样一个南美青年来说,萨特的思想是非常振奋人心的。首先,它让我感觉到文学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可能我们生活在一个没什么人读书的国家,人们的经济、社会、文化地位存在着巨大差异,但投身写作并不是背离现实,而是以一种批判的、富有创造性的方式面对现实,因为文学是一种行动的方式。


我认为,我最早的作品,特别是最早的小说作品,受萨特思想的影响很深。那是一些介入现实的小说,涉及社会问题,例如独裁问题,军事独裁问题,以及这种政体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造成的影响。


或许很久以后我们回过头来看,小说中的思想并没有完全嵌入到现实之中,但这并不是因为文学对历史没有产生影响,绝非如此,而是因为文学对历史的影响是无法预测的,并不是我们怎样写,就一定能在读者中产生怎样的反应,不可能像数学计算一样。面对同样的情节、同样的描写,读者的反应是千差万别的。但有一点我能肯定,这也是当我还是大学生时我对文学的理解,那就是,文学的确会在生活中留下印记,文学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文学是深刻的,如果文学反映了真实的社会问题,如果文学以某种方式展示、表达了人类的生存条件以及人性的丰富,那么这样的文学就会在生活中留下印记,就会教育人类的情感,激发人类的想象力,让读者面对世界、面对现实时能够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特别是让我们明白,现实是糟糕的。一个国家可能已经很发达,很进步,但永远不可能好到能完全达到我们所憧憬、所梦想、所盼望、所期待的高度。我相信,我们想象中的那个世界永远会超过现实的世界。正是我们的那份不安和不满激发了我们对世界的批判态度。批判的态度是什么?它是变革、改变和进步的动力。


那个时候,我还受到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严格意义上说,这个影响更多是文学上,而非哲学上的。那时,美国文学不只在拉丁美洲,甚至在整个世界都影响巨大。那个时代是海明威、福克纳、多斯·帕索斯的时代,他们对我们影响深远。比如,正是他们让我看到了文学的形式是何等丰富多彩。特别是威廉·福克纳。威廉·福克纳是一位美国南部的作家,他所描绘的社会现实同拉丁美洲非常相似。在美国南部,曾经同时存在着两个社会,有时相安无事、有时相互冲突的两个社会,一个是白人的社会,一个是黑人的社会。到处充斥着歧视和不平等,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同样,在秘鲁玻利维亚等一些安第斯地区,也共存着两个社会,他们之间有时可以交流,有时又剑拔弩张,同样也存在着巨大的文化、经济、社会的不平等。为了描绘这样一个南部的世界,一个典型的南方世界,福克纳创造了一种极其丰富的文学技巧和手段,极富原创性,生动多彩。这种文学技巧和语言密切相关。他的语言丰富多彩,富有韵律,热情奔放,形成一种文字节奏,营造出一个独特的现实、一种巨大的快感、一种丰富的色彩和一种深层的心理描写。同时,在福克纳的小说中,时间和视角都是精心安排的。故事总是由不同的叙述者讲述,你来我往,仿佛不断交换着见证的权利。福克纳是第一位我阅读时需要随时拿着铅笔和纸的作家,他的作品就像一场结构和叙事盛宴。我不只阅读并享受他的小说,而且还从中学习小说的叙述技巧。


尽管还有很多作家对我有所影响,但如果让我选择两个对我最为重要的作家,那么我会选择萨特和福克纳,因为萨特的文学思想对我影响至深,而福克纳则在叙述技巧、复杂而多样的结构方面堪称大师,这样的结构在描绘秘鲁现实世界的复杂和多样时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我相信,我最初的作品,也就是最初那些讲述统治者的小说,例如我的第一部小说《城市与狗》,还有小说《绿房子》,以及有关独裁时期的小说《酒吧长谈》,这些作品都非常明显地受到我所谈及的那两位作家的影响。


我的作品,从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经历了一次很大的转折。我想,因为受到萨特的影响,我曾一直对在文学作品中使用幽默有所保留。我曾认为严肃文学不允许微笑,更不允许哈哈大笑,它应该是严肃的。萨特,或许大家都知道,也都读过他的作品,他是一个有个性并且很聪明的人,但他在写作时,是绝对不受幽默的影响的。在他众多的作品中——他的作品大概有几十部之多——没有一点笑的痕迹,甚至连一个微笑都没有。于是,我们这些萨特的读者,就愚蠢地妄下结论,认为好的文学不应该让人发笑。


一直到《酒吧长谈》之前,我的所有作品都很严肃。我想,这种严肃要归功于萨特的思想。但突然有一天,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我想讲一个故事,一心试图严肃地去讲这个故事,但却发现根本不可能。我发现,如果我用严肃的方式去讲这个故事,那么没人会相信它,大家会觉得它是虚假的、编造的、不真实的。如果想让这个故事有说服力,如果想让它说服读者,那么就需要笑,需要微笑,甚至需要捧腹大笑。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我去秘鲁的热带丛林旅行时,发现军队建立了一种系统,劳军女郎系统。所谓劳军女郎,就是军队带到边境军营或偏远军营的一些小姑娘,目的是——我们怎么说才能不太粗俗呢——目的是安抚一下我们那些祖国保卫者的焦虑吧。就这样,他们创建了这种劳军女郎服务。但这引起了周围很多村民的反感和嫉恨,因为他们常常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劳军女郎进入军营,而后又离开军营,可自己却享受不到这种服务。这个故事吸引我的地方就是,想象一下,军队会派一个什么样的军官担任组建劳军女郎服务系统的工作呢?我在军校呆过两年,大概清楚军队里面是怎样一个体系。我很好奇,军队会派一个什么样的军官呢?他们肯定得找一个军需官,因为找个游击队员或者步兵肯定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只有军需官才更擅长解决这类问题。想必他们找了一个极为正派、极为大公无私的人。这个军官会遇到怎样的问题呢?他又会如何组建这个服务体系呢?对这些问题展开思考和想象后,我就构思好了这个故事。


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故事我开始写的时候,曾试图用严肃的方式来写,然后我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之后没多久,我就发现了文学中幽默的力量。于是,我就写下了《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这部小说,这本书也已经被翻译成中文。一本能让人发笑的小说是什么样的呢?它应该是一本幽默的小说,一本充满幽默感的小说,一本饱含着一种浓墨重彩的幽默的小说,一本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闹剧的小说。


这对于我而言,是一次全新的体验,因为我之前作为作家从未尝试过幽默,这就好像发现了一种新的玩具一样。从此以后,幽默总是出现在我的作品之中。正是从《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的这次创作经验之后,我的文学创作被极大地丰富了,因为其中加入了一个非常富饶的元素,那就是幽默的元素。


在创作《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之后不久,我又写了另一部小说,那就是《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在这部小说中,幽默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在这部小说里,文学成了一个核心主题,也就是说,幻想和想象成为了主题。就像我的很多作品一样,这部小说是基于我的个人经历创作的。上大学时,我曾在利马的一家广播电台当记者。距离我工作的电台很近的地方有另一家电台,后者因其广播剧而闻名。广播剧就是一种在广播中播出的小说。在这家电台,我认识了一位玻利维亚作家,这是我认识的第一位专业作家。他是这家电台雇来写广播剧的。


所谓广播剧,一般是一些跌宕起伏的故事,情感夸张,试图挖掘人类所有可能的激情,特别是恐惧、情感与理智的斗争等。当时,我很喜欢从我工作的电台跑到旁边的电台去,看演员们录制一部又一部的广播系列剧。我特别喜欢和那位广播剧作家聊天,因为他是一个很古怪、很特别的人。他是一个广播剧作家——当时的广播剧简直就是一个产业——而且,那个电台播出的所有广播剧都是他创作的,他甚至还在所有的广播剧中担任演员和导演。他很有天赋,很擅长创作这种错综复杂的故事。


然而,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有一天,不同的故事突然在他的头脑中混淆在一起。电台是通过听众打来的电话得知此事的。听众打电话来,说广播剧中出现了情节不一致的情况。比如,人物梅赛德斯·阿尔贝娅夫人,是中午十二点的广播剧中的女主人公,可她又出现在午夜十二点的广播剧中。人物怎么会从一个故事跳到另一个故事呢?很可能是超负荷的工作,以及想象力的持续高速运转,致使这位广播剧的作者搞混了情节。于是,他度过了一段相当混乱的时期,就像他的广播剧剧情一样。在他这段时期的剧作中,全部都是灾难故事,火灾、海难、集体死亡等等。他试图从零开始,理清自己错乱的思想。最后,他不得不放弃写作,不知所终。但他的故事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一个作家突然有一天竟被他的人物所吞噬了,他笔下众多的人物将他淹没在混乱之中,使他失去了意识,再也无法分辨现实与非现实的界限。


我被一个想法吸引了,我想把他的故事讲出来,通过他所讲述和写作的那些故事把他的故事讲述出来。我想讲的是,这位剧作家由于严重用脑过度,将一个个故事混淆在一起,最终导致他也以同样混乱的方式来看待现实。于是,我开始写这个故事,开始想象这位头脑出现危机的广播剧作家所讲的一系列故事。但突然有一天,我害怕了,因为我觉得这一切越来越像一个智力游戏,一个脱离了现实的智力游戏。要知道,我是偏爱现实主义的。有一些作家,他们喜欢写非现实,例如有人喜欢写幻想或者想象出来的故事,与客观现实格格不入;但也有一些作家,我就是其中之一,迫切希望我们所写的故事是对现实的模仿。尽管我们都是在虚构现实,但一些人是对客观现实进行模仿,而另一些人则更偏爱主观现实。这部小说,我从这位广播剧作家的混乱故事写起,写着写着,我突然发现,它脱离了现实,越来越像一个纯粹想象出来的故事,一个任凭想象力发挥的游戏。于是,为了让这个故事与现实挂上钩,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在一个个广播剧故事之间穿插一些我个人的亲身经历,穿插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关于我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我的第一次婚姻。我很年轻时,就结了一次婚。我的第一次婚姻极富戏剧性,就像我当时正在写的那个广播剧作家的故事一样。于是我对自己说,我要把这个真实的、客观的故事插入到那些不真实的广播剧故事之中,让它就像一只抛到陆地上的锚一样,至少给现实留下一席之地。


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有意思的经历,因为从中我学到一件之前我从不知晓的事,那就是,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并不是用来讲“真实”的,而是用来讲“谎言”的。那些你放入小说中的故事,尽管是你的亲身经历,最后都变成了谎言,变成了一些在一定程度上自由自在、摆脱了现实束缚的故事。我想绝对客观地讲故事,但我发现这样会与上下文格格不入,我发现自己必须做出让步,对故事进行修改。这种修改会将原本我想坚持现实主义的故事慢慢推向非现实。但与此同时,小说中那位主人公所创作的那些非现实的、错综复杂的故事却被沾染了现实的气息。因此,《胡利娅姨妈与作家》这部作品实际上是我的创作初衷半途而废的结果。但它对我的启发巨大,因为它向我展示了现实主义在文学中的局限性。文学永远也不可能仅仅表达单纯的、真正的、客观的现实。它是一种现实的形式,它可以极大地丰富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但它不是客观现实的移植,不是纪录片。这次经验开阔了我的文学视野,并使我对文学的看法变得更为敏锐。


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要写一篇关于我的文学观点,我对小说、虚构以及现实与虚构关系之看法的文章,但随着我写的小说越来越多——当然,这里我只说了小说,但其实也应该提到戏剧,戏剧一直是我所钟爱的,甚至我年轻时的第一部相对严肃的作品都不是小说,而是戏剧——随着我创作的小说和戏剧越来越多——尽管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学体裁,但它们所包含的虚构成分以及它们同现实的关系都是十分相近的——我开始从我个人的经验,从我的阅读体验出发,撰写一些文学评论。一直以来,在我的创作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点疑虑。阅读一本好书,当然会让我们感到愉悦和享受,并且会极大地丰富我们的生活,因为它能让我们体验到除非在书中否则自己永远不可能体验到的经历。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作用无可非议。但除了这种个人体验,除了阅读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愉悦和享受,文学又以什么样的形式作用于我们的生活?文学对于我们的存在留下了什么样的痕迹?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被称为文学特有的产物?如今,文学是否会被其他对人类有着同样益处的愉悦方式或活动所替代?我坚信,有一系列的理由可以证明文学作出了一种贡献,这种贡献是其他活动或精神工作无法替代的。


文学的贡献或许首先就在于语言。我想,没有什么能像文学,能像优秀的文学作品这样让我们如此了解和掌握自己的语言。文学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语言的丰富性,让我们认识到有那么多种可能的方式可以表达我们的思想,可以表达出思想中的细微差别,可以通过加入所有我们认为必要的细节,表达出我们想要准确、精确地表达的东西。在此方面,没有什么能取代文学,没有哪一本教科书或哪一种实践经验能够和文学相比,能够和好书佳作中所蕴含的那种对语言的无限认知和智慧相比。能否正确、细腻、丰富地表达自己关乎表达之前的活动,即思考。掌握一种语言意味着掌握思考的能力,意味着可以运用更加丰富、多样、包含着更多细微差别和不同的形式进行思考。我想,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为人类的交流作出了贡献。通过文学,我们得以更好地交流。不只对于讲同种语言的人,对于讲不同语言、有着不同文化传统的人来说,文学也是一座不同寻常的桥梁。它将不同的文化紧密相连,它告诉我们,在不同的文化、信仰和语言之间,共性永远比差异更为重要。对于一个西班牙语读者来说,阅读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意味着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复杂的世界,一个俄罗斯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的心理、信仰和行为方式,在表面上看来与我们的心理、信仰和行为方式大相径庭,但其实却并未打破文学所揭示出的人类的共同宿命。(原作者: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杨玲 译)另一方面,在我们这个以专业化为特征的时代,知识的丰富使得各个领域的专业化不可避免。这种专业化令人与人之间越来越无法交流,越来越孤立于自己所特有的知识领域,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甚至无法沟通。文学作为社会活动之一,不断打破这种专业化造成的隔离,不断展现不同人之间的共性以及共通之处。
我认为,哪怕只为这两个理由,我们都应当看到,文学中包含着一个公民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基本成分。我们不能封闭在自我的狭隘世界中,应该超越语言和文化,与他人进行心灵的交流,了解不同的风俗、文化和信仰。为此,我们需要阅读好书佳作,因为好的文学作品为我们搭建桥梁,拉近我们同其他文化、思想和宗教的距离。我想,在这样一个由于不可避免的专业化导致人与人之间相互隔绝的世界中,这是文学极其重要的功能之一。


此外,我认为,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让我们相信文学在当代教育中是首要的,那就是批判的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个事实绝非偶然,那就是所有企图从摇篮到坟墓完全控制住个人生活的政权都不信任文学,都建立审查制度来控制文学。很多极为不同的政体,只要是以集权为目的或是有集权倾向的,都会发现文学威胁到他们的目标。他们没看错,他们的确有道理,因为文学带来的是对现存事物的不认同和批判,不只在政治层面,也包括其他更广泛的一些层面。读完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后,我们一定会反观自身,一定会想,比起那个我们通过幻想和文字建立的美好世界,眼前这个世界是多么可怜,我们的现实是多么可悲!那些文学作品吸引着我们,充实着我们,将我们从自己那小小的世界中解放出来,让我们进入一片广阔的天地,让我们感受高尚,经历冒险,体验激情,一如那些伟大的作品所描绘的那样。我想,文学所带给我们的对于现实世界的不安和忧虑,正是一种批判的精神,正是这种批判精神能够萌生改变、变革和改善的意愿,而正是这种变革的意愿推动着人类的进步,让人类从山洞中走出来,不断发展,进步,完善,直至今天这个奇妙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很多奇迹已经不再是奇迹,不再是我们人力不能及的事。我们那个年代,很多事是无法想象的,比如登上其他星球,比如对物质材料的完全控制,以及那些曾经只有科幻文学中才会有的新科技等。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另外一面,仿佛历史从未改变过,我们看到可怕的灾害,骇人的战争,种族灭绝,以及一系列由于狂热和互不相容造成的,完全可以避免的悲剧。因此,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复杂的、一分为二的世界,一面是飞速的发展,另一面却是顽固地抓住一些给人造成无尽痛苦和伤害的传统不放。因此,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并不是浪费时间,并不是自私地独自享受个人时间,而是为自己装备一份情感、一份批判的精神、一份想象,这些都将很有效地帮助我们抵御世界中存在的伤害和残暴。

(杨玲/译)


(节选自马里奥·略萨于2011年6月在中国社科院所作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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