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orge Mario Pedro Vargas Llosa 1936- 2010诺奖得主略萨北京演讲实录：一个作家的证词 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具有西班牙及秘鲁双重国籍的巴尔加斯·略萨，于6月12日至20日展开中国之旅，先后访问上海、北京。此为略萨在北京首场演讲的文字实录。 我喜欢文学，那是我一辈子的宿命 谢谢。各位大使、各位老师、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各位成员们、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同学、朋友们： 首先我想感谢北京塞万提斯学院感谢西班牙和秘鲁驻华使馆共同组织了我这次对中国的访问。 中国是一个非常令人着迷的国家，我之前只来过一次，从上一次到这次，中间已经经过了15年，而中国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化，这个国家已经是完全不同于15年之前的那个国家了。 我非常荣幸能够得到刚才社科院颁发给我的“荣誉研究员”的称号，通过这个称号，我也成为了社科院的成员，我会尽一切努力来达到你们所赠予我的这个称号的高度。 现在我所处的情况比较困难，因为我知道今天这个交流应该要尽可能简洁综述一下我作为作家的生涯，不知道你们中有多少人熟悉我写过的作品，熟悉拉美、西班牙文学，所有西班牙语的文学，我也不知道你们对我知道或不知道多少，所以我只能用非常简单的几句话说一说我作为作家的生活。 我出生在秘鲁，那是秘鲁南部的一个城市，叫亚雷基帕（音），是在75年以前出生的。对于我出生的城市基本已经没有个人的回忆了，因为我在那里只生活了一年半时间，之后我的家人搬到了玻利维亚，那时我只有一岁，所以我对于故乡最初的回忆并不是对秘鲁的回忆，而是对玻利维亚的回忆，那是玻利维亚的一个省份，叫科察班巴（音），对于我来说，那个地方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童年的天堂，因为我在科察班巴生活了十年，那是我非常幸福的十年，我生活在一片童年的天真之中，我的家人人数非常多，外公、外婆、舅舅、母亲、姨妈、表姐…… 我们家非常大，房子也很大，在那里我可以同很多学校里的同学共同在家里扮演我们看过的冒险电影或西部电影场景，可以说这是我对那里最美好的回忆。 在那里我也经历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开始学会看书，当时我只有5岁。我始终认为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学会了看书，对于我来说，能够看书，能够去解读这些探险故事书中的词语都是什么意思，是我当时最重要的事情。 那并不是漫画书，而是充满语言的书籍，通过这些语言，我眼前出现了一幅幅图象，通过这些图象，我经历了故事里所讲述的情节，也可以说我相对有些早熟，通过阅读，我进入到了另一个不同时空的世界。 我生活在在那个年代所谓非常规的世界中，我认为当时我所怀有的激情，所看的探险故事书里带给我的激情，可以说是作为我作家生涯的开端。妈妈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我最早写的故事里就透露出了将来我的一生可能会投身于这个行业，当时我看了一些故事，我觉得故事就这么结束了很可惜，而且我不喜欢它的结局，于是就改变了那些结局，当时我年龄还很小，但却已经表现出了将来要当作家的前兆。 当时的年代对于一名南美年轻人来说是很困难的，因为那时你要想一辈子写字、爬格子是很困难的，因为当时文学并不是真正的职业，仿佛只是人们的娱乐、业余爱好。大家都在周末、节假日时才写点东西。大部分时间，人们认为不应该专门去写作，因为写作并不能维持你的生活，少年时，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成为专职作家。 我喜欢文学，我认为这可能是我一辈子的宿命，但我当时想的也许是我这辈子应该选择一个其它的职业，比如跟粮食有关系的，或者文学只是以某种方式嵌入到我每天生活中的一些时间里来。 之后我就进入到大学开始学习，学习法律、学习文学，我非常喜欢文学，一开始我非常天真地想，也许我可以当个律师，因为学的是法律，也许我可以调节学法律、学文学之间的矛盾关系，在当律师的同时兼顾文学。 当时秘鲁处在非常黑暗的时刻，经历着独裁时期，乌力雅将军发动了政变，推翻了1948年的民主政府，当时军政府独裁持续了八年时间，我们称它作“黑暗的八年”，这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是非常艰苦、痛苦的八年时间，因为那时我们从青少年成为了成年人，经历了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转变，那时的法律禁止所有政党，当时对于新闻系统，收音机、报纸有很严格的管制，那时还没有电视。 后来我去了圣马可大学读书，它是美洲最古老的大学，这个大学里每天都三省吾身，大家都过着非常顺从的学习生活，我1952年进入大学，进入大学之前曾经发生过一场对于独裁的罢工，有很多师生被关进了监狱，也有很多人被迫流亡。当我进入大学时，学校里充满了紧张的情绪，保安措施也非常严格，大家都非常小心谨慎，有很多便衣警察假装成学生，就是为了到处打小报告，看看学校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时我们并不知道，同同学聊天，其实是同假扮成学生的便衣警察聊天，人人之间都存在着猜忌，当时有两个政党，但活动都是地下的，一个是中国工党（音），还有一个是共产党，当时共产党是两个政党中最小的党。 我给大家介绍了当时的气氛，因为我想，我在大学里得到的体验和经历对于我作为作家的工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从那个时候我就考虑也许以后我会写一本小说去描述一下我在大学中所经历的这种气氛，讲一讲当时独裁政府对于所有活动的控制，而且以某种方式独化了全国的生活，几乎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甚至有很多跟政治毫无关系的活动，比如一些职业工作、家庭生活、还有恋爱关系，当然，还有大学生活，都受到了独裁政府的影响。 在很多很多年以后，我写了一本小说，是我作品中花了最大工夫、最难以写成的小说，这两天中国刚刚出版中文版，它的名字叫做《酒吧长谈》，可以给大家简单说说这本小说，它介绍了我在非常年轻时的文学倾向。 我是1953年时进入大学，1958年离开大学的，这些年给我的生活打下了非常深刻的烙印，我想不仅仅在秘鲁，整个拉丁美洲都受到了法国文化非常深刻的影响，当时的存在主义以及一些存在主义的作家，他们都被翻译成了西班牙语，特别是在墨西哥和阿根廷盛行一时，在阿根廷和墨西哥出现了很多他们的作品，那时存在主义者对于我们的学术、文化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对文学创作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萨特，萨特是哲学家、思想家，同时也是作家、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杂文家，作为哲学家，他写了很多作品，不仅在法国、欧洲，在整个拉美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之所以提到他，是因为我认为萨特对于文学的看法和思想对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我也认为对于很多我这一代的拉美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萨特说什么？在一本书中，对于我来说，他这本书就像《圣经》，尤其是对我的大学生活，简直就是一本《圣经》，到底什么是文学？他说，文学应该具有社会责任，不应该脱离社会，不应该脱离社会和政治的关切，文学应该是一种行动的方式。我还记得他书中的话，他的话都是铿锵有力，他认为通过语言、通过文字我们可以采取行动，无论是故事还是历史，都可以对人们产生引导和影响，不能言之无物，空洞没思想，就像马拉美（音）所说的那样，去写东西时，你追求的不是语言的优美、声音的优美，而是要唤醒人们的意识，去了解他们遇到的问题，并采取行动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在面对困难时去寻找解决的方式，如果我们有意识，知道现实是有问题的，那么我们就应该通过唤醒这种意识来行使我们的权利，去改变这种形势。 对于当时我这样一个年轻的南美人，他的思想是非常振奋人心的，首先让我们感觉到文学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活动，在我们当时的国家里几乎没什么人看书，由于经济、社会地位、文化的差异，造成了文学并不盛行，使得文学背离了现实、背离了社会。当时我们认为，我们应该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去看待这个社会和现实，去进行创作，因为文学是一种行动的方式，我认为我写的最早的作品，尤其是一些小说，受萨特思想的影响非常深刻，打下了非常深的烙印。 我写的小说提到了社会生活中最主要的话题，比如独裁统治、军事独裁，以及这种军事独裁给我们社会带来的政治上的影响，对我们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以及对于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 从远处来看它对于现实的看法，我们认为，文学作品中并不是没有故事，我觉得完全相反，我们应该去写故事，但应该以某种方式写作，使得我们的读者能够作出相应的反应，这并不是数学计算的公式，当然，读者的反应各不相同，甚至可以说迥然有异，面对同一种情况，大家的反应都是千差万别的。但我认为有一点始终不变，尤其是当时我作为大学生所看到的文学的重要特点，文学始终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重要印记，文学并不是没有意义的，而是具有深刻含义，文学能够对现实问题产生反应，使问题以某种方式显示在作品中，让我们了解其他人的生活、社会的生活、了解人类的多样性，所以文学的确能够影响我们的生活，能够影响人类的感情，能够鼓励我们的想象力，能够让读者面对这个世界采取一种批判性的态度，对现实采取批判性的态度，特别是能够教会我们，现实是有问题的。 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始终不安、不满，所以需要批判 一个国家也许可以有很大的进步，很大的发展，但可能它永远都不会达到我们梦想、我们渴望、我们希望那样的高度，如果在这个世界中我们有能力去想象，那么这个世界永远是虚幻的世界，不会是现实世界，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始终有不安、有不满，所以我们需要对世界采取一种批判的白色，这种批判态度是重要的动力，能够帮助我们进行变革、去变化。 同样，在那些年我还受到了另外一个重要影响，这个影响并不是哲学性，更是文学性的影响，那时，美国文学在拉丁美洲以及全世界都非常火爆，特别是海明威、福克纳、帕索斯，他们都是影响非常巨大的美国作家，对我影响也很大，他们教会了我如何丰富自己的文学形式，尤其是威廉.福克纳，威廉.福克纳是美国南部一个作家，他描绘的社会现实同我们拉丁美洲的社会现实非常相似，在美国南部，曾经存在着两个对立、共存的社会，这两个世界一个是白人的社会，一个是黑人的社会，经常发生冲突、矛盾，充满了歧视、巨大的不平等，经济和社会上的不平等。 同样，在秘鲁，在玻利维亚，在安第斯地区这些国家同样也有两个社会，有时候是因为中间缺乏沟通，有时候是因为暴力，也有很多文化、经济、社会上的不平等和差异造成他们之间的冲突。为了去描述这样的世界，描述深刻的南方世界，我大量汲取了这些美国作家的技术，尤其是福克纳的，他非常独特新颖和丰富的文学技巧，尤其是他对于语言的运用，丰富的语汇、狂野奔放的语汇，对于节奏、力度的掌握以及抒情性的描述，对我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他的作品中充满了丰富的颜色、饱满的情感、详细的心理描写，对我影响很大，福克纳小说中还有很多对于时空顺序的组织、结构的编织，不同讲述者的出现对于情节各种形式的串联以及对于故事的描述都非常引人入胜，福克纳的小说就像一种叙述性的建筑，他作为一个建筑师来进行建筑的规划和结构的调整。 从年轻时我就开始学习，一个现代作家如何构建自己的文学作品，实际上，有很多作家对我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我只想提到这两个人，这两个最重要的人，一个是萨特的哲学思想，另一个就是福克纳，主要是福克纳叙述性的技巧，非常复杂、多样性的结构，我想说，他的作品具有非常强的功能性，描述了我们社会和秘鲁社会的现实和多样性。萨特和福克纳对我影响是巨大的，我的第一本小说叫做《城市与狗》，之后是《绿房子》，我想说，与我所经历的独裁生活有关系的就是《酒吧长谈》，刚才我谈到了两位作家对我的影响。 那时候很多爱好文学的拉美年轻人都梦想着能够出国，去海外学习，梦想去巴黎，当时巴黎仿佛还是世界艺术和文学的作品，我们都认为，如果想成为一个艺术家、一个作家，就必须要去巴黎，因为我们那里的文学艺术气氛已经受到了污染，而巴黎是一个浪漫的地方，我也有幸来到了巴黎，当时我在大学中获得了奖学金去马德里读博士，在那里待了两年，之后我就去了法国。 在法国生活了七年时间，这些年对于我的文学成长道路具有重要意义，我在法国学到了很多东西，法国文化对于我的年轻时代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我最初成熟的时期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最重要的一点是从文化的角度，我在法国发现了一个新的拉丁美洲，对于很多人而言这可能是不现实的，实际上在50年代时，一个年轻的拉美人，曾经在秘鲁生活过，他对于整个拉美大陆以及拉美邻国所发生的事情并不了解，特别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当时我们在秘鲁并不知道厄瓜多尔、哥伦比亚都有些什么样的作家。对于智利，我们当然知道有聂鲁达，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诗人，他的声誉、他的诗歌，在当时的确已经超越了边界，在整个拉丁美洲都享有盛名，当时聂鲁达是真正具有全拉美区域性的作家。但当时我们对乌拉圭、巴拉圭，甚至对阿根廷文学界有些什么样的大师都并不清楚，我们所看到的作品都来自于美国、欧洲、法国、意大利、英国，但我们对于自己的拉美地区文坛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不了解，我发现拉美实际有非常丰富的文学宝库，从墨西哥到阿根廷，拉丁美洲不乏优秀作家，他们的创作非常新颖独特，而且种类非常丰富。 而且我发现秘鲁也是这个文学大家庭中的成员，尤其是在秘鲁，我发现共同性要远远超越差异性，一个秘鲁作家在当时是非常好的作家，我们也同很多作家进行了聚会。比如，我生活在法国，其他人虽然不生活在法国，但也经常到巴黎，当时我在那里结识了很多拉丁美洲最优秀的作家，比如博尔赫斯，那是1963年时，当时博尔赫斯在欧洲做巡回演讲，在法兰西，由于他的智慧、他的创作，由于他创造了这个奇迹般的世界，还授予了他重要奖项。 我在巴黎还认识了重要作家卡塔萨尔（音），成为了好朋友，我还认识了卡伦斯福恩特斯（音），他虽然不住在巴黎，但经常造访巴黎，在那里我发现了一大批拉美的优秀作家，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作家，其中有些人已经从事了多年的写作工作，但由于沟通的问题、宣传的问题和书籍销售的问题，并没有进入秘鲁国内，或者只是一滴滴地了解他们的信息，比如作家罗尔夫、巴拉圭的奥古斯通，还有智利一些重要的作家，他们当时有人生活在巴黎，和我都成了好朋友。 于是，在巴黎的生活非常有意思地让我真正认为了我自己是一个拉美人，成为了我真正融入到拉美文学的重要经历，那段经历是非常美好的，是和很多人共同分享的经历，当时我发现了一个全新的文学世界，用我们自己语言写就的文学世界，在那个年代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新鲜的事儿，而且也给我带来了非常雄心勃勃的计划，一点点地，我开始更多了解了欧洲、了解了美国，了解了我们自己这个地区，也正是因为这段经历，在那时我也看到了拉丁美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注意，同样也受到我的注意。 在那个时候，文学仿佛一座桥梁，让拉美各个国家的人民之间相互联系，而同时文学也使人们走向了革新之路，大家把我们这个地区过去的历史和现实现在在一起，当时在拉丁美洲存在很多集体主义、革命的、乌托邦的思想，这在拉丁美洲是非常深入人心的，特别是通过古巴革命之后，很多拉丁美洲的年轻人都去模仿，“7.26”卡斯特罗发动的革命运动行为，当时他们在古巴创建了游击队，很多拉美年轻人都去模仿他们所做的革命运动。那时拉丁美洲的文学运动、文化运动实际上是同乌托邦式的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与当时拉丁美洲的现实紧密相关。 在那个时候，文学成为了变化中非常重要的工具，几年之后，古巴出现了一场巨大危机，当时很多作家发现古巴并不是一开始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也许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模式，因为当时我们看到古巴并不是自由的社会主义，而是专制的社会主义，所以我们的一些作家非常失望，但古巴的革命始终会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作为拉美文化发展的历史，它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很多年以后我依然充满回忆和深情地经常想起那段时间。 我的作品，我认为从60年代下半叶开始也经历了很大的转折和变化，特别是受到了萨特的影响，我不太愿意在文学作品中使用幽默的笔触，我认为严肃文学不应该允许微笑，不应该允许人们捧腹大笑，它就应该是严肃的。 萨特让我相信好的文学作品不应该让人笑 萨特，就像你们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尤其是看过他作品的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他在写作时完全是不幽默的，非常严肃，萨特的作品非常繁多，几十部作品，其中任何一段文字都不会引起你微笑，更不会引起你大笑，就是因为萨特，让我相信了这件蠢事儿——好的文学作品不应该让人笑。 我最早的作品都是非常严肃的，一直到《酒吧长谈》之前都是严肃作品，我始终坚信萨特的思想。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个故事，当时我想很严肃地去讲这个故事，但根本不可能。我发现如果你严肃地讲，大家都不会相信这段故事，会让人觉得非常虚假、人造，不是真故事，如果你想别人相信你的故事，有说服力，去说服那些读者，就必须要让读者发笑、微笑、捧腹大笑。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当时我去秘鲁的热带丛林中旅行，在那里发现军队创造了一种体系，叫做“劳军女郎”，“劳军女郎”实际是小姑娘，部队的人把她们带到边界的兵营中，都是比较孤立隔绝的地方，避免说一些粗俗的东西吧，她们在那里主要是为了让我们捍卫祖国的战士们度过业余时间，“劳军女郎”的体系造成了当时周围很多村庄、村民的反感和愤怒，因为他们经常看到这些女孩子到兵营去，而这些人却不给村民提供服务。 当时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很吸引我，因为我在军校中生活了两年时间，非常清楚秘鲁的军事体系是怎么回事，这个故事引起了我很大的好奇心。我在想可能是由这个部队亲自建立了这个体系，他们怎么做的呢？也许有一个“劳军女郎管理局”，陆军和海军中也许不应该有这样的专门机构，但有其它领域的机构来解决“劳军女郎”带来的问题，去招募“劳军女郎”，同样也去保护士兵们的道德情操，每天在她们提供军队服务时进行管理。 当时这个故事让我很着迷，我想去写这个故事，一开始我写得非常严肃，但发现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之后没过多久我就发现了幽默的力量，写了《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我知道这本小说已经被翻译成了中文，这是一本引人发笑、充满了幽默感，而且是具有大量幽默感的小说，大家可以从头笑到尾，甚至我们可以把它叫做闹剧、荒唐剧。 对于作家的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新颖的体验，仿佛孩子发现了新的玩具，之后幽默就始终出现在我的作品中，特别是从《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开始，我的作品中就出现了幽默，而且我认为幽默也非常好地丰富了我作品的表现形式。 在《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之后我就写了另一本小说，叫《胡里亚姨妈与作家》，这本小说中幽默发挥了重大作用，除了幽默之外，童话般故事的想象力也成为了文学的主题。我以个人经历写了这本小说，在还是大学生时，我曾在利马的一家广播电视台担任记者工作，当时这个广播电台在秘鲁是非常知名的，当时的广播电台里经常进行小说联播，我认识了生命中认识的第一作家，玻利维亚的作家，当时这个秘鲁电视台雇佣他去写小说联播的内容。 所谓小说联播，讲的都是冲突频起的故事，有很多情感戏，有的情节很夸张，我想说的是，他尽可能去唤起人各种各样的情感，特别是人们情感中的冲突、矛盾，我经常逃离我自己的广播电台而去我旁边的电台听他们所做的广播小说。特别是我很喜欢同当时的小说作家聊天，他是专门写小说联播情节的，是一个非主流的小说家，也是个很新颖的小说家，对于他来说，小说不是文学，而是工业制造，他为广播电台创造小说进行联播，同时他也是导演和演员，是一个具有非凡天赋的艺术家。 当时有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情，有一天，本来存在于作家头脑中的故事发生了混淆，于是广播电台收到了听众举报的电话，听众说，你们在小说联播中播出的小说情节连不上，比如一开始是梅赛德斯.阿尔维亚女士，本来应该在中午12点出现，结果在下午2点出现，怎么可能从一个情节中跳到另一个情节中去呢？实际上是由于这个作家工作过度，过度发挥他的想象力，自己把情节弄混了，所以当时出现了一段非常混乱的时期，他创作的广播剧场、电台小说里的情节非常混乱，有段时间他创造了很多自然灾害、火灾或是集体死亡的事件，他想通过灾难把里面所有的主人公都弄死，从零开始再进行新的创造，以便不再把情节弄混，最后他不得不放弃写作，我也不知他所踪，但我头脑中始终有这么一个作家存在，因为我知道他被他自己所创造的人物所累，并且把他们弄混了，而他也穿越了现实和非现实之间的界限，我特别想介绍一下他的故事，通过他讲述的故事来讲他，我也想把这一个个故事结合在一起，抹掉它们之间的界限，最后体现出他创作生涯中混乱的状况。 以这种方式去模仿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位作家的故事，大脑中出现了危机，我想写这样一本小说。突然有一天，我也受到了惊吓，因为我觉得这一切仿佛就是我们所做的智力游戏，而且是脱离现实的智力游戏，实际上我是有一些现实主义偏好的，因为我知道很多作家完全是进行虚构，比如写童话故事的、写具有想象力的短篇小说的，可能他完全抛弃了客观现实进行主观想象，还有一些作家，他们非常需要我们的故事去模拟现实，可能他们去创造现实，而像我们这样的作家不是创造现实，只是模仿现实。 写这本小说时我从这位作家自己一生中混乱的故事开始写，写着写着，我发现我写的完全是一个虚构故事，纯粹由想象力编造出来的故事，因此我觉得把这个纯想象力的故事与现实挂钩，应该把他所创造的广播剧场故事加入到我所经历过的故事中去，于是我就把我第一次结婚的经历加进去了，我很年轻时就结了第一次婚，当时我的婚姻也是非常混乱的，就像他所写的广播剧场中的故事一样，当时我想，我应该把这个真实客观的故事加入到小说情节中，这样它就以一种现实的手法把想象中的故事与现实里的故事挂了钩。 对我来说，这样的创作经历非常有意思，又让我发现了新的创作手段，在这之前我还不了解一些创作手法，因为我发现小说不仅仅是为了讲实话，也是为了讲假话，在小说世界中，尽管是你经历的一些事，最后它也可能变成谎言，变成了让你任意发挥的故事而脱离了现实主义条件。我想完全客观地讲故事，但我发现完全客观并不能与现实相结合，必须对它进行修改。 我在虚构中讲述现实 在修改过程中一点点让我发现，本来我想成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最后却在不断虚构，而在虚构的过程中我又是在讲述现实。突然我发现虚构的故事也受到了现实影响，于是我就创造出了这本小说，《胡里亚姨妈与作家》，实际上它就像是我初衷创作小说半途改变的想法。事实也证明，文学永远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纯粹的、客观的现实表现，当然，现实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小说更好地理解现实，但是在小说里，你永远都不可能客观地把现实移植进去，把它变成一本资料、一本纪实，这样的体验对我影响很大，在我之后的作品中我也经常使用。 从来也没有人提出过让我写一篇杂文介绍一下我创作小说、创作文学的想法、体验，但一点点的，随着我写的小说越来越多，当然，我讲的是小说，其中还包括一些剧作品，甚至我写的第一个相对严肃的作品并不是小说，实际是一部剧作品，之后在我一生作为作家的过程中，我写了很多小说，也写了很多剧作，虽然文学体裁不一样，但关键是一样的，如何结合想象和现实，很多创作手法也非常相似，在某一个具体时刻，我也开始通过我自身的生活体验，或者是作为作家以及作为读者的体验去写关于文学的评论及杂文。 当然，看一本好书能够让我们非常愉悦、享受，能够非常好地丰富我们自己的生活，因为能够把一些我们所不可能经历的生活体验加入到自己的生活中，通过阅读使我们也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文学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除了个人愉快的体验之外，文学以什么样的方式在我们生活中发挥着它应该发挥的作用？它对于人的存在留下了什么样的足迹呢？有一点我想提到的是，文学一个非常具体的结果……当然，今天它有可能被其它活动所替代，因为对人有同样的好处，但我始终认为，文学有一系列的理由，让我们认为它能够提供任何其它活动所提供不了的服务以及发挥不同的作用。 第一点可能就是语言的作用，我认为没有什么能够像文学那样让我们更好了解和掌握我们自己的语言，文学可以帮助我们去熟知我们语言中所蕴含的非常丰富的各种可能性，（帮助我们）如何去表达我们自己的思想，如何以各种细微的方式和差别去表达这样的思想。为此我想说，通过精确语言的运用，我们可以把思想中必要的各种细微区别和变化都体现在文学中，在这上面，我认为没有什么能取代文学，没有任何一本教科书或实际经历能够与文学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相比较，我们的语言中充满着无尽的智慧，而这种智慧只有在文学中能得到体现。 同样，通过既微妙又丰富的表现形式，文学能够使语言的运用达到极致，更重要的，掌握一门语言是能够帮助我们思考的前提条件，能够让我们以更加丰富的前提条件思考，也给了我们更大可能性去区别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文学使人类之间的沟通有了更好的工具和手段，我们通过文学有了更好的沟通和交流。 不仅是说着同样语言的人之间可以沟通，在说着不同语言的人、有着文化传统的人之间，文学也发挥着非凡的桥梁作用，它使不同的文化紧密相连，使得我们有了共同之处，当然，它可以使不同的文化、信仰、语言联合在一起。 在看托尔斯泰、托斯陀耶夫斯基（的作品时），对于一个西班牙语读者来说，实际是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非常复杂的世界，在俄罗斯世界中，他所描绘的人的心理、人的信仰以及人类表现的形式，表面上看来仿佛同我们的习惯非常遥远，但它并不能够打破人类作为同一物种，人和人之间血缘的关系。 从另一个角度，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当然，它有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专业化，知识的财富是各个领域发展的基础。专业化使人们隔行如隔山，相互沟通变得越来越困难，对各种专业知识的了解也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遥远，而文学在其中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不断打破专业隔离，并指出大家共有的东西是什么，让这些完全不同的人能够找到自己相通的地方。 我认为哪怕只是这两个理由，都应该让我们去相信文学是一个公民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至关重要的工具，我们不能够自我封闭，只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不能在我们的生活中怀着乡野思想，我们应该想办法到达别人的心灵，穿过语言、穿过文化，了解别的习俗、别的文化、别的信仰，我们需要去看好书、看好的文学作品，这些好的文学作品为我们建立了桥梁，拉近了我们同其它文化、思想、宗教的距离，我认为这是文学非常重要的职能之一，在由于难以解决的专业化问题所造成的相互隔绝的世界中，文学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此外，我认为文学也是当今时代教育中一个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因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几乎所有政府都希望能够完全控制个人的生活，从摇篮到坟墓，但他们始终做的一件事就是完全相信文学，希望通过建立审查制度来控制文学，这并不是偶然的，体制之间可能千差万别，有的是专制，有的是自由，但他们都认为文学对于他们的执政目标是危险的，他们是对的，并没有错误，因为文学给人们带来了不顺从和批判，特别是对于现存的这一切进行批判和不满足，当然，文学中也有政治层面，但是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它还有着更加广泛的影响。 文学可以减少现实世界对你的粗暴伤害 回到日常生活中，看完文学作品后我们会想，这个世界多么可怜，同文学作品中描绘的美好世界相比，我们的现实是多么可悲呀！就是这样，文学作品把我们从自己的小小世界中解脱出来，让我们进入到了更大的世界里，进入到了冒险旅程，有了更大的激情，就像是那些伟大作品中所描绘的那样。 我认为这种对于现实世界的不安和焦虑，正造就读者批判性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也隐身于所有变化和变革之后，通过这种变化和变革不断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让人们打破桎梏和枷锁，不断取得发展，发生自我提高和超越。 在当今迅速发生变化的世界中，很多奇迹现在仿佛已经不是奇迹，而成为了我们所能够做到的现实，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当时觉得很多不可能的事情现在（都在实现），比如到达外星，新材料的使用、科技的发达，当时仿佛只有在科幻作品中才能够看到，而现在都已成为了现实。当时我们看到了战争、自然灾害、人类灭绝屠杀，还有很多完全可以避免的悲剧、狂热主义、不容忍……带来的一切都是在当时我们所处的现实中发现的，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在不断地、快速地发生变化，我们应该跟上这种变化。 在那种现实世界中，人们都有痛苦、有悲伤，而你看文学作品并不是浪费时间，如果你每天都能花一段时间去享受文学作品带给你的快乐，从中汲取想象力，树立自己的批判精神，那么我认为这会是一种减少现实世界带给你粗暴伤害的非常有效的干预。 我认为，在教育计划中，文学是必不可少的科目，它不应该是仅供选择，而应该是必需的。在一个现代的、民主的、公正的、自由的社会中，文学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的公民必须要有能力去阅读，并且从阅读中汲取营养，因为正是这些公民，才能够保证我们有更美好的未来。 我可能超出了一开始给我的时间，主要是一讲到文学我就非常激动，说个不停，特别是在说到我学会阅读时有多么开心。 非常感谢，我非常开心，再次感谢活动的组织者，感谢你们的热情，谢谢！ -- 略萨：一个作家的证词——转自《南方周末》在那个时代,对一个拉丁美洲的年轻人来说,能从事写作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文学是不能够当饭吃的一个工作。 好的文学,使得读者不满足。他不接受本来就是这样的这个世界。他觉得,世界应该更好,这个世界应该改变。这种感觉是非常重要的。我称之为“改变的发动机”。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阅读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方式,能把句子变成形象 在今天的讲座上,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一位作家的故事。75年前,我出生在秘鲁南方的一个城市,叫阿列基帕市。我非常喜欢自己诞生的这个城市,因为它有很多的故事。我1岁的时候离开这座城市,搬到玻利维亚去了,我10岁之前都在那儿度过。5岁时,我就开始阅读了。开始阅读是我人生的一个关键点,而且是非常棒的一个转折点。我认为阅读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方式,你能够了解单词的意思,把这些句子变成形象,通过这些形象你能知道其他人的生活,仿佛在时空中旅行,把我的生命融入到其他的令人惊奇的、非常棒的、神奇的生活中去。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伟大的发现。这些阅读,使我的少年时代充满各种各样的传奇。这些阅读中的冒险故事,现在我可能不记得了,但或许是天生的对文学的爱好吧,我读到这些少年时的故事时会做一些补充,比如有些结局我不喜欢,我就自己把结局给改了,母亲告诉我,这就是我最初的写作。对文学的爱好与天赋,很可能导致了我的早熟。我记得的是,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的阅读,对我来说是一种热情、一种激情,就像阳光照亮了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非常强烈地丰富了我的生命和生活,使得我产生了一些想法,成为了一个作家。 在那个时代,对一个拉丁美洲的年轻人来说,能从事写作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文学是不能够当饭吃的一个工作。你不能靠这个工作过活。我所知道的绝大部分的作家,是利用节假时间或星期天的时候写作。也就是说,他们是有自由职业的,有能糊口的工作,比如律师、公务员、外交人员或者大学教师。他们只是业余时间写作。除了工作时间之外,他们为自己留下一些时间写作。当时我也是这样的,我想找一个比较自由的职业来做,比如律师、教书或者是做新闻。但我的天赋给我的爱好是文学。所有我做的工作———年轻时我做过不少工作,我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周末时间、放假时间,进行写作。 诗歌只允许卓越,我发现我不能做得卓越,所以写散文 很多人写的都是诗歌,因为诗歌是最早的文学模式。正如其他所有作家一样,我也不例外,我开始写的也是诗歌。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个伟大的作家,阿根廷的博尔赫斯,他曾经讲过,诗歌只允许卓越。后来我发现我不能做得卓越,所以开始写散文。从那时起,我只读诗歌,但不写诗歌了。我觉得诗歌必须达到一种完美,这是在其他方面很难达到的一种完美。所以散文作家总是偷偷地在心里非常羡慕诗人,因为我们意识到你写再好的散文,也不能达到诗歌那种完美的境界,那种纯洁、连贯。 上世纪的50年代,很多阿根廷剧团在利马进行演出,阿瑟·米勒的戏剧《一个推销员之死》,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受到它的启发,我马上动笔写了一个小小的戏剧,叫《印加的逃逸》,然后搬上了舞台。但在当时的秘鲁,戏剧表现是非常罕见的,所以我就改而写我的故事,写短篇小说。在那个年代,拉丁美洲是非常不统一的、分割的,特别从文化角度来讲,在秘鲁,我们不知道智利、哥伦比亚等邻国有什么诗人或者小说家、戏剧家,不知道他们都有些什么样的创作。我们所读的,都是从欧洲过来的东西。在那个年代,我们认为自己还是秘鲁人,是哥伦比亚人,我们没有成为一个集体。那个时候我的梦想,是能够离开秘鲁到欧洲去,特别是到巴黎去。我跟那个时代很多年轻人一样,都梦想着能到巴黎去。巴黎给人的感觉是艺术,是文学的殿堂。很多年轻人特别是有文学天赋的、有艺术才能的人,都有那个天真的想法。成为真正的作家,一定要到巴黎去生活。因为在那里能够变成艺术家,成为作家。 我在巴黎发现了拉丁美洲,写了第一部小说《城市与狗》 大学读完后,我有幸在西班牙读了博士学位,然后到巴黎住了七年。这七年对我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从文化角度讲,我欠了巴黎很多东西。但我在巴黎发现了拉丁美洲,这是非常重要的。从文化角度讲,秘鲁只是一个省,一个非常大的拉丁美洲的社区的省。我发现很多拉丁美洲的作家就在巴黎,或者至少在巴黎逗留过。在那个时代,那里住过阿根廷的胡里奥·阿里特萨,还有卡彭铁尔、聂鲁达等。 我开始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拉丁美洲作家了。我发现拉丁美洲作家不光有一些共同的问题,还有语言、文化上的共同点,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历史,也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在那些年中,有很多小说家进行了非常深的革新,包括形式、技术、叙述的方式等,都发生了变革。那是充满热情的年代,是一个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写了第一部小说,叫《城市与狗》,讲的是一个少年在军官学校学习的亲身经历。很久以后我发现,从那时开始,我总是通过同一个方式在写作。这是和其他作家不同的。比如说他们写的是他们想象中的一个过程,而我的写作,一直都是从记忆中的影像出发。你尽管会有一些经历、会有一些记忆,但有些东西还是很神秘的,能激起你的想象与幻想,给你一些暗示和想法。 我在军官学校待了两年,有些经历可能是令人痛苦的,但伴随着丰富的情感。秘鲁是一个分割得很厉害的国家。比如地理上,海岸、山区、热带雨林地区,非常分割化。另外从社会经济角度来说,也是很分割化的,有的地区是非常繁荣的,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和西方化的秘鲁没有任何联系的。那个时候拉丁美洲也是这样的。我是资产阶级家庭出生的,我对秘鲁的印象是非常片面的。在我小的时候,我并不了解很多国家真正发生的事。 在莱昂士巴士官学校,当时有来自所有地区的人,各个阶层的人都有,有比较优越阶层的,让很反叛的孩子去受军训,有些希望成为军人,还有一些是农民,当时奖学金比较普遍,能使比较贫困的人进入这个军事学院。这个学院就阶层来讲就像一个小秘鲁。当然军事纪律非常严格。有偏见也好,仇恨也好,各种各样社会阶层的东西都在那里显现,有些很暴力化。这个经历回忆起来并不是美好的,并不开心,但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在那里,我了解了我出生国家的情况,暴力情况、分割情况、秘鲁的社会。对我来说,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我原先读的小说中的冒险情景,我曾梦想着哪天我写一部小说,写出我的那种经历。所以《城市与狗》就是根据我在那里的真实经历而写的,是在1958年到1961年之间写成的。我写故事,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写的。 对我来说,生活中的某些东西,某些影像,可能会在我的脑海里沉淀下来,某些神秘的影像能够激励我进行文学创作,进行幻想、想象,当然还要花很多工夫,譬如修改、写了再改、改了再写。这样一个小说就成形了。 我非常喜欢福楼拜和福克纳 我写小说是很花工夫的。刚开始的时候我很不自信。特别是写一个故事的时候,特别是开头部分,都是要努力使我确信自己是有能力的,能够自己克服困难,把这个故事完成。克服自己的这种不自信。我非常羡慕一些作家,不光他们的天才、他们独特的创作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同时他们也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比如19世纪法国著名小说家福楼拜,我在1959年一到巴黎就看了他很多书,福楼拜的作品我都读了。我非常喜欢《包法利夫人》。但是他的一些书信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这些书信是一天天发生的事情,福楼拜每天写的信,信里除了爱情之外,还谈到了他如何构建小说。给人感觉他好像不是一个天才的作家,而是通过努力、通过坚持,才造就了他的才能。他是非常执著的,而且是自我批判型的。通过这种努力,一部作品在开始时可能是非常贫乏的,毫无色彩的,但你逐渐将它完善,直到成为一部杰作、天才之作为止。 福楼拜的作品对我非常重要,对我的帮助很大。如果他没有天赋的话,通过努力、通过恒心也可以产生才能,福楼拜的这一点,对我来说,是非常基本的一个概念。所以我觉得他是最伟大的文学大师。 还有一个美国作家,我非常崇拜,他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他对拉丁美洲的影响,还有法国文学的影响,这就是威廉·福克纳,我简直被他迷住了,他的散文,他的故事的影响力和力量性,他作品的聪明的建构,都能让人了解它是真实的。我的第二部作品《绿房子》,从格式、形式来讲,就是受了福克纳的影响。我和人类学家一起去了秘鲁的热带雨林,去亚马逊河的印第安人部落,在那里旅行了几个星期。对我来说,那是新面孔,那里还有一些没有被驯化的大自然,有些部落可能还处在石器时代,只有很少的现代化的特征。但是非常漂亮,风景非常棒。回到欧洲的时候,很多影像留在我的脑袋里,特别丰富。 我的第二部小说《绿房子》之后,是《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还有《叙事者》,这三部小说都是和我的经历相关。这跟《城市与狗》非常客观的描述不一样,《绿房子》是很主观的,有不同的叙事者,你能看到散文的风格,通过散文的风格,能在小说中看到一个一个厚度,看到热带雨林中迷宫式的风景,还有跟过去相关的一些传奇。这个小说除了讲述热带雨林的一些故事外,还讲述了秘鲁其他的海岸地区、北部沙漠地区可能发生的故事。它能让人们了解多样性、复杂性。因为秘鲁这个国家是非常分割化的,是非常多样的。 我写《酒吧长谈》的时候,非常感谢一位安全局的局长 我的第三部小说叫《酒吧长谈》,是我写作所有小说中最花工夫的一部。在秘鲁独裁时代时,我还是个孩子,到我们成年有8年时间,所以这8年时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独裁,是军事独裁。秘鲁的真实生活被消除掉了。所有政党都被禁止了,这8年中政治史变成一个坏的历史,没有合法的政治。出现的只有地下的政治。我就读的圣马可大学是秘鲁最主要的大学之一,那里有一个传统,就是要有反抗的精神,要有不服从的精神。我去那个学校读书,也是这个原因。我当时是很叛逆的,特别是在最后三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这个大学中有抵抗运动,有些地下组织。共产主义读书会是中左翼的一个组织,还有很小的抵抗运动,和共产党相联系的,共产党被当时的独裁体制几乎消灭了。我和那个团体在一年中保持着关系。很有意思。尽管我们能做的事情很少,我们的人数也很少,但我们确实是以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以个人的方式、以一种抵抗的方式。当时警察都是扮成学生来监视我们,所以行事都要当心,讲政治的话必须非常当心。很多老师和学生被关到监狱里,或者被流放了、流亡了。 我写《酒吧长谈》的时候,非常感谢一个人,我就认识他才几分钟,他是奥德利亚,一位安全局的局长。他原先是卖葡萄酒的,独裁者可能是他的朋友,他就成了安全局的头。很多学生被捕,我们买了毯子送到监狱里去,监狱长不允许,说要批准才能送去。我们五个学生组成代表团到政府和他们谈,我们到内政部去,到内政部安全局长那里去,那是非常老的一个大楼,有一些非常阴暗的走廊。我们这么恨的一个人,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看着我们。根本没跟我们打招呼,像看昆虫一样的看着我们,我们都是站着的,他坐着。我们那个时候非常害怕。我们跟他讲了我们来拜见他的原因,希望把毯子带给被逮捕的学生。他看着我们,他把一个抽屉打开,拿出一些纸给我们看,是我们大学里印刷的一份秘密报纸,他问,这是什么?你到大学就是为了抨击我?骂我?《酒吧长谈》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构思的。一个干瘦的人物,手里拿着报纸,给我看。感觉到他是非常可悲的一个人物,却给人的感觉非常可怕———有这么多人被捕了,我想哪一天能写一个小说,写那个独裁年代,就是通过那个人物来表现政权、权力的中心。我最费工夫的就是这部小说。在这部小说中我想显示的是一个独裁的政府,把整个社会都给污染了、毁了。哪怕和政治无关的东西,哪怕家庭生活,哪怕爱情,都被它污染了。你的职业生涯因为都是和政治相关的,和腐败的政治相关,你需要让步也好,退让也好,你不管是不是愿意,为了生存,都必须在道德上做出一些让步。我开始写这些小的故事,怎样把不同的人物、不同地区的人,联系起来,开始的一年我很迷茫,后来选择了通过长谈的方式,两个人物谈话的方式,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方式。谈话本身,使得他能引出其他人和其他人的对话。所以就变成了叙述化的谈话。把所有的人物、事实加进去。 这本书写了很多年。如果要我选一本能够留下来的书,就是《酒吧长谈》。因为我花了太多的工夫才把它写出来。 我喜欢的不是写作,而是再次写作:修改 前三部小说的方式都是一样的,我经历过的一些记忆,逐渐产生一个胚胎出来,然后经过很多费神的工夫。写一部小说对我来说,并不是坐在书房那里花几个小时的写作。逐渐的,你把它包裹起来,哪怕几个小时的写作之外,你都把自己卷进去了。不是刚开始写的时候,而是整个故事开始成形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情况。最大的努力,是刚开始的时候,特别是草稿出来。草稿出来,第一个版本已经有了,还是比较混乱的。但我确定,这个时候我的工作开始令人愉快了,非常开心。所以我喜欢。我喜欢的不是写作,是再次写作,我非常享受很多小时坐在那里写作。不像刚开始我必须强迫自己坐在书桌旁那样。一个人,不管你怎么努力,总是求乎上而得乎中的。但你要意识到,当一个人已经不能再写什么或者补充什么的时候,进行修改是非常重要的。但有时候你的修改,也不能让它太过频繁。我感觉到不能继续下去了,如果继续下去这个小说质量就要下降了。这个节点是非常重要的。一本小说写作两年或三年,已经和你自己创造的世界完全联系起来了,你要和它分割开来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一本小说写完的时候,你会怀念它,因为你生活的一部分就此消失了。一部小说结束,为了让真空的感觉消失,我会马上进行创作。在做最后的修改时,我已经在构思下一部作品了。 我有一种必须写的感觉,就是《世界末日之战》 为什么你会把某些生活的经历变为动力?以非常强的动力来写作?其他的经历,就没有这样的激励,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和其他的作家也交谈过,他们碰到这样的情况也是很迷惑。这些动力,特别是从创作角度来说成为动力的一些经历,有些可能是对你人生产生创伤的东西,被你无意识地藏在内心了。但我要强调的是,我写一些东西,因为我经历过这些事情,我并不是蓄意地去找一个经历,然后把这个经历变成我的故事。从来没有。有些事情在我生活中发生过了,产生过了,不可抗拒的动力促使我去写作。 这种感觉确实很奇怪。比如,我从来没想过去写那些不是发生在秘鲁的事情。并不是说我有民族情结,我只能写自己国家的事情。用西班牙语写秘鲁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年轻时代给我留下的印象,不可避免地要求我在我的故事中出现。 有一天,我看了一本非常棒的书,一本关于拉丁美洲的书,想了解拉丁美洲的人都该看看这本书,是巴西作家达·库尼亚的纪实文学《腹地》,一部充满激情的作品。写的是在巴西东北部20世纪的卡奴杜斯内战。当时的历史背景非常令人惊喜。没有什么暴力,就变成共和制了。君主制已经不能再流行下去了。人们有这种爱祖国情绪,相信新的制度会带来公正,能够为国家的发展带来很大的推动力的这种改变。东北部地区一些农民揭竿而起,反对共和国,但是怎么可能呢?这个共和国建立就是为了穷人谋福利的。 国家派了一个连去镇压,但是失败了。巴西这时感觉很不安了。政府不知道穷人为什么会揭竿而起,反对共和国。知识分子发明了一个理论:并不是穷人开始反对共和国,而是阿根廷在葡萄牙流亡的君主派的人在引导他们到东北部叛乱。因为原先英国和巴西在君主时代很有关系。开始派一个军团过去镇压叛乱,最后被打败。共和国的英雄在那里死掉了。这个军队到前线,写了报告,能把真实的事件搞混乱,所有东西都是假的,讲到蓝眼睛的农民,他说是英国人假扮的。幻觉的东西和真实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叛乱最后以很多农民死亡而结束。 达·库尼亚讲到,我们做了什么?他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巴西变成了两个世界,完全不同了,这是非常狂热的,两个世界不相容,不能互相理解,就只能通过屠杀来解决。这让我非常惊奇,能了解什么是拉丁美洲,什么不是拉丁美洲。突然之间,我觉得要写一部小说。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会去写不了解的国家,没有去过的国家,写历史事件。这个国家讲的语言并不是我所写的语言。但我有一种必须写的感觉,我急着去写另外一部小说,就是《世界末日之战》。达·库尼亚已经变成了主人公,他在书中是随军记者。 我也写过拉丁美洲标志性的一个元帅,1931年,他通过铁腕统治国家。1974年我到巴西去工作了8个月,我听了很多有关土米西列(音)的故事,而且好像是不真实的故事,它的残酷、它的腐败,给人感觉他好像一个小丑一样的,完全把整个国家变成一出闹剧。我需要把这个讲出来。有些东西完全就是戏剧性的。总统府里做的事情,都是戏剧性的。这些事情,我感觉到必须写一部小说,我把听到的很多轶事,写入了《公羊的节日》,一个有关独裁者的故事。 一个作家可以通过更精确的语言为政治作出贡献,或者给予更大的透明性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写我不了解的两个国家:刚果和爱尔兰。也是阅读的时候产生的灵感,有个人叫约瑟夫·康拉德,是非常著名的小说家,写冒险家的故事。我几年前看了他的传记,他到刚果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爱尔兰人,在那里已经住了8年,他大开了眼界。在比利时殖民时代,就像欧洲人一样,军队进去,有商业,有现代化,有这些殖民地是很热情的想法,认为殖民是好事。罗杰·凯斯曼他知道发生了什么,特别是刚果的橡胶园里,欧洲人完全无法无天。康拉德的小说我读了很多次,认为是20世纪的杰作。他也曾经到亚马逊、哥伦比亚、秘鲁考察过,他控诉的,最重要的是对印第安人橡胶园所做的一些暴行。因为他20年的努力,在欧洲以至整个全世界都兴起一个潮流,开始控诉,特别是殖民主义对橡胶园施暴行的控诉。我开始对他进行研究。我开始写一部新的作品,非常神奇的一个人物,并不光是一个民族的英雄,他也是很不幸的一个人,他有很多东西不为人所知。还有很多神奇的故事,并不是在秘鲁发生的,是在我不了解的地方发生的。为此,我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 我总结一下我的这些经历。写作对我来说,总是非常神奇的,而且是记录生活冒险经历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你在创作中,你发现了一个故事。他原先死了,可能很多东西使你能让他复活。你的文字让他复活,让他再生,非常令人鼓舞,给人感觉就像是传奇。经过这么大的努力之后,你得到了回报,这就是写作给你的感受。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福楼拜有一句话,是在他的书信里讲到的,写作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并不是坐在书桌旁写几个小时,或者用电脑打出字来；而是根据你的写作生涯安排你的生活节奏。也并不是说让你和全世界隔离起来,生活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可能有些伟大作家是这样做的。但我并不喜欢这样的方式。我希望和街上的人有交流,不光是在我的书房里。写每天发生的、在我身边发生的故事。这些故事可能不需要持续连续,它就是生活中的故事。所以你了解新闻,了解街上发生了什么,新闻专业的经历对我写作是非常重要的。新闻专业使我能和社会、和人民生活在一起。这已经不光是在文学方面,而是你作为一个公民以及你的道德方面的力量。 你对城市景观有兴趣,对国家发展有兴趣,你就应该发出声音。你觉得哪些选择是正确的,你要维护它。你觉得应该批判的时候,就应该批判。你能够贡献什么东西就贡献什么东西。作为一个作家,你是在臆想的世界中旅行的一个人,你可以通过更精确的语言为政治做出贡献,或者给予更大的透明性。政治语言都是一些呆板的东西,老生常谈,这会使事实混淆。这个时候,作家确实能做出一些贡献。在政治演讲方面,政治辩论上,你也能做一些工作。有幻想、有想象,包括人的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也都需要幻想、需要想象。因为你在面临大的挑战的时候,我们的时代让我们在这个方面也可以做出贡献。并不是说所有的作家都要做政治家。要看你有没有兴趣。有些方式的辩论、讨论,你应该参与进去。对所有公民都一样,我们没有例外,我们不能让政客去操纵它。否则政治就变成一件很糟的事。 所有公民都应该参与进来,在整个政治、生活中。这个参与,肯定会产生更好的选择方式。 文学并不是消遣文学有一种批判的精神 最后的一个问题,我所做的事情,我生命中所写的东西,有什么用吗?除了让大家非常快乐的过几个小时,看过我书的人,能在他生命中留下什么痕迹吗?我认为是这样的,有很深的痕迹留下。不但能了解一些事实的经验,还有一些很重要的,我称之为“后遗症”,在历史上会产生一些影响。这些后遗症和影响是什么呢?好的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会为我们留下好的感觉,是说服自己的生命和整个世界。现实并不是我所想的那样,并不是我想的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战争与和平》、《包法利夫人》、《悲惨世界》,我们回到现实世界一看,与我们创造的世界比起来,我们真实世界多小啊!这确实是能留下一点痕迹的。这种痕迹,是一种不满足。 好的文学,使得读者不满足。他不接受本来就是这样的这个世界。他觉得,世界应该更好,这个世界应该改变。这种感觉是非常重要的。我称之为“改变的发动机”。如果人类对现在的世界完全满意的话,我们就不会从山洞里走出来了,就不会去发现新的东西了。正是因为这种不满足,使得我们要求一个更完整的、更好的、更不同的现实社会。所以,文学并不是消遣。文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文明的组成部分,特别是人类发展的组成部分。所以在我们的学习中,对于培养人才和培养公民来说,文学应该是非常基本的。更何况,文学有一种批判的精神。用很多时间去看诗歌、小说或者戏剧作品,当然,是很享受,幸福感也很强烈。这同样也是文学做出了贡献的。你的这种思想,会让社会流动起来,由于这贡献,会让社会不断进步。 ———此文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于2011年6月14日上午在上海外国语大学逸夫会堂所作的演讲。 同声传译 俞瑜 陈芷 整理 姚云青 -- 巴尔加斯·略萨访谈：“我不能设想未写作的生涯”方军 翻译 2007年8月27日，加拿大记者、作家伊莎贝尔·文森特采访了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当时略萨71岁，大多数时间居住在西班牙。 文学爱好无法矫正 伊莎贝尔·文森特：最近你回到拉美，特别是巴西，为你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城市与狗》重新出版做推广。当初是什么促使你写这部小说，它对你的其他作品以及观点有什么影响？ 巴尔加斯·略萨：这部小说讲述的是我早年在秘鲁的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读书时的经历。小时候，我得到母亲和外祖父母的精心呵护。当我初次离家去军事学校读书时，现实给我带来令人痛苦的冲击。军校是一个真真正正的秘鲁的缩影，包含着存在于秘鲁社会中的一切怨怒与偏见。这里有来自各个社会阶层的学员，全都必须服从军队的戒律。对我来说，这是全新的体验，在许多方面给我造成了极端的心理创伤。 同时，这种经历对我来说格外重要，因为正是在那里，我第一次发现独裁与专制，并对之产生了从心理到生理的厌恶。送我进军校，这是我父亲的主意，他觉得这样可以“矫正”我对文学的爱好，结果却只是为我的第一本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伊莎贝尔·文森特：专制独裁是你的作品中不断涉及的一个主题。除了《城市与狗》，7年前（2000年），你在《公羊的节日》一书中又回到这个主题。 书中你写到统治了多米尼加共和国31年的独裁者拉斐尔·特鲁希略的最后岁月。拉丁美洲的地平线上总是不乏极权统治者的身影，但在过去十几年来，民主似乎终于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 但是近年来似乎又出现了回潮，特别是1998年乌戈·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他试图控制整个拉美地区的选举，作为一个世界主要产油国的领导人，一年有300亿美元供其支配。今天的拉美，在多大程度上感受到他的影响力？ 巴尔加斯·略萨：我极度憎恶专制与独裁，不管它们是来自左翼，还是来自右翼。右翼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在智利当权时，我对他没有丝毫好感。在委内瑞拉，乌戈·查韦斯是左翼独裁者的典型，但他已经是一头恐龙了。他非常危险，但我认为他不再拥有他想要拥有的影响力。 在秘鲁、哥伦比亚、墨西哥，他试图影响大选的结果，支持左派民粹主义者上台，但没能成功。在巴西，他试图影响卢拉。不过卢拉尽管口头上会说些查韦斯的好话，却并不会按照查韦斯的想法去做。卢拉走的是他自己的路，他是拉美进步左翼的典型。实际上，卢拉保持着非常强硬的财政政策，并且和美国维持了良好的关系，这一点是查韦斯明确表示憎恨的。查韦斯想要控制南美洲的努力正在失败。两年前（2005年），他在玻利维亚成功地让埃沃·莫拉莱斯当选总统，但其他的左翼政府压根就没有追随他的计划。它们只是动动嘴皮子，实际上干的事儿和说的大不一样。它们正在贯彻自由市场的改革，抑制支出。这可不是查韦斯要的模式。 然而，查韦斯模式非常容易引起恐慌，特别是在那些和公民自由息息相关的领域。查韦斯最近关闭了委内瑞拉的反对派电台，随后让超过30家广告公司噤声。难道你没有看到，在拉丁美洲，在这片直到20年前还主要被强制性的军政府统治的土地上，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一个多么可怕而危险的预兆？ 查韦斯关闭加拉加斯广播电视台（Radio Caracas Television）—其手段是，不给RCTV的广播许可证续牌—只会激起民众对他的反感。压制这家广播公司，是查韦斯政治生涯中犯下的一个巨大的战术错误。大学是左翼力量的传统据点，然而，即使在大学，查韦斯的这一做法也得不到支持。委内瑞拉人广泛指责他的政策，传媒也纷纷反对他。 甚至整个拉美的中左派政府也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们不喜欢也不支持审查制度。查韦斯正在退缩。他的说服力正在减弱。 古巴不是拉美的典型 伊莎贝尔·文森特：查韦斯将布什总统称为“恶魔”，和朝鲜、伊朗等美国的敌人结为盟友，你不得不承认他在拉美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巴尔加斯·略萨：我同意，情况看起来很糟糕。查韦斯真正的麻烦之处在于他有钱，有用石油换来的美元。他能够使用大量的资金来达到目的。他将会毁掉委内瑞拉的经济，他正在用石油美元收买其他政府，令拉美地区陷入动荡。他是一个危险人物，但我认为他对RCTV的所作所为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 对于这件事儿，整个拉美地区毫无异议，全都发出谴责，不仅仅是右派，也有左派，并且为数不少。 伊莎贝尔·文森特：你对尼加拉瓜的局势怎么看，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领袖丹尼尔·奥尔特加刚刚在查韦斯的援助下再度当选为总统？ 巴尔加斯·略萨：为了取悦查韦斯，奥尔特加说了一些愚蠢的话，但他不会做愚蠢的事儿。他没有牺牲他和美国的关系。他说他想要和华盛顿建立“互相尊重”的关系，迄今为止，他还是尊重私有产权的，并且正在紧缩财政。我们大可静观其变。我不认为他是查韦斯的傀儡。他花言巧语不少，说起话来很疯狂，但实际上做的都很实用主义。 伊莎贝尔·文森特：那么古巴呢？古巴革命的未来如何？如今它的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健康状况不佳，已经退居二线。你是否认为，卡斯特罗已经意识到，古巴革命前景堪忧？特别是随着掌握政权的老一代游击队战士逐渐死去，这种感觉会尤其强烈？你是否认为这让卡斯特罗想到他自己也不久于人世，也许古巴革命就要随着他的死而人亡政息？ 巴尔加斯·略萨：我们都知道古巴正在发生的事儿。那已经是史前史了。他必须得不断出现在电视中，还得让查韦斯站到他那一边。但是，眼下我们真正见证的是，古巴革命的终结。它会随着卡斯特罗的逝去而消亡，最重要的是这个国家的转变—这才是世界应该聚焦之处：在他死后，如何让古巴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如何重建崩溃的经济？ 让我们帮助古巴经历这转变，就像当年世界帮助西班牙在佛朗哥死去后、智利在皮诺切特倒台后顺利度过转型期。我认为古巴不再是拉美的典型。其实说真的，它从来都不是。 不谈加西亚·马尔克斯 伊莎贝尔·文森特：你是哪种类型的作家？当你写一本书时，你会为之着魔吗？ 巴尔加斯·略萨：我对他人的作品比对自己的作品有更好的判断力（1971年，他写了一部关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大部头论著，题为《弑神者历史》）。当我感到自己不再能修正一部作品，觉得自己应该开始做别的事儿，否则就会把这作品搞砸的时候，我就知道，它已经完成了。 但是，我从来没有过完全彻底的满意。我总是想要继续改进它，但同时，我又不想落入试图令其完美的陷阱中去。那会逐渐变得令人瘫痪。 伊莎贝尔·文森特：你是否曾经后悔成为一个作家？你是否愿意成为一个政治家，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从而赢得秘鲁的总统选举，并且影响这个国家的进程？ 巴尔加斯·略萨：我喜欢引用福楼拜的说法，“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在我生命中的某个时间点上，这一选择成为现实。现在，我不能设想另一种未从事写作的生涯。我整个儿这一辈子都作为作家围绕着我的作品打转。 真的，文学也能具有政治影响力。它让人们对自己生活的世界更加敏感，将他们转变成公民。在好的文学所营造的世界中，读者可以与一个完善、美丽、连贯而合理的世界发生接触，会更加意识到现实世界的缺陷与不足。证据就是，所有的独裁政府无一例外，都试图对文学进行审查，因为那些懂得好文学的人更难对其操控。 伊莎贝尔·文森特：我们说说拉美的另一位文学巨匠加西亚·马尔克斯如何？你和他曾经是好友，直到1976年在墨西哥你打了他一顿。你和他都没有谈到过这一仇怨，它已经成为当代文学中一场具有传奇色彩的打斗。尽管此后30年你们形同陌路，但你们却拥有共同的文学经纪公司（巴塞罗那的卡门·巴尔塞斯公司），并且最近你同意将你所写的关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书的一部分用作新版《百年孤独》的导言，这本书将在西班牙和整个拉美重新发行。这是否意味着你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即将和解？ 巴尔加斯·略萨：我不会回答这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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