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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劭说：看人“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此两语实有深意。若论圣人，本即是一聪明人，目能视，耳能听，所视所听又能深入玄微，这便是其人之聪明。又如同读一书，各人所得不同，此即其人之聪明不同。圣人便是聪明之尤者。但在看一人之聪明之外，更应察其性格之能平淡与否。此语中极涵深义。从前儒家多讲仁、义、礼、智、信，把美德渐讲成了名色；至刘劭时便不再讲此，转移重点，来讲人之性格与其用处。人之性格与其用处之最高者，刘劭谓是“平淡”一格。此如一杯淡水，惟其是淡，始可随宜使其变化，或为咸、或为甜。人之成才而不能变，即成一偏至之材，其用即有限。故注意人才而求其有大用，则务先自其天性平淡处去察看。
所谓“平淡”，应可有两种讲法：一指其人之内心讲，即其人之所好、所愿望。如人都喜欢在某一方面有所表现，此人即是不平淡。以其不平淡，因而亦只能依其所好、所想望而成一偏至之材。又如人好走偏锋，急功近利，爱出风头，此等皆是不平淡。必大圣如孔子，始是一真平淡者。惟其平淡，故可大受，而当大任。如孔子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及其“无可、无不可”，此即孔子之平淡也。刘劭说：“中庸之德，其质无名。”此即或人批评孔子所谓博学而无所成名也。亦可说平淡即是不好名，不求人知。刘劭此番理论，正是针对东汉人风气，亦可谓其乃来自道家。如老子说：“名可名，非常名。”人若成为一个“名色”，其人亦即只可有一种用，不能再作他用。此即违背刘劭所谓之中庸之德矣。故刘劭意乃谓：“人之至者，须能变化无方，以达为节。”此所谓达，即是达成我们之所希望与其到达之目标之谓。我们之目标与希望，惟有其人性格到一平淡境界时，始可达到。盖平淡之人，始能不拘一格，因应变化，故能达成其任务也。刘劭所用“平淡”二字，明是老庄思想；但其用“中庸”二字，则自儒家来。刘劭将此儒、道二家思想配合而自创一新说，此在汉儒中甚少见。
以上讲的是圣人，此乃承传统观念来。在三国时，一般人又多喜欢讲“英雄”，因乱世需英雄也。如曹操尝语刘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即时人尚英雄之证。据刘劭《人物志》意见：英，乃指其人之聪明；雄，乃指其人之胆力。如张良柔弱似妇人女子，乃英而不雄；韩信则是雄而不英。然英才之人不能使用雄才；雄才之人亦不能使用英才。必求其人聪明胆力相兼，方可谓之英雄。若不得已而必须分别论之，则英才较雄才为高。然必兼英与雄，始可用天下英雄之才，而得建成大业也。
刘劭又从功利观点来讲人之德牲，谓其最可宝贵者，应在“爱”与“敬”两项。因凡人皆喜欢得他人之“爱”与“敬”，故此二者乃人之最高道德性格也。因若任何人能爱敬人，则能动获人心，道无不通，如此自然所遇无不顺利；故刘劭讲道德主要乃兼功利观点讲。他说如“仁”字，在单独讲时是好的；但合起来讲，则仁不如“明”。若其不明而仅有仁，则成无明，此说实亦有理。故孔子讲“仁”必另加上一“智”字。后人太偏讲道德，便失却孔子仁智兼重之义。仁、智必相兼，聪明与平淡二者亦必相兼，此皆刘劭论人物之重要点。
再说“平淡”二字。平者如置放任何一物，放平处便可安顿，放不平处则不易得安顿。淡则能放进任何物，而使其发生变化，不致拘缚在一定格上。总之，平淡之性格可使人潜在性能获得更多之发现与成就。我自己很喜爱刘劭此书，认为：他提出平淡二字，其中即有甚深修养工夫。在我年轻时读《人物志》，至“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一语，即深爱之，反复玩诵，每不忍释；至今还时时玩味此语，弥感其意味无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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