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诊对中药理论的贡献

 

李时诊对中药理论的贡献

 

    我国的本草学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全面继承和系统整理历代本草的同时，对中药基本理论的整理和发展方面，也作出了杰出的成就。

一、继承与阐发药性理论

    中药的药性理论包括四气、五味、升降浮沉、补泻、归经、毒性等内容。它肇始于《本经》与《内经》，汉晋以来，又不断发展。《本经》概括的药性理论，陶弘景《本草经集注》曾加以阐述和发展。然唐宋诸家本草多墨守陈规，仅在内容上赂有所增，并无重大突破。金元以降，临床医家祟尚《内经》，远探《灵》、《素》奥旨，结合临床实践，发展和丰富了药性理论，然多记述于医籍之中。以上这些内容，缺乏全面系统的归纳与整理。李氏《纲目》,既重视药物疗效、主治的整理，更重视药性理论的归纳总结。《纲目》序例二卷，把本草、医籍中的药性理论，融汇贯通，增强了药性理论的系统性。

    1．继承《本经》、《内经》，阐述基础理论。《纲目》将《本经·序录》置序例之首，并对其原文分条或分句进行注释，即把后世医家相应的论述，分别归纳于原文之下，既阐述了《本经》的蕴义，又把后世医家所发挥的药性理论归纳形成一个整体。《本经》没有论及或论述不详者，则又从《内经》中搜集有关条文，加以归纳整理。如《本经》

的气味理论甚为简略，李氏则又从《内经》中的有关篇章中摘引一些原文加以论述，因而总结了“气味阴阳”、“五味宜忌”、“五味偏性”等理论，同时还引述了后世医家的论述加以注释。李氏既整理药性理论，同时也有许多阐发。如对“七情合和”的高度概括和阐述就是一例，他说“药有七情。独行者，单方不用辅也；相须者，同类不可离也；……相使者，我之佐使也；相恶者，夺我之能也；相畏者，受彼之制也；相反者，两不相合也。”这些论述，是何等的简要明了，不仅比陶弘景的原注深刻得多，而且对《本经》的原意也有新的发展。其它如对“十剂”的补充注释，对“升降浮沉”的变化权衡之论，都赋予新意。

    2．综述金元医籍，扩充药性理论。唐宋以来，医家对药性理论的概括，多结合于临床辨证论治之中。金元医家，不仅对《本经》的药性基础理论加以阐述，进而对《内经》原文进行探讨，总结有关药性理论，进行阐发。如张元家、李东垣、王好古等人，根据《内经》中有关论述，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总结出了“标本阴阳”、“苦欲补泻”、“药类法象”、“升降浮沉”、“归经引经”等理论。这些理论的概括和总结，进一步丰富了药性理论。李时珍对于金元医家所概括和新发展的药性理论给予高度重视，不仅在其“序例”中单独立题，并用大字书写以显其“纲”；而且在各药的性味、主治、发明等项目中，充分运用这些理论来阐述各药的功效，以详其“目”。正由于李氏对这些理论的重视，所以他对张元素等人和其所发挥的药性理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在《沽古珍珠囊》一书的书评中说：“深阐轩岐秘奥，参悟天人幽微。言古方新病不相能，自成家法。辨药性之气味阴阳厚薄，升降浮沉、补泻、六气、十二经，及随证用药之法，……大扬医理，《灵》、《素》之下，一人而已。”李时珍在《纲目·序例》中不仅把金元、明初医家发展的药性理论进行了全面整理，扩充了药性理论；而且把《本经》、《内经》及后世医家新发展的药性理论融成一体，使其理论体系更加完整。

    3．结合临床实践，发展药性理论。中药的药性理论，来自用药实践的总结，药性理论的发展与提高，也离不开历代医家的临床实践。李时珍在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探讨和发展药性理论方面也是比较突出的。他在各药的论述中阐述和发展了药性理论，重视药性气味之良毒，多处加以强调。如在“草部”概说中曰：“苟不察其(指药性)精微，审其善恶何以权七方，衡十剂，而寄生死耶!”，又“果部”概说中曰：“果蓏之土产常异，性味良毒，岂可纵嗜欲而不知物理乎!”因此，他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订正和补充了多种药物的性味与毒性。如水银一药，古代本草皆列为上品，称其无毒。而他则列举各个时期的中毒事例，谓其为“阴毒之物，无似之者”。他品尝过多种药物，据实订正其性味。如艾叶一药，《别录》谓其味苦，而时珍则谓其：苦而辛”，进而辨其生熟异味，谓“艾叶生则微苦太辛，熟则微辛太苦。”此外，时珍还订正、补充了其它各药的气味，多有兼味及程度的说明。对于药物的归经，李氏不仅全面继承了东垣学派的理论，而且更有许多的发挥。在药物归经的基础上，指出其有治“本病”、“经病”、“窍病”的不同。同时还有入气分、血分之异。使归经理论更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对于“升降浮沉”理论，既对东垣、好古之说进行了全面总结，同时亦有新的概括。他在“序例”中说：“酸成无升，辛甘无降，寒无浮，热无沉，其性然也。而升者引之以咸寒，则沉而直达下焦；沉者引之以酒，则浮而上至颠顶，……一物之中，又有根升梢降，生升熟降，是升降在物，亦在人也。”寥寥数语，把升降浮沉的性味规律、配伍变化以及根梢、生熟的升降浮沉规律概括得准确明了。

    总之，李氏对药性理论的总结和发展是多方面的，无论在其深度与广度上都是空前的。

二、整理与提高采制理论

    药物的性味功效，与药物采制是否适宜关系密切。早在《本经》、《内经》之中已总结了一些采制理论，但多简略不详。如《本经》中有“阴干曝干”、“采造时月，生熟，土地所出，真伪新陈，并各有法。”“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宣水煮者，宜酒渍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等论述。《内经》亦有“岁物专精”之论。历汉、晋、唐、宋诸代，药物采集、炮制、煎煮之法，已有很大进步，不仅积累了许多经验，而且在理论上也有很大的发展。然而，这些内容多散载于各种本草医籍之中，缺乏系统总结。李氏《纲目》对此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而且还结合当时的实践发展了这些理论。其主要成就有以下3点：    ‘

    1．药物采收，重视岁物专精。药物的采收，古人比较重视阴干暴干之法，季节时日，根苗生熟，土地所出，真伪新陈，“本经·序例”已列有专条。嗣后陶弘景、孔志约、马志、寇宗奭、李东垣等人，相继有所发挥，李氏《纲目》皆一一总结于《序列》之中。在本草书籍中，《名医别录》与苏颂《图经本草》，对于药物的采收时日，阴干暴干之法，记述较多。而《纲目》特别重视采药的部位与“六气岁物”。在“本经·序例”注文中说：‘“草木有单使一件者，如羌活之根，……龙脑之膏是也；有兼用者，远志、小草，常山、蜀漆之类是也；有全用者，枸杞、甘菊之类是也；有一物两用者，当归头尾、麻黄根节、赤白茯苓之类是也，牛膝春夏用苗、秋冬用根之类是也。羽毛鳞介玉石水火之属，往往皆然，不可一律论也。”在各论中每药都根据不同药用部位加以分别论述。在采收时节方面，他不仅注意到“生产有南北，节气有迟早，根苗异采收”，而且还突出“岁物专精”之论。他特地从《内经》中辑出“采药分六气岁物”的专题进行论述。首引《内经》原文，次辑王冰的注释，论述药物之性效存在于气味，气味的生成秉受于天地之气。“司岁备物(即根据司天的岁气而采收药物)，则药味专精，非司岁备物则气散，质同而异等也。”古人这种“司岁备物”的理论，主要在于保证药物的质量，提高药物疗效，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今天仍有研究的必要。

    2．药物炮制，注重辨证异法。中药炮制起源很早，历代医药学家甚为讲究。如在《五十二病方》、《伤寒论》等医籍中，都有许多药物的炮制方法。但是它在本草书籍之中则地位不高，大多只在序例中稍有提及，而在各药之中则多只作注脚简略记述。《纲目》既在“序例”中将历代医家记述有关药物制作方法进行了全面整理，又在各药之中专设了“修治”一项，对于古代医药书籍中所创立的炮制方法进行了系统总结，．而且在“附方”中，亦详记了各药的不同炮制方法，可见李氏对药物炮制的重视。《纲目》中对药物炮制的研讨范围甚广，不仅对炮制经验的总结，炮制方法的整理与改进，炮制辅料作用的概括，都有较深刻的论述；而且在炮制质量的要求、炮制理论的探讨等方面也有

新的总结。如他在木香的修治中指出：“凡入理气药，只生用，不见火。”在黄连的修治中又指出：“辛热能制其苦寒，咸寒能制其燥性。”又在芍药的修治中有“避中寒者以酒炒，入女人血药以醋炒”的新概括。这些论述，都是根据中医理论对炮制理论的新总结。尤其是他总结了许多“辩证异法”的炮制方法，更是对炮制理论的一大发展，既是用医理指导炮制的突出例子，也是炮制紧密结合临床的证例。在《纲目》中有关这方面的论述甚多，兹择举两例以说明之。如在黄连的修治下，他说：“黄连为治火为主药，治本脏则生用之；治肝胆实火则以猪胆汁炒；治肝胆虚火则以醋炒；治上焦之火则以酒炒；治中焦之火则以姜汁炒；治下焦之火则以盐水或朴硝研调水和炒；治气分湿热则以茱萸汤炒；治血分块中伏火则以干漆水炒；治食积之火则以黄土炒。”又如他在香附的“发明”项下说：“生则上行胸肠，外达皮肤；熟则下走肝肾，外彻腰足；炒黑则止血；得童便浸炒入血分而补虚；盐水炒则入血分而润燥；青盐炒则补肾气；酒浸炒则行经络；醋浸炒则清积聚；姜汁炒则化痰饮。”在这些辩证异制和异法异效的炮制方法中，充分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突出特点，通过不同的炮制方法而获得一药多效，扩大中药的用途，这也是中药炮制的精华之一。

3。药物煎煮，讲究水火适度。中药的临床应用，以汤剂为多，其煎煮之法，最宜深究。李氏对此亦极为重视，《纲目》书中有多处论述。在“序例”中，他既系统归纳了各医家对汤剂煎煮方法的论述，亦有自己对汤剂煎煮法的专论，他说：．“今之小小汤剂，每一两用水瓯为淮，多则加，少则减之。如剂多水少，则药味不出；剂少水多，又煎耗药力也。凡煎药并忌铜铁器，宜用银器瓦罐，洗净封固。令小心者看守，须识火候，不可太过不及，火用木炭芦苇为准，水须新汲味甘者。流水、井水、沸汤，各依方。……若发汗药必须用紧火热服；攻下药亦用紧火煎熟，下硝黄再煎，温服；补中药宜慢火温服，阴寒急病亦宜紧火急煎服之。”这里既指出了煎药的水质、水量、煎煮的火候；又交持了因药而异的煎煮方法。在“芦火竹火”条的发明中，亦反复强调煎煮的重要性，谓“煎药者卤莽造次，水火不良，火候失度，则药亦无功”。并谓：“观夫茶味之美恶，饭味之甘饴，皆系于水火烹饪之得失，即可推矣。是以煎药须用小心老成人，以深罐密封，新水活火，先武后文，如法服之，未有不效。”以上虽然讲的是具体操作之法，但药物煎煮的理论亦寓于其中。

三．总结与发展用药理论

古代本草，多为医家撰辑，注重医药结合。李时珍世代为医，故在其《本草纲目》中，特别重视医药的结合，全面总结和发展了用药理论。

1．创立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历代医家都注意用药经验与用药法则的整理。早在《本经》之中，已有用药理论的总结，如在其“序例”中就有7条原文，记述了药物的配伍、制方、选药、服法等方面的一些基本法则。陶氏又据《本经·序例》加以注释和阐述，并有所发挥。金元医家又据《内经》总结多种用药法式，作为防床用药的指导原则。《纲目》对于这些基本法则，都全面系统地加以整理。在其“序例”中，首先将《本经》原文分条注释。其次又据《内经》总结了“七方”以明制方之法。又据陈藏器《本草拾遗》（《纲目》误作徐之才)总结“十剂”，以明药性分类。再据《内经》总结“四时用药例”、“五运六淫用药式”、“六腑五脏用药气味补泻”、“五脏五味补泻”，井一一注以药名为例，以发其蕴义，便于指导临床用药。进而又综述前贤的用药经验，如陈藏器“诸虚用药凡例”、“张子和汗吐下三法”、“李东垣随证用药凡例”、“引经报使药”等，这些内容虽属经验，但都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些用药法则。最后综合历代医家的用药法则与经验，结合自己的用药实践，总结归纳出“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对于指导临床辨证用药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后世医家用药法则的总结与研究亦有深远的影响。后世的脏腑药队与脏腑用药提要等，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2．强调辨证用药理论。药物的辨证应用，是中医用药一大特点，也是中药应用的关键所在。李氏对于辨证用药法则亦有许多精辟论述。如《本经》云：“当用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不尔，勿合用也。”而李时珍则说：“古方多有用相恶相反者。盖相须相使同用者，帝道也。相畏相杀同用者，王道也。相

恶相反同用者，霸道也。有经有权，在用者识吾尔。”这充分体现了他的辨证思想。他在升降浮沉药性的应用中也说：  “升者引之以咸寒，则沉而直达下焦；沉者引之以酒，则浮而上至颠顶。此非窥天地之奥而达造化之权者，不能至此。一物之中有根升梢降，生升熟降，是升降在物亦在人也。”又在“四时用药例”中说：“虽然岁有四时，病有四时，或春得秋病，夏得冬病，神而明之，机而行之，变通权宜，又不可泥一也。”这些论述，都贯穿了药物运用的辨证法思想。正是由于他掌握了这些辨证方法，所以在药物的应用中也特别强调辨证论治。这一思想在他的总结的“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和“百病主治药”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尤其是“百病主治药”中，采用病名为纲，而以病机、病症、治法(或功能)为目，把各种药物根据辨证论治的法则归纳于各病名、病症或治法之下，以便临床医家辩证选药。“百病主治药”实际上是《纲目》全书功能主治的缩影，也是全书各药主治的索引，是历代医家辨证选药的精华，对于临床辨证用药具有指导意义。

    3．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李氏能对用药理论有较大的发展，关键在于他坚持实践，详于观察，善于总结。李时珍的医学理论造诣很深，临床上精于辨证论治，特别强调“机而行之，变通权宜”，反对拘泥不化，偏执一方一药以治病。他认为药物的应用，“妙在配合得宜，药病相对”。“用之得宜”，则砒石、巴豆，“皆有功力”；“用之失宜，参、术亦能为害。”时珍辨证用药，既有规范，但又不构成规。既用经方、古方，亦用单方、验方。既化裁古方，也自组新方。既注意辨证炮制之法，也重视煎煮服用；既讲究内服之法，也重视药物外治；既注意四时相宜，又重视体质差异。尤其在药物配伍方面，总结了丰富的用药经验。举香附一药为例，可见其辨证遣药之一斑。他在香附的“发明”项下说：“得参、术则补气，得归、芪则补血，得木香则疏滞和中，得檀香则理气醒脾，得沉香则升降诸气，得芍药、苍术则总解诸郁，得栀子、黄连则降火热，得茯神则交济心肾，得茴香、破故纸则行气归元，得厚朴、半夏则决壅消胀，得紫苏、葱白则散邪气，得三棱、莪术则磨积块，得艾叶则活血暖子宫。乃气病之总司，妇科之主帅也”。这些论述，没有自己的临床实践，是不可能得出这样全面的概括的。此外，对于用药禁忌、饮食疗法等，都有许多颇有见地的论述，体现了辨证论治的法则。总之，李氏对用药经验的总结和概括，丰富和发展了用药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