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珍对本草学整理方法的贡献

李时珍对本草学整理方法的贡献

 

    在本草学在历史发展长河过程中,前人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遗产。在本草学的总结和整理方面不仅创立了一些好的形式和方法,而且逐步形成了一个传统,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进行总结和整理。为本草学的发展作出了相应的贡献，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光辉典范。

《本草纲目》能成为世界瞩目的科学巨编，除我国本草学内容之丰富和学术水平之高有关外，同编著人李时珍掌握了渊博的知识和一套科学的整理方法亦有密切关系。本文就《本草纲目》，探讨李时珍对本草学整理方法的革新，反映他对本草学和自然科学的重要贡献。

一、综述诸书  体现了本草知识的全面性

    《本草纲目》是我国明代本草学的代表著作，它系统地总结了明代以前我国劳动人民与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夙有“药学大成”之称。然就其内容而言，又远超本草之上，故王世贞誉之为“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达尔文更称其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该书能获如此声誉，反应了它内容之丰富，知识之全面。《纲目》的文献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考古证今，奋发编摩，通集古代本草文献：古人修订本草，历来注重前人经验的总结。自《本经》初创本草学，药品已达365种。历魏、晋、南北朝及唐、宋诸代，至唐慎微撰辑《证类本草》，药数已至1746种。李氏编著《纲目》，继承历代本草学家传统，首据《证类》集唐、宋诸家本草，次益金、元、明代各家药籍。全书引用本草文献，数达41种，若将歌赋、服食、禁忌之类计算在内，则多达63种。药物总数，亦较《证类》大增。除删去《证类》231种外，新增药物374种，使药品总达1892种。观其药学内容，更是群书莫比。举凡药性、采集、修治(炮制)、食疗、炼丹之类，均一一列集；以至地方本草、歌括药赋，皆含其内。以药物专书观之，展开《纲目》，确有“如入金谷之园，种色夺目；如登龙君之宫，宝藏悉陈”之感。谓其为“集诸家之大成”，受之实无余愧。

(二)远探灵素，旁集诸家，遍采历代医籍方书：古代医籍方书之中，药学知识亦复不少。如唐代孙思递的《千金冀方》，就有药物专卷。宋代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等医学书籍，均有大量药物资料。显然，单从本草专著中来总结药学资料是不全面的。《纲目》重视从医籍方书中搜集资料，引用宋、金、元、明诸医书籍总达276家，其中以方书为多。这些医籍资料的引用，大大地丰富了本草学的内容。尤其在阐述药性理论方面，颇多精辟论述。如“序例”的内容，各药“发明”项下的论证，多为《灵》、《素》及历代医家之言。至于各药之“附方”，则广采诸家经验方书。故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不仅是本草集成，亦为医方全书。

    (三)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博引各种经史书传：从其它学科吸取营养来丰富本学科的知识，也是促进每一学科发展的重要条件，本草学的发展也是一样。如《本经》作者，就曾采纳道家养生、服食及炼丹求仙等各种资料，其意亦在于促进本草学之发展。陶氏之《集注》引用仙经、道家、佛家之言，又超出《本经》。《证类》作者更是广征博采经、史、书、传，从而大大扩充了药学知识。但征引最广者，无疑首推《纲目》。他不仅汇集历代医药书籍，而且“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与药物有关之内容，全部加以搜集整理。从而使本草学建立在更为宽广的基础之上。据李氏自己所开列的书目统计，属于本草者55种，医方者347种，而子史经传之类多达591家，合计总目993家。如再加上“历代诸家本草”一节注文中提到而未列入书目的10余种，则《纲目》引用之书籍，总数超越千家。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明代，李氏这样广泛搜集各种药学资料，没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坚韧不投的毅力，是不能达到的。故其遗表中说：“上自坟典，下及传奇，凡有攸关，靡不备采”，确是李氏治本草之真实写照。纳涓涓之细流，汇汪洋之药海；冶经史医哲于一炉，成《本草纲目》之巨著。

二、归纳分析  加强了药性理论的系统性

    中药的药性理论，早在《内经》已有较多论述，但初步形成体系，仍推《本经》。它的“序录”部分，总结了汉代以前的药性理论，奠定了本草学的理论基础。陶氏《集注》，继有阐述和发展。唐宋诸家本草，药性理论略有所增，但进展不快，基本保持在《集注》范畴。金元以来，临床医家远探《灵》、《素》之奥，并结合临床实践，进一步发展了药性理论。然多散记于各家医籍之中，亟待归纳整理。李氏撰辑《纲目》，极为重视药性理论的总结，为了使之体系完整，进而指导临床用药。他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总结整理。

    (一)、注释阐述《本经》，阐述《内经》，总结药性基础理论：《本经》是本草之经典，李氏先列其“序录”(《纲目》称为“名例”)原文作为基础，分段或分句给予注释。将后世医家之相应论述归纳于其下，既阐述《本经》的蕴义，亦使后世医家所发挥的药性理论得以系统化。《本经》未及或论述不详者，如“气味阴阳”、“五味宜忌”等，则从《内经》原文采集，加以归纳整理。同时也注以后世医家之论述，李氏自己也有一些发挥。金元医家发展的药性理论，则附于《本经》、《内经》之后，如“标本阴阳”、“升降浮沉”等。这种整理方法，不仅便于后学者系统了解药性理论，更有利于对药性理论探本求源。李氏既整理药性理论，而且加以阐发，如对“七情合和”的高度概括，简要明了。他对《本经》的配伍理论，评之曰“古方多有用相恶相反者。盖相须相使同用者，帝道也；相畏相杀同用者，王道也；相恶相反同用者，霸道也。有经有权，在用者识悟尔。”较之陶氏原著深刻得多，对于《本经》原意也有发展。它如对药物采收，各药所宜等亦有发挥。对“十剂”的补充说明，“升降浮沉”的变化权衡之论等，更有新的发展。

    (二)、总结用药经验，综合用药法式，发展辨证用药理论：辨证用药经验，大多散记于各家医籍之中。李氏身为医家，对此甚为重视。他先据《内经》，总结“四时用药例”、“五运六淫用药式”、“六腑六脏用药气味补泻”、“五脏五味补泻”等用药法则。并补以药例，发其蕴义，便于指导临床用药。对于后世医家的用药经验，亦加汇集，如“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引经报使药”、“李东垣随证用药凡例”、“陈藏器诸虚用药凡例”、“张子和汗吐下三法”等。以至各种用药禁忌，他也没有轻易放过，在《证类》的基础上新增了许多后世医家总结的内容。如“反药”，古代只言十八，而《纲目》则列有31种。李氏这种理论与实践并重，医药紧密结合的方法，值得我们继承发扬。

    (三)、重视药物性味，结合临床效验，充分阐述各药性能：“序例”中高度概括药性，各药中强调药性理论的重要性，也是《纲目》突出的特点。李氏对于各类药物，重视药性、气味之良毒。他在“草部”说：“苟不察其(指药性)精微，审其善恶，何以权七言，衡十剂，而寄生死耶?”果部亦说：“果蓏之土产常异，性味良毒，岂可纵嗜欲而不知物理乎!”因此，他很重视结合临床效验来探讨药性。他尝试药味，从他订正的药味中多有兼味，甚至附有其程度的记述，说明多为他亲口尝试所得。对于寒热药性的辨别，也主要以临床效验作依据。归经方面，虽然“序例”中没有专题论述，但在各药的“性味”与“发明”项中，论述颇多，尤其推祟易水学派的理论。同时也重视以临床效验作依据，详于归属气分与血分的区分。前人所定的药物归经，李氏多补出了归人气分与归入血分之别。

    总之，李氏在整理前人药性理论方面，无论其深度和广度都是无人可比拟的。前人所总结的药性理论，经过他的精心归纳，内容更加充实，条理更加清晰，理论的系统性更加严密，对于后世药性理论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三、纲目演绎  增强了本草文献的逻辑性

    本草一学，肇始于《本经》，增释于《集注》，添案绘图于《新修》，集说补注于《开宝》、《嘉祐》，引经史、附方剂于《证类》，至此内容体例均已具备。但在编辑方式上却多是因袭旧著，虽有内容的续添，而无体例的改易。以《证类》为例，一药之下，新注旧注，反复重见；产地性状，性能主治，混为一团。检阅起来，杂乱无章。加之“木居草部”、“虫鱼杂处”、“淄澠罔辨、玉斌不分”之类，比比皆是。究其根源，实因书无定格，体例不严。李氏通审诸家之弊，吸取历代本草之优点，破三品之巢臼，采“以纲挚目”之方式，将本草内容重新组合。

李氏本草，书名《纲目》，寻其含义，实有多端。书中明言“纲目”者，约有九处，归纳起来，其义有五：

(一)、“大书”为纲，“分注”为日：这是就全书所有内容而言，凡以黑体字大书者属“纲”的内容，以小字分行注释者属“目”的内容。《神农本草经》“名例”注释中说：“大书气味、主治，正小纲也；分注释名、集解、发明，详其目也。”这里虽然指的是每药的编辑体例，但综观全书，莫不如此。

(二)、大部为纲，小类为目：这是就药物的分类体系而言。李氏在“凡例”中说：“今通列一十六部为纲，六十类为目，各以类从。”每部前面，均有一序，论述本部药物的分类依据等等，皆用大字书写，以突出其纲。而部中小类则只标类名，不加说明。

(三)、正名为纲，释名为目；总名为纲，附品为目：这些都是就药物名称而言。“凡例”指出：“药物数名，古今不同。但标正名为纲，余皆附于释名之下。”这是区别药名的正异。“凡例”中还说：“唐宋增入药品……或一物再出三出，或三物二物混注。今俱考正，分别归并，但标其纲，而附列其目。如标龙为纲，而齿、角、骨、脑、胎、涎皆列为目。”这是就药名的总、分而言。

    (四)、标名为纲，列事为目：这是就每药的编写体例而言。然纲中有目，目中有纲。《神农本草经》“名例”的注文中说：“每药标一总名，正大纲也；分注释名、集解、发明，详其目也。而辫疑、正误、附录附之，备其体也。单方又附其末，详其用也。”药名之下有释名、分名，是纲中之目。列事之中有气味、主治，谓之“小纲”，是为目中之纲。通观全书，药名、性味、主治，皆用大字书写，其余各项除标题之外，皆用小字分注。

    总之，合则全书称纲目，分则卷卷有纲目；大则各部有纲目，小则每药有纲目；内容体例有纲目，名称正异有纲目。大纲之中有小纲，大目之中有小目；纲中有目，目中亦有纲。纲目交织，全书处处有纲目。李氏就是应用这种“以纲挈目”的方法，将《本经》以下，历代本草的各种药物资料，重新剖析整理，使近两百万字的本草巨著，编辑得体例严谨，层次分明，重点突出，内容详备，确实做到了“博而不繁，详而有要”。

四、医药结合  提高了本草学材的实用性

医药自古不分家，古代本草，皆示自良医；古之良医，皆精研本草。陶弘景撰辑《本草集注》，亦很注意医药结合。自唐以下，诸家本草多详于药而略于医，虽《证类本草》增益了大量方例，对密切医药，提高本草学实用性，起到一定作用。而其余唐素经典，结合临床实践，研讨药性，总结用药经验方面，有较大发展。但大详于医而略于药。李氏出身世医，医术精湛；又通阅本草，深知医药结合之不足。他撰辑《纲目》，强调药物不但应“有体”，而且须“有用”。故在医药结合上，作了不懈的努力，他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详注经典，通采诸家，注意医药理论的结合。理论的结合是实践结合的先导。李氏在“序例”中，一举打破历代本草只  《本经》，忽炕后世医家的药性理论的常规。他经典与后世之说并蓄，本草与医籍兼收。析《证类》“序例”所集之本草理论，益《内经》及金、元医家之药性发挥，进行综合整理。《纲目》“序例”，不仅在文献数量上，而且在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历代本草。其次在各药的编述中，不仅对历代本草中的性味、主治等内容详加注释，而且新设“发明”一项，应用医药理论以详疏其议，阐述治病机理，从而进一步密切了医药理论的联系。

（二）广集病证，详列诸药，加强辨证用药的指导。《证类本草》以前，只于“序例”之中录有“百病主治药”一节，按病证名称列举不用应的药名，略注其性，不免失于粗略。李氏特从“序例”析出，专辑“百病主治药”为二卷。不仅内容成倍增加，而且体例更为详备。病证名称的数量较前倍增；排列次序也有了规律、先内后外，五官妇儿，各科通列齐备。各证主治药名，增至数十倍；而且在体例上有了更大的改进。如每一病证之下增加了辨证的内容；每一病证的主治药物，也根据其功能或主治证型加以归纳，充分体现了辨证用药。为了便于查阅，大部分药物注明了出自何部。每药名下还注明了功效适应证，以至用法用量。这些对于今天的临床用药仍有指导意义；对于药物的研究，亦不失些对于今天的临床用药仍有指导意义；对于药物的研究，亦不失为一部重要索引。他还在“序例”中，把历代医家的用药心法，用药凡例，各种用药式加以总结，从而加强了临床辨证用药的指导。李氏这种理论与实践并重，医药紧密结合的方法，值得我们继承发扬。

（三）博采众方，印证药效，促进方药结合的研讨。医家用药，以方为主。古代本草亦有少量简方。《证类》开始大量增益，以广药物之用。但在体用密切结合方面，用心最好的仍推李氏。《纲目》附方，不仅数量上超出《证类》数倍，而在体例、内容的质量上也远超历代本草。他先以“附方”作总纲，纲下注明新、旧方数。其次以病证名称（少部分以方名）为小纲，再详注证状或适应证名、药物组成，用量用法；未注其方来源。有些附方和发明项下还附了历代医家的病例，总数达几百个。李氏用附方与病例来印证药物物的功效，这不仅使人们对药物的认识有了依据，而且对于药物的推广应用也起到了促进作用。今天“中药学”中以方剂证实药效的方法，实效法于此。故《纲目》不仅是本草集成，而且为医方全书。

五、辨疑订误  精纯了本草内容的科学性

    历代本草知识，多从防治疾病的实践中总结而来，由于历史条件限制以及整理者主观因素的影响，不免掺杂一些封建性的糟粕，存在一些疑惑混乱之处。历代本草学家，每次总结整理，都要对前人的疑误进行订正，诸如陶氏《集注》，苏氏《新修》，掌氏《嘉祐》，苏颂《图经》荨书。序中均有交待。其中尤以《新修》、《图经》，辨证尤多。但在当时医家“指为全书”，“目为要典”的《证类本草》，却兼收并蓄，不仅将《嘉祐》所摒弃的怪诞不经之说收录，而且引进大量道家丹鼎方术的内容，这给本草学的发展带来许多不良影响。李氏整理本草，力锄诸非，使本草建立在可靠的基础这上。

    (一)、批判邪说，破除迷信，辩正诸药功过：李氏的批判精神是贯穿全书的，如药物“不分三品，惟逐各部”的分类思想，就是对当时遵经复古的批判。而在各药之中，批判之言，亦复不少。如他谓月中之形，乃“山河之影”，并无桂树；前人谓琐阳为“野马或蛟龙遗精入地”所生，李氏则谓“此自有种，类如肉苁蓉、列当，亦未必尽是遗精所生也。”对于服食成仙等邪说的批判，更是不遗余力。如他谓“水银乃至阴之精……得人气薰蒸，则入骨钻筋，绝阳蚀脑，阴毒之物无似之者。”而诸书谓为“无毒”，“久服成仙”，是“长生之药”。李氏指出“六朝以下贪生者服食，至成废笃而丧厥躯，不知若干人矣。方土固不足道，本草岂可妄言哉!水银但不可服食尔，而其治病之功，不可掩也。……镇坠痰涎……拯救危病……在用者能得肯綮，而执其枢机焉。”这样，功过是非，各有所归。它如雄黄、黄连、芫花、灵芝等药，都是临床常用之品，对于它们的药效，都一一肯定，但谓其可“服之成仙”则分别给以驳斥。李氏这种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观点，是应该得到赞许的。

    (二)、辨别诸错，印定群疑，纠正各家谬误：本草学中，内容繁富，非阅历深广，知识渊博之人，不能详辨。历代本草学家，药物或未亲验，文献转辗相引，亦为疑误产生之因。故李氏特设“集解”、“正误”等项，藉以纠正诸错，解释众疑。他纠正前人的错误甚多，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1)属于品种混淆的：所谓“二物并入一条”者，即“当分者分”；“一物而分为二种”者，即“当并者并”。多见于“集解”项中，少部分见于“正误”。(2)属于归类不当的：所谓莱列草部，果列木部之类是也。多详注于药名之下，并且标名为“校正”。(3)属于名称、来源不确的：如“黑豆、赤菽，大小同条；消石、芒硝，水火混注”之类是也，亦多辨正于“集解”与“正误”项中。(4)属于药物性能不确的：如对人参利弊的论证，芫花妄作服食的批判，苏颂治小儿撮口误引蚕蛾之类是也，皆于“正误”项中予以纠正。

总之，‘李时珍在纠正前人错误方面，用心最勤。他并不单靠文献，而是深入实践，采访四方。经常亲采实物，仔细观察；聚集诸草，澄清互混；掘采矿石，解剖动物，深加体审。他还做了许多实验，如炼制丹药、酿制豆豉等。这种亲自实践的方法，乃是获得真知的唯一正确的方法。所以经他订正的内容，大多切实可靠。

六、析族区类  提高了药物分类的先进性

    不断革新药物的分类方法，也是《纲目》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药物分类，源于《本经》，据药性之良毒，分为三品。陶氏“分别科条，区畛物类”，据自然属性，略分七类，但各类中仍又分三品。《新修》、《证类》，相继扩充，仍未超越陶氏之法。在具体药物归属上，存在不少混乱状况。李氏《纲目》综合诸家本草之优点，吸取经、史、书、传中的丰富思想方法，制定“不分三品，惟逐各部。物以类从，目随纲举”的分类原则，形成独特的分类体系。

    (一)、确定分类总纲，明确指导理论：李氏的药物分类总纲，见于“凡例”。即把古今药物各列为部。“首以水火，次之以土，水火为万物之先，土为万物之母也。次之以金石，从土也。次之以草、谷、莱、果、木，从微至巨也。次之以虫、鳞、介、禽、兽，终之以人，从贱至贵也。”简单几句，高度概括了《纲目》的分类纲领。他先以“五行”，后以“三界”，分成16部，初步体现了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无生命到有生命的进化，这也吸取了古代“有生于无”的哲学观点。在植物界，他以“从微至巨”为原则，突出了植物的生态及生长环境，并兼顾及经济效益。动物界，“从贱至贵”，初步揭示了动物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规律。在科学不发达的明代，能总结出这样严谨的分类理论，是很可贵的。    ’

    (二)、划定分类等级，初具分类体系：在《纲目》各卷药物的分类中，李氏提到的等级比较明显的就有5个，即界、纲、(部)、目(类)、族、物。其中纲(部)、目(类)、物(种)，一目了然。而界则在纲之上，只见于“凡例”；族则在目之下，虽然没有明显划定，但在各类药中，常把形态相同的药物排列在一起，实际上就体现了族的存在。如伞形科、姜科、菊科、禾本科、百合科、葫芦科等药物常集中论述，就是析族的实例，可见李氏“析族区类”并非空言。在药物分类中能划出5个等级，实为李氏首创。    ·

    (三)、核实药物名称，确定分类基础：药物的分类基本单位是药物的品种。李氏对于药物品种的确定，非常重视“名”与“实”符。不仅把各药名称列为“纲”的位置，而且还列“释名”、异名、附品为“目”。详细注明药名的文献来源及名称的含义。在“集解”项下，还详细介绍它们的产地、形态、性状、生境。这些丰富资料不仅是当时确定品种和分类的重要依据，而且也是今天本草考证，药物鉴定和植物分类的宝贵材料。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虽然是以药物的专著而出名的。但在生物分类及矿物的分类上却有这样高的成就，这是与他的博学精思分不开的。他的分类思想不仅为后世本草学家所继承，同时也为现代从事植物的分类学者所珍视。许多古代分类资料都是通过《纲目》而得以保存，因此也是从事分类工作者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