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文化世家刻书是整个山东私家刻书的主体，其刻书量也是衡量各地刻书多寡的重要指标。曲阜孔氏、新城王氏、福山王氏、德州卢氏、潍县郭氏、聊城杨氏、高密单氏、海丰吴氏等家族，不仅刻书数量多，而且刊刻了大量有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精品，为山东出版史、文化史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山东 文化世家 刻书
作者 唐桂艳，女，山东龙口人，博士，山东省图书馆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版本目录学、山东地方文献、山东出版史。
山东多文化世家，这些文化世家大都与科举望族相关联。据何成统计，如以连续三代以上有进士或举人出身者为科举望族的标准，明清时期的山东科举望族有约近600家。
山东的文化世家，因其有着三代以上的家学传承，学者辈出，文化含量极高，对文化学术的影响至关重要，反映在刻书上，即可见各地的刻书量是由世家大族的刻书量来决定的。本文拟将明清时期山东文化世家的刻书情况做一简要梳理，以见其盛况，并略举其精品以见其质量。
一、山东文化世家刻书概述
文化世家刻书是整个山东私家刻书的主体。据统计，清代私家刻书总量大约有2100种，而文化世家刻书总量达1200种，占全部私家刻书的一半以上。
文化世家刻书还是地方上刻书的主体，是衡量各地刻书多寡的重要指标。综观整个清代，历城刻书最多，除了作为一省都会的特殊优势之外，济南朱氏、历城马国翰的刻书亦不少。其次为曲阜，以孔、颜二氏为主。孔氏在一百七十年间，有十一世参与刻书，共刻一百二十四种，是山东刻书最多的家族。位居地区刻书第三名的是德州。德州有三大家族：卢氏、田氏、李氏。德州刻书共一百一十二种，非大族刻书者仅七种。以一家刻书几乎囊括当地刻书者，有福山王氏七世刻书，从嘉庆到光绪，共刻书九十三种，是除孔氏之外山东刻书最多的家族。福山刻书一百零二种，仅九种非王氏所刻。
据统计，清代山东一百零七县，刻书在十种以上的有三十八县。在这三十八县中，每县至少有一个世家大族有刻书行为。现仅依刻书数量做一简要叙述。
山东孔氏是一个特殊的家族。孔府刻书始于宋代，宋神宗元丰八年，孔子四十六代孙孔宗翰曾纂修《家谱》并刊行，此为孔氏刻谱之始。正大四年，阙里孔氏曾刻过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十二卷，可惜原本早佚。蒙古马乃真后元年，阙里孔氏又据以重雕，刀法凝重苍劲，字画精美，为蒙古时期雕版印刷的上乘之作。明天启二年，由孔胤植、孔弘颢等撰成《孔氏族谱》八卷，有孔府刻本。明代孔府另有衍圣公孔胤植刻书，有《孔丛子》、《圣迹图》、《阙里志》、《圣门志》四种。
清代，孔氏自第六十三代始，至七十三代止，除了六十四代无刻书外，其馀十一代皆有刻书。时间跨度从康熙六年至光绪二十三年，刻书达一百二十四种，是清代山东清代刻书最多的家族。历代衍圣公中，孔毓圻刻有七种，孔传铎、孔庆镕均刻有十馀种。孔继涵是个人刻书中最多的，有三十四种。《微波榭丛书》实际上由四部分组成：《戴氏遗书》、《算经十书》、《春秋地名》等七种、《微波榭遗书》六种。其中，《微波榭遗书》大概为孔继涵后人所刻。
与孔继涵同时的孔继汾，刻书六种：《文献通考序》、《尔雅》、《文庙乐舞全谱》、《孔氏家仪》、《答问》、《劻仪纠谬集》、《阙里仪注》；孔尚任刻有《桃花扇传奇》、《续古宫词》、《湖海集》、《石门山集》；孔贞瑄刻有《聊园诗略前集》、《后集》、《聊园诗续集》、《聊园文集》、《大成乐律全书》；孔毓埏刻《于陵子》、《拾箨馀闲》、《述圣图》；孔传鋕刻《补闲集》、《清涛词》；孔广廉刻《大戴礼记补注》、《诗声类》；孔继鈗刻《老子说略》；孔昭薰刻顾炎武撰《菰中随笔》；孔继涑摹刻《玉虹楼法帖》。
第二大刻书家族新城王氏刻书自王之垣始，刻有《谏议疏稿》、《嘉靖戊午科山东乡试墨卷》。之后，王象乾刻《卢龙塞语》、《皇明典故纪闻》、《亦玉堂稿》、《忠勤录》、《皇明开天玉律》、《文选删注》、《诗馀图谱》、《赵松雪集》等八种，王象春刻《济南百咏》、《问山亭诗》两种，王象晋刻《救荒成法》、《新刊玉机微义》、《董漕副墨》、《诗馀图谱》、《简便验方》、《三补简便验方》、《金刚经直解》、《万历甲午科乡试朱卷》、《群芳谱》、《郢封里吟》、《基命录》、《惺心楼三编》、《念祖约言》等十四种，王象明刻《鹤隐集》、《雨萝集》两种，王与胤刻《念祖约言世记》、《六经图》二种。
到了清代，王氏刻书达八十九种，其中，王士禛刻书有七十一种。所刻多为自己的著述，集部书最多，可见其着力之处；刻书时间集中于康熙三十年以后，刻书地有京师、扬州、广东、金陵、新城、济南、苏州（吴门）、昆山、福建、新安、山西临汾等地。
王氏家族除了王士禛，其父王与敕，其兄王士禄、王士禧，其子王启涑，其孙王兆森，曾孙王祖肃，裔孙王允熙皆有刻书。士禄书多在南方刻成，其《燃脂集》，仅存稿本二十五卷，道光十五年王允丰抄本二卷，故其于顺治六年后康熙十二年前刻《燃脂集发凡》一卷，弥足珍贵。
第三大刻书家族福山王氏七世刻书：王显绪－王善垲、王善宝－王余瑛、王德瑛－王兆琛－王祖源、王伯方、王季寅－王懿荣、王懿棨－王懿荣之子。从嘉庆到光绪，共刻书九十三种。王德英刻书最多，以子目计有四十七种。其《日省吾斋杂著》多数卷端下题：“福山王德瑛校刊”。王德瑛先后在河南考城、伊阳、扶沟、安阳任过县令，四次刊刻《文昌孝经注》。道光十四年至十六年刻《今古文孝经汇刻》十六种附一种。其刻书的目的完全是为了风俗教化。
几乎由王祖源一人承担刊刻的《天壤阁丛书》，有同治期间在京师刻，有光绪期间在四川刻，大多在四川刻成。所刻二十种书，大部分为课子孙。
王懿荣京师刻《周公年表》，以牟氏湖州本校之。刊刻朱卷八种，是其近二十年奔波于科场的见证。在京师影宋刻《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是此本最早的影宋刻本，因王懿荣感觉影写不精，故未入《天壤阁丛书》，只印行数十部，流传稀少。
德州卢氏可谓第四大刻书家族。先是遗民诗人卢世（氵+隺），为诗尊杜甫，刻书共二十五种，大部为诗集。刻自己的著述有《尊水园宿草》、《在舆草》、《闲居漫兴》、《杜亭近草》、《画扇斋诗始》、《读杜私言》、《紫房箧中小集》、《紫房箧中馀集》等，刻友人著述有《宋布衣诗选》、《简斋诗钞》、《汪未央诗》、《寒山新诗》、《程鲁詹啸歌》、《燕游稿》、《医书》、《清壑亭近诗》、《许葺翁和陶诗》、《罗生堂近义》、《秋草诗》、《胡嗣玄制义》等。卢世（氵+隺）刻书除三种有明确刻书时间外，馀皆未注明，所刻诗系从同邑程先贞刻其子卢孝余补刻的《尊水园集略》中得知。以个人之力，刻书数量如此多，在明末清初的山东可谓首屈一指。
卢世（氵+隺）后人卢见曾，继承了他刻书的优良传统，以其特殊的社会地位，以及丰裕的经济条件，刻书三十九种。经学著述十种：《经学五书》（《学礼质疑》、《礼记偶笺》、《仪礼商》、《周官辨非》、《学春秋随笔》）、《大戴礼记》、《尙书大传》、《匡谬正俗》、《李氏易传》、《郑注周易》、《周易音义》、《周易乾凿度》、《周易爻辰图》、《周易述》。除《经学五书》外，馀皆收入《雅雨堂藏书》。
卢见曾孙卢荫长嘉庆九年刻《信验方》，道光三年刻《续信验方》。卢荫溥之子卢本道光十九年刻《禧寿堂自订年谱》，道光十七年山东雅雨堂刻明吕坤撰《呻吟语》，道光二十年曾孙卢枢清雅堂刻《雅雨堂诗文集》三种。
潍县郭氏刻书自乾隆十三年始，至光绪三十三年，达二百六十年之久，刻书者有郭伟业、郭伟绩、郭启翼、郭謩、郭誾、郭誉、郭磐石、郭梦龄、郭峻嵩、郭为贤、郭斌寿、郭绥之、郭简之、郭杭之、郭佑之、郭荫之、郭征庸、郭恩孚、郭恩敷。其中以同治、光绪间的郭绥之、郭恩孚刻书最著。
郭绥之刻书时间集中在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八年间，以刻自己的作品为主，兼刻朋友作品，如郭鼎、柯蘅及柯蘅之妻李长霞。有《铭夏诗钞》、《春雨堂诗选》、《锜斋诗集》、《餐霞集》、《聊复集》、《沧江诗集》。郭恩孚与郭佑之合刻郭梦星的《尚书小札》、《午窗随笔》、《汉书古字类》，与徐继孺合刻张昭潜的《无为斋文集》，又刻郭绥之的《沧江精华录》，张昭潜的《无为斋续集》、《山东省沿革表》和自撰的《果园诗钞》，共刻书八种。其中三种书有“果园刊书第某”的标志，想必有宏伟的刻书计划。
聊城杨氏杨以增、杨绍和、杨保彝、杨承训，四世刻书，自道光十八年始，至民国九年止，近百年间，共刻书四十九种。以经部为多，有丁晏的《六艺堂诗礼七编》，翟云升的《隶篇》，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刘淇的《助字辨略》，郝懿行的《尔雅郭注义疏》，《急救章考异》，凌廷堪的《凌次仲复礼三篇》，张成孙的《张彦惟答方彦闻书》，还有《夏小正传》、《吕氏家塾读诗记》。
杨以增前期刻书皆为他出资，由别人董理，如刻翟氏《隶篇》由杨以增发起，而实际操办者却是翟氏及陈官俊等人；刻桂氏《说文解字义证》和许鸿磐《方舆考证总部》均由许瀚办理；刻武亿三种书由武亿后人董理。后期多得居于清江浦的幕客包世臣、高均儒、梅曾亮三人襄助。《九水山房文存》由书法家包世臣手写上版，《惜抱先生尺牍》、《跛溪年谱》由精于声训版本之学的高均儒手写付梓。
高密单氏刻书以家族名义刊刻制艺、帖括之书及家谱，贯穿整个清代；个人刻书以经部书和集部书为主，更注重经部书的刊刻，如清前期所刻《研经堂周易显指》、《周易释要》、《周易答问》、《研经堂春秋事义合注》、《朱子诗义补正》等体现了单氏研经的家学传统；注重地方文献的刊刻，单作哲在饶阳、枣强分别刊刻了当地方志：《饶阳县志》、《枣强县志》，在池阳刊刻《高密诗存》，有功于高密的乡邦文化；刻书范围不限于单氏一族，单作哲为其老师及老师的朋友刻书三部：《朱子诗义补正》、《张彝叹先生遗诗》、《王昆绳先生遗文》，扩大了桐城派在山东的影响。
海丰吴氏以刊刻家人著述为主。在家庭教育方面，吴自肃的《作文家法》曾六次刊刻。在弘扬家族精神方面，有《海丰吴氏文存》、《海丰吴氏诗存》、《吴氏世德录》、《海丰吴氏朱卷》、《海丰吴氏试艺》五种。海丰吴氏尤关注山东地方文献。如吴之勷刻明代戚继光的《练兵纪实》、《纪效新书》，吴重憙刊刻陈介祺的《家塾授蒙浅语》附《习字诀》，桂馥的《历代石经略》、《历代石经大略》，时庸劢的《声谱》、《声说》，许瀚的《攀古小庐杂著》。
德平葛氏刻书自嘉靖葛守礼始，至嘉庆葛周玉止，绵延明清两代，近三百年。明代刻有十六种，明末清初刻葛如麟撰《祀典管见》等八种。康熙四种，均为葛元福刻，康熙二年刻葛曦撰《葛太史公集》、自撰《纲鉴策题汇纂》，又刻自撰《传记合刻》、葛元祺撰《介之诗草》。
葛氏以葛周玉刻书最多，共有十种。乾隆五十二年刻《德平葛氏族谱》；嘉庆刻《般上旧闻》；嘉庆七年刻葛守礼撰《葛端肃公家训》、《葛端肃公集》；嘉庆八年刻葛曦撰《葛太史公集》、葛如麟撰《葛宪使公集》；嘉庆九年刻葛引生撰《东山葛氏遗书》、葛昕撰《集玉山房稿》。
葛氏书板旋刻旋毁，德平的自然灾害加之人为破坏，可能是葛氏家族书板不存的重要原因。由于书旋刻旋毁，于是葛氏后人不间断地进行重刻。这种重复刻书在家刻中常见，但大量的重复刻书不常见。而进行此项工作的只有一个人，即葛周玉。
栖霞《郝氏遗书》有三十四种，为郝懿行自刻的有《宋琐语》、《晋宋书故》、《补宋书刑法志》、《补宋书食货志》、《金石三例》，郝氏家刻的有《列女传补注》、《列仙传校正本》、《列仙传赞》、《梦书》。《郝氏遗书》有郝懿行后人郝联薇等刻者二十四种，皆在光绪中，有著名的《尔雅郭注义疏》，有《竹书纪年校正》、《通考》、《宝训》、《蜂衙小记》、《燕子春秋》、《记海错》，有《易说》、《易说便录》、《书说》、《汲冢周书辑要》、《逸书》、《郑氏礼记笺》、《诗说》、《诗经拾遗》、《诗问》、《证俗文》以及郝培元、郝懿行、王照圆的集子。
即墨黄氏十一代人三朝刻书，总计有二十六种；刻书内容上以集部书为主；除黄立世为冯文炌所刻一种外，几乎全部是家族著述；刻书地有即墨，亦有外地，如有海宁盐官官署刻的《即墨黄氏诗钞》十七种，有黄立世在广东花县所刻《柏荫堂诗钞》。
济南朱氏刻书始于朱昌祚。昌祚康熙三年刻有《抚浙疏草》、《抚浙移牍》、《抚浙檄草》。朱氏刻书自朱缃始盛。朱缃著述五种，皆为本人自刻：《棣华书屋近刻》，《枫香集》，《吴船书屋诗》，《观稼楼诗》，《云根清壑山房诗》。朱湘有弟四人，刻书者仅见朱纲一人，刻有《苍雪山房稿》，《粤游草》，《滇游草》，其《检尸考要》，清雍正四年刻于湖南，此年朱纲在湖南布政使任上。
朱湘子崇勋有《桐荫书屋诗》，崇道有《湖上草堂诗》，均为乾隆刻本。朱纲子崇厚有《绘事逋还杂咏》一卷，崇厚子朱翊黄刻成。朱氏第四代还有朱攸，编有《其顺堂三世遗诗》，清乾隆间刻本，系朱攸为祖父朱纬、父朱令昭、兄朱倬所刻诗。第四代朱琦，有《倚华楼诗》四卷，清乾隆刻本。朱氏的第五代朱曾武刻有《唐诗绎律初集》、《四书字意说略》、《文话》、《时文笔谱》、《古文笔谱》。朱氏第六代朱汲，集众人之力，道光二十年刻成其父朱曾喆的《养中之塾文集》。
益都李文藻一生刻书二十一种。乾隆间在山东所刻仅见《渔洋诗话》一种，此书由段松苓的父亲段玉华缮写，刻印较精。李文藻所刻的最具学术意义的是周永年汇印的《贷园丛书初编》。此书所收多为经部书，且采最新研究成果，有江永的《四声切韵表》、《古韵标准》，惠栋的《九经古义》、《春秋左传补注》、《易例》，戴震的《声韵考》，钱大昕的《凤墅残帖释文》，足见其关注学术的发展。对山东人的著述，李文藻也不遗馀力地刊刻，有张尔岐的《蒿庵闲话》，赵执信的《谈龙录》，张养浩的《三事忠告》。李文藻对地方文献贡献最大的是刊刻了《山左明诗钞》。此书是继卢见曾刊刻《国朝山左诗钞》后，对山东明代诗歌所做的一次全面总结。成书不易，刊刻亦难。李文藻还为聊城邓汝功刻《上谷集》、《密娱斋诗稿》、《邓谦持时文稿》三种。
诸城丁氏刻书自明崇祯始，至清康熙终，历经明清两代，但只丁耀亢、丁慎行父子二人刻书。丁耀亢所刻书主要为自家著述，如《逍遥游》、《陆舫诗草》、《椒丘诗》、《漆园草》、《化人游》、《赤松游》、《表忠记》、《出劫纪略》、《非非梦》、《星汉槎》、《续金瓶梅》，还为其师锺羽正刊刻了《崇雅堂集》，并为锺羽正的侄子锺谔刊刻了《锺一士遗稿》，共刻书十六种，在明末清初的个人刻书中属数量多的。其子丁慎行所刻大多为以上诸书的重刻。
荣成孙氏刻书自孙福海刊刻蓬莱杨廷芝的《乡党约说》始。孙葆田独嗜经，其书斋皆以“经”为名，“涉经楼”、“问经精舍”、“授经楼”、“校经室”、“经润楼”。故刻书以经书为主，有《汉人经解辑存序目》、《汉儒传经记》、《周易本义》、《春秋会义》、《周易古本》、《古文尚书》、《孟子音义》、《孝经郑注附音》、《孝经章句》、《读易自考录》等。孙葆田还在刻书中倡导古文，如刊刻《孙明复小集》，刊刻《明文正气集》、《望溪文集补遗》、《奉萱草堂文续集》。除此之外，孙葆田还刻了其父的《之游唾馀录》、《不夜书屋试律偶存》，其弟的《孝经郑注附音》，其友的《泽雅堂文集》，包括他自已的《乡试朱卷》、《会试朱卷》。
淄川毕氏，家族之兴始于 “黄发翁”毕木。其子毕自寅，刻有《拱玉园集》、《毕氏宗乘》。刻书最多的是户部尚书毕自严，有《抚津疏草》、《督饷疏草》、《饷抚疏草》、《留宪疏草》、《留计疏草》等十六种之多。到了清代，毕际有承续了其父毕自严的刻书传统，刻书三种。有两种是为其父所刻，且为同一种书，即《石隐园藏稿》八卷，分别刻于顺治十七年和康熙二十五年。第三种书为《淄乘征》。
利津李氏四世刻书共十九种，李文桂刻一种，李佐贤刻《石泉书屋制艺》、《石泉书屋馆课诗》、《古泉汇》、《武定诗续钞》、《书画鉴影》、《得壶山房印寄》等十五种，李贻良、李贻隽刻《李氏家乘》，李泽涵刻《竹朋行述》、《枚卿行述》二种。
安丘张氏八世刻书，绵延整个清代。清前期以张贞为著，刻有《渠亭山人半部稿》、《渠丘耳梦录》、《杞田集》、《浮家泛宅图诗》等。其子张在辛亦参与了其父张贞的刻书活动。张贞孙辈主要刻了张在辛的《琐言》，参与了《杞田集》的刊刻。张氏第六代刻了张扶舆的《渔山吟》及《安丘张氏列传》，第八代张介禄刻了张善恒的两部诗集和张在辛的《隐厚堂遗诗》。安丘张氏注重家谱和家族资料的刊刻，为重要人物立传，如《渠丘三张公（张嗣伦、张继伦、张绪伦）合传》、《张孝廉（张嗣伦）行略》、《安丘张氏列传》。张氏注重地方文献的刊刻，有关安丘的有《渠丘耳梦录》、《杞纪》、《安丘县学崇祀乡贤小传》、《全城纪立后记》，有《靑州乡贤小传》、《青州乡贤传》。
栖霞牟氏亦为刻书大族，牟房的《四女祠集》、《雪泥书屋遗书目录》可能为自刻，牟房又在浙江湖州刻其父牟庭的《楚辞述芳》、《读楚辞杂记》、《拟我法集》、《雪泥书屋杂志》、《周公年表》、《投壶算草》、《雪泥书屋稿》，牟应震刻《周易直解》、《夏小正考》，所刻《毛诗质疑六种》，集中体现了牟应震的研诗成果及其治学方法。
安丘王筠，清代著名的《说文》四大家之一，著述颇丰，但刊刻的少，大多以稿抄本流传，尤其是批校题跋本，全国各大图书馆几乎都有存。王筠所刻书共十种。其中自撰六种，有京师刻《检说文难字》，乡宁县署刻《正字略定本》、《文字蒙求》，徐沟刻《说文释例》，乡宁补刻《说文释例补正》，曲沃刻《说文解字句读》；在乡宁县署为前辈刻书三种：《念复堂诗钞》、《松亭诗钞》、《菊逸先生诗存》；为朋僚刻书一种，即在曲沃刻焦腾凤的《句股图解》。其子王彦侗刻《说文系传校录》、《蛾术编》，补刻《说文句读补正》，又刻《六家奕谱》。子王彦佶曹南武阳学署刻《菉友肊说》。王氏家刻本还有王筠之父王驭超的《海岱史略》。
德州田氏刻书十五种。以刊刻自著的诗文词为主，刻书时间为康熙至乾隆间。所刻田雯著述有：《黔书》、《山薑编年诗选》、《长河志籍考》、《古欢堂集》、《蒙斋年谱》、《蒙斋生志》；还有田需的《水东草堂诗》，田霢的《南游诗》、《鬲津草堂诗》，田肇丽的《有怀堂文集》、《有怀堂诗集》，此二种为田同之所刻。田同之著述颇多，自刻者有《安德明诗选遗》、《二学亭文涘》、《西圃文说》、《西圃诗说》、《西圃词说》、《晚香词》数种。其中《安德明诗选遗》是有关德州一地明代的诗歌总集。
益都赵氏，先有赵执信叔父赵展庵刻有《强善丛钞》。赵执信刻书有四种：《删润地学庭训》、《葬经改注》、《千金歌改注》、《驳正原真》，皆刻于雍正十年。赵执信之子赵念、赵戆、赵愻、赵庆等刻书最多。署“赵氏因园”标记。先后刻有《秋谷先生遗文》、《饴山诗集》、《翰村诗稿》、《谈龙录》、《饴山文集》、《礼俗权衡》、《声调谱》。以上六种，除了《翰村诗稿》为仲昰保所撰外，其馀五种皆为赵执信著述。赵执信从弟赵执端，有《宝菌堂遗诗》，乾隆三年由其子赵芝庭刻成。赵执信从弟赵执琯，有《知畏堂诗》、《知畏堂诗馀》，乾隆二十七年由其子赵憙刻成。
寿光安致远刻有《纪城文稿》，字大行疏，康熙风格。其《玉硙集》、《蠽（下一个虫）音》、《寿圹碑辞》、《绮树阁稿》、《赋稿》、《诗稿》、《纪城诗稿》、《吴江旅啸》、《东归草》、《苏节妇墓表》、《纪城文稿续集》、《青社遗闻》，由其子安（上竹头下真）刻成。
安丘曹氏，刻书者主要有贞吉、申吉二人。贞吉成名比其弟晚，故其最初的诗文由其弟申吉刊刻。其自刻的集子有：《朝天集》、《鸿爪集》、《黄山纪游诗》、《黄山纪游词》，四集均刻于新安。曹申吉于顺治十七年在京师刻自撰《澹馀诗集》，康熙刻自撰《澹馀诗集》，康熙八年于吴中为其兄刻《珂雪初集》（亦名《珂雪集》）一卷，十一年于贵州刻《珂雪二集》一卷。在贵州时，还刻有《贵州通志》、《黔行集古近体诗》、《黔寄集》、《南行日记》四种。二人曾孙曹益厚，乾隆间补刻《贞吉诗集》，将原集分为二卷，上卷为王渔洋所刻《珂雪诗》，下卷为《朝天》、《鸿爪》、《黄山纪游诗》、《黄山纪游词》四集。同时补刻申吉《澹馀诗集》、《南行日记》。
德州李氏刻书共十三种，明末至道光年间，先后有李诚明―李有基―李錪、李镆―李一鸣、李清渭―李根谱，五代刻书。明末李诚明刻有自撰《翾翾草》，乾隆五十九年李有基福建连城官署刻李源《见可园集》，李柽《后知堂遗诗》。道光中，李錪、李镆、李一鸣刻李征熊《海外吟》、《再来集》、《南湖草》，李清渭刻李诚明《矩亭遗诗》、《见可园集补》，李清渭在东阿学署刻有李征熊《庽台诗草偶》，李亶照《李亶照诗》，李丕基《酒囊诗草拾遗》，李崇基《李崇基诗》，李鋈《李鋈诗文》。李清渭刻书最多，从道光六年到二十一年，主持或参与刻书九种，并重校、汇印李氏家集，对李氏刻书作了全面的总结。
高密李氏是高密诗派的奠基者。首先是李宪乔刻有《过岭集》，为李宪暠刻《定性斋集》、《莲塘遗集》。这是高密诗派形成的重要标志性作品。但其诗歌理论的奠基之作《中晚唐诗主客图》却未及时刊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流派的发展。
海阳赵氏亦为刻书大族，其中赵铭彝刻赵作舟的《文喜堂诗集》，郝懿行的《春秋说略》、《春秋比》；赵洛衍聋室刻赵燮撰《中庸义略》、《赞化》、《西铭解》、《太极图说》、《群书贯》，赵培基《寸知集诗》，和自著的《丛绿轩诗集》；赵氏燕海吟坛刻赵似祖的《希音阁诗集》，赵钧彤的《燕子笺弹词》。
潍县陈官俊为韩梦周一人刻书三种：《理堂文集》《外集》、《理堂诗集》、《理堂日记》，均在京师刻成。其子陈介祺刻钤印本三种，为不同时期的《十钟山房印举》。另刻书五种：《外科症治全书》、《[名贤书联]》、《[汉代铜器]》、《传古小启》、《古印一隅》，皆与印学有关。陈介祺还助他人刻书四种。
莱阳宋琬，顺治七年京师刻《荔裳集文》、《荔裳集诗》，顺治十五年永平刻《永平府志》，顺治十七年刻《安雅堂诗》，康熙五年吴门刻《安雅堂文集》，康熙刻《祭皋陶》。其子宋思勃，康熙三十八年刻《安雅堂重刻文集》。其孙宋永年，乾隆三十一年刻《安雅堂未刻稿》、《安雅堂未刻稿入蜀集》。族孙宋邦宪，乾隆中刻《安雅堂拾遗文集》、《安雅堂拾遗诗集》。
掖县李氏四世刻书，李锳－李兆元－李浵圻、李淑筠、李澄燮－李丰纶。其中李兆元刻书最多，有《苏李诗笺》、《古诗十九首诗笺》、《渔洋山人秋柳诗笺》、《大学古本诂略》、《周易说卦传辑注》、《诗法易简录》、《中庸贯》、《艾堂外篇钞存》。刻书地均为河南。刻书内容以经部和集部书为主。李兆元之子浵圻、淑筠、澄燮三人亦参予了兆元父亲李锳文集的刊刻工作。其子李图虽然编纂了五部方志，但未参予刻书。李图的诗集和文集应为自己所刻，其弟李尚蕴甫亦参与了校书。李图之子李丰纶刻了《二家诗选》。
临朐冯氏，有冯惟讷刻《陂门山人集》、《汉魏诗纪》、《楚辞》，明隆庆二年冯惟讷与栗永禄刻有明王崇古撰《公馀漫稿》。冯惟敏刻有《山堂词稿》。冯琦刻有《冯光禄诗集》、《淡然轩集》、《经济类编》、《五大夫集》。冯珣刻有《诗纪》一百五十六卷。
文登于氏有两支，一支为于克托孙子于熙学－于令淓－于书佃，熙学刻王苹《二十四泉草堂集》，令淓、书佃刻《方石书话》。与于克托同辈的于克襄于金陵刻自撰《铁槎诗存》、《铁槎山房见闻录》，另刻有《碤山楼诗钞》。另一支为于颖发、于颐发兄弟。道光八年二人于清江浦镇刻丛秉肃撰《学庸顺讲》二卷，字小行密，但刻印不苟。颐发有子于昌进，昌进有子宝之，宝之刻昌进撰《旧雨轩剩稿》，又刻有前辈于克襄撰《今雨楼诗存》、《晚晴草堂诗集》。
胶州法氏刻书自法若真始。法若真刻了蓬莱吴脉鬯撰《增辑易象图说》。之后，其子法樟又刻了法若真的《黄山诗留》。《黄山集》六卷，亦为法氏康熙刻本。法樟之子法辉祖，是法家刻书成就最大的一位，先刻其祖父法若真的《黄山年略》，继刻张谦宜的《絸斋诗谈》、《絸斋论文》、《絸斋诗选》三种。法辉祖之后，法家的另一个刻书者是法坤宏。刻有《迂斋学古编》，又于广东西湖街六书斋刻《春秋取义测》。
曲阜颜氏刻书自康熙始，至清末，六代刻书，主要集中于清前期，前期刻书有九种。刻书内容上以颜氏三兄弟的诗文为主，其中颜光猷最多。颜光猷刻有《水明楼诗》、《颜澹园藏稿》、《阙里颜太史真稿》，颜光敏刻有《未信堂近稿》，颜光斅刻有《颜学山近稿》。
历城朱畹、朱廷相父子共刻书九种，集部书最多，有《广齐音》、《寄庵诗钞》、《半隐园诗集》、《甘棠遗爱》、《红蕉馆诗钞》、《仍可轩诗钞》、《[王祖熙遗稿]》。朱畹在八十三岁时补刻牛运震的《毛诗质疑六种》，其孜孜不倦的刻书精神感人至深。
淄川高氏刻书自高珩祖父高举、高誉始。二人撰有《埙篪编》二卷，明万历二十三年淄川高举浙江金台刻本。到了清代，高氏七世刻书，三百年不辍，主要为先辈的诗文集。如高珩刻《醒梦戏曲》，高肇鼎、高肇丰、高肇（忄＋受）刻《栖云阁诗》、《[淄川]高氏家模汇编》、《强恕堂诗集》，高氏畏天斋刻《留畊堂遗诗》，高贻荣刻《栖云阁诗拾遗》、《栖云阁文集》。
章丘李廷棨刻有《夏小正诗》，其《纫香草堂诗集》为后人刊刻。其子李宝婴、李宝赤还刻有吴连周撰《帚金集》，其父撰《纫香草堂文钞》，马国翰辑《玉函山房辑佚书续补》十一种十四卷、《目耕帖续补》二卷，其子李恩黻刻自撰《袖云石屋诗钞》和其父的《纫香草堂诗馀》。李氏刻书虽不多，但其最大的功德是保存了马国翰的书板，几世世守，最终使山东现存最多的书板在历经了近二百年后安然无恙。为了使该书得到更广泛的流传，李氏在近二百年间，多次刷印，虽然有的是经过官方协调而刷印。光绪十年、光绪十五年李氏对马国翰的书板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印刷、补刻，对马氏著述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东阿于慎行，万历间刻有《海岳山房存稿》二十五卷，刻自撰《谷城山馆诗选》，万历二十六年刻其父于玭《册川先生集》，万历二十七年为兄弟于慎思刻《庞眉生集》。其子于纬刻《谷城山馆文集》、《谷山笔麈》和《读史漫录》。
长山刘一相万历三十六年刻《诗宿》，其子刘鸿训万历四十六年又刻，鸿训子刘孔中崇祯十三年刻其父撰《四素山房集》、《皇华集》。清代长山刘氏刻书三种，清顺治四年刘孔中邓汉仪等刻刘鸿训撰《玉海纂》，顺治八年刻《困学纪闻钞》。刘孔中从弟刘孔怀，撰《宋范文正公流寓长山事迹考》，清康熙间刻本。
莱阳左氏所刻书皆为左懋第著述。有《萝石山房文钞》、《梅花屋诗草》、《左忠贞公剩藳》等。左氏刻书在清代历经六朝，主要集中在乾隆年间，道光、光绪二朝应为馀绪；从左懋第的四世孙至九世孙，六代人参予。其中文集凡三刻，一刻于乾隆五年，二刻于乾隆四十六年，三刻于光绪六年。
淄川张笃庆曾祖张至发，在明代刻有《仪部张先生文集》、《铨部王先生集》。清代张氏刻书三种，所刻皆为本家著述，且刻印质量高，精细。康熙间刻有张笃庆编纂的《先相国少保公年谱》附《摭遗录》，乾隆三十四年刻有张笃庆撰《昆仑山房诗集残稿》。笃庆从子张元，著有《谭艺一得》一卷，为乾隆中门人曾尚增与张元之孙张廷寀共同校刊。
益都孙廷铨刻书亦很丰富。其《孙文定公全集》，有六种，或为自刻，或为儿子所刻。《南征纪略》为孙廷铨京师刻本；《颜山杂记》为孙廷铨山东刻本；《汉史亿》为孙廷铨刻本；《沚亭文集》、《沚亭自删诗》、《琴谱指法省文》一卷（《诗集》附）为孙廷铨之子孙宝仍刻本。其子孙宝侗撰《惇裕堂集》，亦由孙宝仍刻成。
明清时期山东文化世家刻书的还有诸城王钺父子、邹平马骕父子、聊城邓锺岳父子、武定李之芳父子、德州冯廷櫆冯德培祖孙、临邑邢氏兄妹、章丘孟氏、平原董氏等。
二、刻书精品举例
（一）具有学术价值的精品
刻书最主要目的是为了书籍的流播，山东文化世家除了刊刻个人诗文集外，配合经学、小学、金石学的发展，刊刻了大量有版本、校勘等学术价值的精品。
卢见曾对底本的选择审慎而精道，故《雅雨堂藏书》的本子有些成为现存最好的本子，有些成为现存最早的本子。如《尚书大传》和《周易乾凿度》除了惠栋红豆斋抄本外，卢见曾的刻本均为现存的最早刻本。《文昌杂录》除了徐氏传是楼抄本，卢氏刻本为现存最早的刻本。《大戴礼记》虽然前有元刻本、明袁褧刻本等，但经由戴震、卢文弨校正，从校勘价值上讲，卢见曾的刻本无疑是第一位的。《战国策》的三十三卷本即高诱注本，现存除了一部宋绍兴刻本外，就是卢见曾的刻本了，此本流传最广。《匡谬正俗》现存除两部明刻本外，就是卢见曾刻本了，而卢氏所据为宋本，所以卢氏本要比明刻本要好也是显而易见的。现存的《封氏闻见记》明代均为抄本，卢见曾刻本为现存最早的刻本。
孔继涵刻《五经文字》、《九经字样》等七种，皆世间稀有之本。《孟子》系戴震据朱奂藏毛扆校本、何煌校本重订《孟子注》，并据毛扆影抄李开先家藏宋蜀刻大字章句本补赵岐序而成，是《孟子》的善本之一。《春秋长历》系杜预佚作，是孔继涵通过与戴震的关系，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并考订而成，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文献价值。
《算经十书》最早有北宋刻本，南宋时，鲍瀚之在杭州有翻刻本。后者流传至今的有六种，分藏于上海图书馆及北京大学图书馆。戴震在四库馆中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当时已经失传的《海岛算经》和《五经算术》，并对《九章算术》进行校勘和补绘图形，对“算经十书”中其它书籍也进行了校勘和审核，使“算经十书”基本呈现了全貌。孔继涵知道这部书的价值，于是刊印行世。作为一个整体刊刻，孔继涵是继南宋刻本之后的第一个刻本。更重要的是，戴震对其进行了校勘，这种文献价值是他书无法比拟的。
聊城杨以增刻《蔡中郎集》在校勘学上最为人称道，以黄丕烈、顾千里合校的万历间徐子器本为底本，参校他本十一个，择善而从。故许瀚在《杨刻〈蔡中郎集〉校勘记》中说“自有《蔡集》以来，未有如此本之善也。”
吴重憙所刻《九金人集》极具版本价值。《滹南遗老王先生文集》的祖本为元本，又经吴焯校正，版本既古且精；《庄靖先生遗集》所据为仅存之正德本，连四库馆臣都未见过，版本稀见；《萧闲老人明秀集注》所据为影金钞本，而现存金刻本只一部；《天籁集》以杨本为底本，校以钱塘丁氏钞本，是现存此书的最好版本；《二妙集》为此书的最全本。吴重憙所刻书不仅具有版本价值，而且有名家如缪荃孙、许瀚、丁艮善等协助校勘，具有较高的学术性。
荣成孙葆田对版本的选择也是谨慎而有依据的。《春秋会义》系四库馆臣杨昌霖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但《四库提要》失载，幸有一抄本在世，于是孙葆田亟刊于尚志书院，以广其传并诸生所用，使亡佚之本再次复活。此书为难得之书。其《孟子音义》所据的是日照许瀚刻景宋本，《周易古本》是仿临漳本校勘。
福山王懿荣父子所刻《麟角集》及《黄御史集》颇为世人所推重。《麟角集》在明有祁氏澹生堂抄本，至清又有多种抄本，但刻本仅见于鲍氏《知不足斋丛书》和《王氏汇刻唐人集》，而王氏天壤阁本所据为嘉庆王氏本，又据鲍廷博本补，集二者之菁华，可谓版本精审，有校勘价值。《黄御史集》在宋有二刻，明正德本所据为宋庆元本。在未见正德本的情况下，王懿荣以影宋钞本为底本，以还宋本原貌，缺者以崇祯刻本补。全书刻成后，又发现了正德本，于是附录部分据正德本补入。其父王祖源自诩“此刻在今日世存黄集中诚第一旧本矣”。
另有新城王与胤所刻《六经图》，系仿此书的初刻本－宋乾道元年刻本而成，而宋刻本已不存，故王氏此本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高密单作哲为其师方苞刻《朱子诗义补正》，成为此书的最早刊本；莱阳赵起杲刻的《聊斋志异》青柯亭本，是此书版本中的第一个；其子赵擢彤刻《中晚唐诗主客图》，是目前高密诗派理论的唯一版本；曲阜孔贞瑄《大成乐律全书》，是清前期山东刻乐书的唯一；曲阜孔继鈗所刻《老子说略》，是张尔岐此书的第一个版本，今此本不传，仅有济阳儒学在道光十八年据此本重刻，约略可见原书概貌；曲阜孔昭薰所刻顾炎武撰《菰中随笔》，是此书的第一个刻本，成为后来各种版本的祖本；曲阜孔继涑摹刻的书法丛帖－《玉虹楼法帖》，与《淳化阁帖》、《三希堂法帖》并称为中国三大丛帖，是中国书法及法帖史上的伟大创举；《桃花扇传奇》是清初著名戏曲，它的刊刻，对此书的流传起到了重要作用，极具现实意义。而此书的最初两个版本皆为孔氏所刻，第一是孔尚任介安堂刻本，第二是孔尚任族叔孔贞灿西园刻本。
（二）具有艺术价值的精品
山东明以前刻书很少，精品更少，明代仅见王象乾所刻《皇明开天玉律》四卷，颜体大字，写刻精美，笔画遒劲。到了清代，写刻之风盛行，山东虽非历代刻书中心，但却出现了不少写刻体精品，究其原因，一是有王士禛等山东人开风气之先，二是世家大族资财丰富，有条件聘请南方写工刻工。
王士禛对刻书的要求很高。他首先注重的是写工，他的刻书有多种请的都是名写手，象林佶写《渔洋山人精华录》，黄仪写《渔洋续集》，陈奕禧写《池北偶谈》，禹慎斋绘《载书图》。《渔洋山人精华录》由门人林佶手写上版，此书刊行以后，风行海内，成为王士禛众多著述中流传最广的一部书，为“林佶四写”之一。由于这部书刻印得质量高，当时即有他人翻版。他想刻自己的《渔洋续集》，想仿宋刻，苦无写手，后来宋符升推荐常熟人黄子鸿精于这种字体，于是请他书写上版，很是满意。他的《带经堂全集》由程哲“七略书堂”写刻，他的《渔洋山人文略》、《池北偶谈》等也多是这种字体。王士禛对刻工也有严格的要求，《渔洋山人精华录》的刻工为鲍闻野，除此之外，他的一切书板及刷印诸书系门下梓工李万琮经手。可以说，王士禛对清初的这种写刻之风是有影响的。这股写刻之风使得康雍乾时期的刻书成为清代的刻书精品，代表了清代刻书的最高水平。
在王士禛之后，德州卢见曾亦采用写刻体，刊刻了《感旧集》、《经义考》、《国朝山左诗钞》诸书，写刻极精美，颇为世人称颂。胶州法氏刻书质量相当高。有写刻体，有非写刻体，但都相当精美，法坤宏的《迂斋学古编》可以代表清中期山东刻书的最高水平。其《春秋取义测》亦在广州选最好的刻书铺来刻。这与法氏的经济条件有关系，也与他们重视刻书质量有关系，有南方刻工，且必须为好手才能刻，这是他们精益求精的表现。王献唐先生称“皆可与渔洋《菁华录》并称佳椠者也。” 杨以增在包世臣、高均儒、梅曾亮等人帮助下，所刻仿宋本《三续千字文注》、仿元本《六艺纲目》、《惜抱先生尺牍》、《跛溪年谱》等，皆为艺术精品。所刻《恒星赤道图》、《皇朝一统图》、《万国地球图》、《今释古今图》四种地图，用金陵刻工，采用套印技术，版式独特，图画精细，集学术性、文物性、艺术性于一体。
山东本土所刻精品当以安丘张贞最有特色，所刻《渠亭山人半部稿》、《渠丘耳梦录》、《杞田集》、《浮家泛宅图诗》等，字大行疏，扁平字体，版心下刻堂号，非常漂亮，是安丘张氏刻书的代表，也是山东少见的精品。
淄川高氏刻《[淄川]高氏家模汇编》、《强恕堂诗集》、《栖云阁诗集》等乾隆风格明显，刻印极精美。
淄川张氏在乾隆三十四年刻有张笃庆撰《昆仑山房诗集残稿》，字体俊逸，刻印精。
文登于氏刻书大多在外地，尤其是利用了金陵、清江浦等地优良的刻书传统，精品颇多。如于宝之刻其父昌进撰《旧雨轩剩稿》，请名家万岚写照，刻书字大格满，刻印精美。
海丰吴氏刻书大多版心有字数，有时版心下刻字数并句数，很特殊。版框外有书耳，记每叶字数。有的版心有刻工。《海丰吴氏诗存》字体秀美，一丝不苟；《陶靖节先生诗》用仿宋字体，非常精美；《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字大方正，悦人眼目；《五种遗规》、《攈古录金文》刻印均较精。
由杨以增、翟云升共同刊刻而成的《隶篇》十五卷、《续》十五卷、《再续》十五卷，所选之字，必为拓本，必为可信之摹帖。所定模本，皆由翟云升“手自双勾，毫芒必谨”，一点一划毫不合糊，并从外地遣工抵莱，开雕付刻。此书版框阔大，高23.9厘米，宽16.9厘米，是少见的大本。字有宋刻之风，大字双钩，极为精美。
郭恩孚刻书亦版式整齐划一，字体秀美，开本及版式阔大，代表了清末山东潍县刻书的水平。有专门的刻书人员，如吴培元，参与了《宝树堂遗书》三种及《沧江精华录》、《无为斋文集》三书的刊刻。
孙葆田所刻《孙明复小集》，封面为日照丁汝彪集汉碑字署端，双钩而成，极古朴美观，正文为宋体字，刻画精整，一丝不苟；《之游唾馀录》、《不夜书屋试律偶存》、《周易古本》，字大行疏，版式疏朗；《孟子音义》用日照许氏校宋本重刻，写刻体，非常漂亮，此书刻工为长清纪瑗，说明光绪时山东刻工的模仿宋刻本的能力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潘文年说：“金山钱氏守山阁刻书始于乾隆三十六年( 1771年)止于光绪年间 (1875－1908年)，四代十多人历时百馀年刻书不辍, 在江苏乃至全国都实为罕见。”而在山东，四代以上绵延百十年的刻书家族却极为常见，刻书在十种以上的有三十多家，且刻书质量较高，刊刻了大量有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精品，为山东出版史、文化史做出了重要贡献。
|
|
|
来自： 昵称14979747 > 《典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