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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从顺治元年（一六四四年）世祖福临进入北京算起，到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溥仪退位结束，经历了二百六十八年，较之明代的二百七十六年还少了几年。但由于印刷事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除活字套印等特殊版本外，清刻本的数量远远地超过了明刻本。在大量的清刻本中，多数采用明万历以来流行的方体字，而这种方体字在二百多年之间仅仅发生了细微的变化，而且细微到只能凭经验辨识而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程度。 至于版式，这些清刻本又极不规则，甚至同一人所刻的几部书，其书口也会或白或黑，边栏或单或双，全无定准。这当是印刷事业发展，刻书更为为普及以后应有的现象。但也给研究清刻本，使之条理化增加了困难。因此，在这里只能将清刻本大体划分成三个时期，每个时期讲几类有特色和有影响的刻本，在鉴别上由于版式已完全不足凭信，而且绝大多数另有刻书序跋题记和刊刻者及刊刻年月的内封面，读者往往一览便知，已不必再在此多说什么了。至于活字本、套印本和插图本，则留在最后讲述。
清前期即从顺治至雍正的刻本 这一时期最有特色的刻本是所谓“写刻”。当然所有的刻本都是叫人写样然后交付刻工刻成版片的，但万历以来通行的方体字已和普通手写字体有了很大距离，于是把此后不用方体而用接近手写字体的刻本专称之曰“写刻”。清前期写刻本按字体又可分为两种：一种点画方劲，如康熙时徐乾学代纳兰成德所刻《通志堂经解》、张士俊所刻《泽存堂五种》均是。再一种则点画软美，略似法帖中的所谓晋唐人小楷书，如康熙时曹寅主持，扬州诗局时所刻《全唐诗》便是。通常也称清初写刻本的字体为软体字，其实只有象《全唐诗》等才软，象《通志堂经解》等已硬而不软。这两种写刻都以苏州、扬州为中心。 《全唐诗》即在扬州刊刻后，将版片送北京朝廷编纂、刻印书籍的武英殿付梓印行。在此之前，朝廷刊刻的所谓内府本还继承明代司礼监刻书的格局，如顺治时写刻的清世祖御撰《资政要览》和用方体字刊刻的《御注太上感应篇》等均是。至此，武英殿也开始用软体字刻书，即使用方体字也日渐工致。此后武英殿本以精良美观著称于世，而有“殿本”、“殿版”之称。此外，康熙、雍正时人的著作、诗文也多用写刻。多数是软体字，还有专请名书法家写样的，如林佶所写的《尧峰文钞》、《渔洋山人精华录》等就最为有名。 清前期刻本仍以用方体字者为多，字体有瘦而长、廋而方、肥而扁、肥而方等好多种。在明末即以藏书、刻书著称于世的常熟毛氏汲古阁，到了清顺治时还间或刻书，如用肥而方字的《列朝诗集》即汲古阁所刻，而另一种用肥而扁字的《唐诗英华》也可能由汲古阁代刻。此后肥而方的一种字体就为清代刻方体字书所常用。武英殿的方体字刻本也是如此，如康熙时的《佩文韵府》、雍正时的《大义觉迷录》都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作。 清前期刻本的纸张一般用黄色的毛太纸或白色的连史纸，早一点的仍用明末黄色的竹纸。讲究的则用明末开始使用的以洁白细腻见称的开化纸，也通称为开化纸或桃花纸，还有用较开化纸厚一些的开化榜纸。 清前期刻本在校勘上多数可算善本。从文物角度讲，到清代后期还只承认少见的包括乾隆时被焚毁的刻本为善本，稍后开化纸、开化榜纸初印的也作为善本。今天则除后印本和太常见的刻本外，一般都升格为善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至咸丰的刻本 讲清刻之所以要把乾隆至咸丰作为一个时期，是因为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是“乾嘉学派”的全盛期，反映到刻本上便以校勘精审见称，其中校勘精审的仿宋本尤负盛名；到咸丰时由于太平天国军队进入文化中心江浙地区，这个时期便随之结束。 这个时期的仿宋本不仅仿照宋本的行款、版式，而且多数都经过精密校勘，附有校勘记，考异之类，所以前人戏称之为“清朝宋本”，公认它在校勘上比宋本还高明。当时最著名的校勘家是顾广圻。他先后为黄丕烈、张敦仁、吴鼒、胡克家、汪士钟等校刻过好多仿宋包括仿元本，雕版则交付南京的良工刘文奎、刘文楷、刘文模兄弟及其子侄辈刘汉洲等人。其中仿宋本多用欧体字，和南宋的浙本还有点象，和蜀本尤其是建本的颜体字就很不象了，所以只能说它是“仿宋”而不是“覆宋”。在这种风气影响下，有些人的诗文集和著作也仿宋精刻，如道光时汪喜孙刻小字本《述学》，许梿刻《金石存》等均是。 方体字本在此时期无甚特色。比较有名的是乾隆时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和《十三经注疏》，以刊刻精工见称。但同时的殿本《九通》已差一些，以后殿本就渐趋衰微。 清中期印书的纸张仍是毛太纸和连史纸，讲究的偶尔用开化榜纸，有些讲究的初印本还用一种极薄的皮纸。 清中期不仅仿宋本，即方体字本一般也都校勘认真，尤其是学者校勘的方体字本古籍和仿宋本古籍同样是校勘性善本。但从文物角度来讲，过去则只把书版在太平天国战争和捻军战争中毁失的传本稀少的刻本作为善本，其中如郝懿行《尔雅义疏》的道光时陆建瀛刻本、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的道光咸丰间连筠簃原刻本，更一向公认为珍贵的善本。到民国时则这一时期学术专著、诗文集之印本稀少者也都成了善本。至于其他仿宋本及精校精刻本，过去因为时代近，除张敦仁的《仪礼注疏》印本特别稀少者外都不算善本，现在则和殿本《二十四史》等都逐渐升格为善本了。
清后期即从同治至宣统的刻本 这个时期具有特色的是官书局本和光绪以降出现的覆宋本。 太平天国覆亡后湘淮军将帅分任督抚，多创设官书局刊刻书籍，所以通称官书局本或“局版”、“局本”。较著名的有金陵（在南京）、江苏（在苏州）、淮南（在扬州）、浙江（在杭州）、崇文（在武昌）五书局合刻《二十四史》，浙江书局刻《二十二字》，崇文书局刻《子书百家》。其中金陵、崇文两家都仿汲古阁肥扁的方体字，金陵局的好一些，由南京书坊李光明庄承刻，其他各局则多用通行的方体字。纸张一般好的用连史纸，差一点的用和现在的毛边纸相似的官堆纸或白色微黄且薄的赛连纸，有些讲究的初印本用宣纸。 光绪初年驻日公使黎庶昌经杨守敬协助在日本刊刻了一套《古逸丛书》，利用流传在日本的宋元本和古钞本书籍，由日本刻工木村嘉平等覆刻，技术高超，比乾嘉时的仿宋本更为逼真。初印本用日本特产的美浓纸精印，回国后书版送江苏书局改用连史纸、毛边纸大量印售。此后，国内喜欢刻书的藏书家也常爱覆刻宋元本。自清末开始以覆刻宋元本著称的有徐乃昌、董康等人，在上海由湖北黄冈人陶子麟承刻。在北京由文楷斋承刻，纸张讲究的用宣纸、罗纹纸或皮纸，一般也用连史纸，仅较《古逸丛书》略逊一筹。当然，由于覆宋元本刊刻工价高，通常仍多方体字本。 这一时期除传本稀少的以及用美浓纸印的《古逸丛书》为人们所珍视，可列为文物性善本外，其他由于时代较近，还未能列入文物性善本。在校勘上则一般都较为讲究，即使局刻如《二十二子》等也不失为校勘性善本。
活字本套印本插图本 活字本在清代版本中仍占少数，一般都用木活字。铜活字仅雍正时内府铸造过一副，排印了六十四部《古今图书集成》，是方体字，但特别精工。到乾隆时修《四库全书》，选择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来的佚书加上其他的共一百几十种，都用木活字排印，嫌“活字”之称不雅还曾名之曰“聚珍版”，合成一套《武英殿聚珍版书》，但字体方扁，不如雍正时之铜活字精美。道光时安徽泾县翟金生试制过方体泥活字，用来排印家谱和诗集《泥版试印初编》，效果也不甚好，没有什么影响。 由于活字版印完即拆散，活字本流传下来的在数量上总比刻本少，所以清铜活字本、泥活字本早就成为了文物性善本。现在则《武英殿聚珍版书》及其他少见的也都算善本。但除《古今图书集成》、《武英殿聚珍版书》等校勘比较认真外，一般活字本易把字排错，从校勘角度讲不见得高明。 清前期的殿本中有少量套印本，如《古文渊鉴》是刻方体字，用五色套印的；《御选唐诗》是写刻，用朱墨套印的。而且多用开化纸印刷，很讲究。道光时许梿刻仿宋字朱墨套印本《六朝文絜》也以精美著称。道光至同治时广州也刻了一些套印本，其中还有五色套印的《杜工部集》和三色套印的《李义山诗集》，但比许梿刻本要差一些，多用白而发光的连史纸印刷。 套印本之加印评点，本意为便于阅读欣赏，并没有在校勘上用心，不过清代套印本的校勘一般都还过得去。从文物角度来讲，许梿刻本向来受到珍视，现在则殿版套印本也逐渐见珍，逐渐升格为善本了。 清初的插图本和画谱继承了明后期的徽派传统。著名的有画家萧云从绘制的《离骚图》和《太平山水图画》，有彩色套印的《芥子园画传》，有康熙时内府铜版印的《御制耕织图》。以后此用开化纸印刷的，以后则多用连史纸、毛太纸印刷。 插图本和画谱过去很少进入藏家目录，到民国时方身价十倍，只要是清前期的几一律成为文物性善本。
总起来看，清代版本中除上述活字本、套印本、插图本与明本比较，各有千秋外，一般的刻本如前所述不仅数量远远超过明本，而且质量也多非明本所能企及，可以说是达到了雕版印刷事业的顶峰。到清代后期西方铅印、石印、珂罗版印刷等技术传来中国，进入民国以后印刷事业另行展开一种新局面，旧有的雕版印刷事业在完成其历史任务后遂逐渐宣告引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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