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之途通而其道亡”—论西汉儒学的演变（三）

四、“多诈而无情实”的公孙弘

汉武帝没有重用董仲舒，但重用过其它儒生，特别是公孙弘（前200－前122）。原因就在于董仲舒虽非醇儒，但直至少还是“为人亷直”的儒者；而公孙弘与叔孙通一样，也是一位以阿谀奉承猎取高官厚禄的典型伪儒。

无论作为儒生，还是丞相，公孙弘都没有多大建树。“年四十余乃学《春秋》”（《史记·公孙弘传》），在研治《春秋》方面远逊于董仲舒。《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公孙弘十篇“，但早已失传。清人辑有《公孙弘书》一卷，《握奇经解》一卷，根本没有董仲舒《春秋繁露》那样的名著传世。

公孙弘的仕途起步更晚，少时为狱吏，以罪免。年六十始征为贤良博士，出使匈奴，以无能罢。元光五年(前130)又诏征文学，所征儒士百余人，弘对策(时已七十岁)居下等。策奏召见，武帝“见(其)状貌甚丽，拜为博士”。数年间竟位至丞相。他以垂暮之年，为什么会如此飞黄腾达？

一是靠善于迎合帝意。公孙弘在应诏的对策中，强调应当以儒家标榜的“仁、义、礼、智”为本，又把法家的法、术、功、利揉融入到儒家的“仁、义、礼、智”中，认为“致利除害”是仁的关键，“有功者上，无功者下”，“法之所罚，义之所去也”，把法术同礼义混为一体，把儒家的“智”解释为君主用以控御臣下的法家之术。这种揉合儒、法，外儒内法的统治术，完全符合汉武帝的心意，也是汉武帝把他的等第颠倒过来，从末等“擢弘对为第一”的根本原因。他常言“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节俭”，这当然是汉武帝乐于听到的。在朝廷上，他从“不肯面折庭争”，“又缘饰以儒术，上大说之”。“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史记·董仲舒传》）。《汉书·武帝纪》载，这位以儒学位至丞相的公孙弘，实际主张行秦政，主张“禁民无持弓弩”，李弥逊《议古》（《筠溪集》巻九）曰：“陈涉起阡陌，偏袒一呼。天下响应，斩木为兵，掲竿为旗以亡秦，乌在其兵甲坚利耶？为国者茍徳教足以感人，刑政足以制众，虽赏之，不窃。不然，欲祸乱之弭，难矣。公孙弘为相，不知出此，而欲禁挟弓矢以除盗。寿王谓是擅贼威而夺民救也。诚哉，腐儒之术乖疏一至于是！”

二是靠排斥异己。公孙弘为人猜忌，凡与弘有矛盾者，他表面上与之友善，却“阴报其祸，杀主父偃，徙董仲舒于胶西，皆弘之力也”(《史记·公孙弘传》)。这也是伪儒的突出特点。明人崔铣云：“弘有相之末，无相之本，盖妬贤也。汲（黯）直非受知于君，必死弘手。” （《士翼》卷三）刘克庄《公孙弘》（《后村集》巻一五）诗亦云：“极力排（董仲）舒、（汲）黯，联翩去不回。惟应刀笔吏（弘少为狱吏），时得到翘材。”

三是靠大耍两面派派手法。汲黯曾指责他“多诈而无情实，始与臣等建此议，今皆倍（背）之，不忠”。多诈而无实，这也是伪儒的共同特点，他们不是根事实说话，而是根据自己的利害、需要说话。汲黯还以“弘为布被，食不重肉”作为他“多诈”的表现之一：“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弘却以退为进，承认自己之诈，称美汲黯之忠，反不利为有利：“夫九卿与臣善者无过黯，然今日庭诘弘，诚中弘之病。夫以三公为布被，诚饰诈欲以钓名……且无汲黯忠，陛下安得闻此言？” (《史记·公孙弘传》)武帝以为弘谦让，任为丞相，封平津侯。

淮南、衡山王谋反，弘自以为无功而封侯，位至丞相，诸侯有叛逆之计，皆宰相不称职的表现。于是再次以退为进，上书辞位，表示“愿归侯印，乞骸骨，避贤者路”。他又再次成功了，汉武帝不但未收其侯印，反而下诏嘉奖，赐以牛酒杂帛，重起“视事”，最后“竟以丞相终”(同上)。

清人方苞《又书儒林传后》（《望溪集》巻二）论公孙弘以布衣为三公说：“由弘以前，儒之道虽郁滞，而未尝亡；由弘以后，儒之途通而其道亡矣。此所以废书而叹也。”班固《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已说过类似的话，只是没有方苞简明：“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枝叶繁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汉武帝以利禄诱儒士，公孙弘以儒学由布衣而位至丞相。孔子创立儒学是为了明道，儒家之徒学儒是为了做官，后代儒生参加科举考试(均考六经、四书)更是为了做官，“儒家途通而儒道亡”也就是仕途通而儒道亡，这是“独尊儒术”的严重后果之一。

（节选自《国学茶座》第5辑074-076页 微信编辑：尼山学堂王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