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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是工具”是一个特殊的表述 “语文是工具”这是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三位前辈的共识。那么这个表述是一个什么样的表达呢？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带有比喻性质的描述是对语文学科性质的描述，但绝不是对语文学科内容上的描述。也就是说“语文是工具”这是一个比喻而不是严谨的逻辑论证，不能因为它具备判断的形式而把它认定为一个实质定义。那么三老在当时为什么没有直接给出语文学科的定义呢？这要从当时的“学科建设情况”、“特定时代的要求”和“学科对象与任务”三方面考虑。 一、 学科建设情况
新中国建立后，语文学科才正式产生，对于当时的任何人来说语文学科都是一个新学科。虽然在前面有一些学者在白话教学上已经做出了一些成功的尝试，但依然没有真正建立语文学科的学科知识，所以这个新学科的研究与建设本来就是不充分的。在没有广泛成功经验和系统认知的情况下，叶、吕、张等前辈没有草率地为“语文学科”下定义，而只是采取一般性质的描述（“语文是工具”）是符合实际研究情况的，也是前辈们严谨治学态度的体现。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把叶、吕、张等前辈的表述看作是权威的阐释者，而我个人更愿意把叶、吕、张等前辈看作是语文学科建设的先行者而不是语文学科的缔造者。
二、 特定时代的特殊要求
新中国建立后，出于新政权的要求，语言文字教育必须要从名称到内容上有着根本性的变革，（这直接促成了“语文”这一学科名称的产生）然而具体要怎样改变，做多大改变，哪些可以变，哪些不该变等学科建立必要进行的研究并不是按照一般学科正常发展的轨道进行的，而是成为了当时处于强势地位的政治斗争思想的附庸。在这个时候，特定的时代对语文学科提出要求——一个能体现时代特征的表述。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要求，既不问这个表述是不是能够体现学科的发展性要求，也不问（或者不需要）这个表述是否是科学的严谨表述。因为这个特定时代只需要一个大家都能理解和接受的表述就可以了。因而在当时的环境下，语文的人文性尤其是文化的传承要求不被重视是必然的。
三、
语文学科建立初期的对象和任务
我们知道学科教育教学实施过程中三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科知识体系、施教者和受教者。在其中学科知识体系和受教者之间又构成互相制约的两个环节，所以在实施学科教育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受教者的实际水平和能力。在“语文”学科建立之初，它所面临的受教者大多是文盲和半文盲，因而当时的语文学科的主要任务不是以系统的基础教育为主，而是以扫盲工作为主，怎样让这个任务快速展开呢？这就需要一个简单易易懂的基础性的表述来对正在实际中展开的具体工作进行统一的指导。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语文是工具”这一表述是在特定条件、特定时期、特定任务下的产物。不了解这些特殊的因素，我们是无法正确对待“语文是工具”这一表述的。
“语文是工具”的不足与合理之处
一、“语文是工具”的不足
“语文是工具”这是一个用简单的比喻方法来阐释语文学科性质的描述，在这个描述中“语文”是作为一个学科被提出的。从宏观的角度分析所有的学科都可以看作是人类认识外部世界的工具，那么语文学科是工具的表述是成立的，但是在这个表述中并没有突出语文学科的特殊性，即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并不是并列的，语文学科所研究的语言文字同样是其他学科的表述基础。也就是说，“语文是工具”这一简单表述并不严谨是存在模糊性的。针对这种情况，1963年5月教育部制定了《合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针对“语文是工具”的不足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语文是学生学习各门学科必须首先掌握的最基本的工具。语文学得好，就有利于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等学科；语文学不好，不能读，不能写，就会影响其他学科的学习，就会妨碍思想的开展和知识的增广，影响所及，对国家整个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都是十分不利的。”①这一表述无疑是比较符合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的，即语文学科是一门更基础的学科，它并不是与其他学科并列的，而是其他学科的基础与依托。
二、“语文是工具”的合理之处
“语文是工具”这是一个比喻，凡是比喻必须要弄清楚本体和喻体的相似点，才能够准确地理解这一句话。那么我就来看看语文和工具的相似点在哪里。我个人认为二者的相似点是在“提高效率”上，工具的发明为的是提高人的劳动效率，而语文的学习是为了提高人的交流效率。在提高效率这一点上，“语文是个工具”。也就是说，“语文是工具”的比喻应该是二者在性质和作用上的相似，而不是在实体上的相似，如果用实体做局部性的比较说明是可以的，但用实体与语文学科的属性相比自然和很不协调，因为那已经超出了比喻所限定的范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关系
一、工具也具有人文性
在关于“工具性”与“人文性”的讨论中，有许多研究者把“工具性”看作是“简单”、“呆板”、“机械”、“缺乏创造性”的代名词，进而抱定了推倒“工具性”建立“人文性”的决心。的确“工具”这个词缺少了一些温情，多几许生硬，但这些研究者可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内容——工具也是具有人文性的。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工具是人类在社会生产生活种的产物，工具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历程，工具的不断更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如果说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到工业革命是实体工具发挥了重大作用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数字化时代则更加彰显出了语言文字这一“软工具”的重要性。
语言文字是工具，语文作为一个建立在语言文字基础上的学科必然承袭了语言文字的属性，即必然具有工具性。同样，语文学科的人文属性也是由语言文字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属性承袭而得的。
此外，在“工具性”的描述中我们固然可以看到“简单”、“呆板”、“机械”、“缺乏创造性”这样的特征，但我们不应该忽视“工具性”的另一些表述内容：准确、精密、易操作、注重过程、低耗高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工具性”本身并不能有所作为的，其实我们在评价“工具”时，不应该把目光放在工具的本身，而应该放在工具产生的作用与影响上，用杜威的话来说的就是：关于思想的概念、学说、体系……它们应该被看做验证行动的根据，而非行动的结局。……它们是工具，和一切工具同样，它们的价值不在于它们本身，而在于它们所能造就的结果中显现出来的功效。②
二、在语文教育教学中工具性与人文性的位置
虽然我们可以认定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是语文的基本属性，但在实际的语文教育教学中，工具性与人文性的是分别通过不同的侧重来实现的。我们知道语文教育教学虽然是一个表述语，但是实际上语文教学和语文教育可以看作是两个不同范畴的内容。
语文教学是通过实际的教学手段，把对语言文字的运用规律的总结，传授给受教育者并指导受教育者能够熟练应用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是通过“教”（阴平）与“学”的互动来体现的，（在这个层面上，所有语言都有其共性，即相同或相似的形式、结构和运用法则。）在我们说语文的工具性时，应该把“语文教学”放在第一位。
语文教育的主要功能是“教”（去声）和“育”，也就是通过教导达到育人的目的。这就需要明确“育”的内涵是什么。而这个内涵不是规律性的原则，而应是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化要求。不同的文化，所要达到的育人目标是不一样的。在我们讲语文的人文性时，应该把“语文教育”放在第一位。
上面是从具体落实教育和教学的角度所作的区分，但从工具性和人文性实际存在情况看，二者本身就是一种“自然整合”的体现。“教学”的展开应是建立在能够体现“育人”目的的文本之上的，而反过来“育人的文本”本身也是要符合“教学”目标要求的。
三、工具性与人文性在语文学科中的样貌
在语文学科的属性中，工具性与人文性并不是呈现出分立或对立的状态的，而是以互相支持、互为表里的一体两面的形式出现的，否定了其中任何一面，则另一面也不会存在。在这里笔者想借用拓扑学上的一个现象来描述一下个人对语文学科这两种属性的理解。
拿出一张较长的纸条，在纸条的一面写上“人文性”，另一面写上“工具性”，用手捏住纸条的两端，左手不动，右手把纸条反转180°，然后把纸条两端对接粘和成为莫比乌斯带③。现在我们就可看到，本来两面的纸条只有一面了，在这一面上既有“工具性”也有“人文性”。
时代对“工具性”和“人文性”的进一步要求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工具性与人文性其实是语文学科本身所具有的基本属性。在语文学科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曾经一度出现了偏离的现象，我们现在所要做的是客观的认识和理智的纠正。新的课程改革提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就是还语文学科属性的本来面目（这不是“新的认识”）。但同时我们要看到在当前的时代下，这个提法依然有不足之处。这个不足存在于没有进一步缩小“工具性”和“人文性”的范围上。
为什么这样说呢？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时代对语文学科的要求会产生极大的影响。那么在现在这个科技迅猛发展，知识迅速更新的时代里，我们仅仅认识到语文学科具有工具性是不够的，因为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化叶、吕、张等前辈时代的“工具”和我们今天的“工具”的已经不再完全相同，从而使得我们必须面对时代对语文学科所提出的不同要求。新的时代对语文学科的要求已经不仅仅是一般的提高效率，而是要求语文学科发挥更高效率，创造更多效益。如果只停留在泛泛而谈的阶段，自然无法满足时代的需要，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以上说的是“工具性”的不足，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人文性”的不足。如果我们仔细区别一下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人文性”的提法也是一种空泛的表述，它的范围可以无限扩大，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说不是的。因为这种表述在抽象的层面上是成立的，但要具体到各种不同地域的文化上，则是各地域文化均有着代表自己地域文化特征的的母语教学。也就说，各个国家所进行的母语教学都是基于本地域、本民族特征而展开的。而作为中国各民族共同语的语文教学也应该是立足于中国特征的教学，而且一定要肩负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的共同使命。
总之，我们在“工具性”和“人文性”的框架中不管用什么样的词语再进一步区分语文学科的属性时，都应该把时代所提出的“更高效”和“民族文化传承”的要求放到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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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 李杏保，顾黄初著（1997年四川教育出版社） 第395页
②《哲学的改造》 杜威
商务印书馆（1958出版）第78页
③公元1858年，德国数学家莫比乌斯（Mobius，1790～1868）发现：把一个扭转180°后再两头粘接起来的纸条，具有魔术般的性质。因为，普通纸带具有两个面（即双侧曲面），一个正面，一个反面，两个面可以涂成不同的颜色；而这样的纸带只有一个面（即单侧曲面），一只小虫可以爬遍整个曲面而不必跨过它的边缘！我们把这种由莫比乌斯发现的神奇的单面纸带，称为“莫比乌斯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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