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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比巴金大十三岁，他们之间的交往虽不多，可这对忘年交相处的很好，性格和年龄的差异并不是问题。鲁迅与巴金是在1934年9月相识，同月鲁迅离寓避难，10月的时候，巴金就远赴日本留学去了。巴金是在1935年秋回国，鲁迅去世于1936年。鲁迅与巴金的实际交往，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这段时间也是鲁迅病重的期间。但共同的追求，共同的使命，使他们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离不开时代变迁的底蕴，为新文学的奠基发展，大胆求索的精神鼓舞，促成了文坛上两位巨匠真正的友谊。 1934年的鲁迅，除了忙着编排出版之外，最在意的就是《译文》的创刊了。8月5日，生活书店经理徐伯昕宴请鲁迅、茅盾、黎烈文三位《译文》发起人，并邀请五位作家作陪，巴金就这样与鲁迅相遇了。那次主要商定《译文》的编辑名字问题，因担心《译文》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机关通不过，可鲁迅和茅盾又不能出面，鲁迅凭着以往的直觉与信任，建议印上黄源的名字。黄源从事编译工作多年，在上海有威望，是比较合适的人选。这次巴金与鲁迅并没有私自交谈，但巴金却对鲁迅的言行，发自由衷的敬佩。 巴金永远忘不了，1934年10月6日的那一天。因巴金决定远赴日本留学，有好友设宴为他饯行，鲁迅也应邀参加。巴金与鲁迅有了进一步的接触，鲁迅不但向巴金介绍日本的风土人情，也向巴金解答了文学观念上发生的重要变革更替的内涵，以及新文学在特定的环境中的坚持。即将赴日本的巴金，怎能不知道鲁迅的良苦用心呢，他仅去了一年就回来了，这其中想必是受鲁迅的影响。这才是真正的朋友，无需天天见面，总能在关键时刻给与帮助。鲁迅与巴金就是这样的，他们的每一次交往，都是那么深刻。 回国后的巴金，担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主编，曾经为稿源不足很是困扰，鲁迅给与了大力的支持，甚至将自己未来得及发表的稿子，大方地送给了巴金。要知道鲁迅的名声很大，首发的文章自然会引起关注，文化生活出版社很快红火起来。鲁迅在将自己的书稿交由文化生活出版的同时，还不忘对编排技术问题提出意见。这对巴金来说，无疑是最切实、最具体的指导，事业上的帮助比生活上的帮助更令人难忘。 1935年9月15日，因《译文丛书》遭到了邹韬奋等人的拒绝，黄源以译文社的名义在南京饭店宴请鲁迅、茅盾、黎烈文及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巴金与吴朗西。征得鲁迅同意，由黄源“跑腿”牵线，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同意出版《译文丛书》。就在这次宴请中，双方达成了出版意向。当时巴金正计划编“文学丛刊”第一集，他恳切地希望鲁迅能编一个集子，鲁迅很爽快的答应了，然后就有了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故事新编》。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1936年解散后，因鲁迅反对有些左翼领导人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引起了一些左翼人士的不满。在攻击鲁迅的同时，也攻击了巴金、胡风和黄源等人。鲁迅拥护抗日统一战线是毋庸置疑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就是最好的证明。鲁迅认为巴金是一个有进步思想的作家，立场坚定地反击了那些左翼人士对巴金、胡风和黄源等人的攻击，鲁迅在病中答访问者《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1936年的10月19日，巴金和往常一样去拜访鲁迅，没想到鲁迅已经在两个小时前去世了。巴金悲痛不已，亲自抬棺，撰文悼念鲁迅。此后的多年间，巴金又写了20多篇怀念鲁迅的文章。可以说，鲁迅对巴金的指导和帮助，影响了巴金的一生。金石之交，情深潭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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