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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很多机会听他谈齐白石。他谈齐白石，是真正原味的、不加味精香料的齐白石，这么一来，倒非常之像他自己。 李可染看齐白石作画 他第一次见齐白石是带了一卷画去的。齐见到李，因徐悲鸿的介绍，已经是越过一般礼貌上的亲切，及至他读到李的画作，从座位上站起来，再一张一张慢慢地看，轻轻地赞美，然后说：“你要印出来!要用这种纸……” 于是他转身在柜子顶上搬出一盒类乎“蝉翅宣”的纸来说：“这种!你没有，我有，用我这些纸……” 他明显地欣赏可染的画。齐九十岁，可染才四十刚出头。后来李对齐产生拜师的动机，是对齐艺术的景仰，并且发现这位大师的农民气质与自己某些地方极其相似。已经不是什么常人的亦步亦趋的学习，更无所谓“哺乳”式的传授。一种荣誉的“门下”；一种艺术法门的精神依归。 可染精通白石艺术的精髓。他曾经向老人请教“笔法三昧”。老人迟疑地从右手边笔堆中拈起一支笔，注视好一会儿，像自言自语地说：“……抓紧了，不要掉下来!”可染不只一次告诉我这个故事。他也没有向我分析这句话的心得。 “抓紧了，不要掉下来”之外，还有重要的秘诀吗?没有了。世上有抓笔的秘诀吗?老人没有说;只是提醒他这个弟子，如果“掉下来”，就不能画画。抓紧，不掉下来，怎么拿笔都行。笔，不能成为束缚自己的枷锁。笔是一种完成有趣事物的工具;一匹自由的乘骑。白石一辈子的经验就是“法无定法”，“道可道，非常道”。可染不言，意思就在这里。可染不是孺子，不是牛犊。白石论法，是看准了这个火候已足的弟子的。
第一次拜见白石老人是可染先生带去的。 老人见到生客，照例亲自开了柜门的锁，取出两碟待客的点心。一碟月饼，一碟带壳的花生。路上，可染已关照过我，老人将有两碟这样的东西端出来。月饼剩下四分之三;花生是浅浅的一碟。“都是坏了的，吃不得!”寒暄就坐之后我远远注视这久已闻名的点心，发现剖开的月饼内有细微的小东西在活动;剥开的花生也隐约见到风动着的蛛网。这是老人的规矩，礼数上的过程，倒并不希望冒失的客人真正动起手来。天晓得那四分之一块的月饼，是哪年哪月让馋嘴的冒失客人干掉的! 可染先生介绍了我，特别说明我是老人的同乡。“啊!熊凤凰熊希龄你见过了?”老人问。 “我没能见到;家祖是他的亲戚，帮他在北京和芷江管过一些事，家父年轻时候在北京熊家住过一段时间。” “见过毛夫人?” “没有” “恩!去过湘潭?” “真抱歉，我离开家乡时年纪很小.湖南本省走的地方反而很少!” “歉么子?我也没有去过凤凰县城!” 大家笑起来，老人也微微翘了翘嘴，自得这小小的“反扣”。
然后我们就吃螃蟹。螃蟹是可染先生提醒我去西单小菜市场买的。两大串，四十来个。老人显然很高兴，叫阿姨提去蒸了。阿姨出房门不久又提了螃蟹回来：“你数!”对老人说，“是四十四只啊!”老人“嗯”了一声，表示认可。阿姨转身之后轻轻地嘀嘀咕咕：“到时说我吃了他的……” 回到二号已经半夜十一时多，一路上我们几家人笑个不停，可染还学着苦禅拉开架子亮相，“啊!啊!啊!常!常!”苦禅也一路又笑又解释：“太，太累了!原先没想到那么吃力，到‘报名’时弄得那副德行!幸好，幸好没搞那出《武松打虎》，那是场独脚戏。要真搞，可有我的好看!” 几年之后，大家在一起时讲到这件事又大笑一场。那时真甜美，大家都那么年轻，全院子里只有很少的老人。 可染先生拉得一手好二胡。不是小好，是大好。 高兴的时候，他会痛痛快快地拉上几段。苦禅、常浚和可染夫人邹佩珠乘兴配上几段清唱。常浚的《碰碑》，苦禅的《夜奔》，邹佩珠的《搜孤救孤》，大家唱完了，要我来一段;一段之后又一段，头一段《独木关》，第二段《打棍出箱》。可染拉完之后满脸惊讶，用一种恐怖的口气问我：“你，你这是哪年的腔?高庆奎?刘鸿声?那么古?我琴都跟不上!” 我不知如何是好!小时候是跟着“高亭”和“百代”公司学唱的京戏，二十年代的事，怎清楚是谁? 有好些年我不敢对可染再提起京戏的事。 可染先生做学生的时候，杨宝森曾劝他别念“杭州艺专”，和他拉琴去，他不干。看起来他做对了。可惜这一手琴只落得配我们院子里的几口破嗓子的下场，实在太过可惜和浪费了。 他有不少京剧界的老朋友，甚至是亲戚，如尚和玉、俞振飞、萧长华、盖叫天。孩子们呼啸着把老头子搀进院子，又呼啸着把老头子搀扶出去。齐白石老人也来过好多次。他的到来，从前院到后院都是孩子们的呼啸：“齐爷爷来了!齐爷爷来了!”
记得起的一次是他的一位女护士跑得不知所踪，令他十分伤心而焦急;一次是过春节的信步所至;一次是因湘潭故乡来了一位七十多岁、无理取闹、在地上大哭大叫要钱要东西的儿子，他来找学生李可染帮忙解决困难。这一次在底衣里全身披挂着用布条缝成的小金块，托可染暂时帮他收存，以免那个“调皮的儿子”拿走。 可染先生夫妇总是细心料理齐老人这些乌七八糟的琐碎事，并以此为乐。 我喜欢干通宵的工作。我的画室和可染先生的画室恰好在一个九十度的东北角尖上。一出门抬头左看，即能看到他的活动。半夜里，工作告一段落时，准备回到卧室。走出门外，见他仍然在伏案练字，是真的照着碑帖一字一字地练;往往使我十分感动。星空之下的这间小屋啊! 他所谓的那个“案”，其实是日伪时期留下来的陈旧之极的写字台，上面铺着一张那个时代中年人都熟悉的灰色国民党军棉毛毯。说起这张毯子，很少人会知道，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洞，是可染先生每天工作的毛笔和墨汁颜料“力透纸背”磨穿的洞。 白石先生逝世时，他和关良先生正在民主德国开画展。没能见上老人最后一面令他十分伤心，每次提起都叹息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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