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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事功的探讨 大禹的功业，主要是治平洪水和征伐三苗。特别是大禹治水，在有关禹与夏初的传说资料中，占了极大的部分，当代学者的讨论也十分热烈。 中外各民族都有古代发生洪水的传说，例如《旧约·创世记》里的诺亚（Noah）方舟（ArK）故事，印度古代的摩奴造舟故事，以及我国西南各省苗族流传的洪水故事，都是明显的例子。 我国古代文献载籍中，有关远古时代发生洪水的传说极多，而在大禹之前已有洪水为患。《尸子》称：“燧人氏时，天下多水”；《淮南子》称：“女娲氏之时，水浩洋而不息”；《尚书·尧典》称尧时“洪水滔天”；孟子亦两称当尧之时，洪水汜滥；而禹之时似逢雨量特多，所以便一向为患的洪水更形严重；《庄子·秋水篇》云：“禹之时十年九潦”；《管子·山度数篇》云：“禹五年水”；《荀子·富国篇》云：“禹十年水”，《淮南子，齐俗训》：“禹之时，天下大水”。《要略训》：“禹之时，天下大水。”可见远古时代，确有洪水为患的事实，所以才长留在民族的记忆里。 传说中的古代治水人物，也不限于大禹一人，大禹之前，至少有女娲氏、共工氏、杜宇以及鲧等人，可见我国远古时代，先民与洪水之搏斗曾经过悠久的历程，至大禹时代才大致告一段落。大禹正是获得了前人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治水才告成功。 禹的治水方法，也值得再做考察。相传尧时洪水为患，四岳荐鲧治水，鲧专用筑堤，结果“九载绩用弗成”。禹改用疏导，经１３年终获成功。此说虽深入人心，事实恐非尽然。《尚书·洪范》载箕子对周武王说：“我闻在昔，……鲧堙洪水”。《山海经·海内经》云：“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国语·鲁语》：“鲧障洪水而殛死”。所谓“堙”与“障”，亦即填土与筑堤，这种方法禹亦用之，《汉书·沟渠志》引《夏书》曰：“禹堙水十三年”，《淮南子·坠形训》云：“禹乃以息土填洪水”。由此可见，禹的治水虽以疏导为主，但却能因时因地而制宜，既不墨守成规，也不拘泥一格，这正是他治水成功的原因。 大禹治水的地区，《尚书·禹贡篇》记载禹导九河，太史公全部录入《史记·夏本纪》中。根据《禹贡》，禹所导的九河是：弱水、黑水、河水、漾水、江水、氵允、淮水、渭水、洛水等，其范围之广，几乎包括了整个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以当时人类具备的知识、工具与交通等条件，像黄河、长江等大水，似非人力所能开辟或整治，所以《禹贡》之说，已令人难以置信。 禹导九河之说，固不可信，但也不能据此认定大禹治水的传说纯属子虚。近人舍《禹贡》而推测大禹治水之范围，较重要者有以下数说： １.钱穆氏《周初地理考》认为，大禹治水之说，大约始于蒲、解之间，因为其他“东西北三面俱高，惟南最下，河水环带，自蒲潼以下，迄于陕津、砥柱，上有迅湍，下有瘀流，最容易发生水患，传说中的唐虞故都，正在这一地区”，“依实而论，上不及龙门，下不至碣石，当在伊阙、砥柱之间耳。” ２.吕思勉《唐虞夏史考》指出，《尚书·皋陶谟》载禹之言曰：“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九者数之极，九川但言其多，四海谓中国之外，云浚畎浍距川，则但开通沟渎耳，初未有疏江导河之事也，此盖禹治水实迹。” ３.徐炳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则谓，“洪水发生及大禹所施工的地域，主要的是兖州。豫州的东部及徐州的一部分也可能有些小施工。…兖州当今日山东西部及河北东部的大平原，豫、徐平原当今日河南东部、山东南部及江苏、安徽的淮北部分。换句话说，洪水所指主要地是黄河下游及它的流域。淮水流域的一部分也可能包括在内，此外全无关系。” ４.赵铁寒师《禹与洪水》一文，以禹导九河，并非《禹贡》之“九河”，实系《尔雅》一书所指之“九河”，“大河东流，自大以下，入于黄土平原，自此而东北，一望无垠，至海千里，无培拳石之积。无论大陆诸泽，以及所流之九河，莫不在此黄土冲积层区域，工具陋，亦不碍施工，以夏为铜器初期时代论之，治水于此，亦较为可信。” 综观各家所论，禹的治水地区，自潼关以东的黄河下游地区，皆有可能，因为伊阙、砥柱之间，正是夏人活动的主要地区。徐、兖及《尔雅》“九河”的一部分地区，则为东夷集团活动的范围，根据文献传说推测，禹的治水曾得东夷集团合作，则东方的水患，自亦在平治之内。由于民族的成长和疆域的扩大，春秋以后的文献，遂把大禹治水的历史，加以扩大，遍及九州，而各种附会、夸大乃至怪诞的记载，也随之出现。 禹的另一件伟大事迹，是平定三苗。考察古史传说，三苗是古代南方的强族，它的地区，据《战国策》载吴起对魏武侯之言曰；“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史记·五帝本纪》亦称：“三苗在江淮荆州间”。近人对于古三苗疆域的考察，虽或有不同意《国策》、《史记》之文者，似乎还不能推翻旧说， 芮逸夫先生《苗人考》云：“历史上的三苗，又称苗、苗民、或有苗，四千余年前，分布在长江中游，北到岐山、南到衡山，东西介鄱阳、洞庭两湖的一种部落。” 三苗与中原部落之间，自尧舜以来即不断发生激烈的斗争。梁启超说：“华苗二族之消长，为古代史第一大事”。《尚书》之《虞夏书》、《吕刑》诸篇屡言三苗，战国以后文献言舜禹征伐三苗者尤多。皇甫谧《帝王世纪》称：“诸侯有苗氏处南蛮而不服，尧征之于丹水之浦”。是尧时与三苗的斗争已经开始，而舜时更为剧烈。《尚书·尧典》以三苗为“四罪”之一，为舜所逐。《左传·文公十八年》鲁太史克所说的“四凶”：浑沌、穷奇、杌、饕餮，被舜流放，其中的“浑沌”、“穷奇”、“饕餮”或云即是“三苗”，或云“饕餮”乃是三苗的图腾。从舜流放“四罪”或“四凶”的传说中，显示“三苗”在舜的时代，与中原部落之间的冲突转剧。战国以来说“舜征三苗”的记载亦较多，如《荀子·议兵篇》以“舜伐有苗”与尧伐兜、禹伐共工并举。《吕氏春秋·召类》篇称：“舜却苗民，更易其俗”。《淮南子·兵略训》称：“舜伐有苗”，高诱注：“有苗，三苗也”。《淮南子》更说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反映了与三苗斗争的激烈。这种激烈的斗争，直到禹时才得到彻底的胜利。《墨子·非攻下》云：”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苗师大乱，后乃遂几。”《随巢子》称：“昔三苗大乱，天命殛之，夏后受于玄宫…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违，辟土以王。”《战国策》亦称，三苗居险要之区，但“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墨子·兼爱篇》还记载了禹征三苗时的“禹誓”。这些都可以反映出禹时对三苗之战的认真并获得决定性的胜利。 根据古史传说推测，禹的治水曾得东夷集团的合作，禹的征伐三苗似亦得到东夷集团的协助。《墨子》记载禹征三苗时“有神，人面鸟身奉圭以侍”。《随巢子》称禹征三苗“有大神，人面鸟身降而福之”。孙诒让《墨子闲诂》以“人面鸟身之神，即《明鬼》下篇所见之句芒”。近人考证，句芒即益。东夷集团属于古代鸟图腾部族分布的地区，益为东方鸟图腾部落的领袖，已为近代许多学者所考定。如此看来，益在治水与征伐三苗方面都有功劳，禹之所以后来要传位给他，是不无原因的。而禹之被尊为“三王”之首，不仅是由于第一个建立王权的人，更基于其征伐三苗的大功。 由于战国时代，舜禹在人们心目中已成古代圣王，而圣王乃系以德服人，何至对蛮夷大动干戈？所以战国、西汉的著作中，有些认为三苗是被舜禹“修德教、舞干戚”所感化的，并非出于征伐，如《荀子·成相》篇：“禹劳心力，尧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韩非子·五蠹篇》：“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其他诸书类似的记载颇多。这种说法，论者以为出于儒家怀柔远人及“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观念形成以后才有的。有苗之服，系基于征伐，而非由于行德教，舞干戚，但中原“炎黄集团”与“东夷集团”，自黄帝尧舜以来，文明发展的程度，已较“四裔”为高。文明往往会随着战争而传播，对于三苗的长期战争，中原文明自亦随之传播过去，待三苗征服之后，必不免接受了中原文明，后人看来，遂认为是舜禹“舞干戚，而有苗格”的了。 从部落到国家——夏朝的建立与少康中兴 从古史传说观察，大约在“五帝”时代，已经进入了部落联盟的阶段。《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率“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以及“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等，都可以看出。当然，所谓“诸侯”、“天子”都是汉人的观念。《五帝本纪》又说黄帝“监于万国，万国和”；《尚书·尧典》称尧“协和万邦”；“万国”、“万邦”乃是形容部落之多，这正是部落联盟现象的反映。在部落联盟的时代，盟主的产生系出于各部落的推选，所以《五帝本纪》说“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尧舜时代，这种制度已趋于成熟，所以才有禅让的故事盛传，究其实质，无非都是部落会议推举领袖罢了。 部落林立的情形，直至禹时仍然可见。《吕氏春秋·上德篇》称：“当禹之时，天下万国”。不过到了禹的时代，盟主的权力较从前更为集中，部落林立的局面似已开始结束，“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韩非子·饰邪篇》：“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这表示禹的权力已超越了其他部落之上，所以各部落才向他“执玉帛”，而对于迟到的“防风氏”竟有权处死，禹于此时显然已形成了“王权”，这种“王权”实为原始国家建立的基础，所以梁启超说：“唐虞以前，仅能谓之有民族史，夏以后始可谓之有国史矣。” 大禹时代，王权的形成，实由于他完成了两件空前的大业，即治平洪水之患和征服了三苗。洪水与三苗，实即当时的天灾与外患，并非某一部落所能单独抵御，各部落因此有迫切感到联合的需要，公推盟主领导，付予更多的权力，因此盟主的权力才较前更为增加。权力的集中与原始国家的形成，实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洪水与三苗，对于夏代的肇建与王权的形成，实有促成之功。 大禹时代，除了王权的形成之外，其时的氏族社会也有了划时代的转变。由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可能在舜禹之际便已开始。远古帝王自尧以上，多系“无父感天”而生，舜禹两人则除了有“感孕而生”的神话之外，更有关于他们父亲的传说。《史记·夏本纪》记载夏代帝王十七王，其中除二世外，其余都是父子相继，可见父系社会确已出现。在父系社会里，父子相继“传子”而不“传贤”是极其自然的事，由于战国时代的人不察，才会有“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的传说。 其实，大禹虽然形成了王权，但对于政权的传授，依然遵循着氏族社会的传统，他先推荐皋陶，因皋陶早死，又荐益自代，这显示了氏族社会的传统，仍具有极大的势力。真正的变化，实发生在禹死之后。 禹死之后，王位由启所得，古代有两种不同的传说，据《孟子·万章篇》称，由于“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所以禹崩，“朝观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而“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又受“诸侯”的拥护，因此启才践了天子之位。但《竹书纪年》、《战国策》、《韩非子》等书，与孟子的说法却截然相反，《古本竹书纪年》说：“益干启位，启杀之”；《战国策·燕策》称：“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根据以上的记载，似乎禹死后，益与启之间经过了一番斗争，王位才被启所得，而这种传说在战国时代也是十分流行的。 益就是《尚书·尧典》中的伯益，乃虞夏之交东夷部族里的重要领袖，曾佐禹治水有功，征伐三苗似乎也曾尽力，本应代禹而为部族联盟的盟主，结果为启所夺，益既失位，与启互攻，终为启所灭。《楚辞·天问》：“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便是先述益启互争的经过，而后问“何以益之国祚绝不长，而禹之统绪独继继绳绳流播于后？”朱子《楚辞辩证》也指出：“《史记》燕人说禹崩，益行天子事，而启率其徒攻益，夺之。…益既失位，而后有阴谋，为启之变，启能忧之，而遂杀益。”由此看来，《竹书》、《国策》的说法，似乎更接近真象。 启的继位，对氏族社会而言，是一件划时代的改变，自然会遭到氏族保守势力的反对，《史记·夏本纪》称：启即天子位后，“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遂灭有扈民，天下咸朝”。《尚书·甘誓篇》旧说即夏启与有扈氏作战时之誓辞，而实为战国人述古之作，其言“有扈氏威侮五行”，“意谓轻蔑侮慢应五行之运而兴之帝王”⑩，虽然参杂了阴阳家五德终始的观念，但仍以有扈氏反对夏启称王为传说的核心。有扈氏之国据马融说大约在今陕西县，“甘”为有扈氏南郊地名，依王国维说则地当周郑间。有扈氏实为保守的氏族势力之领袖，也是当时主张维持氏族社会传统的重要部落，才起而反对废弃“传贤”而行“传子”，但时势的演变是无法挽回的，所以《淮南子》说他是“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汉代的学者又说，有扈氏是夏启的庶兄，因为尧舜传贤，禹独传子，所以伐启，结果为启所灭。 夏启对益与有扈氏之争的胜利，使传子而不再传贤之局大致确定，这是王权初步扩张的成功，所以傅斯年先生认为启才是真正开创夏朝的始祖。 夏朝的建立，实为我国远古时代从部落到国家的一个形成阶段，“原始国家”的形态至此才告粗具，但夏民族的发展仍有着许多挫折，王权的基础也未臻稳固。史称夏启以后，太康继立，东方有穷之君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夺取太康的王位。不久，寒浞又夺取后羿的王位，寒浞的儿子浇还灭了流亡到斟灌的夏后相，直到夏后相的儿子少康，才光复夏土，“复禹之绩”。 “少康中兴”的故事，过去被誉为“历代中兴之冠”，由于《史记·夏本纪》未载其事，学者或讥其疏失，或怀疑它的真象，近代的“疑古派”更认为这是东汉“光武以后的人，影射了光武中兴故事而杜造的”，此未免因疑古太甚而矫枉过正。事实上，从太康失国到少康中兴，夏朝的国祚不绝如缕，夏民族对“东夷”的斗争，至少康时代似乎尚未完全结束，直到少康之子后杼灭浇之子有戈氏殪，才真正告一段落。《国语·鲁语》说：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以杼与上甲微并举，乃是因为杼中兴了夏代，如同上甲微中兴了商族一般。上甲微为殷的先公先王之一，其中兴商族的事迹，已由王国维以甲骨文对照文献载籍加以印证，而杼为夏代的中兴之主和“后杼灭殪於戈”等记载，更增强了我们对“少康中兴”相信的理由。 “少康中兴”实为我国上古史的大事，它一方面表示了夏民族建立国家后，向东方发展，与黄河下游诸民族接触时，所遭遇之挫折，而其间错综曲折的经过，正反映了从氏族社会到原始国家形成的初期，王权如继如续地发展的过程。 结论 大禹与夏初传说的讨论，过去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辩，由于直接史料的阙如，“疑古派”曾基于“古史层累造成”的公式，将夏代的存在和禹的“人格”，予以整个否定，影响颇为深远，现在检讨起来，显然是不正确的。 春秋时代，孔子谓夏殷之礼能言，文献不足征，但是近代殷商文物的大量出土，已使殷礼足征，而观察殷商文明程度之高，则其以前必定已存在了文明的阶段，因此所谓“殷因于夏礼”、商代之前有夏代的先秦旧说，更值得我们特别重视。 最近２０多年，夏代考古的开展，以及所谓“夏文化”的讨论，基本上仍是以文献记载中的夏人活动地区和推算所得的夏史年代为基础的，由于夏代文字并未出土，所以如舍弃纸上的材料，则考古学上的“夏文化”之讨论，势将失其依据，故就目前而言，讨论禹与夏史，传说史料应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资料。 但是，由于文献载籍多属后人述古之作，不免参杂神话或后代的观念，以致有时真伪混淆，所以我们固应珍视文献材料，但却不能无条件地全盘接受，必须透过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等新知，以及过去学者的专题研究结论，加以综合考察，以探讨历史的真象。 考察大禹与夏初的传说，对照地下发掘，使我们认识到夏代的“疆域”，决无《禹贡》九州之广，夏人活动的范围，应以伊洛河济一带为主，禹的治水也应在这一地区内探求。禹与夏初，氏族社会已由母系过渡至父系，在传说史料中，禹的诞生，虽仍依着远古圣王“感天而生”的故事发展，但其父子世系的明确，已异于神农黄帝的传说，而禹会诸侯所显示的权威，更与尧舜时代有着显著的不同，当时实已处于氏族社会的末期，在上古史中，正是一个变动的时代。 禹的治平洪水和征服三苗获得胜利，克服了尧舜以来的天灾与外患，自然受到各部落的一致拥护，因此他的权力，也逐渐超过一般部落之上，所谓“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都是尧舜以前所没有的现象，这表示禹已具备了“王权”，原始国家已开始肇建。 虽然如此，禹仍依照氏族社会的传统，先后让位皋陶与益，及至禹死，启与益之争获胜，又灭了维护氏族传统的有扈氏，夏朝便告正式开创，至于夏初传说中的后羿代夏与少康中兴的故事，则显示夏代初建，王权基础极其脆弱，氏族之中仍有着极大的势力，也反映了从部落到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夏民族所遭遇的挫折。总之，禹与夏初的传说，在国史形成的初期，实居有极重要的地位。
注释： ①屈万里：《我国传统古史说之破坏和古史信史的重建》，《书论学集》第３７６页，台湾开明书店，１９５９。 ②③《王观堂先生全集》第６册，第２０７７页，文华出版公司。 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４９页，台北中华书局。 ⑤崔述：《补上古考信录》，《崔东壁遗书》第１册，卷上，第１７页。 ⑥梁启超：《纪夏殷王业》，第６页，《国史研究六编》，台湾中华书局。 ⑦程憬：《夏民族考》，《大陆杂志》一卷六期，第８５页。 ⑧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第三册。 ⑨严一萍：《夏商周文化异同考》，《大陆杂志》特刊第一辑下册。 ⑩屈万里：《尚书今注今译》，第４８页，台湾商务印书馆。 顾颉刚、童书业《夏史三论》，《古史辨》第七册下编，２４７页。
——原载《大禹论》，浙江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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