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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网·霍俊明诗评专栏】青年诗人的写作与问题

 洒金谷365 2015-05-06

新世纪以来,青年诗人的写作看似自由、开放和繁复,但实际上却存在着一些不容乐观的问题。


值得关注的是网络等新媒体空间与青年诗人写作之间的关系。尽管网络不可能改变中国诗歌发展的基本格局,网络也只是作为一种新媒介的方式使得诗歌写作、发表和传播变得愈益快捷和广泛,但是青年诗人与这一媒介之间的关系确实复杂。随着新媒体(网络用户2011年已突破5亿)尤其是手机(用户3亿)、博客、微博等自媒体的出现,诗歌生态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使得任何人都能够在这些数字化空间里发挥自己的话语权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网络也使得众多更为年轻的诗歌习作者空前缩短了诗歌写作的“黑暗期”和“沉淀期”,他们对诗歌和母语的敬畏心理正在空前淡化。当然并不是说诗歌写作有多么神圣,但是显然诗歌的精英化和知识分子传统正在网络化和平面化的写作语境中遭受到了冲击与挑战。与此同时,网络也使得很多青年写作快餐化、一次性的诗歌写作泛滥。


新世纪十几年来,包括“70后”和“80后”在内的青年诗歌写作从现象学层面考察,其写作大体出现了三种格局。


其一:更多带有“乡土”生活经验的青年写作者在异地生存和城市化的语境中不断表达出对前现代性“乡土中国”的眷念和回溯性的精神视角。


这些诗歌大体上带有精神挽歌的性质,我们也可以指认这些青年诗人的“精神乡愁”几乎无处不在。这从提供的诗人的简历和生存状况中可以比较直观地看出,几乎90%以上的青年诗人都存在着“漂泊”的状态和“异乡”体验。换言之,这些青年诗人都是从出生地到另外的工作地,因此他们的写作不能不处于一种尴尬的夹缝和精神困窘之中。与“乡土情结”相应,这些青年诗人对城市的书写范围和能力较之他们更熟悉和钟情的“乡土”而言就显得虚弱而不够宽广和厚实。同时从思想状态和精神维度上,青年诗人又大体对现代性的城市生活抱有集体性的批判和拒绝认同的姿态。


其二:青年写作群体因为各自社会身份、阶层以及精神状态和诗歌观念的差异,其中一部分青年写作者(尤其是近5年出现的诗人)存在着自我沉溺的精神倾向。


在这一写作群体中,青年诗人更多沉浸于所谓个体的趣味和日常性的想象之中。这种诗歌只注重个人情感的状态,这些诗歌不具备写作的介入性和“现实能力”。当然,这一类型的诗歌其优势是不断强化了诗歌的个性体验以及自我言说的能力,而其缺陷也是明显的。这种类型的诗歌因为显而易见的自我性、封闭性和非介入性从而使得诗歌的传播和接受的范围过于狭窄。


其三:因为这一青年写作群体社会身份的复杂性,一些带有学院派的知识化写作倾向也随之出现。


在“70后”和“80后”中几乎85%都是大学本科学历,其中硕士和博士也不在少数。因为显豁的知识背景,这一群体的写作尤其是在早期都带有知识化的倾向。而这种知识化并非是向古典诗学和现代诗歌传统的学习和致敬,而是大体上对西方现代诗歌的整体学习和不同程度的模仿。这实际上也体现了“90年代”诗歌传统的影响。这种写作在近年来愈益明显的“现实问题”突出的语境之下其局限性是明显的。这种类型的写作因为语言上的欧化和修辞上的过于技巧化,不断丧失了诗歌对“现实”的发现和命名能力。换言之,这种类型的诗歌更多是“不及物”的非本土化状态。


当我们深入阅读各种刊物和博客、微博上的诗歌,我们会发现青年诗人写作业存在着不小的问题以及不可回避的就、困境。


1.青年诗人的写作普遍缺乏持续性和方向性。更多的诗人在短时间内集中发表作品并在诗坛引起一定的影响,但很快就偃旗息鼓,写作宣告终止。这种持续性的缺乏一则印证了当下写作者知识分子身份的缺失,再有就是呈现了写作的不自觉状态。而方向性的缺失正是青年诗人写作群体写作盲目、凌乱、碎片、不成体系的集体症候。其中的一个极端就是诗人普遍存在的“懒散”状态。换言之他们已经逐渐或正在丧失诗歌言说的能力。好像已经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刺激他们的神经和内心,他们只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文本充斥大量的“知识”和“引文”。这种类型的诗歌写作已经偏离了诗歌的“别才”本源。另一个极端就是仍然有数量惊人的诗歌指向了所谓的社会现实和敏感事件,高铁事故、乡村悲剧、留守儿童、工厂血泪、就业无门、讨薪无果、中产麻木、社会不公成为他们诗歌中频频造访的主题。这些诗歌中优秀之作稀少,更多是带有“仿真性”的新闻播报体和打油诗的廉价替代品。由此,就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诗坛,我们看到了很多的青年诗人成了旅游见闻者、红包写作者、流行吹鼓手、新闻报道者、娱乐花边偷窥者、“痛苦”表演者、国际化的“土鳖”分子、翻译体的贩卖者、自我抚慰者、犬儒主义者、鸵鸟哲学崇拜者、征文写作者。话说回来,我们的诗人学会了抱怨,也学会了撒娇,学会了演戏,学会了波普,但是就是没有学会“诗人”的“良知”。


2.新世纪以来,青年写作群体中存在着不断泛滥的“乡土写作”、“现实写作”、“地方写作”、“伦理化写作”以及被误解的“个人性”、“日常化”、“本土化”以及“诗歌与现实”的关系问题。


新世纪以降诗歌的题材问题尤其是农村、底层、打工、弱势群体作为一种主导性的道德优势题材已经成为了公共现象。实际上我们也不必对一种写作现象抱着道德化的评判,回到诗歌美学自身,我想追问的是一首分行的文字当它涉及到“中国现实”时作为一种文学和想象化的现实离真正的“现实”到底有多远或者多近。显然在一个社会分层愈益明显的城市化时代,“中国现实”的分层和差异已经相当显豁。在这种情境之下,由诗歌中的“现实性”和“想象性”的精神事实我们可以通过一种特殊化的方式来观察和反观中国现实的历史和当下的诸多关联。然而可笑和可怕的是很多的青年写作者已经丧失了同时关注历史和当下的能力。换言之在他们“进化论”的论调里历史早已经远离了现实。显然在一个多层次化的“现实”场域中,乡村题材显然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写作的虚构和想象中都构成了一个不容置疑的“重要现实”。而当下处理这一“重要现实”的文本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不仅诗歌在介入,而且小说、散文甚至时下最为流行的“非虚构”文本也在轮番上演着“乡村”叙事。大量诗歌(数量绝不在少数)与“乡村”、“乡土”以及“乡愁”、“还乡”(更多以城市和城乡结合部为背景,回溯的视角,时间的感怀,乡土的追忆)有着主题学上的密切联系。在一个“乡土”和“地方性”不断丧失的时代我们的文化产业和各个省份的文化造势(比如名人故里之争、文化大省、文化强省,甚至连县乡的草台班子都在争抢所谓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却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如火如荼过。与社会热点焦点话题、热议现象、重大活动和民生问题有着密切关联的诗歌数量是相当庞大甚至是惊人的。由此,我们必须正视每年各种纸质刊物发表的诗歌数量已经可观,但是我们发现这些发表的诗歌在谱系学或光谱学上来看具有很强的近似性,甚至具有相互替代的重复和生产性。加之各个地区大大小小的“地方化”的文化软实力的角力和宣传活动也需要文学和诗歌的鼓吹,诗人们似乎与“现实”的胶着关系似乎从来都没有如此贴近和激烈过。


3.“日常性”、“个人性”以及“叙事性”成为诗歌美学的主导。


在新世纪的诗歌写作中,写作者、评论者和阅读者几乎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这就是“日常性”、“个人性”和“叙事性”成为了十多年来诗歌写作的检验标签和“合格”证明。


实际上所谓“个人性”无非就是强烈诗歌写作的不能被共约与弥合的“个性”特征。不管在何种程度上谈论这一时期诗歌写作中的个人化、个性化特征,这对于反拨以往诗歌写作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和写作技法的狭隘性而言其意义已不必多说。但是反过来当个性化和日常题材逐渐被极端化、狭隘化并成为惟一的潮流和时尚的时候,无形中诗歌写作的个性化和多元化就带有了“病态”的来苏水味道。当“个人性”、“叙事性”、“日常性”诗歌大旗铺天盖地大面积涌起的时候,无数个诗歌写作的个体实际上已经不约而同地沦为毫无个性可言的集体化行动。很大程度上被庸俗化和窄化的“个人性”排斥了诗歌写作的共性特征、整体意识、历史感和形而上精神的探询,甚至个人性还排斥了诗歌的本土和优异的古典诗歌传统(尤其是在诗歌精神和诗人经验层面)。而诗歌的叙事性则不断排斥了诗歌的抒情性,甚至诗歌的抒情和浪漫化在很多人那里被视为小儿科的游戏。我们注意到当普泛的叙事性和日常经验为诗人和研究者所津津乐道的话题,诗歌的“个性化”风格却恰恰在这一点上获得了共生性和集体性。应该认识到“日常经验”的负面效应并报之以警惕。确实“日常经验”在使诗歌写作拥有强大的“胃”成为容留的诗歌的同时也成为一种巨大的漩涡,一种泛滥的无深度的影像仿写开始弥漫。

通过以上种种问题,我们的青年诗人写作状态尽管整体上多元而富有活力,但是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尽管我们可以说当下的诗歌生态整体上比较健康,但是对于这些出现的问题我想青年诗人一定要注意的问题是要明确诗歌的功用以及写作所需要的基本能力。不管诗歌是个人情感的表达还是对社会事件和敏感问题的批判其前提就是不能忽视诗歌的本体性以及语言的要求,不能忽视了个人化的历史想象能力的重要性。诗人尤其在处理现实和当下题材的时候,一定要追问一首诗和一个热点新闻和话题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当下的青年诗人还普遍缺乏以诗歌的方式认识和命名当下愈益复杂和吊诡的社会现实的能力。还有很多的“地方”、“命运”和“社会现实”处于黑暗之中,需要诗人用语言和良知把它们提取出来。青年诗人的生活范围还比较狭窄,真正接触更为广阔也更为陌生的社会现实的机会并不多。诗人应该到那些热闹和偏远的地方去进行勘探和田野考察,只有这样才能使得诗歌既是个人的,又是时代的。


作者简介: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诗人、评论家,现任职于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特约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台湾屏东教育大学国文系客座教授。著有专著《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变动、修辞与想象:当代新诗史写作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台湾秀威,2013)《无能的右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微观视野下的诗歌空间考察》《中国诗歌通史》等。著有诗集《一个人的和声》等。主编《诗坛的引渡者》《百年新诗大典》《青春诗会三十年诗选》《中国年度诗歌精选》等。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读者》等转载。曾获“诗探索”理论与批评奖、首届扬子江诗学奖、《南方文坛》年度论文奖、第九届“滇池”文学奖、《星星》年度最佳批评家、《诗选刊》年度诗评家、“后天”双年艺术奖评论奖、首届德令哈海子青年诗歌奖、首届刘章诗歌奖(评论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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