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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经验与“乡村诗”写作
就先我从自己和自己早年的乡村经验说起吧。 我出生于淮河平原上的乡村，也长于乡村，并在30岁之前一直工作在乡村。那时我还河南一所乡镇中学教书，从我为稻粱谋和读书写作的屋子窗户望出去，眼前尽是无际的田野和雾霭掩映的村庄，教书和写作之余，我几乎天天在田野里转悠。周末就赶回村里帮父母耕地收割。可以说，我熟悉田野上的花开花落，周围村里人的喜怒哀乐，至少能从声音分辨出数十种鸟叫。那时的乡村光阴依然延续着几千年来的缓慢和艰辛，诸如拆迁，空心村等词语还十分陌生。换句话说，时代在前进，诗意也在延续，乡村残酷生存远不如今天让人铭心枯骨，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也从不怀疑海子和海子的模仿者们在彼时掀起的以麦子为主体意象的后浪漫主义乡村诗歌浪潮的真诚。 但时间来到今天，一切都不同了，诚如叶芝所言，“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我们眼见的事实是：更多的乡村正在从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消失了痕迹，残存下来的乡村，要么在人去楼空的寂静里苟延残喘，要么在被一步步侵蚀和破坏，要么被重建为一个拙劣的复制品重新安置，即便侥幸偷生下来，村子仍是那个村子，道路还是那条道路，树木还是那棵树木，但但几千年积淀和延续下来的乡村秩序和伦理已经被颠覆和破坏殆尽。乡村支离破碎，乡愁何处安放？这才是最让人欲哭无泪的乡村现实。 是的。我的观点非常明确：在这样一个“后乡村时代”，如果你还幻想自己写出的有关乡村的诗歌还能够赢得读者的认可和共鸣，你首先必须有一个真诚的态度（当然，任何写作都需要真诚的态度，但对乡村诗歌写作者来说尤其如此）。这种真诚就是你写下的诗歌在多大的程度上触及、呈现和担当了当下乡村的现实裂变。进一步说，如果你诗中乡村仅仅指向历史和记忆，源于你的臆想、梦呓、寄托，或久坐于书房里飘荡的咖啡或袅袅茶香中的虚构，它一定也无关现实痛痒，无关人心，或者干脆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布尔乔亚式的无病呻吟；但是，如果你的写作是指向当下现实的，那么，你有没有关怀你的乡村的礼崩乐坏，以及内部的肌理、疼痛和黑暗，你有没有写出不断消失的一个个村庄和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生命个体的命运和呻吟，你有没有与它同呼吸共命运？这些才恰恰指向了你所写下的诗歌文本的生命力和穿透力。 考察中国诗歌乡村书写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同时代的很多诗人们写下的诗篇，大多仍然驻留在对乡村的外部表征的书写，并没有完成对从古典的陶渊明式的“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曹操式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孟浩然式的“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杜甫式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以及苏东坡式的“蔌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延续下来的传统乡村诗歌写作的超越。换句话说，诗人仍然在作为一个外来的看见者，居高临下地表达自己的洞悉、见证、痛惜，抑或同情，而罕见有谁去自觉地降低身位，作为他们中的一分子，作为乡村文化的捍卫者，承担起与自己笔下的那些乡村同呼吸和共命运的责任与重负，并写出独属于这个时代和那些乡村的伟大的乡村之诗，这不能说不是当下乡村诗歌写作的重大遗憾。 或者，作为当事者，我们是否应该从纠结于对表象描述的准确与否等技术型元素的争议中脱身开来，而把目光更多集中到乡村诗歌的核心本质上去——比之于怎么写，对写作者来说，写什么并非已经无关紧要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 我们提倡一种真诚的态度，是因为它事关你能写出怎样的乡村诗歌。我从不怀疑匮乏乡村生活经验的诗人也能写出优秀的乡村诗歌，如同一个有丰富乡村经验的诗人也不一定能写出优秀的乡村诗歌一样。回到个体写作的范畴内来进一步探究，我们会发现，如果整体的“乡”可以释义为故乡和土地，个体的“村”可否进一步释义为出生地和童年？我们知道，人类作为一个生命个体来到世界上，可能他最熟悉的，记忆最刻骨的就是出生地和童年了。他第一眼看到的世界，我们可称之为意识的“元世界”。“元世界”的形态、气息、速度、空间等被定格，如同“上帝说有光，就有光。”以后所有的变化和感知都需在“元”基础上去辨析和确定，仿佛它是丈量世界的唯一尺度。从心理学上讲，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就是同遗忘持续作斗争的过程。他需要用斗争去留住记忆，稳固“元世界”的认知秩序。所以，诗人对乡村（乡土）的反复书写，与其说是是在表述灵魂的乡愁，毋宁说是身体依恋童年的心理折射，但人向死而生，永远不可能再回到童年，即便乘坐诗歌的御驾也回不去的。所以，深悟此中之理的美国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这样说：“认识故乡的办法是离开它，寻找故乡的办法是到自己的心中，自己的记忆中，自己精神中去寻找它，以及到一个异乡去寻找它。”从这个维度上说，诗人对乡土记忆的书写，是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但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所谓乡村诗，却充斥了太多的“伪诗”和“劣诗”呢？这里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它的制造者缺少了我们所强调的对乡村甚至诗歌写作的“真诚”，它以旧有的经验越俎代庖，凭想当然的自以为是的去呈现物非人亦非的当下乡村现实，更缺少把乡村现实和历史置于在当代背景下的文化去认知和考量的敏锐和视野。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我坚持认为一个从来没有离开故乡的人是没有“故乡”的。因为他只有离开，有了距离，有了比照，才能看清它的真实，才能明白它在世界的存在和位置。对于写作者而言，一方面“你身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的中心（阿莫斯·奥兹）。”另一方面，你只有看清“故乡”的位置，才能找到自己的存在。才能对高更关于“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的终极追问做出兼具独特性和普遍性的回答。当然，我也从不怀疑而一个从外部世界进入乡村的人，如果能够深入到乡村的内部去，去感同身受它的分裂、欢乐和苦痛，让自身所有的文化和古老的乡村文化碰撞，也一样能闪耀出灼灼耀眼的诗之火花。 因为他拿出了足够的真诚。一句话，一个乡村诗写作者，不管你是否具有足够的从乡村经验，你的写作只有根植于个人、时代和乡村的现实以后，其写作才不是飘在天空的浮云，才有生命，有生机，有活力，“才能够包容着深邃的伦理，揭示出日常生活和现实历史的神奇。” 再讲一个我自己回乡的故事吧。我从乡村到城市里生活至今仅已17年了。尽管这17年里，无论多忙，每年我都要回去我出生的村里几天，但我越来越觉得我与曾经自诩无比熟悉的乡村已经有了厚厚的隔膜。有乡村经验的朋友知道，数十年前的很多乡村是不通电的，人们只能靠煤油灯和月光照明，但在那时候，无论多黑的夜晚，人们从灯影里走进去，只需要几分钟，黑夜里的所有东西都会清晰可见。而到了今天再走进去，我却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睁眼瞎，很长时间后，眼前仍然黑漆漆一片。那是因为，长久的灯光下的生活不知不觉中让人们包括视觉在内的许多感觉器官都退化了，变得迟钝，不再灵敏。离开乡村多年，故人成了客人，加上每次的来去匆匆，你又怎能再深入村庄内部去，看清那儿的世道人心和伦理演变，又如何用诗把它准确地呈现出来呢？我想，这样的故事肯定不止发生在我的身上，这些年包括我写下来的那些“乡村诗”，大多隔了不止一层，有的甚至仅仅是凭空想象和意象的臆造和堆砌，其中呈现的苦难和幸福都难免有“假、小、空”之嫌。要解决这样的弊病，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把自己的写作之根扎到乡村的内部去。这需要勇气，精力，对自我的否定，更需要拿出为艺术的献身精神来。所以我们说，衡量乡村或其他任何题材（如果可以这样划分）的诗歌好与不好的标准，就是要看它是不是写出了存在的真实以及个体对象的独特性和普遍性。那么，你的写作是不是一直走在这条路上，这条道路上有哪些细微到毫发的景象甚至气息，你所窥见的万物生灵有着怎样的生死疲劳和内心秘密？缺失了这个最基本的元素的诗歌，无论多么高深和端庄，都不过是唬人的玩意儿。 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在其文论和诗歌里多次写到“幻视”这个词，他也以自己终生的写作实践，用“幻视”接通了诗写者内心和现实世界的联系，呈现诗人内心与外部现实的强烈冲突，让自己的诗歌写作对爱尔兰的历史现实和产生了真正的有效性。在当下的某些诗人看来，谢默斯·希尼不但一点也不先锋，而且有点土得掉渣。但我要说，正是希尼这种对真实的追求，才逼真的还原了爱尔兰的历史和现实。我们甚至可以说，所有的艺术探索和尝试所通达的最高境界就是真实，也许你穷尽一生也不能写出，但完全可以通过自我的努力去无限接近这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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