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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论诗诗的现状及未来（木朵）
江西诗歌的精神向度（龚奎林）
在赣江源头练习新的发声
——来自赣南的诗歌观察（范剑鸣）
现代诗的审美特征与实验精神（龙安）
为什么写诗（林莉）
关于乡村诗歌写作的另类思考（杨景荣）
重建星空：我们重新出发 （王彦山）
论诗诗的现状及未来
█木朵（宜春财院教师，诗人，评论家）
何谓“论诗诗”？我的定义是，（1）在诗中谈论、评价诗，（2）在诗中描述一个诗人写作观念的形成，（3）在诗中阐明诗人与诗、语言与诗、诗神与作者、作者与另一作者、第一读者与知音等等二者关系。我们记忆里较早时期的“论诗诗”应包括杜甫《戏为六绝句》、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即便是在子美、遗山之间的历史长河中，也有不可穷尽的论诗之诗的创造。但在这里，我所倡议的并不是树立一个历史信念和考据意义，而是想谈及论诗诗作为一个写作门类很可能因与“纯诗”存在瓜葛而让读者误以为论诗诗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书呆子作为。我是纯诗的力挺者，并且乐于更新自己对纯诗这一话题的认识。当友人担心我枯瘦地呆在家里地琢磨着修辞术而可能错失对时事的发声之责任时，我下意识地拣起纯诗的早期倡导者曾经溅起的水花，转赠给我的朋友，应当说，我们应感激历史上存在过一些纯诗主义者，他们曾经面临的社会困境和写作层面敦促他们提交的解决方案，如今来看依然部分地有效，至少在观念上依然能受滋养。除了自行孤高或枯槁之外，我的反馈措施还包括：我不仅仅写一些纯粹的诗，也写一些关切当前社会现象与人心沉浮的主题诗，我崇尚一种多元化、多样性的写作观念，也不排斥单一的写作套路上的身体力行者。纯诗是我的一个写作方向。在写作时，如果我更多地朝向一个一以贯之的写作史，而不是“诗是现实的模仿者”或“现实是诗的模仿”之类的斗智斗勇，我会体会到自己在轻轻踢踏着一个名曰“纯诗”的小皮球。我期待把这只小皮球准确地踢进某个门洞里去，得一个高分，不输给曾经的赛手。
我对一个位于写作情景的作者——这样一个戴着面具的演员或素颜朝天的角色——一直很感兴趣，简言之，我对一个写作中充满激情或面临多重考验的自我很着迷，我觉得有必要将这种兴趣、迷恋作为一个写作主题加以记录，使之成为我写作的一个重大项目。这方面，碰见过许多困难，很棘手，有时不仅找不到一首诗的开头几行的感觉，它们能提供写这么一首诗是很正当的信心，有时则苦于找不到一个有关这方面写作的合适而相对新颖的观念。我现在宁肯称自己在这个领域的实践为“论诗诗”而不是“纯诗”，是因为“论诗诗”要比“纯诗”更善于关心一些基于二者关系的利益，比如说，它深刻地关怀一个作者的困厄，由此看起来它缺少“纯诗”有时需要的心神安宁，而变得焦躁不安、忧心忡忡，就像是不愉快的社会局面的缩影。论诗诗与纯诗有交集，但分歧更多，如果一首诗分不清属于二者中的哪一种，我就把它归入纯诗，也就是说，论诗诗其实面貌相对来说更为清晰可辨，而纯诗就是一个可谓最后的选项，专门用来收集无法归类的某些成员。
在一首诗中提到“诗”、“诗人”、“作者”之类的字眼，往往说明多多少少受到了论诗诗的招惹。有时需要径自走上前，与之亲昵，明确地归属于它，有时则会抵制它的诱惑，克制住这些字词带来的太过内向的低声吁求，继续开放，写好或咏物或抒情或叙事的基本主题。对于当代诗人来说，杜甫、元好问在旧体诗上的论诗之潇洒、之自我约束、之观念分成（纷呈），往往只能看在眼里，却不能使之立即转化为写作的实践条件，换言之，我们似乎缺乏一个稳妥的形式——叙述模型——来表现我们的观念与我们说话的语调之间的吻合度。我们不再是用杜甫、元好问那一套语言机制、审美机制来武装、运行我们的头脑了。我们得来点切合实际的玩意。就我的写作经验来看，在闯关之前，得到卡瓦菲斯、史蒂文斯这一些高人的默许，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我们新诗作者不得已选择的导师，因为在他们的表达和叙述中——尽管是翻译体——我们有一种可靠的感觉：他们使用的语法、他们在行节转换上的手段、他们使用到的一些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衔接词……正是一种我们可以立即援用的词汇、语气、声音。彼此之间不必进行颇费思量的转化工作。我们与杜甫、元好问心心相印，但与卡瓦菲斯、史蒂文斯亲同手足。从语言模仿的初级阶段上看，卡瓦菲斯、史蒂文斯等人有一种可供现学现用的今人风范，在语言机制和审美机制上，很方便融合在一起（尽管在真正掌握他们的心法口诀方面还存在不小的脱节），但杜甫、元好问则离我们有点远，隔膜、生疏，那种七言模式就像是一块巨大的磨刀石，可我们使用的不再是那种大刀阔斧，很可能已经是精致的匕首或螺丝刀。幸好，在语言探索的第二个阶段——不妨称之为“观念的塑造”——方面，我们一点也不觉得杜甫、元好问是外人，我们懂他们的心思和历史，而对卡瓦菲斯、史蒂文斯在语言表层之下的文化积累、历史勾稽关系的理解却有点心虚。
我们现阶段仿佛就站立在两个台阶之间，忽上忽下，有时战栗有时高昂。结合我们目前的生存状况和社会环境来看，诗与诗人的普遍性作用与“疗效”几乎是被严重低估、抑制的，并没有迎来一个黄金时期，一种不问青红皂白的消费冲动、一种对诗人这个半职业状态中的社会角色相当崇敬的心态都没有凸显出来，这个局面有时挺叫人心寒、扫兴，但多数时候的品尝之后，我们顿时发现我们的独守或蹲守竟然是免除了各种投机心理的义举，我们有一种被考验、检疫了花花肠子之后幽幽体会着九曲回肠的感觉。在这样一个外热内凉的处境中，作为一个自觉的诗人实际上碰到了一个机遇：他此时此刻专心创作论诗诗，就不会被外界误解为一种无礼与傲慢，一次对残酷现实的逃避。这个社会色厉内荏得已经没有余力对一位诗人提出什么要求了，这很糟糕，但好在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即使它可能长于一个杰出诗人的有生之年。
我很愿意埋头苦干——碰到合适的机会，就写论诗诗。我受到的干扰微乎其微。我时而感到令人崇敬的诗神守护在身旁，在没有外人的噪杂之际，我和诗神才走得这么近。论诗诗通常是多种意愿的综合体，除了要合理表达一次诗学观念的样态，有可说之处，还要注重作为一个诗歌契机、诗歌现象本身所需的成分、态度，也就是说，它并非一种特别的诗，而是诗的其中一种。它不应被特例娇生惯养。它也提防着摆弄成了一种准散文。它不仅看上去像一首诗，而且它符合严格的诗之定义。它是对另一首诗、另一个诗学观点的反应，但更加属于一种反应的反应：对“反应”的反思。根据我的观察，当一首诗在谈论写作中的自我时，采用第三人称“他”来代表自我，是非常审慎而有分寸感的做法。它可以是对一个貌似新颖的诗学观念的展示，但也可以是对这种意图展示一个新情况的心路历程的概述，它总有办法绕到第一个念头的背后、根基上去观察一个诗人的处境和与这个人相关的多个方面的二者关系，并轻松奉献诗人所需的第二个念头。在这种论诗诗的创作中，现实与超现实题材、元素皆可入题，这是比纯诗更为开阔的道路。就好像论诗诗是一个多孔插座，各种生活场合的插头与之相接触，就能通上使之增辉的电流。我们一定要在当前这个看似萧瑟的时期珍爱论诗诗这个机遇。从这个入口觊觎诗神吝于施舍的其他瑰宝。
至于论诗诗的未来，这是一个定式思维，符合逻辑学的要求；知道了早期情况、近况，我们还想知道未来。只有大概了解到未来的需要，有一个良好的预期，我们才好坚定信心做好手头的事。根据我的判断，论诗诗肯定是最耐读的品种之一，作为探察诗歌内部真相的工具，或者它本来就代表着诗歌的真相，即使是最苛刻的知音，也会把这一品种当作最重要的对象来审视，而千万普通读者——一个心智渐渐成熟的时代的文学公民——也将从这个品种中获得认识其他诗歌类型的工具箱。语言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使用中的语言的总和、用法的全集，而诗人永远是最出色的使用者，不，严格来说，诗中杰作才是语言最诚挚、最称职的使用者。语言要比货币古老、恒久。语言是一个民族真正的瑰宝，真正的传世之宝。论诗诗在开展对语言和使用语言的诗、诗人的调查，并总是急切地向后来读者介绍语言的概况，介绍每一时期的杰出人士曾经如何挖掘过这座金矿。即使我们民族语言的辉煌时期已经不复再现，即使未来不可能迎来一个想当然的发展高峰，论诗诗的精妙存在——有别于诗人这种流动不居的人群——对于未来千年可能碰到的更坏的时代、更大的困境来说，始终是一个福音，就像我们在当下信念丧失之际，重读杜甫、元好问、卡瓦菲斯、史蒂文斯等人的论诗诗（当然阅读不限于这个品种），我们立即获得教育、释然。我们懂得接下来要做什么
江西诗歌的精神向度
龚奎林（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教师，诗歌博士）
江西诗歌以“省作协推动＋谷雨诗会＋纸质报刊＋网络博客”的诗歌立体传播方式向全国推介，在上世纪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获得长足发展，新的语言、新的经验、新的叙述原则、新的诗歌表达方式以及多彩的社会生活为江西诗人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有效的表达途径。在生命体验和人性观照的基础上，在60年、70后、80后诗人的推动下，江西诗人创作了不少沉甸甸的厚重之作，通过文学来提高精神向度和个人修养，通过文学来安抚困顿的心灵，在浮躁的冷抒情时代细致咀嚼外宇宙并回归内宇宙，从而在情感和生命体验之中获得精神空间的生存与穿越，进而舒缓物质文化退缩下的现代性焦虑。
诗言志词言情，诗是通过情感书写来呈现世界经验和生命感怀的艺术。江西诗人耕耘在传统农业大省赋予的大地、乡村、故乡等古典而浪漫的意象之中，注重日常记忆的储存，贴近情感积淀，穿越现实的平庸与青春的迷惘，坚持把自己已有的经验世界和情感天地当成审视和表现的主要对象，采掘日常生活的本相和生命百态的况味，以人文关怀的阅读视野、青春群像的发力方式记录自我的生命体验、情感轨辙和心灵沉思，寻找诗歌的理想境界，抒发着赣鄱诗意与典雅诗情。正是他们的执着努力，江西诗歌在全国显山露水、风生水起。他们打捞着历史的文学碎片，寻找着江西区域文化的价值认同，展现了江西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和区域文化共同体的精神原貌，并以多种脉胳交织的空间维度配合着历史叙述的时间维度和文学精神体验维度，凸显出江西诗歌独有的生命特质、审美形态。
1、对生命的敬畏。如邓诗鸿的《青藏诗篇》，对青藏大地的一次全景式扫描，以一个外来汉的视角去凝视那雪域高原上的神秘、苍茫、孤寂、辽远以及生灵的庄重，在诗中书写了藏族同胞对宗教精神的虔诚、对苦难的坚忍和对人生意义的执着追求，那种博大的气场凸显出宇宙天地间个体的渺小与卑微。牧斯的诗歌创作走的是智性路子，诗思敏捷，语言冷静内敛，表达生活横切面的卑微与艰辛。如《斫楠木》叙述了“我”和“父亲”以及被砍来作父亲棺材的楠木三者之间的不同的心理感受，而楠木与父亲更是走向相濡以沫的通灵世界。聂迪通过诗意的言说呈现生命的美丽和个体意识的觉醒，凸显出形而上的哲思思考：“当我写下却不能说出，我只是在进入”（《河流》），每个人都在寻找适合自己存在的河流，因为那是我们生命延续的精神血脉和人生成长的温暖依靠，但是人不能同时走进同一条河流，哲思的表达也具有宿命论的色彩，例如《半生》就呈现了人生成长的场景，表达出对时间流逝的怅惘和人生艰辛后的淡然。
2、故土的回望。也许乡土是我们最温暖的记忆，不管现实状况如何，但在我们的心结中故乡是我们快乐的源头。在现代性场景中，“故乡”构成了雷蒙?威廉斯所说的一套“情感结构”，也就是说，“故乡”成为坐在陌生城市里的诗人的想象域。当他们远离乡村“侨寓”（鲁迅语）在都市之时，身份的转变并没有让他们忘记生命的起源而保有故乡的记忆，所以就有了故乡情结，这是一种以乡村为场地背景的亲情文化，是对外来文化、城市化以及工业文明所带来的躁动、生疏和焦虑感的想象性补偿。因此，他们写到大地、亲人、田园、青春、农业文明，重返精神的故乡，他们的“乡土”在恍惚的心情中成为青春祭。如范剑鸣视图回味童年那段物质并不富裕但精神却很富足的生活，《一位老农蹲了下去》表达了游子的故土情结，诗歌通过一位老农的活动场景来书写对农民的敬畏。而与老农相对应的则是另一番所谓现代化的景象，打工者在都市中逐渐远离了乡土，他们早已忘却了童年的记忆，他们的回乡也只是布置着都市克隆到乡村的场景，乡土的气息已经远逝，在挽歌的时代里我们无以自拔。三子凭借敏锐的生命体验去了解自然人生的喜怒哀乐，其诗细腻、潮湿却又充满淡淡的忧伤甚至凄美之感，对乡村的感恩与悲悯使三子和其他江西青年诗人一样着迷于乡村书写，但却有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特魅力。读三子的诗，我们能够感受到文本深处和诗人内心深切甚至疼痛的生存体验和历史记忆，这是诗人的成长记忆和个体经验的揭示，再现的细微的日常生活细节和对存在世界的观照较好地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存在意义。乡村依然是诗人想象的精神故乡，尽管怀乡、恋乡使诗人与古典情境产生重构并扩大了诗歌的生产，但三子对“松山下村”的诗歌书写抵抗着传统文人那种矫情的怀乡、恋乡式的书写，自觉地参与到中国乡村历史和现实的建构中。
3、人文关怀的深度。诗人杨景荣在游刃有余而又不动声色的诗歌叙事中对日常生活和底层世界进行观照，从而站在独立的民间立场抒发自己对现实存在的经验想像、异化批判和哲理反思，重现个体生命体验、存在的个体生存处境、对历史的悲剧性和荒谬性体验，其诗歌弥散着鲜明的草根性、批判性和反思性倾向。在《箜篌引》组诗中，诗人抓住生命中长久的、尖锐的刺痛，呈现底层生存和悲悯情怀的道德力量。水笔的诗歌有着扎实的人生阅历和生活基础，往往将底层生活与语言智性巧妙糅合，呈现普通人生的原生态，唤醒人性的觉醒，人文关怀的底色也就不言自明。如组诗《病史》系列充满了智性写作，诗人以灰色调语言嬉笑怒骂，反映人生的无奈。《谁叫他撞到枪口上》、《蝗灾》、《打糍》、《家书抵万金》等对底层状态寄予同情与悲悯，更以诗笔揭露艰难生存状态下的被资本和权力异化的现实处境。
4、日常生活的诗意观照。江西诗人提取日常生活的细节走向精神的诗意化，以诗歌的形式去建构现实生活和世俗人生中的喜怒哀乐、人生情感，扩大了诗歌的组合范畴和主体素材的拓展，以诗歌传统去低抗无名化、多元化的大众消费文化，在心灵空间中获得精神自由和审美愉悦。布衣善于从日常细节中撷取生存的意味，在平凡事物间发掘不平凡的情思，日常事物经由他的观照和描摹后，都散发着迷人的情味与诗意，其诗往往以凝炼的诗行呈现出含蓄、朴实、委婉而又千姿百态的优美情感和瞬间感受，记述了时代现实、家国命运，融入个体经验的叙述。例如《深秋之词》就书写了丘陵、露水、鸟、河水等故乡山水自然意象，成为异乡游子回忆故乡感恩故乡的载体。王彦山擅长将心中的情感裹藏到日常事物的描述之中，进入事物的幽深隐蔽处品味玩索，将世界的内在纹理生动显现出来，凸显出智慧的火花，因此他一方面和古人交流，采用古典情境的当下表达，另一方面呈现对亲人的情感独白。诗人龙安通过对原生态的乡村情境描摹和日常生活写意，还原语言对事物的功能表达，呈现出独特的乡村景观，表达出一个独立乡村知识分子的梦呓般得独白和真实的声音。
5、女性诗歌的敏锐抒写。女性的敏感、疼痛、脆弱、坚韧通过诗意抒发直抵人心。林莉保持着一位抒情诗人的本色，凭着对诗歌的恪守、喜爱与钟爱，女性特有的敏锐、细腻与自然细节对话、和日常生活交流，把情感、色调投射到大自然景象中，抒发自己对大地、田野、夜晚、黄昏、落日、月光、秋色、夕阳、风雪、春天等自然万物的爱，在诗与日常生活的双向互动中弹奏出一首首清新而又灵气十足的乐歌，在欲望横流的消费主义情境中抵抗物质对个体的精神奴役，面对日常生活和人间烟火的环绕总能以脱俗的勇气、坚守的姿态保持自己独立的诗意空间。婧苓敏感细腻，崇尚真善美，内心的红润、热烈、炫目而又脆弱使她的诗歌旷远而又美丽，其诗歌书写亲人的爱对故乡的回忆和对，表达了对自然生命的理性观照和感性体验。故乡是诗人婧苓的精神依偎和心灵港湾。她描写故乡的淳朴和人性的质朴，表达出真善美的诗意追求。例如《又见炊烟》通过镜头的推拉和空间的位移，呈现故乡的宁静、温馨、平实与和谐。吴素贞诗歌中的情感起伏始终追附着自我生命的行踪，以女性独有的潮湿的诗意目光关注着周围发生的人和事，那目光里包容着一种浓郁的拥抱现实的人文关怀，这种温柔的感觉和沉静的悲悯情怀自然成为她笔下的客体。她的诗歌朴素自然，现场感强烈，打着生活的深刻烙印，虽然不直抒胸臆，但通过镜头摇放和生活还原在文本书写中轻轻地诉说着喜与怒、哀与乐，呈现出尊重和关爱生命的自我承担的勇气。如《与父亲拆蛇皮袋》以一种慢镜头的方式传递着浓浓的亲情与缅怀，通过码绳意象还原了祖孙三代的爱的传递。
综上所述，目前，江西诗歌有省作协的大力推动，有一个坚持几十年的谷雨诗会延续着江西诗脉，有一个一直执着于关注诗歌创作的刊物《创作评谭》，有江子等热爱诗歌的人为诗歌做事，有一群踏踏实实的诗人执着的抒写诗意，有一团报纸副刊及编辑在编发着诗歌。诗人们就如同“江西老表”的外号一样忠厚、勤奋、不外露，像老牛一样默默地再自己诗意天地里创作，他们饱含着青春激情，书写着沉重生活背后的良知、人格与勇气，于是，对生命的敬畏、故土的回望、人文关怀的深度、日常生活的诗意观照、女性诗歌的敏锐抒写成为江西诗坛的五种创作向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江西诗歌已经在中国诗坛发出了温厚、勤奋的独特声音。
在赣江源头练习新的发声
——来自赣南的诗歌观察
▇范剑鸣（瑞金报记者，诗人）
今天，我们以诗歌的名义集会，顺从于“谷雨”时节的号令，我的第一个感慨是，在这样一个年代，诗歌的忠臣和良民，还是有的，而且还真不少。诗会于我是一个仪式，一个重新出发的仪式，今天我站这里，表明我还在诗歌现场，我还在队伍中，我还在路上。站在这里，我有一种受审的感觉，不得不接受诗神的追问：对于诗歌，我应该怎样表达忠诚？
就在十天前，我的同学、诗人龙天由于清明回到瑞金，笑着对写诗的朋友说，这把年纪了，还写什么诗啊。当然，对于诗歌，走近与远离，都是合理的，都是幸福的。里尔克在《给青年诗人的信》中说，“那也够了，感到自己不写也能够生活时，就可以使我们决然不再去尝试”。只有写着的诗人，诗歌才算一项幸福指数。诗歌因人而在，今天论坛的主题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江西诗歌”，我不得不循着诗人的行踪，来把握观察诗歌的走势。
一、同气相呼，同声相应，21世纪以来的十余年，正是赣南诗群集聚和分化的关键时期。
就在新千年，瑞金的三子、圻子、龙天、布衣、白勺，邀上赣县的聂迪，聚义在一份叫《体现》的民刊里，把九十年代青春期酝成的诗歌梦想进一步推向高处。他们的“阵地战”取得了可观的效应，《诗选刊》集中推介，《人民文学》屡屡选用，最终三子以不凡的业绩和实力，走向了诗刊社的青春诗会。但很快这个阵营走向分化，他们留下“赣南五子”的声誉之后，一部分人彻底沉寂，而且是一些实力和才气非常好的诗人。在这个群体之外，新千年的邓诗鸿属于“归来派”，在商海一番奋斗之后，重新拿起了笔，而且凭着交警日记，冲进了青春诗会。
在赣南诗群中，这种远走和淡出，这种退却和复归，诗人历经了怎样的内心曲折，欲以辨认。以我自身的经验，生活的冲击，工作的变换，与信念的动摇，阵地的遗失，肯定有密切关系。由于生活的困境我也有八年中断和远离现代诗歌读写的经历——那段时间我在练习古体诗。直到2002年，看到“赣南五子”经营的《体现》，又尝试动笔，期间得到三子和江子的指点和鼓励。而我和布衣成为同事后，我强烈地感觉到他对诗歌的依恋。我喜欢听他说一句话，明年无论如何要写诗了。2008年5月，他真的静下来写了一系列佳作，让我相信一个成熟的诗人，内心积聚着诗歌的核能，只要回归就是成功。
我和宁都诗友的交往也在新千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他们的《翠微风诗刊》，才知道邻县也有《体现》一样的聚义现象。后来，又看到他们出的民刊《赣水》，注意到他们的进步非常大。如今，宁都作为赣南一个诗群越来越成型，今年他们将出版一套诗歌丛书。刘华主席在总序中这样介绍：“如果说，十二年前他们的诗歌还略嫌青涩；那么，经过十二年阳光风雨的洗礼，现在则繁花满枝、光彩照人了。宁都诗人薪火相传，老、中、青都有……当然，九位诗人的阅历学养不尽相同，诗歌的风格、成就也不同，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相互学习、相互鼓励。”
二、花开花落，云聚云散，21世纪接下来又一个十年，是赣南诗群发展和壮大的重要时期。
五六年前，赣南也迎来了网络时代，并对我们的诗歌写作发生影响。赣南以至全国，显然交流的空间已经非常自由而阔大。也就是说，从学习交流角度来看，诗人的发展机会更大了，而从风格形成和诗歌信念来讲，也是最容易迷失的年代。
诗歌发展离不开一个合适的气场。在赣南，瑞金和宁都自古就有沉迷于诗歌的群体。瑞金的谢适和杨枝远，终生没有科举，写诗写得入迷，有时修改诗歌弄得没一个字是原稿。他们局限在偏僻的县境，但诗风非常开阔，取得全国性的诗名。作为明清之际的诗人，他们命运与写作之间的关系，给21世纪的赣南诗人留下可资参照的风范。还有宁都翠微峰上结社的易堂九子，做学问，写诗习文，传统文人的风骨让后世仰慕。
我总觉得，辛弃疾“郁孤台下清江水”中的沉雄，和毛泽东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开阔，是赣南诗歌气场的底气，虽然对于赣南，这是属于输入性质的文化基因。山东汉子辛弃疾在上饶有过鹅湖之会，有理由怀疑他留下的气息，就是今天上饶诗群强大的历史渊源。
当然，我这里提出赣南诗群，只是为叙述方便，并不是论证赣南诗人们就承认了“地域性写作”策略。尽管有时地域性特征确实是赣南诗歌中最有份量的部分。比如布衣的《丘陵》，三子的《一朵水花在叫着另一朵水花的名字》。“我故乡的丘陵是大地的一部分”中的沉静，“在绵江之滨——/一朵水花在叫着另一朵水花的名字”中的沉着，把赣南这片土地的历史、山川、人文浓缩于纸上，完成了对赣南地理的又一次诗性命名，像古代一些本土诗人那样，走出了模山范水的平庸表达。
诗歌说穿了，最终是属于内心沉静的人。今年由于在副刊做一个江西诗展，不断进入江西诗人博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牧斯和木朵。牧斯把诗歌当日记来写，安静，沉着，不哗众，不沉沦，正如木朵一篇日记中说，“已经逐渐适应成为一种描写自我心智的诗人。这也预示着2012年将是你风度翩翩的一年。”这种写作风度，有助于诗人构筑强大的内心，来应对世俗社会的侵蚀。我想，赣南诗群如果能够筑起这样的精神堡垒，加上大解《悲歌》中那种文化建构能力，不断在赣江源头练习新的发声，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功——不是世俗意义上的，而是文化意义上的。
当然，接下来赣南诗人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诗歌与现实的距离，在纤巧温软中补开阔沉雄的风格，在继续与开拓中强化对生活与时代的消化能力，突现历史文化的精华，等等。但首先是诗人们的坚持。只有把诗歌当作内在的需要，诗歌才会成为心灵的珍珠。
从文化历史看，诗歌没有进化论，但对于个体而言，却有进步和发展的可能。经过一番沉浮，六零后和七零后为主体的诗群，让现代诗歌幸运地着陆于赣南这片青山绿水之间。新的时期里，三子、邓诗鸿、布衣、白勺、陈育新、谢帆云等诗人，在继续为中国诗坛奉献佳作，而衷新星、刘理海等一批八零后和九零后，开始把手伸向了接力棒。这些祛除了功利的诗歌写作，我想，加上省里组织的关心，加上商震老师和谭五昌老师的指点和帮助，会让赣南的诗歌气场更加强大。
现代诗的审美特征与实验精神
█龙安（婺源自由职业者，诗人）
什么是现代诗？现代诗具有怎样的审美特征以及作为一个现代诗的写作者应该具备怎样的实验精神？在谈论这些之前，我们应该弄明白什么是现代性？对一个处于第三世界的困境中大力发展经济以至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基地的中国来说，现代性就是科技进步，思想变革，在生产与历史保持一种线性的时间中带来的物质的丰盛。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现代性发展构成的当下性中，正是在这种当下性的生存实践中，我们遭遇这个社会主义经济开放的历史时期，它的现代性无疑是每一个人面对的现实，我们无法拒绝，而是它的出现迫使我们对生命经历的现时性的关系做出改变，这种改变的出现对一个在当下还继续写诗的人来说，这是决定他的诗歌具有现代性的起点，同时意味他对自己从事诗歌的写作必须保持一种与现时性关系调整的同一：自愿的选择，一种新的思考和感受方式，一种新的行动、行为的方式，所以说现代诗从本质上来说不是历史的产物，而是一种态度的转变。正是这种态度的转变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带来真正现代性的写作。
我在《春台》诗歌网站主持的新诗鉴赏栏目里写过这样的一段话： 如果现实的模糊在语言中变得清晰又明朗，这需要一种精神高度的自觉，也只有这种精神高度的自觉形成写作者的生命意志时，写作作为一种功能，才能真正实现创造性与社会性之间存在的那种内在关联的形式—— 也正是在这种内在关联的形式中，写作者才能在个人化的时间中与重大历史的危机联系在一起，从而获得本质性的转化，成为写作的主体。我个人认为成为写作的主体是现代诗歌的主要特征，在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现代诗从最初对西方的模仿到投入自身的真实性来探索存在的激情，才逐渐成熟起来。现代诗正是借助自我的认识达到存在的同一和占有，转向了存在和认识的同一，这个从思到在的历程穿越一个人的时代和生活，即获得认识的自由活动，以脱离任何外在目的的活动，将在倾向于所认识之物中发现自身。如果说成为写作的主体是现代诗的本质，那么它必然创造出它的形式来对这种本质进一步完善与促进发展，这种形式的产生就是现代诗的审美特征。我个人认为现代诗必须具备以下五种审美特征：
1反抒情。
2客观描述带来的清晰，以及在清晰中贯注认识的透彻。
3个人主义。
4追求独立的自我与真实的凸显。
5它的言语是富有精神性的构思的时间，不是艺术（一种技巧）的结果。
只有具备以上五点，一首现代诗才能获得它的审美性。
我们已知道现代诗的审美特征，但这种审美特征是在一种怎样的写作实践中获得的？这就是我接下来要阐述的问题，也就是实验精神。一个现代诗的写作者如何具备实验精神？他需要通过怎样的途径来完成这种修炼？这必须是每一个现代诗的写作者必须解决的问题。
现代诗是在断裂（传统失去它依附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结构）和极端性（财富的增长带来消费社会的形成）之中诞生的，也就是说它是一种不可归结为他物又无本身传统的性质，它不是属性而是实体，因为它独立存在，无需向外显示忧伤。这意味着作为一个现代诗的写作者必须具备诗歌写作的灵魂和胆识，也就是说 我们当今的诗歌写作不是缺乏美学的细微感，也不是缺对诗歌写作本身的信念（这种信念来自传统的承续：一种通向内在的形而上学），而是一个写作者缺乏根本性的灵魂和胆量，这种灵魂和胆量就是鲍德里亚所说的文化的零度，无文化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把历史的理想主义转变为永恒的当下中的探索，生活在科技与信息带来的对现实的仿真中，生活在符号永恒的当下性中。只有具备生活在当下性的灵魂和胆量，我们才能真实面对我们的古老目标——革命，进步，民主，自由——不要让它在成为现实之前，就消失在我们的生命实践过程中。
作为一个诗歌写作者，只有真正具有生活在当下性的灵魂和胆量，才能让精神在政治束缚与权力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才能实现来自变化中的突然、史无前例的艺术魅力和独特风格。这就是我所说的实验精神。
为什么写诗
林莉（上饶县交通局职工，诗人）
写诗到现在，有朋友问我为什写诗？写诗给我带来了什么？我认真想了想这个问题，我的生活并没有因为它而有什么意外变化，仍然日复一日在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小镇上消耗着最简单的凡夫俗子的日子，悲喜仍在，爱恨仍在，甜和苦仍在。但不可否认，它确实改变了我，它指给我的，是和别的人不同路途。
04年，我第一次参加我们省里的谷雨诗会，在崇仁县。我的诗歌写作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我感谢冥冥中命运的安排让我去到那里，和诗相遇。
为什么写诗。这一疑问，包括写诗的缘由，更包括怎么写，写什么。这该是一个因果。写诗于我可能就是我对日常生活事件或普通物象里有别于他人的感受和发现并把它准确地用语言表达出来。朴素的、真诚的、自己的、疼痛的、血肉相连的。 一个写作者会呈现怎样的文本，应该和这几个方面有关。一，自我精神价值取向，即对生命本质的认知程度和感受力。 二，先天的传承力和后天的修为。即对世事万物的敏锐度和洞察力。包括无穷的想像力。三，词语的运用能力。诗有着不可言说的神秘性。即对语言的运用，创造和再生的艺术。对生活或生命中遇到的事件和元素进行凝练的能量。里尔克说：“诗不是情感，而是经验”。生命体验结晶为自明意识，道德勇气，意志力等等精神核心。然后通过独特的语言呈现出来。
诗更多表达的是内在的秘密，个体生命独特的经验和体悟。基于这样的理解，我觉得，它对语言和书写技艺的要求也许更苛刻。这就使它有了和小说、散文等文体相比在形式上不同的追求。我理解的诗歌在形式上相对来说是简短的。对于内心独特的体验和的诉求，它使用的手段不是说出而是呈现。它所采取的抒写方式应该是节制的，一种“省”的艺术，一道减法。“大巧若拙，大音希声”。这就使诗歌需要依靠独特的陌生化的意象来说话。诗意来自于内心一瞬间的恍惚和万千变化，诗意的营造和呈现需要简短语句之间的跳跃、词语之间的张力甚至暴力。一把刀之所以能具有劈开自己和他人的锋芒，是因为它把所有的光都聚集在了刀刃上，诗也是如此。一首诗的完成，我会从下几个方面来切入：
1.“有所爱有所不爱”。具有自己的审美和态度，健康、积极、向上。始终保持不被折断的人生愿望，对美的想象。有不断催促人心和精神的力量。悲悯和感恩并充满无限热爱。在语言上必须节制，简洁凝练朴素。有一滴水就是整个大海的容量。
2.“见人之所不见”。鲜明的个性和独特气息，个体的锐气和洞察力。此“见”是彼“见”的呈现。从而达到此中有深义。也就是一首诗的出现必须是你自己的，是你对世事万物独特的理解和领悟。每一个词语都是你心灵与之共振的密码。对普通事物敏锐感触的诗意呈现。是一种创造。鲜活的个体体验。
3.“我被你感染了”。诗言志传情应该是真诚的，且言之有物。不会为了写而写。所传达出来的悲喜、疼痛等情绪或揭示出来的哲理、事件等物象里，它在完成你的审美、判断、道德、良知。它带着你的温度，是另一个你。具有唤醒和救赎的能力。从而和读者达到“我在你的爱恨交加中”的共鸣。
4.“承担或重建”。这是一首诗的责任。命运的、生活的、社会的、世界的、你的、我的。
我也常常会问自己，写作的意义是什么。2007年作为一个试图在生活和文字中转身的人，我开始重新考量和追寻。当我沉下身子，那些悬浮的繁华、喧嚣、欲望就慢慢的纷披而去，在颠沛中我突然找到了一种方向，那就是重返故里，精神的原乡。我陆续写出了《到一座小镇去》、《在蒙霜的大地上醒来》、《盐津巴布：长歌短吟》、《大梦初醒》等组诗，2010年我的诗集《在尘埃之上》顺利版。从书名到内容到它的诞生得到很多师长朋友的关心和帮助。要郑重地感谢一字一句，一行一行修正编辑它的人，更要感谢那些因为喜欢它们视它们如亲的人。予我是不可多得的礼遇和恩情。它们是多么小的涟漪、水滴、尘埃，却令我不断地感受到浩瀚和无涯。我之所以在这里把它们复述出来，是因为我在感恩和敬畏。在写作的长途中我得到很多的温暖和鼓励，有些人至今素昧谋面。但就是因为这些文字，我们有了亲人般指认和尊重。我的心越来越安宁并开始辽阔宽广起来。
我写了很多关于春天和故乡题材的诗歌。它们都是我个体的生命体验。心灵巨大的冲击。其实我试图表达的还有命运和愛，这是我一直追求的写作母题。歌德谈话录里说，要忠实于自己的思想，按自己的意愿进行创作，更贴近幸福的心脏。我尝试将个体的生命体验、感知、领悟诉诸于文字，让它替我在大地上活下去。它构成我的梦想、骄傲、尊严，那来自生命中一瞬间的颤栗，使我获得一种恒久的坚定的力量。我想我在最大程度地感受和省察。我企图生活中有的我的文字里有，生活中没有的我的文字里也有。热爱生活，在那里获得人的思考和神谕。从而回到人情、人性、人道、人格、人心中来，回到天性和纯真、回到善和美中来。
不知不觉又一年春天来临，我喜欢春天，这是一年中离梦想最近的时日。万物都在蓄势待发。时间就这样缓缓地积淀下来，成为一个发酵窖。那些人世的恩怨、痛楚、暴力、背叛，丑恶在远去。我喜欢这些干净而简单的时光，它让我慢慢变得开阔、澄明。有足够的力量去梳理、重整一年以来或者更长久以来的内心秩序，“向一生不可多得的喜爱靠近，寻求那消失或尚未出现的东西”。
我想我是一个没有诗歌理想而只有诗歌梦想的人。我感恩着命运之手在某一天让我写诗了。我痴迷着那些文字总在某个时候悄悄地到来，在我平庸的生活里，创造着美和喜悦还有痛楚。那一点点无法描述的光芒、黑，那一根肉眼无法看见的针或刺。那悄然就成型的命运的沧海桑田。其实至今我也无法说清我为什写诗，诗又给了我什么，或者它不在语言的范畴里，或者我可以借用一句歌词吧：石对雨的爱，就像蓝的海，虽有万千语，却不知该如何表白。
关于乡村诗歌写作的一些另类思考
杨景荣（临川二中教师，诗人）
一
我想先强调二点：
一是我不太懂诗歌理论，平时不太读，甚至拒绝读诗歌理论类文章。我认为对于诗歌创作而言，那些所谓的理论不太有用，甚至有害。如果硬要说认同，我只认同理论中的经验部分，而且这个经验还必须出自诗人之口。因此，今天我无力作诗学意义上的发言，只是用朴素浅白的语言来说说我关于乡村诗歌写作的一些另类思考，也借此向各位老师、朋友作个创作上的汇报和请教。
二是我不认为谁能引领当今诗歌创作的大潮，对于诗歌而言，这是一个“无王”的时代，甚至是一个“无贵族”的时代，是众生喧哗的时代。前不久，南京的《扬子江》诗刊召集一批诗家评出了一个《新诗十九首》，并界定这些就是新诗的经典。我无限崇拜和景仰这里提到的那些诗人，但我认为现在就认定这些诗歌就是诗体意义上的经典还为时尚早。我觉得，新诗历史不及百年，从诗体意义上来看还远没有成熟成型。因此，我希望一切有担当精神的诗人都必须把探索创新放在重要位置，都必须在尊重诗意的前提下不断“挣脱”甚至“颠覆”以前的我和以前的诗，都必须为诗体建设做点贡献。
二
我今天要谈的是乡村诗歌写作，我强调“乡村”二字，是为了把其跟“乡土”区别开来。“乡土”即“本乡本土”“吾乡故土”之意。“乡土”里面一定有“我”，且这个“我”多为“小我”；一定有“过去”，且这个“过去”已钝化，不会伤人。可以说“乡土”更多的是以主观上情感上的某种一己（个人）记忆存活在诗写者的心里的。乡土诗多是温暖的、抒情的、浪漫的，甚至自慰的。而“乡村”则不然，它是一个更客观更当下的存在，诗人在观照“乡村”的时候，可能会有时代记忆、历史记忆等普遍记忆的束缚，但没有了一己（个人）记忆的束缚，会更从容更干净更准确地抵达神秘的诗意弥漫的那一部分。乡村诗歌在美学意义上多是鲜活的、炽热的、坚硬的、敞开的，甚至宏大的。如果这样来界定的话，当下许多貌似乡村诗歌，其实是乡土诗，这类诗我们把它抛开。
乡村一直是当下诗歌书写中的一个基本场景。梳理起来，应该能发现有一类乡村诗歌相当泛滥，它们把“乡村”当作一个形而上的符号，一个纯朴、自然、古老、宁静、简约和淡远的符号，一个用来消解甚至对抗城市喧啸和欲望横流的符号。在这类诗歌中，“乡村”被变形被异化成了一种武器，它不是当下的，也不可能是真实的。山东诗人徐俊国写的《鹅塘村纪事》就是其杰出代表。这类诗人不可能在诗歌文本中构建当下乡村的真实灵魂，它模糊了时代性和地域性，它面目不清，我认为这是乡村诗歌的致命伤。它触及到的是乡村诗歌写什么的问题，是取材的问题。
乡村诗歌到底写什么呢？我的答案很简单，就二个词：“当下”和“变化”。“当下”强调其时代性，唯有当下的，才是可靠的，才是真实的，才是鲜活的；“变化”强调其异质性，唯有变化的，才是炽热的，才是坚硬的，才是敞开的，甚至宏大的。比较而言，“变化”更值得关注。
当下的乡村到底是怎样的呢？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特点，浙江的乡村跟我的老家肯定不同，这恰恰成就了乡村诗歌创作在题材上的丰富性。就我生活的区域而言，就“变化”而言，若要用一个词来穷尽当下乡村的风貌，这个词就是“空壳村”。它不仅仅是指住在村子里的人少了，房子成了一堆空壳，更主要的是指在城市文明的冲击下，或者说在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文明的破碎。
近年来，我一直在写一个村庄，我给这个村庄取名叫“唐家庄”，已经写出了四十来首。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表现当下乡村的“空壳”状态。木朵先生说我用诗歌架设了一个“乡村新闻频道”。
三
下面谈谈怎么写的的问题，也就是技术层面的问题。
我给自己定下的总原则就是，视探索为生命，在尊重诗意的前提下，对传统诗体搞点“破坏”，作些颠覆，让一些非诗的东西在诗中找到一个恰当的空间。具体谈三点：
一是在抒情方式上“去我”化，拒绝对“我”的自我抚摸，力求把感情放到文字的背后去。我的文字中经常指名道姓，偶尔也会出现“我”，但“我”一般不是抒情主体。以“我”为抒情主体并没有什么不好，之所以如此强硬地拒绝“我”的出现，就是因为在当下的诗歌文本中“我”被无节制地自我抚摸，就是为了跟这种泛滥区别开来。“去我”之后，多数时候我感觉到作品在情感上更饱满了，在诗意的打开上更自信更可靠了。
二是大胆借鉴小说笔法，力求写出纪实性和在场感，力求写得好看。在实际操作中主要就是大量使用铺陈，极力捕捉细节；大量使用“×××想”或“×××说”，极力渲染心理。比如《唐山财借车》《中秋不看月》《枣花熬夜》等，其中在《枣花熬夜》一诗中，我甚至把小说中的“□□□”（即此处省略多少多少字）都借来用上了。有人担心这样处理太实了，会伤害到诗性和诗意。我并不这样认为，大实即大虚，在我笔下，“实”才是诗性和诗意的产床。
三是大胆大量使用口语，极力复原诗歌与生活之间的亲和力。我相信诗歌在生活中，我同时相信我可以用口语将诗歌从生活中取出来，因为口语上粘附有太多生活的气息，口语可以制造出一个强大的生活的气场。
我知道我选择了一条有点异样的诗歌之路，是死是活现在还不知道。但我相信我的探索是有意义的。最后我想引述艾略特的一句话与朋友们共勉：“一个艺术家的前进是不断牺牲自己，不断地放弃当前的自己，归附更有价值的东西。”
2012-4-1
重建星空：让我们再次出发
王彦山（百花洲杂志社编辑部主任，诗人）
我有两次比较全面接触江西诗歌的机会，一是2009年具体分工编辑《江西六十年文学精选：诗歌散文诗卷》的时候，一是刚刚完成的谭五昌先生主编的已经付梓的《21世纪江西诗歌精选》。通过这两次编校工作的梳理，我对江西诗歌有了比较全面的认知。
当大家从各个层面或学理或创作经验上来谈论江西诗歌时，作为一个八零后，我只能从一个地域上的外乡人、在江西成长起来的青年诗人的视野出发，就我能感受到的说点不成熟和粗线条的看法，与大家商榷。
纵观江西诗歌六十年或新世纪江西诗歌脉络和走向，似乎可以管窥到江西诗歌的这么三种颜色：红、绿、白。首先是红色：革命、安源斗争、八一起义、第一枪、毛泽东等；绿色：庐山、井冈山、三清山、鄱阳湖、赣江等；白色（我更愿意将文人性格理解成白色性格，而恰巧白色人文性格又是我们的底色的话）：陶渊明、王勃、黄庭坚、欧阳修、杨万里等。这样似乎就了然了，我们的诗歌基因，我们共同的写作母题，我们一次次出发又降抵达的地方，好像都有了答案。一方面，我们在更大的传统下展开写作，那些滕王阁廊画上的人像，都成为了我们业务上的偶像。另一方面，因为近现代的波云诡谲的革命斗争，我们的诗歌也不可避免地增添了一层红土地的颜色。再一方面，那些曾经滋养并将继续滋养我们的山山水水，召唤我们拿起笔写下歪歪扭扭的第一行诗，那是献给故乡和母亲的第一首歌。
由此反观我们当下的写作，似乎都只是在这个大的语境里闪转腾挪，鲜有突破巢窠者，即使有极少一部分在走出地域的影响后，彰显出更大的创造力，但却始终无法引领一种诗风，成为诗坛上的领军人物。从人文性格上看，我觉得，这非常值得我们反思。另外，从这些年全国的诗歌格局来看，比如，每年的一些相对权威的诗歌选本和刊物，重要的诗歌奖项，规模大一些的诗歌活动，很难寻觅到江西诗人的影子，虽然这不是衡量一个省的整体创作实力的标准，却也是一个不争的现象。想想看，我们为现代汉语诗歌贡献了什么？
撇开这些大而无当的宏观叙事，让我们谈谈个体诗歌经验。诗歌作为一门手艺活，作用于我们的心灵事业，首先是孤独的，这几近常识，但凡孤独的事业，需要我们承受现实和灵魂的双重重压。在这么一个尴尬的时代，这尤为不易，但诗歌又是自我选择的一个结果，是冥冥中上帝之手在牵引着我们心灵的朝向，这注定是一项甜蜜的苦役。既然没有谁逼着我们写诗，既然我们无可挽回地爱上了诗歌，那就解决了为什么写诗这个问题。接下来，谈论我们如何写诗，不如说如何在尘嚣甚上的这个时代，坚守自己的理想，如何平衡现实生活和诗歌的紧张关系，如何让自己的内心日渐丰盈和强大起来，这是永不会过时的命题。沿用北岛的诗歌《致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的第一节回答这个问题：你把一首诗的最后一句/锁在心里——那是你的重心/随钟声摆动的教堂的重心/和无头的天使跳舞时/你保持住了平衡。最后，写什么？对于一些既定的母题，我们的挖掘明显还不够，对于未知的领域，我们又显得过于固步自封，即使偶尔有些放开的苗头，也显得拘谨，亦步亦趋。如何建构我们江西诗歌的新传统，架构江西诗歌独特的版图，寻找到适合我们自己的发音方式，这是我们每一个江西诗人努力的方向。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最后我还是用北岛的一首诗《重建星空》来结束今天的发言：
一只鸟保持着
流线型的原始动力
在玻璃罩内
痛苦的是观赏者
在两扇开启着的门的
对立之中
风揿起夜的一角
老式台灯下
我想到重建星空的可能
江西诗人们，让我们重建江西诗歌星空，再次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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