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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问答】 4月8日网友肇基王绩先生提出问题：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 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夫子为什么不好好地回答呢？夫子反问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还说，君子可以远远地走开（一说是设法救人），不可以被陷害；可以被欺骗，不可以被愚弄。这不是明哲保身么？如何与其一贯的仁道精神相配？ 夫子对这一句的回答是否有违其本人一向倡导的“见义不为非君子”的观点？ 下面我们给出解答
宰我在孔子的弟子当中，绝对是一个另类人物，因为他一方面位列孔门十哲之一，毫无疑问是孔子最优秀的弟子之一；另一方面他又在许多行为上，与孔子的教诲和儒家的精神格格不入，并因此让孔子感到非常不满和难堪。 比如 宰予旦寝， 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 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孔子本人是一个“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同时不仅是儒家，包括整个中国的古代文化，都是以天人合一为其终极目标与原则，因此在行为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是最基本的，天经地义的原则。 但是，宰予也就是宰我竟然“旦寝”——大白天睡觉，结果导致孔老夫子非常生气，不仅说他是朽木不可雕，烂泥不上墙。而且还因此，改变了对人的态度——看来，宰我当年在老师面前表决心的时候，说的还是蛮不错的，结果…
还有一次 哀公问社于宰我。 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 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哀公就是鲁哀公，“问社”就是向他请教有关社神的神位用什么木头的问题。面对一国之君的请教，无论于公于私都应当严肃对，严谨回应。结果，宰我的回答在知识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解释周朝人为什么要用栗木做社神的神位的原因的时候，宰我的回答——“使民战栗。”用今天话说，就完全是信口雌黄的胡说散讲了。 这当然让孔子感到既尴尬又无奈，只能说“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对已经既成事实的事情，干脆就不要再说什么。
这一次，宰我又非常无礼的来向老师请教问题——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 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宰我的问题，翻译过来是说——对于一个有仁德的人，告诉他：井里面有仁德，他会听信（而跳下去）吗？其实是通过一个假设，讲一个逻辑上的难题抛给了老师。 我们之所以说，宰我的这次提问是非常无礼的，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中，存在着明显的戏谑，和刁难的成分。这既表现出提问者的轻佻，也表现出对被咨询者，也就是老师的不敬。这在儒家看来是非常无礼的。
所以，孔子的回答也分成了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直接针对其德行的批评，就是“何为其然也？”这一句，可以翻译为——怎么会这样呢？或者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实就是在说，本来就不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或者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提出问题呢？
第二个层次，才是针对宰我所提出的问题进行的解答，就是“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这一句，这个“可逝也”不是远远的走开的意思，而是走过去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君子可以促使他去探看，却不能让他跳下去。可以欺骗他，却不能让他感到迷惑。
在这个回答当中，又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君子只对仁德天道负责，不对聪明智慧负责。 君子的本意就是君的儿子，是贵族的代名词。而在孔子之前的时代，只有贵族才有机会接受教育，因此君子/贵族就会在现实中，显得比普通人更加拥有智慧，更加聪明。 到了孔子的时代，虽然君子这个词已经逐渐的向有道德的人这个概念演变，但是其所指向的仍旧主要是受过教育的人，因为毕竟从整体上说，受教育程度与人的道德水准是成正比的。 所以，无论哪个时代的君子，都在现实中会表现出超越常人的智慧。
虽然这中智慧，在逻辑上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并不是因为拥有智慧，因为比别人聪明，才使得某人成了君子，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君子，所以有机会接受了更多教育，因此而表现的比别人更聪明。 但是，在现实之中，人们却往往会犯这种本末导致的逻辑错误，将某一类人在行为上的特征，当做了成为这一类人的原因。一味的对些外在的表现，由心向往之，而行效仿之，进而形成种种的做作与潮流。却忘记了那些真正本质的东西。
事实上这种行为远非宰我所独有，也不是平凡士庶的专利，比如，《论语》中还记录这样一件事——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 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 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文中的这个“太宰”据说就是吴王夫差的丞相伯噽，这也是一位名动一时的政治家。但是他对“圣”的理解，同样也是本末倒置，以果为因的。 因为“圣”的本意是通，因此真正的圣人是指那些能够对万事万物一以贯之的人。只不过，由于他们掌握了能够一贯于万事万物之间的道理，所以往往会表现的多才多艺。但是，并不能说一个人因为多才多艺，才成为了一个圣人。或者说以是否多才多艺，来作为评判一个人是否是一个圣人的标准。
同样的道理，也不能用是否具有超凡的聪明，来作为评判一个人是不是一个君子。所以，孔子说“君子可逝也”，“可欺也”——君子完全可以被普通人骗到，甚至可以被一些小人，玩弄于股掌之中。 因为，界定一个君子的标准，是他的思想和行为，是否违背了仁德，是否违背了仁爱的精神。而儒家讲的这个“仁”，并不是人为臆造出来的一个概念，而是对天道，或者说自然界中的客观规律的一种解释。换言之，儒家强调的仁爱，其实就是天道，就是客观规律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规定的一种恰当的关系。
所以，对于一个君子来说，你虽然有可能欺骗他，但是却不能让他在“仁”这个问题上，产生丝毫的疑惑。这就是孔子说的“不可陷也”——“陷”就是跳下去，跳下去就既是对自己的不仁，也是对欺骗自己的那个人的不仁，因为这样他就成了一个杀人犯；“不可罔也”——“罔”是迷惑，不能使他迷惑，是因为他对什么是仁，什么是不仁，有着清晰的认识。
如何在二者之间形成协调呢？为什么一个对“仁”有着清晰的认识，和坚定的持守的人，又好像很容易被欺骗呢？又或者说，我们怎样才能骗到一个君子呢？ 《孟子》中记载的一个，给出了完美的答案—— 昔者有馈生鱼於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 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 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 意思是说——从前有人送活鱼给郑国的子产，子产命管理池沼的小吏把鱼养在池中。可是管理池沼的小吏把鱼做熟了，回来说：“刚开始放入池中，那些鱼显得疲弱而游得不太灵活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就灵活自在了，迅速地游动看不见了。”子产说：“算是找到了应该到的地方，找到了应该到的地方啊！” 管理池沼的小吏出来就说：“谁说子产有智慧？我已经把鱼做熟了吃掉，他还说：“找到了应该去的地方，找到了应该去的地方”。
关键是孟子最后做的这一句总结，“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对正人君子可以用合乎情理的方法来欺骗他，但很难用不合情理的事情来欺骗他。
原因就在于，一个君子在判断一件事情是否合理，是否能够接受的是，所考虑的唯一标准就是是否合乎道理。 再进一步的说，就是他在潜意识中，是愿意甚至期待那个合理的事情的出现的，因为合理的，合于天道的，就是“仁”的。所以，他的被骗，正是其仁爱精神的体现。 所以，有仁德的君子，在现实当中，往往都有点小迷糊。反过来，那些一脑门子精神头的人，往往都是小人。 所以，老子说： 我愚人之心也，沌沌兮。 俗人昭昭，我独若昏兮。俗人察察，我独闷闷兮。惚兮，其若海；恍兮，若无所止。 众人皆有以，我独顽以鄙。
这是我们从孔子的回答中，能够直接看到的一层含义。 但是，读《论语》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字的表面，还要善于进行更进一步的思考，善于透过文字，去进一步的探索更深层次的内涵。
只要我们稍微的再深入一步，就会发现，在这段对话中还隐藏着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仁（的行为）并不是无限的，而应当是有限的。 因为，宰我的这个问题，其实是由当时被广泛引用，甚至到了孟子的时代还在引用的一个，关于看到小孩子坠井，到底该不该救，会不会救，该怎么救的命题。围绕着这个命题，就会引申出关于“仁”的种种认识。
所以，宰我说“井有仁焉”，其实是假设有一个孩子调到井里去了，按照所谓“仁”的精神，显然应当去救。那么由此推演，假如一个孩子已经掉进井里了，那么我们再义无反顾的跳下去，也就用自己的生命，成就自己的终极仁德。所以说“仁”在井里。
这个假设实际上是在说，假如一个人认同了“仁”这种精神，并且将奉行“仁”视为自己的一种责任，那么他在对“仁”的实践上，就应当是无限的。
但这并不是儒家的真实思想，因为儒家的“仁”是顺和于天道的恶，因此是以对自己的“仁”与“爱”为基础的。（请参阅《真诚的爱自己，就是爱世界》一文） 所以，儒家的“仁”在行为上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我们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孟子说： 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 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 在同一个房间里的人发生了殴斗，那么我们不顾一切（来不及将头发束好，来不及将帽带系上）的去求援/劝阻，是正确的。但如果是乡邻之间（有理由说明自己不知道），那么再不顾一切的去求援/劝阻，那就糊涂了，即使关闭门窗（假装不知道）也是可以的。
为什么可以这样？这岂不是明哲保身吗？我们看第二个例子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诸？ 曰：无寓人於我室，毁伤其薪木。 寇退，则曰：修我墙屋，我将反。 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则先去以为民望；寇退则反，殆於不可。 沈犹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犹有负刍之祸，从先生者七十人，未有与焉。 子思居於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 子思曰：如伋去，君谁与守？ 孟子曰： 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 我们重点看孟子的这句总结，一言而蔽之，就是各自都尽自己的本分，按照自己的本分，来分享自己的权利，承担自己的责任。 曾子，扮演的是师长，是长辈的角色，因此没有与城池共存亡的责任，因此就可以坦然的以保护自己的生命为首要，这是“仁”。 子思，扮演的是臣子，是晚辈的角色，就应当与城池生死与共，这也是“仁”。
这就是《中庸》说的“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什么叫“不愿乎其外”，通俗的说，就是不用去考虑外面的，世俗的是是非非。用儒家自己的话来表达，就是“慎其独也”，就是保持内心的清澈纯洁。 否则，跨越了自己的本分，去做所谓“仁”，就是不真诚，就是自欺欺人，就是虚伪，就是做作，就是沽名钓誉。 虽然，这种人往往在社会上有个好名声，但是孔子对这种人十分鄙视—— 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诸其邻而与之。 有人来借醋，明明自己家里没有，直接告诉人家就是了，却跑到邻居中去借来，再借给别人。目的是什么？无外乎是人家口中的一声“好”嘛。 为了讨得一声“好”，就活的这么累，不是虚伪和做作又是什么呢？
所以，为什么说“仁者不忧”呢？就是因为真正的“仁者”都很真诚，都懂得仁（的行为）并不是无限的，而应当是有限的的道理，都能够“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都能够安于自己的本分，真诚的活着，而不为他人的好恶所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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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东方竹马 > 《儒家释家道家国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