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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领导，各位同学： 大家好！ 儒家学说简而言之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什么样的事情应当是“有所为”呢？以下的几个字可以概括：百善孝为先，仁义为本，中和诚信为体，礼智教为用。就是说所有善行应当首先推崇孝道，仁义、中庸、和谐、诚实、守信是儒家思想的根本，礼仪、智力与教化是用来到达儒家思想根本的重要手段。什么是“有所不为”呢？很简单，“有所为”的反面都应当是“有所不为”的部分。修身本身就是在“有所为有所不为”。 儒家学说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并逐步完善的。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出现了剧烈的变动，变动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经济上，土地私有制获得官方认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十五年）鲁国实行的“初税亩”，开始按照田亩收税。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初税亩”。为什么说“初税亩”的出现标志着土地私有制获得官方认可呢？春秋时期，由于牛耕和铁农具的普及和应用，农业生产力提高，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后，隐瞒在私人手中，成为私有财产；同时贵族之间通过转让、互相劫夺、赏赐等途径转化的私有土地也急剧增加。实行“初税亩”田赋制度之前，鲁国实行按井田征收田赋的制度（井田归属周天子所有），私田不向国家纳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私田越来越多，政府收入占整个农业产值的比重越来越小。为了增加收入，鲁国实行初税亩，即履亩而税，按田亩征税，不分公田、私田，凡占有土地者均按土地面积纳税。当时的周天子也没有对鲁国的这一做法表示反对。这说明当时的政府默认了田地私有，私田获得了官方的认可。 土地私有获得官方认可之后，各诸侯国用各种手段扩大自己的版图，因为更多的土地就意味着更多的收成，更多的收成就意味着更多的钱财，更多的钱财就意味着更强的势力。结果就出现诸侯比天子还有钱的现象。马克思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初税亩”的实行引发了政治上的大地震。原来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现在随着比周天子还有钱的诸侯国逐渐增多，周天子难以维护自己的权威。财大之后方能气粗，各诸侯国的行为完美地印证了这个逻辑。除了不听老大的，他们之间还打打杀杀争当老大。儿子杀老子，兄弟相残，小弟杀了老大的事情经常发生。这就是所谓的“礼崩乐坏，天下无道”。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文化在这时出现了“下移”的现象。所谓的“下移”就是向下转移。只是这个“下移”有点心不甘情不愿的味道。原来西周时期的学术和教育主要掌握在王室手中，周王室负责这件事的公务员不下千人，民间是没有私学的，周天子从没有想过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随着周王室的衰微，诸侯国基本不理会周天子这茬了。周王室掌管祭祀、文书的那一千个公务员由于没有工资可发，逐渐流散到各诸侯国，又因为各诸侯国的不断变乱进一步流落民间。这些人到了民间之后也不安安分分地种地。由于是从公务员的岗位退下来的，尽管职位已经不在，可是他们依然忧国忧民。不同的知识分子提出不同的治国安邦之策，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由于孔子的先祖也是个高干（宋国的贵族），所以他也加入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思想斗争。为了更好地将自己的思想进行传播，他做了一件前无古人，后面有好多来者的大事——开办私学。儒家思想正是在这所伟大的私学里渐露头角，并最终冲出了这块方寸之地，走向了全世界。这可能是当初侃侃而谈的那个老人所不曾想到的吧。 儒家学说从一开始就体现出一种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的愿望。春秋战国很乱，各诸侯国基本上就是带有黑帮性质的社会集团。荆轲刺秦王怎么看都有点自杀式恐怖分子的影子，各国之见的打打杀杀基本上就是抢地盘，争当最大的老大。春秋五霸，也就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曾轮流坐庄，根本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所谓“春秋无义战”也就是说春秋时代没有一场符合仁义准则的战争很好的描摹了当时的社会情况。社会秩序已经乱到这个地步了，迫切需要有识之士提出解决的办法。在孔子看来，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周礼，也就是以周礼治理天下。他曾经很直白地说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也就是说，周朝的礼仪制度借鉴于夏、商二代，是多么丰富多彩啊，我遵从周朝的制度。孔子的这番话就是针对当时社会“礼乐崩坏”的现实来说的，儒家思想从一开始出现就带有了恢复规则，遵守规则的影子。就这一层面而言，儒家思想和现在检察系统的工作是有相似点的。检察系统其实也是在做一种维护规则，贯彻规则的工作。 儒家学说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学说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政治秩序的主导思想。这里有必要说说“封建”两个字的含义。简言之，“封建”就是封土建国。也就是天子将所辖的土地分封给自己的下属，让他们去建立诸侯国。《礼记·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学术界有这么一个观点，真正的封建社会到秦朝已经结束了。从秦朝开始一直到清朝，中国其实在实行一种君主中央集权的社会制度，这和“封建”的本意已经出现很大区别了。只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基于法律的论点，认为“封建”主要强调划分土地所有权。所以仍把秦朝到清朝这段历史称作封建社会。这是一点题外话，还是回到我们的儒家思想上来。在儒家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儒家学说以其开放包容的精神融合法家、道家、佛家等各家思想不断与时俱进，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儒家学说在修身、人伦、哲学等层面完成了对中国文化基础层面的组建。可以说，整个中国的封建文明是以儒家文化为内核建构的。自我国历史有了娴熟的文字记载（可以从汉代文章算起）以来，儒家文化就以“唯我独尊”的姿态存在与发展。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学借助官方的力量以治国平天下之道不断向精英知识分子阶层扩散，同时，它还以标准的人伦道德的姿态向普通百姓靠拢，从而最终完成对整个社会人群的覆盖。可以说，中国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形态能够像儒家文化一样如此长久地在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都如鱼得水。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封建文明就是儒家文化。 我想儒家思想给人的直观感受应该不能用“可爱”之类的字眼形容。儒家思想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衍生出了好多需要遵守的规矩。面对规矩众多的儒学相信不会有太多同志认为它很可爱。今天我也不是来讲解规矩的。我只是想把儒家思想中的一些直观的方面和大家共同学习一下。简而言之，我们今天就来感受一下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想，即“修身”。 《礼记·大学》有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此可见，“修身”是儒家思想的基础，也是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前提条件。关于“修身”，最典型的就是曾子的“三省”，也就是“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也就是说，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为别人办事是不是尽心竭力了呢？同朋友交往是不是做到诚实可信了呢？老师传授给我的学业是不是复习了呢？我们学校也非常重视对学生的自省教育，在每个教室都有我们的三省园地：我来学校做什么；身处教室干什么；现在我做得怎么样。反省是修身的重要环节。 儒家的一些修身学说至今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着力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着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等表述和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修身学说都有一些关联。 今天我打算从三个方面来探讨一下儒家思想中的“修身”学说。欲修其身者，必先努力学习。努力学习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能通晓“仁义”之理。而通晓“仁义”之理的最终目标还是尽心报国。所以说，“学习”、“仁义”、“平天下”三个层面是一个层层递进的关系，也是境界一步步上升的过程。 先来看“学习”。儒家非常注重学习的重要性，无论是儒家经典著作《论语》，还是主张“性善论”的孟子以及主张“性恶论”的荀子都将学习摆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 《论语》中有很多关于学习的名言。《论语》的第一句就记载了孔子对学习的看法，即“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 也就是说，学了又时常温习和练习，不是很愉快吗？表面上来看，这是一句有关学习方法的语句。然而深入思考一下，我们可以发现孔子在此其实是在谈论自己心目中的学习应当是什么样子。其中有一个“说”字需要特别注意，这个字是一个通假字，通“悦”，即高兴的意思。在孔子看来，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使内心世界逐步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应当是很让人开心的，甚至是忘我的。这种学习直接通向完美的心灵和人格的完善，应当将这种学习与功利目的很强的学习区分开来。孔子就曾经很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孔子精通诗、书、礼、易，也颇为擅长音乐，但还没达到精通的程度。他听说周天子手下有个公务员叫苌弘对音律尤为精通。于是就借着出公差（代表鲁君觐见天子）的机会专程拜访苌弘。这里的苌弘就是韩愈在《师说》里面提到的“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里面的苌弘。韩愈认为“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也就是郯子这些人，他们的贤德根本和孔子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可是孔子仍然拜他们为师，可见孔子同学非常好学。孔子之所以可爱也在这里，他从来都不自高自大，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总是能发现别人的长处，并且还非常善于将别人的长处学过来，为自己所用，从而使自己更加完美。这里又说多了，我们回来。孔子见到苌弘后，大概经过了“你好，你好”“你身体好吗”“家里老婆孩子都好吧”之类的寒暄之后，孔子就问苌弘：“老兄啊，都说韶乐是高雅之乐，可是我怎么就听不出来呢？”苌弘很有风度地捻了一下长长的胡须，慢条斯理地对孔子说：“据弘愚见，韶乐乃太平和谐之乐，侧重安泰祥和，礼仪教化……”如此这般的说了一通。孔子听后恍然大悟，称韶乐是“尽善尽美”。又过了一年，孔子去齐国出差，齐国是姜太公开建的，是正统的韶乐产生之地。孔子到达齐国之后，正赶上齐王举行盛大的祭祀典礼。孔子以特邀嘉宾的身份参加了大典。在此，孔子痛快淋漓地听了三天的韶乐，如痴如醉，甚至在梦中都在反复吟唱。《论语·述而》对此的记载是“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也就是说孔子在齐国听到了《韶》乐，有很长时间尝不出肉的滋味，他说，“想不到《韶》乐的美达到了这样迷人的地步。”咱们今天所说的“三月不知肉味”即是来源于此。肉在当时是很稀罕的，普通老百姓一般很难吃得起，只有做官的才有吃肉的实力。普通老百姓称做官的人叫“肉食者”。《曹刿论战》里面就有“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的记载。孔子收学费，收的就是肉干（束修）。这里的“肉”我们还需注意一下。《说文解字》对“肉”的解释是“肉,胾（音zì，意为切成大块的肉）肉”。段玉裁对此的注释是“胾,大脔（音luán，意为切成小块的肉）也,谓鸟兽之肉。…人曰肌,鸟兽曰肉。”也就是说，在古代，一般而言，鸟兽的肉才叫“肉”，人的肉叫做“肌”。比如《曹刿论战》里面有“肉食者鄙”；《聊斋志异·狼三则》里面有“一屠晚归，担中肉尽，止有剩骨” ；《扁鹊见蔡桓公》里面有“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这里面涉及到的“肉”都是指动物的肉，而“肌”则是用来指人。后来随着词义的演变，“肌”与“肉”合用，既可用于动物，也可用于人。这是一点题外话。当孔子听了美妙无比的韶乐之后，整个身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被韶乐所带来的愉悦和回味所占据。这是一种沉醉，连美味可口、平日难得一吃的肉都难以勾起他的兴趣了。这种忘我的境界正是儒家的“好学”所追求的目标。学习并且到达一定的境界是一个让人愉悦的过程，而不是负担。因此，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懂得如何去学习固然好，然而却不如爱好学习的人进境快，而爱好学习的人又不如以学习为乐的人境界高。真正的学习是一种让心灵为之愉悦为之放松的一种学习，而不是在强力迫使之下的苦差事。 目前山东省教育厅正在大力推行的素质教育其实也是在提倡快乐学习。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就曾经提到过两个唤回：唤回学生学习的快乐感；唤回教师职业的幸福感。素质教育改革的方向其实是很温暖的很人性化的。如果这一目标能够实现，未来的社会将会是多么的美好。就微山一中来说，目前领导们老师们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已经初显效果。原本有些显得呆板的校园正在出现越来越多的笑容。 孟子认为人有“四端”，这“四端”是指“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出自《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认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情感是仁义礼智的萌芽。正因为人有了这“四端”，才有可能通过学习修养成为君子。孟子进一步认为，仁义礼智这四种美好的德行“求则得之，舍则失之”。也就是说，努力去追求就可以得到，而不去追求就得不到。而其中的“求”即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孟子认为每个人都应当通过努力学习将人之“四端”发扬光大。那么人之“四端”发扬光大之后是一种什么境界呢？孟子认为，一个学有成就的人应当具有一股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孟子在与公孙丑对话时说自己“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听了以后有些晕菜，于是进一步问孟子“敢问何谓浩然之气？”孟子的回答也很有意思，他的第一句答话竟然是“难言也”。翻成白话那就是“难以说明白”。估计这个时候的公孙丑更晕了。宋代著名儒学家朱熹对此的解释是“难言者，盖其心所独得，而无形声之验，有未易以言语形容者。”大体意思就是孟子所谓的“难言者”那是一种境界，是一种只能用心感受而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境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言不及义”。孟子当然不能以一句简简单单的“难言也”糊弄自己的学生。他对“浩然之气”又做了更深层次的描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矣。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则馁矣。”这一段话的大体意思就是：那一种气,最伟大,最刚强。用正义去培养它,一点不加伤害,就会充满上下四方,无所不在。那种气,必须与义和道配合;缺乏它,就没有力量了。那一种气,是由正义的经常积累所产生的,不是偶然的正义行为所能取得的。只要做一件于心有愧的事,那种气就会疲软了。可以说，培养“浩然之气”正是孟子的学习目标。 与孟子“性善论”不同，先秦最后一个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主张“性恶论”。《荀子·性恶》中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荀子认为不论“君子”还是“小人”，人性都限于利欲、好恶、食色等情绪欲望。所以荀子说：“人之生也固小人”，即人性本恶。需要注意的是，荀子虽持“性恶”之说，然而仍然主张人性向善，也就是“途之人可以为禹”（语出《荀子·性恶篇》），意思是就算在大路上走的人都可以成为大禹那样的圣贤之人。荀子在《荀子·性恶篇》中提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里的“伪”不是虚伪之意，而是“为”，即人的作为。正是因为人性本恶，所以才需要我们有所作为，从而追求心灵的完善。荀子认为，君子与小人区别就在一个“伪”字上。《荀子·性恶》指出“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而改造“恶”的人性，追求完善的重要途径就是学习。《荀子》一书开篇即是《劝学》，由此可见荀子对于学习的重视。《劝学》的第一句话就是“君子曰：‘学不可以已’”。这句话表明了荀子对待学习的基本态度，也就是学习是不可以停止的。人性本恶，如果停止了学习，人性中恶的方面便会表现出来。在学习方法上，荀子十分注重积累和坚持对学习的重要意义。这段话想必大家很熟悉“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只要注重积累，坚持不懈地学习，人们是能够战胜自己心中之恶的。 《论语》从学习的境界方面肯定了学习的重要意义，而孟子和荀子则具体论述了学习的重要作用。三者相得益彰，互为补充，展现了儒家思想对学习的重视。 下面我们来说说第二个层面，即儒家的“仁义”思想。凡是学习就应当有一个目标。与境界相比，目标显得更加实际，更加容易把握。我认为，“仁义”应当是学习的重要目标之一。儒家的修身更多的是从“仁义”的层面上来说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达到“仁义”的境界是修身成功的重要标志。“仁义”说在儒家学说中内涵最为丰富，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标志。“仁”与“义”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真正仁者的所作所为才能符合“义”的要求，而按照“义”去为人处世则是成为仁者的必要条件。 《论语》一书中，孔子讲“仁”的话多达百次，然而涉及到“仁”的定义只有寥寥三处。《论语·颜渊》两处提到孔子关于“仁”的说法。“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此其一。“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此其二。《论语·雍也》孔子提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此其三。三句话其实都在围绕一个主题进行生发，即“爱人”。具体而言，“克己”即是克制自己的私心，“复礼”即是使自己的言行受礼节的约束。做到“克己复礼”也就做到了尊重他人，所以是“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意思就是要想自己站得住，也要帮助人家一同站得住；要想自己过得好，也要帮助人家一同过得好。“立人”“达人”都是自己主动为之，从根本上讲这还是一种“爱人”的表现。所以说孔子所谓的“仁”说到底还是“爱人”。在自己的学生中，孔子最喜欢颜回同学，不只心里喜欢，而且还常常说出来，一点都不加以掩饰。翻遍整个《论语》，我们可以发现能被孔子赏识的人寥寥无几。能被孔子直接赞为“贤”的，也就只有颜回一个。《论语·雍也》这样记载孔子对颜回的赞美“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句话说颜回同学很有贤德，而且还说了两次，表示强调，也表示感叹。孔子为什么这么喜欢颜回同学呢？因为在孔子看来，只有颜回的所作所为符合一个“仁者”的规范，其他的弟子则没有一个到达这样的层次。孔子的话说得很直接，也没有考虑这会不会伤害其他同学的自尊心：“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出自《论语·雍也》）。这句话也就是说颜回这个人，他的心可以在长时间内不离开仁德，其余的学生则只能在短时间内做到仁而已。在孔子看来，真正的仁者就应该像颜回那样生活安贫乐道，内心宁静致远。或者用我们学校领导的话来讲，“得意时应自亏些，失意时应自增些”，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平衡，内心就会平静下来。 汉代的刘向在《新序·杂事》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孙叔敖为婴儿之时，出游，见两头蛇，杀而埋之。归而泣，其母问其故，叔敖对曰：‘吾闻见两头之蛇者死，向者吾见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见，杀而埋之矣。’”就是说楚国有一个孙叔敖，曾经到外面游玩，看见一条两个头的蛇，就杀了蛇并把蛇埋了。回家后，他很忧伤而不吃饭。母亲问他原因。他说：“我听说见了两头蛇的人一定会死，现在我见到了，害怕我抛下母亲先死了。”母亲说：“蛇现在在哪里?”回答说：“我害怕后来的人又见到这条蛇，已经把它杀了并埋了起来”。这说名孙叔敖具备了“爱人”的品德。及其长大之后，做了楚国的令尹（也就是丞相），很得众人信任。 真正的“仁者”与“智者”、“勇者”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可以说仁者必定智勇双全，然智勇双全这未必能到达“仁”的境界。 《论语·雍也》中，孔子指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套用杜甫的诗来说就是“风雨不动安如山”。水随形而动，不同的场合呈现出不同的状态。有智慧的人就如流水一般会随着时势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思维，以使自己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不可否认，王熙凤是一个智者，她非常聪明。当她听说自己的老公贾琏瞒着自己娶了尤二姐，心里头的醋瓶子咣咣当当响个不停。然而她却姐姐长姐姐短地亲自把尤二姐接到大观园。单纯的尤二姐觉得在这么个主手底下做个二房也不错。正当尤二姐想安安稳稳地过完自己下半生的时候，王熙凤的阴谋却一步步将她逼向绝路。王熙凤是一个典型的智者，却也是一个典型的不仁者。她能够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行为方式，从而使事情向着自己期望的方向发展。然而，若没有“仁德”的支撑，最终会聪明反被聪明误，机关算尽，性命付与一领草席而已。“仁者乐山”和“智者乐水”一样，都用了比喻手法。孔子认为真正仁德的人应当像高山一样安于寂静。给人一种沉稳、踏实之感。只有真正做到了安于静，才能不为外界的名利所困扰和诱惑，才能在外界认为自己最辉煌的时候反省自己的过失，在外界认为自己最失意的时候给自己增添力量。然而这并不是说仁者永远都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论语·卫灵公》有言：“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也就是君子担心死亡以后他的名字不为人们所称颂。很多人拿这句话来攻击儒家追求名利，在乎一己的虚名。其实不应当这样理解。君子担心自己的名字不为人们所称颂其实是在担心自己在有生之年不能对世人做出应有的贡献。有生之年乏善可陈，名声自然不会留于后世。这体现出了仁者的追求，即“爱人”，也就是有益于世人。而要有益于世人，必须要有冷静的头脑。所以，“仁者”和“智者”是有区别的。 “仁者”和“勇者”也不同。《论语·宪问》指出：“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也就是说，仁德的人必定是勇敢的，勇敢的人不一定有仁德。仁者因“爱人”而无私，因无私而无畏。这样讲可能有点抽象。具体来说一下“仁者必有勇”。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生命都奉献给别人了，他还有什么可以畏惧的呢？革命战争年代，许多坚信共产主义的志士面对死亡非常冷静，是什么给了他们那样的气质呢？只有是坚定的信仰，将自己的生命都奉献给信仰的人必定是无私无畏的。南宋的文天祥原本是个风流倜傥的文人。然而在面临元世祖忽必烈劝降的时候，这个才子却没有一点含糊“愿赐一死足矣”。文天祥临刑的时候从容镇定，向南拜首而死。文天祥死后，人们在他的衣服里面发现了一个纸条，上面写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天祥“杀身成仁”的风骨已经凝练成了一幅钢铁做成的画卷，在历史的劲风中仍然发出猎猎的声响。这里还有一个误区，有人认为儒家所提倡的“仁”不过是一种忠君思想，是作为政治权术而存在的。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毕竟儒家思想在其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跟政治有太多的牵扯，为了追求其纯粹性一味排斥政治因素是不科学的。然而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儒家思想的开山祖师孔子并不提倡“愚忠”。《论语·卫灵公》有言：“君子哉蘧（音渠）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蘧伯玉真是一位君子啊！国家有道就出来做官，国家无道就（辞退官职）把自己的主张收藏在心里。《论语·泰伯》有言：“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就是说不进入政局不稳的国家，不居住在动乱的国家。天下有道就出来做官；天下无道就隐居不出。《论语·公冶长》说得更是直截了当：“道不行，乘桴（音ｆū）浮于海”。也就是如果我的主张行不通，我就乘上木筏子到海外去。通过这些言语我们可以体会到孔子并没有什么忠君思想。孔子所说的“忠”也是一种美好的品德，和“愚忠”有着本质的区别。这里是一点题外话，和我们的论题可能有些脱离。下面我们回来。在孔子看来，勇者固然勇气可嘉，然而却未必能有好的下场。因为勇者经常会“恃勇好斗”。孔子的学生子路很好勇，孔子对他一直很担忧。《论语·先进》有言：“闵子侍侧，訚訚(音银，和颜悦色的样子)如也；子路，行行(音沆，刚强的样子)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其中“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意思就是像子路这个样子，只怕不得好死吧。知生莫若师，子路的遭遇很不幸被孔子言中。《史记》载子路之死如下： 于是子路欲燔（音烦，焚烧之意）台，蒉聩（音溃溃，人名）惧，乃下石乞、壶黡（音眼，黑痣之意）攻子路，击断子路之缨。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结缨而死。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子路死得很另类。子路是在卫国大夫孔悝（音亏）的家族内讧中被杀的。当时子路去救孔悝的路上，正好遇到另一位孔门弟子、为卫大夫的高柴由城内逃出，高柴劝子路随自己一起回鲁国。子路没有听从，并义正言辞地说：“接受人家的俸禄，就要救人于危难之中！” 子路冲入城中，攻到孔悝被围困的台下，与两位猛士战在一起。战斗的过程当中，子路帽子上的带子被人刺断了，那帽子就显得有些歪。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子路扔掉了手中的剑，说：“大丈夫死不免冠，容我结婴再战”。就是说大丈夫死了也不能不戴着帽子，等我把帽带子系紧我们再打。可惜这些作乱的武士都没有接受过孔子的教育。大丈夫“死不免冠”是嘛玩艺儿，他们可能根本不懂。子路系帽带子的当口，反而给了他们剁肉的机会。结果，子路保住了帽子丢了脑袋。微山鲁桥有个村叫仲浅，据说仲浅村姓仲的老百姓大年初一不吃肉馅的饺子，就因为他们的老祖宗仲子路被人家剁成了肉酱。孔子说子路好勇固然不错，可是他没有想到他的言行举止已经深深地影响了子路。孔夫子的教导，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凄美的英雄的身影。正所谓“直如弦，死道边，弯如钩，反封候”。子路的行为完美地实现了儒家的信条：忠君、尽责、礼周。 仁者是这个样子，那么不仁者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论语·学而》中说“巧言令色，鲜（xiǎn）矣仁。”也就是说巧舌如簧、甜言蜜语，成天献媚于人的人是没有什么仁德可言的。宋代的一本书《太平广记》曾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唐代名相姚崇生病了，他有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成敬奇过来探望。见到姚崇之后，成敬奇哭得鼻子一把泪一把。姚崇说没事没事，一点小病而已，用不着这样子。成敬奇接着从怀里变魔术似的掏出了几只小鸟，让姚崇将它们放生，从而积德行善放走疾病。姚崇哭笑不得，勉强为之。待成敬奇走了之后，姚崇对周围人说这小子拍马屁拍的真让人肉麻，从此再也不接待成敬奇。如果这个故事还不能让你感到巧言令色者的恶心。那么再举一例。唐初，侯君集为元帅。可能是天比较热，他的马身上长了疮。交河道行军大主管赵元楷为了拍侯君集的马屁，表示对马的关切之情，竟然“以指沾其脓而嗅之”，就是用手指头沾一下脓疮放到鼻子上闻。这种人不仅是孔子说的“鲜矣仁”，简直是无耻至极。古代圣贤都很自觉的跟小人划清界线。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就告诫刘禅“亲贤臣，远小人”。贤臣可以兴邦，小人（尤其是掌权的小人）必然祸国殃民。孔子说“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巧言者，其心不静，其心不静则无暇修身养性，身不修性不养者，必然毫无仁德之心。巧言不仅乱德，而且乱邦。“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论语·泰伯》）也就是说，不仁的小人，痛恨贫穷到了极点，就会乱来，就会置国法于不顾，危害社会。 “仁”其实并不难以做到，《论语·述而》说得好“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仁”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只要我们去主动追求，它就会来到。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儒家的“义”。单纯看“义”这个字好像有点抽象。其实，儒家的所谓“义”就是“宜”，意思就是合宜的事，适宜的事。儒家提倡“义”，也就是要求大家去做合适的事情。从社会层面上来讲，基于“爱人”的思想，儒家提倡个人多做有益于社会和他人的事情。办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就叫做“行义”。而做损人利己之事就被称做“不义”，做损人利己之事的人就叫做“不义之徒”。孟子十分看重义的重要性。这段话想必大家都听说过“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出自《孟子·告子章句上》）。孟子是一个性格高傲，不肯迁就任何世俗势力的君子。当生和义出现矛盾的时候，孟子的选择是舍生而取义。孟子的这一思想影响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仁人志士为了心中的“义”抛头颅撒热血。文天祥在《过零丁洋》中为取义置生死度外，发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决绝之叹。无产阶级烈士夏明翰在《就义诗》中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也是在践行孟子的“舍生取义”。正是有这样一种能将生命置之度外的正义存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出自《孟子·滕文公下》）的高贵精神才能在中华民族代代传扬。 由此可知，“义”应当是一种美好的品德，是人性中最为高贵的品质。然而，由于后世的曲解，“义”逐渐演变为“义气”，成为了一种毫无原则，极端自私和小团体，无视公共道德与正常社会秩序的代名词。“义”渐渐脱去了自己高贵的品格，成为江湖强盗互相包庇的美德。如今的地痞流氓不也成天“哥们儿义气”不离口吗？《水浒传》里面的朱仝就深受其害。朱仝，梁山英雄中位列第十二名。原是郓城县巡捕马兵都头，因长得帅，又有一把大胡子，当地人称其“美髯公”，武艺很好。宋江杀了阎婆惜后就是被朱仝、雷横放走的。雷横用枷板打死白秀英被捉，朱仝在去济州的路上又放了雷横。这一下子砸了自己的饭碗，被发配沧州。沧州知府见朱仝相貌非凡，就让朱仝带着四岁的小衙内玩。吴用早就知道朱仝的本事，于是就想拉朱仝入伙。当然不能直接跟朱仝说一起当强盗，得说是“同聚大义”。朱仝有点不大情愿，因为他在沧州过得还不错，很得沧州知府的赏识，照这样下去说不定哪天自己又发达了。梁山的英雄好汉们思考问题的逻辑很简单，那就是断你后路，让你无处可退。于是李逵下山来将年仅四岁的小衙内一斧头给劈了。朱仝看看在沧州没有什么混头了，只好落草了事。梁山好汉的这个“大义”是一种什么“义”呢？为了拉人下水，连个四岁的无辜小孩子都不放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这种“义”肯定不是儒家所提倡的“义”，他们的这种“义”跟“替天行道”的幌子一样，是用来恍人的，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流氓逻辑。正如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所说的：“小人有勇无义，为盗”。那么真正的“义气”是什么呢？我讲一个小故事。江苏溧水县有个“义气墩”。传说溧水在春秋战国时属于吴楚交界地，因为两国的争夺，它一会儿属于楚国，一会儿属于吴国。燕国的左伯桃、羊角哀关系很好，听说楚国招公务员，两人就结伴去楚国。当两个人走到溧水的时候，遇到了大风雪。两人单薄的衣衫根本没有办法阻挡烈烈的寒风，而赖以活命的干粮也马上就要吃完了。照这样下去，两个人不是饿死就会冻死。于是两人商议将两个人的干粮和衣衫留给一个人用，这样下去还能有一个活命。但是两人谁也不忍心眼睁睁看着对方冻死或饿死，各不相让只好作罢休息。第二天醒来，羊角哀发现身上盖着左伯桃的衣服，旁边还放着左伯桃的干粮，但却不见左伯桃的踪影。后来他发现，左伯桃已经冻死在附近的一个树洞里。羊角哀向树洞拜了几拜，并将树洞封好后，擦干眼泪继续前行。到了楚国，羊角哀很受楚王的器重，被封为大将军，但他心里一直牵挂着好友左伯桃。在公元前的某一天，羊角哀把他和左伯桃的故事告诉了楚王，请求楚王能给他几天假期去给好友烧些纸钱。楚王深为感动，当即准假。羊角哀把左伯桃安葬好后，就落宿在附近。夜里他忽然听到厮杀声，左伯桃托梦告诉他，附近的荆将军（有人称是刺秦王的荆柯）经常欺侮他。这一来羊角哀睡不着了，他发现附近有个荆将军庙，于是就琢磨着把这个庙拆掉。天明，羊角哀想去拆庙，但遭到当地土人的反对。第二夜，他又听到厮杀声，自己的好友又在受气。他实在不忍好友受欺，就自杀前去帮战。当地人很受感动，把两人的尸首合葬在一处，取名义气墩，世代相传。所谓的“义气”应当是从心底深处发出的催促行动的感觉，而不应当是一种工具。 “仁义”是修身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学习”与报国的中间环节。能达于“仁义”者，方能为国家、民族做出自己的贡献。君子为政方能惠泽于民，小人为政则国乱民殃。正所谓“昔者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出自《吕氏春秋．先己》）。不只圣贤君主如此，为政者亦如此。 前面我已经说过，儒家的修身从来不是单纯的修身养性，修身学说中暗含了更高的精神追求。孟子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这句话向我们指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修身固然重要，而修身的最终指向是平天下。那么“平天下”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首先，“平天下”是站在精英的立场来说的，这个概念背后有很强烈的精英意识。马克思主义认为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并推动着历史的前进。人民大众固然重要，可是有时候，一个发育完善的“精英阶层”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会更加明显。历史有时候就显得非常诡异和不可理解。如果没有丘吉尔，我们很难想象英国能在纳粹的轰炸中依然坚守着永不屈服的民族精神；如果没有斯大林，我们很难想象希特勒的铁蹄还会对世界造成多么大的伤害。“平天下”是一种精英文化，是一种精英意识，精英的作用有时候是无可替代的。其次，“平天下”应当是一个推己及人的过程，是更高层次上“爱人”的表现。平天下是一个奉献的过程，是以一己之力报效祖国的行为方式。在报效祖国的过程中，个人完成了对自己精神的升华和价值的体认，从而获得一种崇高的、类似宗教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反过来又可以促进个人更进一步追求更高层次的“仁义”精神，促使个人品格更进一步完善。所以说，儒家的“仁义”精神和“平天下”的报国主张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互相促进，互为因果。南朝宋范晔撰写的《后汉书》中有这么一句话“天下皆知取之为取，而莫知与之为取”。也就是说，人们都认为只有获取别人的东西才是收获，却不知道给予别人也是一种收获。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在儒家思想中，付出本身就是一种收获，付出与获取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儒家的这一思想培养了许多以天下为家，以报效苍生为己任的儒家知识分子。在和平年代，这些儒家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民为国甘愿付出所有。在民族存亡的关头，这批儒家知识分子更是力挽狂澜，以全部的心力去完成安民安邦的历史重任。即使是平日开来毫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在乱象面前依然能够迸发出强悍的血性。于谦是一个典型的书生，同时于谦还是一个非典型的军事家。当明英宗在土木堡被也先的军队俘虏了之后，明朝上下一片混乱。当时明朝的精锐部队已经随着明英宗的太监王振丧命于土木堡了，留守京城的估计都是些老弱病残部队，战斗力自然不怎么样。所以当时有好多大臣已经大好行李准备溜之大吉了。在这危急关头，身为兵部左侍郎的于谦厉声斥责主张迁都的大臣：“主张南迁的，该杀！”当时临时即位的皇帝明代宗支持了于谦。于谦在各方面都不看好的情况下不仅顶住了也先军队对北京城的进犯，而且还出其不意主动出击，让也先真正感到了害怕。于谦的非典型军事才能和强悍的血性挽救了明朝，将明朝的灭亡时间往后推迟了二百三十四年。明朝还有一个史可法，崇祯元年（1628）进士，也是书生出身。1645年，清豫亲王多铎亲自率兵围攻扬州。时任兵部尚书的史可法上书南京请求派兵支援，又飞檄各镇召集援兵。但南明权臣马士英不加理会，各镇总兵仅刘肇基自高邮来援。以兵力而论，清军是史可法军力的数倍，攻取扬州志在必得。此时多尔衮劝降，史可法致《复多尔衮书》拒绝投降，以必死之心坚守扬州。清军用当时在世界上也算得上先进武器的红衣大炮攻城。到了夜里，扬州城终于被攻破，史可法欲自杀殉国，自杀不及被清军抓到。多铎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劝降，史可法却表示：“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城百万生灵不可杀戮！”后来壮烈就义，以书生之铮铮铁骨殉国。一介书生，在面临民族存亡的重大关头挺身而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是一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精神，这是一种“报国之心，死而后已”的精神，这是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 今天说了这么多有关儒家的“修身”层面的东西。俗话说，托古喻今，古人的东西必须能够为我们所用才能发挥出自身的价值。所以，下面的一些时间我想将儒家的“修身”思想联系我们的现实社会来说一下自己的看法，可能很浅显，还望各位见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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