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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佩红:母亲是终身的孝媳,贤妻,良母,却忽略了她自己

 每日一篇 2015-05-08


(选自《生命呼吸 风雨水火》,周佩红著,东方出版社)

母亲这样的女人

母亲离开我们快两个月了,全家人仍不能习惯这个事实。侄女告诉我,她每次经过晒台门口,总觉得阿婆(她这样称呼我的母亲)还坐在那里,望着晒台上方一小片空旷的天。的确,这是母亲生前常做的一件事。从前我每次去看她,她总在那儿。我说,姆妈,这里风大,冷,快进屋吧,不要感冒了。她总是摇头一笑,说,不妨的,这里安静,我想静一静。或者还加一句:这里好透气。母亲有心脏病,我们只当是她需要呼吸新鲜空气。

那时,我们很少去想,母亲为什么愿意呆在这儿,而不是她的房间,或家中任何一个别的地方。

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认识母亲:她是为我们而存在的,是属于我们的,属于父亲,婆婆,哥哥,我,以及我们的下一代。小的时候,我们习惯了母亲在灯下捏着针线,为我们缝补衣服,下班回来给我们带好吃的,去学校为我们开家长会,柔声细语地抚慰我们,擦去我们的泪水。“文革”中父亲的突然死亡,使我们看见了一个孤单无助的母亲,那是因为她把头埋在了自己的臂弯里,浑身颤抖,从那下面传出陌生的无力的抽泣声。那一刻她没有理睬我们惊恐的呼唤。那一刻她是暂离我们而远去了,去到她一个人的世界。可不久她又回来了,为我们去单位蹲牛棚,扫厕所。真的,的确是为我们,我当时就是这样对她说的 姆妈,为了我们,你要活下去。我以为这句话能够让她不死。当时才十几岁的我,已模糊地认定母亲是不会舍下我们的,我们,就是她活在世上的全部理由。母亲果然没有随父亲而去。天长日久,我们习惯了她的憔悴、操劳,她对脾气乖戾的祖母(她的婆婆)的全力侍奉和忍让,对小孩子们慈爱温和的笑。在我们心目中,这就是母亲的形象:一个终身的孝媳,贤妻,良母。

现在,我们身边和心里有了巨大的阙失。母亲把她自己整个儿带走了,而我们仍在。母亲自身既是一个整体。这是我们从前很少想到的。

可是,母亲自己的生活在哪里呢?她是融化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是被我们的生活分割了,剥夺了?

母亲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似乎对此有所思悟。也可能她早有思悟,只是不说。她是个沉默寡言的内向的人,不像别的女人,年纪越大越唠叨。她是越老越没话。母亲,站在晒台那一小片裸露的天空下,你究竟想了什么?

有一次母亲忽然告诉我她小时候的一件事。她说,六七岁时(那是多么遥远啊),她在南京的家中,喜欢趴在窗口看外面。外面的左边,有一幢小洋楼,二楼晒台上,经常能看见一个女人坐在靠椅上看书,或者搬出雪白的枕头被褥,把它们在太阳底下拍松,晒得软软的。女人的动作从容优雅,让年幼的母亲觉得心里很舒服。她甚至记得太阳光里飞舞着的细小灰尘。右边的尽头,却是一片简陋的棚户,里面也住着一个女人,看上去年纪大一些,穿得简单,但很干净。这女人好像是同两个年纪差不多大的男人住在一起,是一家子,他们也搬东西出来晒,是破旧的纸板和布头之类的东西,,忙忙乱乱的,但是从没见他们吵嘴。母亲叹道,人和人的生活,是多么不一样啊。

我心口发堵。在母亲所描绘的旧得发黄的画面上,我仿佛看见另一幅图景:母亲正伏在她晚年生活的危栏上,看她自己的一生 那是与她幼年的憧憬或疑惑完全不同的生活。

母亲的一生,简要言之,前半段是职业妇女,做医务化验工作。那天地其实也不大,须知她同时还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有脾气急躁的丈夫,挑剔到甚至蛮不讲理的婆婆,年迈的高堂。但毕竟她还有独立于这一切之外的时间和空间。我能够想象她走出家门之后的那种轻松感。她步行到静安寺,挤上57路公共汽车,沿途经过洋楼和农田,看到芭蕾舞学校的学生们迈着轻盈的步子,头发绾在脑后或盘上头顶,拎着装脸盆衣服的网兜走出校门,这时她会有莞尔一笑,会在心里想一想与家完全不相干的事。到了西郊外的医院,她穿上白大褂,去病房为病人挨个抽血,与那些怕疼的病人说笑,轻轻拍打他们隐伏在皮肤和脂肪下面的淡青色血管,一针下去,血就从静脉流到针筒里了。病人说,你真是一针见血。她轻轻地笑了,没有声音。显微镜下的世界也就是她的世界,她可以坐着看很久,从来不说腰酸脖子痛。退休之后,这一切都没有了,只剩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家。她的天地空前缩小。而且,她一步也不能离开这个家,因为家里的每个人都需要她。

她唯一的外出理由是上街买东西。她在商店柜台前这儿看看,那儿看看,一站就是好半天。有时她付钱后忘了拿买好的东西,回到家想起,再急急忙忙地往回赶。她也曾一清早去附近的公园做操,在那里认识了一些年龄与她相仿但明显比她“潇洒”的老妇人,她们做完操后可以轻轻松松地聊上大半天,她却必须忙不迭地往家里赶了。哦,你这么大年纪还有个婆婆。别人对她这么说,好像是惊奇,又好像是怜惜。母亲心里知道,她只要晚回去一点点全家都会不安,就像一锅粥煮开后关了火,还会的的笃笃翻腾个不停,婆婆的数落和唠叨则会像小刀子一样一把把飞过来,让人听不出是关心,还是埋怨。久而久之,母亲习惯了。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她从公园出来,满街的人和车使她觉得头晕。她沿着狭窄的人行道边缘慢慢往回走。一辆自行车紧擦着她的身子骑过去,车把钩住了她的拎包带,把她带倒在地。幸好自行车不是骑得很快,没有伤着她。在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从此,母亲不再去公园,不再单独外出。

从此,母亲最常呆的地方,就是那个裸露的晒台了。那里毕竟还没有屋顶。

这样的日子,又持续了一两年。

这期间,在忙活那些永远没完的琐碎家务的间隙,她开始整理一些旧物。常常是床铺上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箱柜大开着,她却拿着放大镜反复看一张旧照片,像一个专心致志的考古学家。

她的抽屉里有一支口红,铜皮外壳,旧得发黑,里面膏体干硬,已经旋不出来,但仍然顽强地红着,就是旧画上一方印章的那种红。母亲毫不掩饰地告诉过我,这是一个男人的赠物,这个男人,不是我的父亲。故事并不复杂,简短得令人遗憾,让人想起张爱玲的《爱》。他是她学医时的同校男生,常常在学校门口碰见。说到这儿母亲闭上嘴。以后呢?我问。没有什么以后了 没有了,母亲说,那只是心里可以感觉到的东西。

那么它 ?我指指口红。

哦,它来得太晚了。后来我到了重庆,遇到你父亲,结了婚。这时候他从上海打听到我的地址,千里迢迢赶来看我,兴冲冲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好吗?这也是他对我说的平生第一句话。然后,他看到我挺着大肚子 我那时已怀上你大哥。他只好走了。第二天,托人送给我这东西,还有一对龙凤象牙筷,一封信。信上说,这是他在上海就准备好的礼物,所以还是决定送我。他说,祝你一生幸福美满。

我知道母亲后来的生活是不快活的。年轻时她喜欢笑(是那种有声音的笑),喜欢穿花裙子,从乡下出来的婆婆最见不得这个,一天到晚恶言恶语摔锅扔瓢表示抗议。当然,除了这个,父母这种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生活中还贯穿着大大小小的“运动”。

你后悔吗?我问母亲。她明白我指的是什么。

母亲缄口不语。也许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过了一会儿,母亲说,我只是常常在想,要是换个人做了我的丈夫,我的后半辈子又会怎样?

我忽然很想与母亲讨论。我说,父亲去世时你只有五十岁,为什么不再另外结婚呢?

母亲连连摇头:怎么可能?我有你们,还有婆婆。我想也没想过。

母亲的口气十分淡漠。我也一时无话可说。或许,这也并不仅是婚姻的问题。

母亲最后一次独自出门时在今年年初。那天很冷,天色阴晦。一大早,我上班等公共汽车的时候,在车站旁看见一张“寻人启事”的招贴,上面印了一个老年妇女的半身像,并详细注明了她所穿衣服鞋袜的颜色和面貌特征。我只注意到她的年龄 七十五岁。她比母亲还小几岁呐,当时我想。我是决定中午就出来陪母亲看病的,母亲的腿肿了。我已经让哥嫂通知了母亲。可是,当我急匆匆赶到母亲家时,她已经离家两个多小时了。她等不及我了。我去医院找了三趟,挂号间,药房,楼上楼下各个诊室,没有。沿途也没有。下起了小雨,我在雨中盲目地走着,看。我看到几个老妇人在雨中蹒跚而行,手里拎着式样过时的包,不知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把她们每个人都认作我的母亲,然而都不是。母亲一定就在附近的哪个地方,也是这样,在雨中蹒跚而行,旁人看着她,不知道她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姆妈啊 我在心中一遍遍长呼!

母亲的床铺在这一天意外地理得很整洁,让人陡生可怕的联想。晚上,我和大哥又到她常去的小公园寻了一遍,那些长椅、树木、假山和池塘,都在黑黑的冷雨中沉默,仿佛严守着什么秘密。最后,我们去派出所报了案。

我感到母亲是决意要离开我们了。

然而母亲竟在晚上十点多钟回到了家。她一早上出去确是想看病的。她走出家门,看到宽广的天空,和天空下面乱糟糟的店铺,行人,车辆,马路,工地。这一年多,家附近拆迁了一大片,都不认识了。她没有走到原先那家医院。但是这样独自一人的行走在她是难得的。她慢慢地走。她忘了戴表,忘记了时间。天下起小雨的时候,她看见回家的20路电车站,便乘上去。可是电车也改道了,而且是调头车,一下子把她载到停车场。场外正好有一家孤零零的兰州拉面铺,她坐下来,吃了一碗面。那很有劲头的面条和香菜肉末“稍子”让她想起几十年前在兰州的生活,那时她在兰州生下我二哥。面条吃不下去了,她坐了很久。当她起身时,忽然不知道要做什么,要到哪里去。她便这么漫无目的地走着,完全地迷失了。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问她,老人家,这么晚了你要到哪里去?她回答不上来。问她家住哪里,她也恍惚了。那人倒是个有耐心的好人,一点一点地问,家附近有什么建筑,什么特征,就这样走到了上海咖啡馆门口。母亲终于记起来了。她说出了家的弄堂号,一个杂乱无章的四位数。

那个数字曾经是烂熟于心的啊,她和它有过四十多年的联系。

几天后母亲住进了医院。后来我听说,大哥送她去急诊时,她把床单抚平,又抚弄了一会儿被子,似在与这张床告别。她果然没有再回来。一个月后,母亲因心力衰竭和肺气肿在医院逝世。这是在1995年2月14日,几十年不遇的集中国元宵节和西方情人节于一日的日子,生人团聚的日子,母亲却在这一天与我们死别。她是决意要离开我们,一个人去了。一切喜、怒、哀、乐、悔、怨、悟、觉 都因死亡而终止了。

蓝色尸布裹住了母亲的肉身。它就这样躺进太平间窄小的格子里。然后是殡仪馆的水晶棺,然后是熊熊的焚化炉,然后是楠木骨灰盒。可我总不相信母亲会呆在那里面。那空间是越来越小了。我曾梦到母亲,是在荒野的郊外,一间平房的土炕上,母亲侧卧在上,盖一条薄被,对我说,你来看我了?你看,一切都没有改变吧?梦中的我心中悲伤,在梦中就想,怎么没有改变呢?你已经死了,嘴上却说,是啊,一切都没有改变。醒来,难过了半天,却又想,那到底是她一个人的新的天地啊。也许这该值得庆幸?

前几天与家人坐着随便说话,随便地看电视,忽然笑了一下,无声地,缓慢地。笑后方想,自己本没有理由笑,也不想笑的。这么一想,忽然看到母亲就在眼前,坐着,就这样无声而缓慢地一笑,同往常一样。我便明白这是母亲在笑,藉着我的肉身。我的身上,有着母亲未完的命。

走在街上,仍是阴晦的天空,乱糟糟的行人,车辆,店铺,工地。这是几十天前的母亲在走吗,还是几十年前的母亲,走在我这样的年纪里?

我的心也恍惚了。

但这分明是我的脚。我的。也是我的路 不同于母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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