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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河医派文化之七

 释怀斋 2015-05-08


 

孟河医派文化之一


 

师承孟河医派  学习名医精神

江苏常州孟河医派作为一个地方流派,明末初清曾久负盛名辉煌华夏。但随着历史的推移,这个孟河医药流派逐渐淡出了现代人的记忆。近几年,因为有顾书华、席德治、巢伯舫名老中医创办的常州的传承学会为孟河医派找到了家园,所幸没有像其它一些学派被萎缩与消失。

最近年来,光宗耀祖几百年历史的孟河医派嫡传弟子都逐步谢世了,尚健在的弟子二十多人都均已80岁以上了。为了防止孟河医派这一优秀的中医药文化逐步消失。抢救孟河医派刻不容缓,现今丁甘仁嫡传弟子陆续谢世,健在的也均在80岁以上。“老先生们是传承孟河丁门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的宝贵财富,继承工作迫在眉睫!”常州孟河医派传承学会会长顾书华说。孟河医派传承学会会长顾书华和他的孟河医派传承学会开始了一场世无前列的抢救性传承孟河医派工作。

在新北区政府、区卫生局和孟河医派传承学会的关心创办下,孟河人民医院的蔡永华中医生有幸被选派参加了孟河医派传承学会举办的师承班学习,并幸运地师从于孟河医派丁派鼻祖丁甘仁老先生的曾孙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主任医师、教授丁一谔老师门下学习。蔡永华说:“他从师三月,虽时间短促,但丁老师在临诊时的言传身教使他的感悟颇深”。他谈了跟随丁一谔老师学习的三点体会与认识。

一.丁老师教诲中医需具儒医之思想。

千百年来,“儒医”一词是对医家的最高褒奖。现如今,所谓“儒医”是指人文素养丰富医术精湛的临床医家。通俗地说,作为传统中医应具有断文识字、知书达理的特质,同时还应待人热情,态度温和,医德好,医术高。我们孟河医派的先辈丁甘仁老先生可谓儒医之典范,丁老先生不但医术高超而且为家乡人民做善事,如义田(出资购买田地分给没田的农民种),义井(干旱年份出资打井取水供当地百姓使用),义渡(出资设渡口免费为过往行人摆渡)及在家乡创办孤儿院,这些实事正体现传统儒家所倡导的“医者父母心”的思想,老先生后来在上海创办了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和上海女子中医专门学校为国家中医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孙中山亲颁“博施济众”匾额为之嘉勉,这种“天下为公”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熏陶有密切的关系。丁一谔老师家学渊源丰富,对他们现代医学人的谆谆教诲使他懂得了作为一名当代中医在医德修养方面所应继承的传统思想。

二.丁老师临诊和用药的风格。

丁老师禀承孟河医派之“清、轻、灵、廉”的传统原则,用药提倡“和缓”,临诊之时“不求急功,不求霸道,但求王道”,这方面与现代“以人为本”的思想不谋而合,丁老师临诊时虽病员较多,但仍能心平气和,认真细致地诊治每一位病员,耐心倾听病员诉说,严谨书写脉案及辩证处方用药,理法方药,条理清晰。这些都是值得他们学习之处。在辩证用药上要结合人体本身的基础体质因素,丁老师对中老年病研究较深,

三.继承孟河医派之优良传统。

孟河医派的学术根基源于悠久的中医传统理论,孟河医派的前辈们是中医传统理论的集大成者、发扬者。通过这次师承学习,他们不光学习老师们的医术更应继承他们孟河医派各位前辈们的传统精神,不忘本学派之“精、诚、笃、勤”之学风。

做好中医药继承工作是发展中医药事业的重要环节。《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老中医药专家很多学术思想和经验得不到传承,一些特色诊疗技术、方法濒临失传”,并提出“整理历代医家医案,研究其学术思想、技术方法和诊疗经验,总结中医药学重大学术创新规律”。

  常州孟河医派在一批仁人志士的努力下,尽管逃脱了消亡的命运,得以流传下来,但目前的发展状况仍不容乐观。拯救与传承,不仅是摆在孟河医派传承学会面前的头等大事,也是当前推进中医药继承与创新工作的第一主题。

 

        孟河镇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程协润  

 


 

 

孟河医派文化之六 

师承孟河医派  学习名医精神   

江苏常州孟河医派作为一个地方流派,明末初清曾久负盛名辉煌华夏。但随着历史的推移,这个孟河医药流派逐渐淡出了现代人的记忆。近几年,因为有顾书华、席德治、巢伯舫名老中医创办的常州的传承学会为孟河医派找到了家园,所幸没有像其它一些学派被萎缩与消失。

最近年来,光宗耀祖几百年历史的孟河医派嫡传弟子都逐步谢世了,尚健在的弟子二十多人都均已80岁以上了。为了防止孟河医派这一优秀的中医药文化逐步消失。抢救孟河医派刻不容缓,现今丁甘仁嫡传弟子陆续谢世,健在的也均在80岁以上。“老先生们是传承孟河丁门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的宝贵财富,继承工作迫在眉睫!”常州孟河医派传承学会会长顾书华说。孟河医派传承学会会长顾书华和他的孟河医派传承学会开始了一场世无前列的抢救性传承孟河医派工作。

在新北区政府、区卫生局和孟河医派传承学会的关心创办下,孟河人民医院的蔡永华中医生有幸被选派参加了孟河医派传承学会举办的师承班学习,并幸运地师从于孟河医派丁派鼻祖丁甘仁老先生的曾孙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主任医师、教授丁一谔老师门下学习。蔡永华说:“他从师三月,虽时间短促,但丁老师在临诊时的言传身教使他的感悟颇深”。他谈了跟随丁一谔老师学习的三点体会与认识。

                       一、丁老师教诲中医需具儒医之思想。

千百年来,“儒医”一词是对医家的最高褒奖。现如今,所谓“儒医”是指人文素养丰富医术精湛的临床医家。通俗地说,作为传统中医应具有断文识字、知书达理的特质,同时还应待人热情,态度温和,医德好,医术高。我们孟河医派的先辈丁甘仁老先生可谓儒医之典范,丁老先生不但医术高超而且为家乡人民做善事,如义田(出资购买田地分给没田的农民种),义井(干旱年份出资打井取水供当地百姓使用),义渡(出资设渡口免费为过往行人摆渡)及在家乡创办孤儿院,这些实事正体现传统儒家所倡导的“医者父母心”的思想,老先生后来在上海创办了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和上海女子中医专门学校为国家中医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孙中山亲颁“博施济众”匾额为之嘉勉,这种“天下为公”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熏陶有密切的关系。丁一谔老师家学渊源丰富,对他们现代医学人的谆谆教诲使他懂得了作为一名当代中医在医德修养方面所应继承的传统思想。

                              二、丁老师临诊和用药的风格。

丁老师禀承孟河医派之“清、轻、灵、廉”的传统原则,用药提倡“和缓”,临诊之时“不求急功,不求霸道,但求王道”,这方面与现代“以人为本”的思想不谋而合,丁老师临诊时虽病员较多,但仍能心平气和,认真细致地诊治每一位病员,耐心倾听病员诉说,严谨书写脉案及辩证处方用药,理法方药,条理清晰。这些都是值得他们学习之处。在辩证用药上要结合人体本身的基础体质因素,丁老师对中老年病研究较深,

                           三、继承孟河医派优良传统与精神。

孟河医派的学术根基源于悠久的中医传统理论,孟河医派的前辈们是中医传统理论的集大成者、发扬者。通过这次师承学习,他们不光学习老师们的医术更应继承他们孟河医派各位前辈们的传统精神,不忘本学派之“精、诚、笃、勤”之学风。

在常州中医院专门成立了孟河医派研究所和孟河医派名史馆;武进区湖塘镇举办了传承孟河医派医术名医馆;新北区孟河医派传承学会在河海街道成立了传承孟河医派名医堂;孟河镇人大代表建议在孟河人民医院和孟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传承孟河医派的工作室等。

做好中医药继承工作是发展中医药事业的重要环节。《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老中医药专家很多学术思想和经验得不到传承,一些特色诊疗技术、方法濒临失传”,并提出“整理历代医家医案,研究其学术思想、技术方法和诊疗经验,总结中医药学重大学术创新规律”。

常州孟河医派在一批仁人志士的努力下,尽管逃脱了消亡的命运,得以流传下来,但目前的发展状况仍不容乐观。拯救与传承,不仅是摆在孟河医派传承学会面前的头等大事,也是放在常州孟河医派研究会门前的一件大事,当前推进孟河医派与中医药继承与创新工作的第一主题。

      

             孟河镇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程协润   转发

孟河医派文化之七


 

常州孟河四大名医

一、孟河医派概况

    齐梁故里名医出,清末年民国之初,立宗派法沙杨奚,费马巢丁名医家,悬壶济世震朝野。救死扶伤中医药,道光书是活国手,慈禧赐务存精要,中山题博世济众。吴中名医甲天下,孟河名医冠吴中。中医学术临床经,治学造医千千万,名门弟子创海外,常州清代五大派,孟河医派震神州,驰誉万代美名扬,承前启后传世界,交相映辉献卓绝,辉煌中华永史册。

    古人有“小医医人,大医医国”之说。常州中医药在南朝齐梁时期就得到了非常的重视,梁武帝萧衍时代就很注意收集民间中医药流传的医方,后被萧衍正式列入皇家文库。明代常州出过王彦昭等三位御医;到了清代,特别是道光、咸丰年间,孟河名医云集,形成孟河医派,前后有六位孟河名医作为御医为当朝皇上看病就医。当时孟河镇仅有三百多户人家,却有中药铺十几家,可见当时孟河医事之盛。 

   孟河医派最有代表性的是费、马、巢、丁四家。费家的费伯雄盛名于晚清,获道光皇帝赐赏匾额,称其为“是活国手”。后又治愈了道光皇帝的“失音症”,道光皇帝赐联幅“著手成春,万家生佛,婆心济世,一路福星。”至其孙费绳甫,以善治危、大、奇、急诸诊而闻名;马家以马培之呼声最高,“以外科见长而以内科成名”,曾被召入宫为慈禧诊病,慈禧称赞他“脉理精细”,手书“务存精要”匾,赐三品官,名震四方。巢家以巢崇山、巢渭芳为代表,精内外科,外科手术尤为独到。丁家造诣最深的是丁甘仁,集内外喉三科之长,因首创中医专科学校,被称为“医誉满海上,桃李遍天下”。丁甘仁曾为光绪帝诊病,由于医名显赫,清末授封“中宪大夫和花翎四品衔候选道"。也为孙中山先生诊病,为孙中山革命提供了大力的支持,孙中山对其丁甘仁的嘉勉其济世之心,于民国年间的1920年,孙中山大总统为他亲笔题词和颁发了“博施济众”匾额,对他嘉勉,以颂其德,给了他极大的荣誉。﹙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曾为之题词﹚

    清朝初期,孟河古镇是个有着三百多户人家的小镇,且有着几十家中药铺,孟河城内自小南门至文武桥一千米左右中药店铺淋廊满目。分别是聚德堂(马家药店)、费德堂(费家药店)、同德堂、儒德堂、天生堂、天保堂、天生德、保灵堂、保安堂、灵济堂、树德堂等,孟河城外再向北门外至城北操场分别是益生堂(为费保堂开)、佑生堂、仁济堂、庆裕堂、泰山堂(扬中人开)等等中药店铺,可见当时的孟河中医药之盛是不在话下的了现在的孟河老镇上仍有七八家药店,其中保留中药的还有四家之多。

    据《武进阳湖县志》记载:“小小孟河镇江船如织,求医者络绎不绝,摇撸之声连绵数十里”。足见当时孟河医派医事医药之盛况,由于当时的清朝政府无能统治日益腐败,加上帝国主义虎视眈眈侵略日趋猖狂,祖国传统的中医﹙药﹚学文化倍受严重的摧残,反映地方文化的传统中医﹙药﹚学也不例外。而孟河四大名医家医药医派的崛起,增添了中医﹙药﹚学界的活力,起到了鼓舞中医﹙药﹚学界自强不息的作用,成为中华民族的中医﹙药﹚学界的一座里程碑,这是孟河四大医家医药从地方中医药家走向祖国传统中医学界的文化,成为辉煌华夏的孟河医派文化,为中华民族的中医﹙药﹚学文化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孟河医派的四大名医药家如费伯雄、马培之、巢崇山、丁甘仁等纷纷走出故土,向东苏州与上海和全国各地发展,他们好似一颗颗灿烂的中医﹙药﹚学名家的明星,在清代末年和民国初年的中医﹙药﹚学坛上,精益精,改革创新,中西汇通,流派之广,名振天下,至今未衰,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中医﹙药﹚学流派。孟河医派文化的四大著名医家都能立著述书,出版发行了有二、三十种和一百多本的医书医著给后人、以及传承的门人和弟子,促进了孟河医派文化的代代相传,久今不衰。

    孟河医派经过了三四百年的发展,整个发展过程从形成到衰落主要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明末初清年间是孟河医派的初步形成时期,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是以马成荣、费尚有、法徽麟和法公麟、沙晓峰、王九峰等五家以启其先;第二阶段为清朝嘉靖道光年间是孟河医派的初盛时期,主要有费士源、费兰泉、费云庵、沙达周、马省三还有杨、贾、奚三人﹙现三人已失考均已失其名,只有贾先生见余听鸿的医著外,当时奚氏医名是最著,而子孙未有传承﹚等六家;第三阶段是清朝咸丰同治年间为为孟河医派的繁盛时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主要是费伯雄、马培之﹙马日初﹚巢沛三和余听鸿为首的四家以缵其绪;第四阶段为清末民初年间是孟河医派的发扬光大时期,﹙向东苏州与上海发展的发扬光大时期﹚这一时期是以巢崇山、费承祖﹙字绳甫﹚和丁甘仁﹙字泽周﹚三名医为最有代表性人物﹙包括巢渭芳等名医人﹚,以扬其波名扬天下;第五阶段为民国末年至建国前是衰落时期,这一时期是以民国末年至建国前夜,当朝民国要废除中医﹙后未废成﹚。

    孟河医派四大名医家在杂病,外证方面的突破,使孟河医派文化之名遂扬,竞与擅长温病证治的叶派相媲美,正如陆膺一说:“叶天士之后,江浙问医家多以治温病名,独武进孟河名医辈出,并不专治温症,是由医家有孟河派、叶派之分”。当朝的文化繁荣促进了中医﹙药﹚学的发展,在“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思想指导下,孟河四大医家多以儒从医者甚众,都受儒学文化之影响,同业相互切磋,阐发古典经籍之奥义,是传承了百家医药的学说之长逐渐形成了孟河四大医派。孟河四大医派以其高深的学术造诣,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崇高的医派医术医风医德医学和医著,对祖国的传统中医﹙药﹚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功绩,特别是在建国前后的许多著名中医药专家学家医著多得益于孟河四大名医家的医派文化思想理论基础的启发和传承。 

二、四大名医

清代晚期,常州市新北区孟河古镇还是一个只有几百户人家的水乡,但就是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镇且有着十几家中药店铺。从孟河城内自小南门至文武桥几百米左右内中药店铺淋廊满目,分别是聚德堂(马家药店)、费德堂(费家药店)、同德堂、儒德堂、天生堂、天保堂、天生德、保灵堂、保安堂、灵济堂、树德堂等;孟河城再向北门外至城北操场分别是益生堂(为费保堂开)、佑生堂、仁济堂、庆裕堂、泰山堂(扬中人开)等等中药店铺,可见当时的孟河中医药之盛是不在话下的了。现在的孟河老镇上仍有七八家药店,其中从清朝原址保留下来的只有二家了,这七八家药店之中仍保留中药房的还有四家之多,﹙即使现在每个星期六和星期天仍然还有巢氏医派的传承后人在街上药店的中药房之中坐诊为老百姓看病,最多一天要看一百多名病人﹚。

据《武进阳湖县志》记载:“小小孟河江船如织,求医者络绎不绝,摇撸之声连绵数十里”。足见当时孟河医派医药医事之盛况。清末民初常州孟河四大名医家费伯雄、马培之、巢崇山、丁甘仁等名声的崛起,为祖国传统中医﹙药﹚学界增添了不少的活力,特别是他们不断创新对中医﹙药﹚学界起到了鼓舞自强不息的作用,后来已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中医﹙药﹚学界的一座里程碑。这就是孟河医派文化从常州地方中医药家文化走向祖国传统中医学界文化,孟河医派文化成为辉煌华夏常州清代五大学派文化之一,孟河医派文化为中华民族的中医﹙药﹚学文化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从清朝末年起孟河医派的四大名医派的马培之、巢崇山、费承祖﹙费伯雄的孙子﹚丁甘仁等名医药家纷纷走出孟河故土,向东苏州、上海与浙江和全国各地发展,他们好似中华民族一颗颗灿烂的中医﹙药﹚学家明星,活跃在中国的传统中医﹙药﹚学坛上;他们的医术精益求精,中西汇通,改革创新,名振天下,流派之广,至今未衰,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中医﹙药﹚学流派文化。孟河医派文化四大著名医家都能立著述书,为促进了孟河医派的传承,已分别出版发行有二、三十种和一百多本的中药医书医著给后人、以及传承门人和弟子。

孟河四大名医家之首的开创者代表之一是费伯雄。费伯雄:字晋卿,号砚云子,(1800-1879年)。是孟河医派的四大名医家第一代开创者,也是孟河四大名医派中医﹙药﹚学文化中最具典型性之一的代表。费伯雄是费氏世家的第十一世孙,费宏,字子充,号健斋,又号鹅湖,明朝原籍为江西省锴山县(今江西省铅山东南人,费国榨的孙子〈1730-1800〉,费文纪的儿子〈1760-1834〉),也是清代第一个地方志上有记载的名医,称费伯雄为其“清代精医”﹚是费氏第七代从医传承人。

费伯雄他幼时少秉异志聪颖过人,有神童之称,7岁时能作联,以“帘卷玉钩钩”,巧对“门关金锁锁”,惊其师傅和众友。费伯雄从小爱好天文、六壬、技击、诗画、琴书等艺术,冠于郡邑,被著名诗人俞樾赞誉为:"诗原本性情,文得欧阳之神"之称,尤以《黄山游记》深得俞曲园快诵。以文名居当朝常州府的常州文坛四大金刚之首,﹙以名文推荐给左宗棠、曾文正、曾国全等,居清代常州文坛四大金刚之首﹚在文学上与曾国藩交行甚密。当他33岁被选拔为贡生后,他以救人救世为己任,禀承家学,先儒后医。道光十二年(1832年)他中秀才,无意为官,专行中医,悬壶济世。之后到咸丰年间,其医名已誉边江南四方,每天求诊者从四面八方接踵而来,费伯雄所居住之地已成一片繁荣之地,成为名符其实的孟河医派第一名医开创者,晚年曾出任通江市乡总董,他为孟河医派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费伯雄随祖临诊十六年,亲授祖训尽得其祖父真传,如有重大会诊,其祖父必带费伯雄一同出诊,以增其见识,其祖友王九峰赞扬其孙伯雄,“此儿前途无量,必胜其祖”。伯雄于清道光癸未三年24岁时曾拜御医王九峰为师,尽得其世医传。他悬壶执业不久,在清道光壬辰十二年为江苏巡抚林则徐﹙1785--1850﹚治痢疾;咸丰十年间曾为钦差大臣左宗棠﹙1812--1885﹚治过病,曾亲书匾额:“功同良相”;清军的向荣﹙1788--1856﹚将军得的伤寒症也由费伯雄治愈;先后求医者还有江苏学监李联啸﹙1820--1878﹚和翁同和﹙1830--1904﹚等显赫人物。至清咸丰同治﹙1851--1874﹚年之间世称近代治疗“虚痨名家”,《清史稿》称其为最有成就的名医家之一,真是闻名大江南北,邻近省市县的病人和远近求医达官贵人者络绎不绝接踵而来,他以擅长治疗虚痨医名大振。费伯雄的医药特色是主张立论治平,强调一个“醇”字,以调治内伤疑难杂症见长。费伯雄秉承家业专攻医学,其医疗思想师古而不泥古,对内科杂症颇有发挥,对各种大症,论证较详情。由于他的医术和著作深有影响,医名早已传播大江南北,慕名医求者而至,门前时常舟楫相接,孟河水乡小镇此时也以医药业发达而成为一个繁盛地区。

费伯雄博学通儒,医术精湛,人称其有“名士为名医”之誉,蔚然为医界重望。1832年同时与印墅吴南耀受业于江苏巡抚林则徐,为林则徐母亲治过病。后经林则徐推荐,道光年间曾两度应召入宫治病,道光年间(1821-1850年),先太后患肺痈,诏伯雄诊视,并取得了明显疗效获愈。道光帝赐匾曰:“是活国手”。后道光帝患失音,进药亦愈。获道光帝赐联福曰:“著手成春万家生佛,婆心济世一路福星。”著《医醇》二十四卷,惜毁于战乱。清道光帝二十六年间费伯雄为万绥东岳庙修建捐银两排第六位,1834年费伯雄与马省三等共同出资管理与重建 “孟河接婴堂。”1858年,又为清军江南督帅向荣治咯血于丹阳,派其帮办、江南提督张国梁﹙又名嘉祥﹚特来孟河请费伯雄去丹阳,为清军江南督帅向荣治病,费伯雄手到病除,江南督帅向荣授于费伯雄“费氏神方”匾额一块,﹙这些情节后曾编入旧京戏“三本铁公鸡”中的一曲戏段﹚自此,各地医家,常来请教,商治疑难杂症,至咸丰年间,费伯雄医名更驰誉大江南北了。他的著作《医醇剩义》中得出一个结论:“天下无神奇之法,只有平淡之法,平谈之极,方为神奇”。取各家之长而舍其偏,面临极难凶险之症,率以和缓应对,常有出奇制胜之妙。以归醇纠偏,平淡中出神奇盛名于晚清年间,他曾针对当时中医药界存在的一股不良之风,大声疾呼:“欲救人者而学医则可,欲谋利者而学医则不可,我若有疾,望医之相者何?如易地以观,则利心自淡矣!利心淡则良心现,良心现则畏心生”;又说“医小道系甚重,略一举手,人之生死,因之可不敬惧乎!”平时读书必且研以小心,临症施治,不敢掉以轻心,常人以局外之身而进之局内之痛痒相关。并自己身体力行,被他救治者以万千计算,早已名誉大江南北了,费伯雄是孟河医派的主要开创者和重要奠基人之一。

费伯雄一生投入精力孜孜不倦地摸索,一切从临诊实际出发,博采古今学术之精华,不参杂门户偏见,努力探求立论平允不偏的醇正医学。笔耕数载终于完成《医醇》书稿(共24卷),并付刊印,不料此书文稿连同藏版一并毁于咸丰年间一场战火。此时,费伯雄为避太平天国战乱于古延陵之寓斋(在苏北泰兴县五圩里),复患脚疾步履艰难,终日坐卧家中,值此闲遐时日,追忆往昔医案内容潜心著述,随笔录出。撰写成了《医醇剩义》4卷。书完成于同治二年(1863年),刻印之后盛行于世。嗣后又撰《医方论》4卷(1865年)。费伯雄的医学思想,以“醇正”和“缓和”为孟河医派自己的特色之一。费伯雄认为医者论理必归醇正,所谓醇正的标志是“在义理之得当,而不在药味之新奇”,其学术思想源泉于历代各家中医药的学术,由博返约,取各家之长补偏救弊。所以《清史稿》称其“清末江南诸医,以伯雄最著”的誉语。费伯雄的中医﹙药)学著还有《食鉴本草》、《怪疾奇方》、《费批医学心悟》和《古今千家名医万方类编》等名作。费伯雄不仅是一位中医﹙药)学名家和一代宗师,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词文学家;不仅有中医﹙药﹚学多部名著,还有诗词文集文学名著作闻世。如《费晋卿文集》、《留云山馆文集》、《留云山馆偶存》及《留云山馆文诗抄》各一卷流芳今世。

费伯雄的去世为他的传奇人生增添了一道神秘色彩,相传,八十寿庆时,亲友满厅堂,他连饮数十杯酒后,乃举杯对亲朋好友说:“盛会难逢,秋风易逝,行将与诸君长别了!”当年阴历7月16日的那天,他沐浴整冠,含笑而逝。费伯雄后与夫人合葬于孟河城南的温墅里﹙费家祖莹﹚之内,在文化大革命中坟墓被红卫兵掘毁殆尽,费氏子孙们只得捡其遗骨,与费尚有夫妻、费云庵夫妻骨骸合葬于孟河城东的东山之上了。费伯雄一生也直接带了不少名医弟子,如陈虬、丁松溪、谭良、刘连荪、姜崧生、屠厚之和费承祖、费荣祖、费绍祖三兄弟等二十几人。

费伯雄的衣钵传人费承祖:字绳甫(1851-1914年),费伯雄的孙子,是马培之的外甥,幼承家世医业,精于临证,跟随长辈学医,成材很快,青年即名重乡里和江浙两省,求诊者日以百计,成为孟河医派的中坚力量和发扬光大的代表之一。费承祖以善治虚劳内伤危、急、大、奇病著称。有承祖遗德之余风,中年后移居上海,急诸诊而闻名上海和流行于民间。其医治虚症特别明显有效,重视调和胃气,又兼收李东垣补阳、朱丹溪补阴之说,谓医者当吸取两家之长而弃其短,宗其法而不泥其方。用药以“切见症,切病原,切气候,切体质”为四要诀。谓“轻病用轻药,轻不离题;重病用重药,重不离谱”。费承祖在前辈医派的基础上,发扬光大了费氏的医术,以善于养胃阴著称,善治各种痼疾,求诊者日以百计。费承祖出资重新修建了孟河育婴堂,全靠其出力给予恢复。1912年为出版刊印《费氏全集》于孟河耕心堂,他著有《临证便览》和《费绳甫医话医案》中医﹙药)学著书。费承祖的次婿徐相任及伯雄的曾孙费子彬,均得世家传授,行医于上海,蜚声沪上,费子彬在沪以治疗高血压和肠炎出名,其自行研制的肠炎特效中药处方,享有“费一帖”之誉。费承祖的曾孙费继武从其世家医术,次婿徐相任既从医又为承祖辑医案出版做了很多重要工作,1964年承祖次婿徐相任为编辑伯雄与承祖医案102案于《孟河费氏医案》中。孟河医派的第三位御医也是费承祖,在光绪年间,费承祖治好了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的病,还治好了江浙两省总督刘坤一母亲的疾病,受刘坤一的赏识而誉为“海内名医”后经两江总督刘坤一推荐,被德宗皇征为御医,一跃之间成为中医药名医家之一。祖孙二人同是当朝御医,同为皇君征之,被医林同行称之为奇迹。﹙根据史料反映,从1740-1820年之间费氏家族至少产生了十二代医家﹚,详见《费氏宗谱》一书。

 著名的爱国人士、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土钊南游,离港时得知已故名医费子彬和夫人跨海相送,大为感慨,当时就赋诗句相赠:“孟河旧价千金重,岐伯遗书四部高。”费子彬的医术来源于孟河医派,故才有此句。费伯雄有独子畹滋,通六艺,精书画,著有《舌鉴》和《群方警要》二书,都是医学名著,畹滋有三子,老大费绳甫,老二费哲甫,老三费惠甫,其中以老大医名最盛,来港行医的费子彬就是惠甫哲嗣。《费子彬医案》后因日寇入侵孟河,全家避难迁居,稿件散落无复寻觅了。

孟河四大名医家医派的中坚力量,最具代表性之一是马培之的马氏医派,中医﹙药﹚学流派的学术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马培之身上。他看病要讲究眼力和药力,他说:“看病辨证,全凭眼力;而内服外敷,又有药力”。讲究眼力,就是要能深入剖析病情,抓住疾病症结所在;讲究药力,则是注重药物的性能、专长、配伍、炮制等,以利药效充分发挥。马培之主张辨证时要考虑到天时、年运、方土、禀赋、嗜好、性情等因素,细审病在气在血,入经入络,属脏属腑。马培之这段精辟的中医﹙药﹚学流派辨证论述则略见孟河医派处方用药的绵密和平正,正是孟河医派代表之一,马氏以脉理精湛及刀针娴熟而形成的独特风格,是奠定孟河医派马氏中医﹙药﹚学流派学术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一。

费伯雄的入室弟子马培之:名文植,(1820-1903年)晚号退叟,祖籍原是安徽。他内外科兼长,外科尤甚,是孟河四大医家医派呼声最高,名气最响,影响最大,可与费伯雄齐名的孟河四大医家中坚力量。

马氏原以疡科名医闻世,祖上曾掌管明朝太医院,名声益显赫,子孙世其祖业,至祖马省三时外科以治疮疡最为拿手,有“马一刀”之誉,简明精要为治外证之纲领,以《证病十六则》传世。马培之精于内、外及喉科,治伤寒症更为其绝,兼其针炎和制药。特别对咽喉、乳岩、龟背、鹤膝和脑疽之法有所独创治疗方法。他的治疗特点是强调外症不能只着眼于外表局部,而要内外兼治,借鉴古代医药术,使用自已研制的各种丸、散、膏、丹等从内而治外,还用刀针相结合,内外并举,具有辨证医药医治的整体思想论观。光绪六年,﹙1880年﹚由江苏巡抚吴元炳、邮传部大臣盛宣怀(1844~1916年,字杏荪,号愚斋,江苏常州人)等推荐,应诏进京为慈禧皇太后治病以后名声就更大了,深得慈禧皇太后幸宠和赞赏,慈禧皇太后御赐"福"和"务存精要"的匾额。慈禧皇太后称他“脉理精细”、“能述病源”、“所拟医方甚佳”,“外来医生以马文植为最著”的声誉,被封为三品御医。从此马培之被称为“以外科见长而以内科成名”,甚至进京为慈禧看病的御医竞争对手薛福辰也称马培之为“天下名医”了。名誉四方成为了“江南第一圣手”。先后求医者还有左宗棠大臣,江苏学监李联啸和翁同和、翁尚书等显赫人物。马培之在京城为慈禧皇太后治病后,又进一步扩大了孟河医派的马氏医术在全国的影响了,使他更加驰名当朝和神州了。当太平军占领孟河后,马培之避难举家迁到长江以北一段时间内继续从其医业,还是蒸蒸日上,在治疗多方求医未果的翰林院成员余鉴、著名文学家俞樾之顽疾后名声就大了,已成为大江南北妇孺皆知的名医了。清光绪丁丑年间马培之还为修建家乡的万绥东岳庙捐银两一百千文,﹙相当于现在的十万元人民币);在1870年﹙清同治九年)马培之还和孟河镇上的巢寿海、孙瑞坤等捐款共同合作出资不少银两重建﹙通江市管辖﹚孟河的城皇庙和疏浚玉带河﹙孟河城中的内河﹚。在1883年﹙清光绪九年)孟河一带发生血吸病虫严重流行,当时被称为“水肿病,”马培之等孟河名医全力为父老乡亲治疗,救活了无数群众,得到了朝廷赞识和老百姓的拥戴。马培之带出了许多弟子,象邓星伯、沈奉江、马伯藩、丁甘仁、贺季衡、巢渭芳和吴庚生等名医。

马培之从京城回乡之后可以说是誉声江南名扬全国了,这标志着孟河医派之一的马氏医术在孟河的发源地已进入了顶峰期了,在全国的名气更大了,医治范围也更广了。马培之对运气学说具体应用于临床有很高的造诣,他的《内经》“必先岁气,毋伐天和 ”之旨,对内外之症都十分重视岁运之气,他说:“病无常病,药无常方,当观岁运主气、客气之变迁,临症时细心体察。”马培之用药上区别轻重缓急,简则一、二味药,多则十几味药;他还十分注意采用民间单验方参入其中以增加疗效,故每起沉疴。马培之自幼投身于临床实践,所以他的各科经验极为丰富。正由于马培之这种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临床实践,所以世人称其“外科见长而以内科成名”,但实际上他对中医各科,都有高深的造诣和卓越的成就,因此,马培之实为以内外喉三科兼擅著称的一临床大名医家了。当时的马培之已成为造诣最深渊,医技最精明,影响之最高大的一代中医药宗师巨匠了。

马培之一生治学严谨,他认为看病要辨证,全凭自己的眼力,患者内服外敷关健又在药力。马培之对中药药性的配伍和炮制,有着他专长留心的研究并记录在案。他主张病变药变,病不变药可不变。治外科必究脉理,不事造作,而在存真。无论为谁治病,能治则尽九,不能治则直言相告,不误病家择医而治。其友劝其刊印撰述,马曰“未能自停耳。”马培之学术即传内也传外,对孟河医派医学的继承和发扬与传承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马培之的医药﹙学﹚著述有《青囊秘传》、《马评外科症治全生集》、《医略存真》、《外科传薪集》、《马培之医案》、《外科集腋》、《伤寒观舌心法》、《药性歌诀》、《务存精要》和《记恩录》等名中医药﹙学﹚著作;其中《外科传薪集》一书记载了马氏外科验方200余例,并有外用药的具体配制和用药方法,被马氏门派奉为“秘典”。马培之前半生一直在孟河行医,从京城回来不久后半生至苏州悬壶,开设诊所,很受苏州地区老百姓推崇,苏州的居民将马培之开设门诊的一条街叫他为“马医科巷”,至今未改变。马培之共有五子,没有一个专业行医的,长子马继昌是安徽省风阳县县长,业余时间行医,四子马继传任浙江省奉化县县长。马培之之侄马希融、孙马伯藩以及门人继承了马氏医学,以从事中医外科为主,都以名医于世,马氏医学医术代代相传,其渊源的世家医学只有极个别的名医家能与之匹敌。

 巢家是孟河四大名医家医派中中医﹙药)学外科最杰出代表之一的是巢崇山:名峻晚号卧猿老人;(1843-1909年)擅长刀圭、针治肠痈外科。祖籍原为河南,﹙北宋徽宗年间〈1101-1126〉)迁居江阴,而后来到常州,定居孟河。从地方志的慈善活动记载来看,清代中期巢氏为孟河的望族,巢沛三是家族中首位医家﹚。巢渭芳(1869-1927年)二人,巢家是先后在两地﹙巢崇山在上海,巢渭芳在孟河﹚同时成为名医。

 巢崇山的其先人为乾隆年间名医巢沛三,擅外科刀圭,并长于内服汤药及秘制丸散膏丹促其消溃,多有他医不识之妙,治验刊载《清代名医医案精华》。巢崇山出身于巢氏世医家庭,从小继成祖业,研读不少中医药书籍,初在孟河行医后,去上海悬壶施诊行医50余年。他多得世家祖传承家学医渊源,在医术上擅长内外两科,以外科最精,诊医经验丰富,以刀圭之术犹为独到,能以刀针手法治疗肠痈所施手术,在治疗化浓性外科疾病方面,称他的手术有妙手回春之效,凡经他救治者绝大多数都能治愈;另外他医治喉痧也有他的特长,用“清透疫邪”治疗手法。巢崇山在上海行医几十年,他除了给人治病外,还培养了很多名医,象丁甘仁初到上海施诊行医,是靠巢崇山的提携和传授其巢氏医术,才逐步名扬沪上。其门徒有贝颂美、陶佐卿、汪剑秋、刘俊秀和黄晓初等名医也前后投其巢崇山的门下学医,并留有医案若干巢崇山多应验如神,生平诊疗十分繁忙,故医著医述较少。巢崇山的中医﹙药﹚学著作有《玉壶仙馆医案》、《千金珍秘》、《巢崇山医案》等。秦伯未所著的《清代名医医案精华》称:“巢家学渊源,学验两深,甘仁至申,崇山实为之介”。                 

 巢渭芳﹙1869-1927﹚是费伯雄的寄儿子,也是马培之的入室弟子,他擅内、外、妇、儿各科,尤长于时病,尽得马培之的真传。名医巢渭芳他认为治疗急症,求稳每致贻误,顾全反觉掣肘,贵在不失时机;他治伤寒多奇效,治外科病也出手不凡。他又认为药有专任,不能面面俱到,不能偏面求稳,在关健时刻,需审证求因。他对时病急症有独到之功疗,应用火针治肠痈和化脓性外科疾病,深得病人口服心服。他一生留居孟河为乡亲行医,其医疗业务一直比较兴旺,所以他一身名重乡里。家有患病者赠送的“愿为良医,不作良相”等扁额悬挂于客厅。其子少芳,其孙念祖,其重孙重庆,都继承祖业,一直在孟河和万绥的地方上行医至终身。生前曾著有医话、医案若干卷,未传。门人遗有其手抄《门人问答》,还有医著《巢渭芳医话》等。

马培之的最得意门生是丁甘仁。孟河四大名医家医派中医﹙药﹚学文化的弘扬光大者,最具代表性之一是孟河医派后期领袖人物丁甘仁。丁甘仁不但是一个爱国爱人民的中医药学大家。还是一位医派思想进步、学术研究开放的中医学教育家,他的丁门医派学术思想与研究不保守不排外。他积极办学主张要中西医结合,中医时代化。他常说:“医为仁术,择善而从,不分畛域。”又说:“中医以气化擅长,西医以迹象见长,论其理则中学至精,论其效则西人亦著。” 他对伤寒论与温病学说的辨证施治原则及其应用方法,悉心研究,认为在实际应用时,必须互相联系,不能以经方和时方划分界限,甚至对立起来。在治疗外感热病过程中,必须把两种学说融会贯通,因人制宜方能得到效果。他是奠定孟河医派丁氏医﹙药﹚学流派开放的学术思想与教育理论的著名医家之一。

丁甘仁:名泽周,(1865-1926年)是孟河四大名医家医派中医﹙药﹚学造诣最深者之一,是孟河医派后期之冠。丁甘仁8岁入私塾,读过四书五经,15岁时从学于堂兄丁松溪,﹙丁松溪是费伯雄的学生﹚学到了费氏的中医药理论,他又受业于圩塘马仲清。19岁时取马培之之女为妻,又在马培之处学医,后又从巢氏习外科,故他通晓内、外、喉等几科。能兼蓄费、马、巢三家之长,是当时大上海的一大名医之家。丁甘仁初来上海之后还拜了安徽名医汪莲石为师,认恽铁樵为其师兄。丁甘仁医术精湛,品德高尚,特别是到沪上行医之后一直乐善好施,对病家不分职位高低、不论富贵贫贱,均一视同仁,为上海大众所敬仰。民国初年的1885年上海疫痧症流行,其沪上医生有上千名,但经丁甘仁诊治者不下几万人,上海受益民众达十几万人次之多,这也使他积累了治疗疫痧症丰富的临床经验。使当时的丁甘仁名声隆起、名望之高一下之就名震上海与大江南北,西方各国在沪人士亦重金争相邀请他就医,他还常与同行汪莲石、余听鸿、唐容川和张隶清等同道互相交往,吸取各家之长;沪上的当时中医药界都是靠私人传授学医,大多医生思想较保守,对医学造诣秘而不宣,或传临床经验而不讲理论知识,使从师问业者能得一技之长者比较少。丁甘仁认为:“个人带徒方式不能满足培养中医人才之需要,拯救祖国中医学遗产,为当务之急,刻不容缓,为振兴中华民族的中医﹙药﹚学事业,普及与提高教育为关键。”遂邀请上海社会名流李平书、王一亭诸公发起筹备,并联合沪上同道名医谢利恒、夏应堂集资办学。并正式行文筹建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之文呈于大总统,于1916年创办了“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现上海中医药科大学前生,创办初期得到曹颖甫、余继鸿、恽铁樵、祝味菊、陆渊雷和包识生等名医的支持和帮助﹚他担任主任,主持校务。开创了近代中医学教育的先河,改变了中医培养师承家传的单一模式,被中医学家认为是中医药事业发展史上的杰出创举。后又创办了上海中医女子专门学校,为配合临床,又着手创办沪南、沪北广益中医院门诊和病房作为实习基地,并主持《中医杂志》,为增进中医学术交流广开门路。        

丁甘仁在上海一时众望所归,1921年上海中医学界公推为上海中医学会首任会长,在此期间上海为全国培养了一大批﹙八届以后由其孙丁济万接办,后改名为上海中医学院,至解放时止共三十届学生869人﹚中医学骨干,其中佼佼者颇不乏其人。并发起成立“国医学会”,首次把中医师组织起来,相互切磋,开创了团结协作和谐之风。为了加强中医学术的研究,在发行《国医杂志》后,又发起成立“江苏省中医联合会”,丁甘仁首任江苏省中医联合会副会长。丁甘仁因首创中医专门学校,有“医誉满海上,桃李遍天下”之称颂。丁甘仁更广办慈善事业,如仁济堂、联义善会、救生局、荫沙义渡局、通江养老院、通江市文社等。丁甘仁曾为光绪帝诊病,由于医名显赫,清末授封“中宪大夫和花翎四品衔候选道”。也为孙中山先生诊病,为孙中山开展国民革命提供了大力的支持,孙中山对其丁甘仁的嘉勉其济世之心,于民国年间的1920年,孙中山大总统对他嘉勉了“博施济众”的赞誉,以颂其德,给了他最大的荣誉。﹙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曾为之题词﹚丁甘仁是孟河医派的集大成者,也是继往开来者,为中华民族的传统中医药事业上升到近代的中医学文化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丁甘仁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在创办之初还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即在谢利恒校长带领下编纂成的《中国医学大辞典》,以硕儒延聘商务印书馆,参与编纂《辞源》,与同乡陆尔奎、方毅、臧励和为民国初年之文字改良运动中有名的"武进四杰",以编纂各种辞典而著称。《中国医学大辞典》为研求中医者挈其纲领,为沟通西医者导彼先河,谢利恒与丁甘仁的这一段友好的情谊及业绩,为孟河医派注上了浓重的一笔,也为孟河医派增添了一道绚丽的光环。

 丁甘仁的医学名书有《诊余集》、《外科丸散验方录》、《医经辑要》、《药性辑要》、《脉学辑要》、《喉痧症治概要》、《诊方辑要》、《成药全书目录》、《丁甘仁家传诊方选》和《思补山房医案》等著作。他的大部分医学著作均存放在北京图书馆中,解放后《辞海》一书也收有丁甘仁的条目。孟河医派最重要的鼎盛人物丁甘仁走出故土,在上海倡导中医教学改革,在“昌明医学,保存国粹”的思想指导下,将西方的教学模式和中国的传统教学模式相结合,不仅授以中医经典,还学习西方解剖学,生理学以及中国文学等,他一生为全国培养了一大批中医骨干,其中佼佼者颇不乏人,如建国后担任上海中医学院院长的程门雪、黄文东,共和国建立前后著名中医专家和后担任上海中医学院院长的丁济万、还有宋大仁、秦伯未、章次公、曹仲衡、许半龙、王慎轩、叶劲秋、严苍山、李怡庵、余鸿孙、施文德、谢金生、陈存仁、刘佐彤、陈耀堂、何时希和张伯臾等人才济济﹙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还有裘沛然、阮望春、朱良春、李怡庵、施文德、谢金生和严以平都是一代中医翘楚和杏林骨干。

孟河医派的四大名医家只有丁甘仁能完成前几位想办而办不成的大事,他走完了从传统中医药事业至近代中医学教育到形成了当代中医学文化的实践道路,完成了从一个量的飞跃到另一个质的飞跃阶段,从中医药的初级阶段上升到中医学事业中级阶段、最后发展到中医学文化的高级阶段。﹙其他几位孟河医派的开创人物由于受当时朝代经济和人力与物力的限制没有能完成这个阶段﹚。丁甘仁对中医﹙药﹚学的主要贡献是继承和发展了孟河医派的学术思想,开创了我国近代中医﹙药﹚学教育的先河,改革中医药开办了近代中医医院的先例,扩大了孟河医派文化在国内的影响,进一步弘扬了孟河医派的学术思想,为孟河医派文化发展海内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丁甘仁最早提出伤寒、温病学说一体论,开中医学术界伤寒、温病一体之先河。丁甘仁是我国近代杰出的中医学家,中医学教育家,是中国中医﹙药﹚学界的一代名宗大师。他立足京沪蜚声几十年,鼎盛中医学坛数十年,将辉煌华夏的孟河医派文化创至民国时期的顶峰。他于1926年夏在沪上病逝,国民政府中央及上海各界人士代表、华侨代表、当时的驻沪六国公使等,亲临吊唁。后遵照其丁甘仁的遗嘱“安葬孟河”的栖风山之中,上海有22个团体,10多个乐队,携带230幅挽幛,走水路船运棺柩至孟河城大南门外的娘娘庙之中,棺柩停在娘娘庙内吊丧3日,地方上的吊丧者通宵达旦,吊丧饭昼夜不停只好开“走马席”,3日之后将丁甘仁灵柩厚葬于孟河城西的栖凤山南麓。

上海医学界为怀念丁甘仁生前的业绩,专门出版了《丁甘仁作古纪念录》。丁甘仁长子孟淦早故,次子丁仲英,孙丁济万、济民、济华、济南等均秉承世家医业,并传代后裔世。现在留在上海的丁家尚有其重孙丁一谔均承祖世业在龙华医院任主任中医师,其子丁甘仁的曾嫡孙丁佐泓在读上海中医药科大学中医学系;其后人丁甘仁之女懋英、德英;其后人丁甘仁之重孙景耀、景源、景孝,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寓居香港和美国行医。学生中尚健在者仅存上海中医药科大学的著名教授沈仲理,已年过耄耋,已接近天颐年了。丁甘仁已被收入了世界名人录,后人整理了丁甘仁的学术著作刊行,有丁甘仁的《丁甘仁医案》、《丁甘仁家传珍方》、《丁甘仁临证医集》、《丁甘仁医案续编》。其后人整理出版的还有《百病医方大全》、《医学讲义》、《丸散膏丹药配制法》、《丁甘仁晚年出诊医案》、《丁甘仁家传内外科实用经验神效秘方》和《沐德堂丸散集》等中医﹙药﹚学术著作。丁氏祖孙几代共创办中医学院校四所,办中医学杂志刊物四种,出中医﹙药﹚学著作近百部,为祖国传统中医﹙药﹚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丁甘仁在《诊余集》一书中说:“吾吴医学之盛甲天下,而吾孟河名医之众,又冠于吴中”。综上所述孟河的四大名医药家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孟河医派文化主要根植于中华儒家文化的中医沃壤,他们不论当时社会上有多大的压力之下,坚持中华民族传统的中医﹙药﹚学文化,坚定继往开来信心,弘扬中医﹙药﹚学大业,为孟河医派文化形成了一种特定的中医学优秀文化奠定了载入史册的基础。孟河四大名医家医术医德可以让国人为他们喝彩,他们骄人业绩可以让中华民族为他骄傲,他们医案医著可以让世人为他目睹,孟河医派四大名医药家中医﹙药﹚学文化可以在世界上流芳百世,永远发出灿烂的光芒。

     孟河镇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程协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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