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万历新岁』非指万历元年----戏曲研究致誤之原因之一 而这种有关『万历新岁』的认知，在戏曲史界如《从<词林一枝>与<八能奏锦>看明代嘉靖隆庆青昆舞台流行的戏曲》（李平），如《晚明浙江昆剧考略》（徐宏图），如《梁辰鱼生卒年及浣纱记创作年代考》（黎国韬）如《明清传奇综录》（郭英德）都用此观点，不过郭英德和王丽娟后来同着《《词林一枝》、《八能奏锦》编纂年代考》时，用其他证据说明《词林一枝》、《八能奏锦》不可能成于万历元年。 但如亦有论者则直接把『万历新岁』等于『万历元年』，以证明据『万历新岁爱日堂蔡正河梓行』的《昆池新调乐府八能奏锦》，收有《浣纱记》〈吴王别吴归国〉、〈吴王游湖〉（原缺）、〈打围行乐（吴王打围）〉三出，可知于万历元年（1573）前后昆曲已随《浣纱记》流传安徽等地。而又引焦循《剧说》卷六引吴陈琰《旷园杂志》载：『钱塘周通政诗，以嘉靖己酉领解浙闱，年才二十一。榜前一夕，人皆争踏省门候榜发，周独从邻人观剧。漏五下，周登场歌范蠡寻春。门外呼周解元者声百沸，周若弗闻。歌竟下场，始归』，证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杭州已演出昆曲《浣纱记》。 按，所谓的《旷园杂志》，于清四库全书介绍：『《旷园杂志》·二卷（大学士英廉购进本）国朝吴陈琰撰。陈琰有《春秋三传同异考》，已著录。是书皆记见闻杂事，而涉神怪者十之七八。惟所记杨维垣伪题柩字，弃城夜遁，为劫盗所杀，非死于国事，及葬明庄烈帝始末，二事足备考证耳』。即已明白指出了此书只有其中所记载二事有史料价值，其他都是属『涉神怪者十之七八』一类的神鬼传奇的志异志怪之说。此书前有康熙四十二年（1703）的序文，言此书旨意乃『天地山川，人物鬼神，与夫忠孝节烈，奇异之事，或得之传闻，或目击感触』。故以所写此条应归属于序中所言的『得之传闻』的距1703年离所述的1549年相隔了一百五十多年前的『奇异之事』，并非有凭据的信史，如作学问而以此无史料价值的八卦小道去证明《浣纱记》成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前，是无说服力的[1]。 而黎国韬先生虽以《昆池新调乐府八能奏锦》收有《浣纱记》的折子，作为『在万历之前已写成』的证据，但也只是其证据之一，尚有其他的推证。 这一『万历新岁』的真义，反而是由非戏曲史领域的中医学界的黄龙祥先生，于《中医古籍版本鉴定常见问题例说》[2]一文里，把这个『万历新岁』的真义，以古籍版本鉴定的角度，予以破解了，其于文内归属『据刻书牌记定版刻年代常见失误』类里的『错会牌记文义而误定版本例』一类里，言曰： 『笔者在考察明代版刻时，发现明代建阳坊刻本，特别是熊冲字种德堂刻本，其牌记多题作“万历新岁谷旦熊冲宇梓”，或“万历新岁春月谷旦熊冲宇梓”例如：《新刊太医院校正图注指南王叔和脉诀》四卷、《新刊太医院校正图注指南八十一难经》四卷、《历朝纪要纲鉴》二十卷、《鼎镌洪武元韵勘正补订经书切字海篇玉鉴》二十卷等。 所谓“万历新岁谷旦”，或“万历新岁春月谷旦”义指：万历年问新春吉日，并不是一个确定的年月日。而现代不少书目，甚至是很有影响的书目如《北京图书馆馆藏善本书目》、《中国科学院馆藏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版刻综录》等；多将熊冲宇种德堂这类刊本著录为“万历元年熊冲宇刻本”，显然是将原书房记中“万历新岁’误解为“万历元年”、“万历初元”或“万历改元”。今人论文中也每见有将带有“万历新岁○○○梓”牌记刊本误定为万历元年刊本者，可见此误带有相当大的普遍性。其实，要弄清“万历新岁”之义并不太难，因为上述诸书刊刻者告白款识中已可见有万历元年之后的纪年，如上述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书《历朝纪要纲鉴》一书，王重民先生记此书卷末有“万历新岁春月谷旦熊冲宇样”牌记，卷前书名页另有熊冲宇告白曰：“《纲鉴》一书，坊间混到多矣。……四方君子买者玉石辨焉；请认种德堂口口。万历壬子岁秋月谷旦熊冲宇谨白。”则此书到于万历四十年明矣。又建阳书林郑氏宗文堂刻徐风《针灸大全》，书末也有“万历新岁谷旦郑继华梓”牌记，而卷首所载太医院医官龚云林序末记年为“万历壬寅春月谷旦”，则此书刊刻年代不早于万历三十年。类似例证还可以举出一些。即使知见不广，不明“万历新岁”之义，只要随手翻检《辞源》一类的常用工具书，也不致于屡出此误。上述所举书目名著所以致误者，实乃其编纂方式之未密所致也。《北京图书馆馆藏善本书目》对于前述二处书的著录，一作“明种德堂熊冲宇刻本”一作“明万历元年熊冲宇刻本”，显然出自不同人之手。建阳书林除了熊冲宇种德堂外，郑氏宗文堂、刘氏乔山堂、杨氏四知馆等刻书也多有这类牌记。此等书坊刻书牌记中所以喜用“万历新岁谷旦”者，盖取吉利之义也』。 于是，『万历新岁』的真义，原来指是为了要讨个吉利而称之，与万历元年没有任何相关，反而是属于『错会牌记文义而误定版本』的例子之一了。故知，如果光是以『万历新岁』四字，去想象成万历元年，则论学必至于失误，故只以此孤说去论《八能奏锦》及《词林一枝》出版于万历元年，再依以推论出，如万历元年（1573）前后《浣纱记》等己着成，并又引申昆曲已随《浣纱记》流传安徽等地，亦纯属虚妄了。故也可以知《浣纱记》并非可以用此『万历新岁』四字，证明是着成于万历元年（1572）以前。 按梁辰鱼，其生卒年，黎国韬先生的《梁辰鱼生卒年及浣纱记创作年代考》推证较详入毫微，修正徐朔方《梁辰鱼年谱》及武俊达《魏良辅与梁伯龙对昆曲唱腔的改革》的推测，所得出的生于约正德十五年（1520），约系卒于在万历二十年（1592），享年七十三岁，最为可据。如此一来，于万历元年（1572），时梁辰鱼五十三岁，离逝世尚有二十一年左右。而黎国韬先生依排比的梁伯龙行事，判定1562至1566年为《浣纱记》创作的时间，即写作于梁辰鱼约四十三岁至四十七岁间。但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庚子）所出版的戏曲选集的《乐府精华》，却未见收入，按以《浣纱记》的地位及其风行，即使于万历元年问世的1572年，竟然到了在出版于二十八年以后的戏曲选集，连这一鼎鼎大名的《浣纱记》都没有收入，亦实足可疑，或亦依此可知，或有可能比徐扶明《梁辰鱼的生平和他创作浣纱记的意图》文中所言写成于万历元年左右，还要晚。 当然如徐朔方《梁辰鱼年谱》言成于二十五岁前后（1544年），或有言成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以前，及吴书荫、薛若邻《宝剑记、浣纱记、鸣鳯记与明代政治鬪争》言成于约嘉靖末年，皆失之于推断太早，而黎国韬《梁辰鱼生卒年及浣纱记创作年代考》推断的1562至1566年及胡忌《昆剧发展史》言着成于1566至1571年稍近之，但可能仍嫌早。 又，在沈德符的《顾曲杂言》里，谈及《浣纱记》：『浣纱初出，梁游青浦。时屠纬真隆为令，以上客礼之。即命优人演其新剧为寿，每遇佳句輙浮大白酬之，梁亦豪饮自快』。屠纬真即屠隆，而依《鄞县志》，屠纬真（屠隆）为青浦县令时在万历七年（1579），而徐朔方《屠隆年谱》则考其任青浦令为该年十二月，则《浣纱记》应作成于万历七年（1579）之前，因为是在《浣纱记》刚问世（『初出』）不久时，梁辰鱼访屠隆，而屠隆于万历七年始任青浦县令的。（刘有恒,取材自《昆曲史料与声腔格律考略》（刘有恒，台北；城邦印书馆，2015年）） [1] 刘致中先生亦是拿此一足堪称裨官小说之语，当成惟一铁证来论《浣纱记》的年代而致误的。见刘致中：〈浣纱记的创作年代〉，《明清戏曲考论》（台北：国家出版社），2009。 [2] 〈中医古籍版本鉴定常见问题例说〉，《文献》，1998年第2期。 |
|
|
来自： 昆曲及文史小站 > 《俗讲版天禄阁曲谈》
